中华文化忧思录13
十三、我眼中的毛泽东
我采用这个题目,是出于莎士比亚说过一句话:“一千个观众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句话我以为运用到毛泽东身上也一样。因此，若要谈及对毛泽东的认识,我只能说出完全属于个人的心中所想，并不想影响也不可能影响任何人。
之所以提及这个话题，是因为要谈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问题,毛泽东是绝对绕不过去的.但我又不想写成一篇专门评价毛泽东的文章,因为我自知能力有限,并没有对他做过专门的研究.我只是想说出心中的真实想法。毕竟在国内环境里，能对这个问题完全说出真话的条件还不具备，其目的是基于下面的现实希望能对解决当下的中国社会问题提供点思路.
当今中国社会,围绕毛泽东的评价问题,又出现了紧张对立的态势.出现这种思想交锋的原因，是因为眼下贫富差距拉大，贪腐横行,社会道德沦丧,于是在部分人群中产生了对毛泽东时代革命理想主义与绝对平均主义的眷恋;而在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党史研究的深入,毛身前的问题被越来越多地披露出来,他那昔日的光环已不再,而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却日益显现,愈趋严重,于是在学术界及民间都产生了对毛的更为广泛深入的批判性反思.作为前者的代表“新左派”,则把当前的社会问题归咎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他们希望重新树立起毛泽东的思想权威,他们羡慕今天朝鲜人封闭贫穷但自我感觉良好的生活方式，甚至呼唤着“文革”的重新到来；而后者则被某些人称之为“自由主义派”，他们认为要解决社会深层次的矛盾，必须继续推进改革，尤其是要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而现有的这一套政治体制，恰恰是毛泽东遗留下来的政治遗产，只有更彻底地破除毛的神话，摆脱他所造成的羁绊,中国才能大踏步地前进。
于是如何看待毛泽东以及他所带领的这场革命，如何看待它所遗留下来的这份遗产,再一次成为影响中国前进道路选择的重大议题。
出现这一情况说明了一个客观事实，这就是毛泽东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国乃至世界的确是个巨大的存在，必须对他的功过得失进行科学的理性的评价，为的是正确总结经验教训，消除分歧，找到方向。
回顾我对毛泽东的认识,是经历了一个从盲目崇拜到逐渐清醒、从感性爱憎回归科学理性的过程。比起一般人，我从迷信中觉醒可能要早一点。最初的觉醒是在“文革”开始后不久，具体地说，是得益于巴金的一本小说：《家》。那一年我28岁，被造反派认定为“漏网右派”而被抄家，我从大学时代起节衣缩食买的书被整整装满了两大板车清洗一空，临了，红卫兵偏偏落下了一本《家》。这不是我的书，我从没买过，因为我在大学期间就被告知这是大毒草，它肯定是从别的地方抄来落下的。可是这个晚上我却在扫荡一空的房间里，把这本书读了整整一夜，我泪流满面，眼前的迷雾中仿佛现出了一丝光亮。几天后我就被造反派拘留起来，每天要跪在毛主席的像前一边拷打一边请罪，最长的一次由两个红卫兵用钢丝鞭在我头顶上足足打了我四个小时，其中有一鞭的鞭梢打中了我的一只眼睛从而造成了永久的伤害……在极度痛楚中，我脑海里猛然把眼前的领袖像跟高老太爷的脸重叠到了一起。这期间，我全家也遭到极大不幸：我的三哥，一位市级劳模、优秀教师被造反派用带铁头的鞭子打得从腰部到大腿一片紫黑的淤血，大腿根部都打烂了，受伤部位后来诱发癌症而去世；我的年近九十的父亲，一位亲手把自己最疼爱的大儿子送去江西苏区支持共产党革命的老“烈属”，一位曾亲率巡洋舰“海容”、“海琛”号保卫过南中国海的晚清、民国的高级海军将领、一度担任过海军元老萨镇冰的副官和参谋长，被逼的绝食而死……再之后，当我得知在我出生之前就到了江西苏区担任宣传部长的大哥汪曼生并没有死在蒋介石的手中，而是死在“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毛泽东发动的“肃反AB团”的残酷斗争中……这时候，再想让我在心里对毛泽东说声“爱”字，我想是不可能的了。因为我的家人们从来不是“革命”的敌人，正相反，他们都为国家、为民族做过贡献，是有功之人，有的功劳还很大。用这样残酷的手段对待他们我从情感上无法接受，可以说，毛泽东给我及我的家庭带来了深重的难以想象的灾难。
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也从没有在理智上根本否定毛泽东，我认定他是二十世纪中国的大英雄。说起他的功劳，可能许多人并不同意我的意见，特别是台湾的同胞。为了把问题说透，我想讲一点理论。我记得在我这组以“忧思录”为标题的系列文章的前几篇里面，特别提到了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的文明挑战与应战的理论。它让我们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对于一个人的历史评价，关键是要看他在民族文化发展进程中奉献出哪些精神成果？而看待民族的文明进步与否也并不在于看它是延续了多长的时间，创造了多少物质财富，而在于看它在应对外来强大挑战中是否焕发出内部的创造力做出成功的应战，这种创造性成果就成了民族文明进步的阶梯和民族文化的精神财富。
毛泽东正是做出了创造性迎战成果的巨人。简要地说，他的贡献就在他登上天安门城楼向世界宣布的那句话中：“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正是他，在这一伟大的进程中起了重大的作用。
不管历史对他所领导的这场革命性质是如何地评价，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好，是“农民革命”也好（在毛泽东眼里是一回事情），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在他之前中国是一个任列强宰割山河破碎风雨飘摇的国家，而在他带领下，近两百年的耻辱被一扫而光，他运用《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极大地影响了抗日战争的进程并在国共联合抗战之中成功地抗击了日寇(美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Pearl .S. Buck在小说《爱国者》中对此有详细描述，可作旁证)、之后又击败了美军、教训了苏联红军、重挫了觊觎西藏领土的印度，让中华民族真正独立了。这过程中，他凝聚了全中国人民的共识形成共同的价值观（以“老三篇”为代表），并出神入化地运用中华民族的辩证大智慧创造出一整套独特的战略战术思想，使他在这场已延续了近两百年的旷日持久的文明应战中带领中国人民由败转胜，从弱到强，并最终由他的后继者带领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共同奋斗，使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强。
他的贡献还不止此，他的影响涉及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许多领域，大大丰富了民族文化的宝库。
这是无人可以否认的历史事实。多少年来，我所遇到的许多外国人，说起毛泽东，不约而同都提到一点，就是毛泽东让世界从此开始尊敬中国人。
但是他毕竟是肉身凡人，他犯的错造的孽也同样令人发指。正像讨论他的功绩一样，讨论这个问题也同样会遭到许多中国人的反对甚至还会受到迫害。有些人强调是“错”，不是“罪”，原因是认为毛泽东的主观意图是好的，是好心办坏事。这种说法我以为缺乏法律依据。确定“罪”与“错”界限，最主要的是看造成后果的严重程度，主观动机只是考量之一。就连毛泽东本人也承认自己是“动机效果统一论”者，试问不久前触礁的“协和号游轮”船长是主观上想杀人吗？他只不过是工作吊儿郎当而已，但他仍然面临的是“过失杀人罪”的指控。
在毛泽东领导的革命进程中，仅“大跃进”造成的“天灾人祸”， 著名党史研究专家金冲及在《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一书中，就披露中国饿死的民众高达3860万人。在我看到的另一份香港学者冯克教授的研究著作中，他统计饿死的人数高达4500万。而“文革”造成的损失，根据苏扬的《文革中中国农村的集体屠杀》书中引用叶剑英在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３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披露： “文化大革命”中，死了２０００万人，整了１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浪费了８０００亿人民币。至于“文革”对中华文化大规模地毁灭所造下的罪孽，简直是罄竹难书，贻害无穷，流毒深远了。
这也同样是无可回避的事实。
造成的如此重大的灾祸，从主观上看，我以为是源自于他的世界观。毛泽东曾说过，他一生效法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马克思，一个是秦始皇。问题在于，用列宁的话来说，马克思、恩格斯两人首先都是彻底的“民主主义者”，“所以他们仇恨政治专横的民主主义情感非常强烈”，而秦始皇是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开山始祖，这两者不共戴天势不两立，如果融于一体，其中必有一个何为真、何为假的问题。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修养并不深厚,倒是更熟悉中国古代的“稗官野史”，知识结构和他的农民出身极大地制约了他的视野，决定了他的世界观。
在我对毛泽东进行思考的时候，我常常会想起列宁对俄国伟大作家列夫 托尔斯泰的评价，我觉得有些话很适合于毛泽东。
列宁说，“托尔斯泰的作品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俄国革命的力量和弱点，也表现了它的威力和局限性。”作为来自韶山冲的农民儿子毛泽东，他也的确表现了中国农民的力量和智慧，表现了他们的无与伦比的威力，但同样也表现了中国农民的弱点和局限性。在中国近代史上，先进的中国人救亡图存的努力往往都以失败而告终，只有毛泽东成功地找到了应对外来挑战的力量，这就是依靠农民群众。他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能够把一盘散沙的农民组织成滚滚铁流，所向无敌地向着他指向的敌人发起冲击，并最终完成民族主义的真正独立，这是何等强大的威力！同时，农民世界观的局限性也深刻地影响着他，制约着他。他对社会改造的理想和方案基本没有超出中国农民几千年来“均贫富，等贵贱”、“杀尽不平方太平”的藩篱，他的“大锅饭”式的共产主义实践都属于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这也如列宁所说，“托尔斯泰的学说无疑是空想的，就其内容来说是反动的（这里反动的一词，是就这个词的最正确最深刻的含义用的）。”
毛泽东的功与罪我想就来源于此。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曾赴美访问，在纽约的一家大书店里，我平生第一次看到了一本“反毛”的书，书的封面上赫然印着毛泽东和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斯大林等人的头像，书名的中文意思是，“二十世纪全球十大犯反人类罪行的领袖”。当时我看了十分震惊，因为我从来不会想到毛泽东竟然会跟那些人并列在一起。可是就在这本书的旁边，还醒目地立着一张毛泽东诗词歌曲的唱片。这时一个美国人走进书店，他仔细翻着那本书，又拿起唱片看了一阵，然后买走了书和那张唱片。我当时对此十分不能理解，因为这两者的内容是完全对立的呀。
不几天，我受哈佛大学东亚系的邀请去做学术报告，报告结束，该校燕京图书馆的馆长请我到图书馆小坐。馆长是位华人，他告诉我自己曾是国民党军队的少将，在大陆被解放军打败后退到了台湾然后到了美国。他请我去是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毛主席的诗词到底是不是他本人写的？还是别人代笔的？”我回答说，代笔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有如此高明的代笔者，那么肯定他还会在其他地方显示出他出类拔萃的诗词奇才，然而中国是的确找不到写的比毛主席更好的人来，再说，诗词中的大意境、大胸襟，除毛泽东外，千古文人骚客，谁能模仿出来？他听我的回答，好像如释重负。我不明白他的意思，问他，他解释说，他十分喜爱毛主席诗词，可说是爱不释手，但听说是由别人代笔的，心存疑惑，看到我是中文系的学者，心想一定要把这个压在心头多年的问题弄清楚不可。我一听笑了，说，“你怎么会如此喜爱毛主席的诗词？你与他曾是敌人，更是他的手下败将啊！”他也笑起来说，“两码事，两码事。”
事情虽然过去了许多年，但这两件事我连细节至今都记得清清楚楚。我想这对于解决今天国内两股思潮的冲突可能会有点启迪。其实毛泽东的功与罪都是客观存在，我甚至觉得对于他的罪错今天弄得越清楚反而对保护他的名声越发有利，像现在这样遮遮掩掩禁止人言说一旦当事人都过世了，难免不会出现类似把孟姜女哭齐长城的故事张冠李戴到秦始皇头上这一类的事情发生。
至于如何对待这份巨大的历史遗产，我想上面两个人的态度已经正确解决了这个问题，只要不情绪化，其实是很容易处理的。我想，我们完全应该理直气壮地坚持并发扬毛泽东的正面的精神遗产。他的“老三篇”，是与我们民族的传统道德观念一派相承的，完全可以成为核心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当面对强敌入侵时，我们完全应当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要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任何敌人所屈服”的气势并运用他的战略战术的大智慧去战胜敌人。同样我们也完全应该理直气壮地去调查研究解剖他所犯下的错误和罪孽，目的不是宣泄仇恨，而是总结教训，理解造成他错误背后那些深层次的原因以及为何在世界已经进入后工业化的高度文明时期中国反而造就出如此人格类型的领袖的社会根源，以避免再犯类似错误，在选择民族的前进道路时，则坚决地吸取世界一切先进民族的成功经验，而与他的农民乌托邦、封建社会主义彻底决裂。
其实今天虽然大家嘴上不说，但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对毛泽东的评价，因人而异。我在心里给他的定位是两句话：“功高才骏”；“罪大祸深”。我想也许千年之后人们会同意这八个字。他在未来中国历史长河中的命运将永远是毁誉参半，载浮载沉。每当面临艰巨挑战时，我们也许会重新祭起毛泽东的灵位以集中全民族的意志，而当他的消极影响随时间慢慢稀释后，人们也许会记起他遗留下的惠泽。这就像今天的人们在一边欣赏“孟姜女哭长城”的戏曲同时，更多地把万里长城当成是中外游人的旅游胜地一样。
二十年前，在中国历史走到十字路口的关头，一位小个子老人邓小平毅然“南巡”，从而突破了毛泽东留下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牢笼，令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当中国的历史再次走到十字路口，如何突破带有浓厚封建社会主义特征的既有政治体制的桎梏，就成了历史的必然选择。历史在呼唤着另一位邓小平的出现。
2012/1/23大年初一写于墨尔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