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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随笔

想起了“讲古”艺术家胡千里
作者:谭子艺  发布日期:2012-06-05 02:00:00  浏览次数:2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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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忆旧 
      说书是我国各地都很盛行的一种传统民间艺术,北方许多地方都设有说书场,说书人都是群众喜欢的艺术家,拥有广泛的听众。南方也有同样现象,不过,有些是用地方语言讲述的。如广东,“说书”被称作“讲古”,用的是广州话,但其内容和形式彼此差不多。以广州而论,说书活动历来很普及,不论在曲艺剧场、音乐茶座,或群众艺术馆、文化宫、公园,都有讲古活动,不少著名说书艺术家在那里开讲。如早年的陈干臣、胡千里、侯佩玉等,很受欢迎,有些还在广播电台开设专题广播,主讲者享有“空中小说家”的美誉。解放初期,广州市还成立了说书学会,一批说书艺人经常聚会,研究开展说书活动,显得生机勃勃。
      1961年夏天我在羊城晚报工作时,曾专门采访过著名“讲古”艺术家、时任广州市说书学会会长的胡千里,请他谈谈说书艺术的特点和技巧,因为听众认为,胡千里讲古很生动,语言爽朗明快,词句全部口语化,还常常插入成语和民间谚语、歇后语等,使人听起来觉得生动谐趣,动作表情也很丰富,因而甚受听众欢迎。所以我特别请他谈谈怎样才能把“古”讲好的问题。
      胡千里说,要把“古”讲好,首先要对“古”本身的内容理解得深透,讲起来才能生动、有感情,而且,现今讲古,多以文学作品为蓝本,而文字艺术和口头艺术总是有一定距离的,因此,讲古的时候决不能“照本宣科”,简单地对着书本念,而要按照讲古的特点把全部内容口语化,我们用广州话来讲,还得翻译成方言,所以,上台讲古之前,就要先做很多准备工作。比如我讲作家李英儒写的抗日题材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事前就要做一番整理加工的工作,在这本厚厚的小说上,经过我的“备课”,到处画满了红红绿绿的记号,注上密密麻麻的字句,有时还要整段整章的加工,如割头去尾、抽上补下、或增或删,修改太大时,还要重新誊写讲本。这样做并不是说原来的作品写得不好,而是为了适应讲古的特殊需要,使故事的发展更加紧凑,叙述更加口语化,让听众听起来条理分明,有如身历其境。当然,加工修改时,不能离开作品的主题思想、人物性格和具体情节,更不能为了“生动”而乱改一通。
       接着,胡千里说到向前辈艺人学习的重要性,他说,二三十年前,在广州东较场有个“讲古寮”,十分活跃,著名讲古艺人先生连(吴连的艺名)、烟德(陈德的艺名)、何觉非等都先后在那里讲过古。先生连的文学修养较好,一字一句都讲得准确生动;烟德诙谐幽默,讲三国、水浒时插入不少自己的创见;何觉非继承和发展了烟德的风格,善于运用和溶化材料,讲得生动详尽、细腻入微。先生连过去讲三国演义中的“草船借箭”就很有创造性。一般人讲这个故事往往容易把孔明神化起来。其实,孔明处事所以精明,主要由于他知识渊博,懂得谋略,所以,先生连讲到孔明时就着重表现他这个特点。例如,孔明与鲁肃在船上共饮,曹营乱箭射来,船的一边箭插满了,他就命令船只转向,让另一边受箭。孔明坐在船内,怎么知道船外一侧的箭满了呢?先生连解释说,因为他那时正在喝酒,看见酒杯中的酒向一边倾斜了,就从这倾斜度上判断出船外一侧受箭的情况。经他这么一说,不但情景生色不少,同时有助于描述孔明足智多谋的性格。我就留意向先生连学习这种本领,讲古时加插了诸如此类的书中所无、但合情合理、能够丰富故事内容的东西。事实证明,这是为听众所欢迎的。
       接着,胡千里又谈到讲古语言的运用问题,他说,讲古既然是一种口头艺术,那么,如何运用语言就显得特别重要,我的体会是除了把话说得生动风趣、通俗易懂外,还要运用得灵活,具体来说,要做到一句话备有几个方案来讲,即有几种不同的说法,要对什么人说什么话,不能千篇一律,因为讲古的场合很多,听众广泛,除了文化宫、俱乐部以外,还有工厂、学校、少年宫等,因此,对着不同的听众,同样内容的一句话可以用不同的说法。譬如,我讲革命斗争故事时,说完过去的苦日子通常总是用“唉,过去的事情不再说他了”一句,把一些不必要的话省略去了。如果对成年人讲,我就会说成这样:“唉,过去的事,正所谓‘黄肿脚不堪提’,不再说他了!”如果对青年人、中学生,我又这样变一变:“过去的事都已成为历史陈迹,该送进博物馆啦,不用再啰嗦了!”如果是对小学生,我就说:“小朋友,过去的事情你们不知道,这些事情讲也讲不完,你想知道更多,回家问你爸妈吧!”
        随后,胡千里又说,我们说书行里有句话,叫做“三分表演、七情上面”。意思是说,要讲好一个故事,单靠口齿伶俐 还不够,还必须掌握丰富的知识和语汇,让不同的人物讲不同的话,同时要运用表情动作来表达各种各样的思想感情。而这一切,说书人不是生来就会的,即使有了一些底子,也会有一天用完,变成“老一套”的。所以,一定要依靠平时对事物多观察、多研究,还要多读书、多学习和多交朋友,不断地积累知识、语言和有用的素材。因此,我一有空总是多读些书,不但读小说、读历史,还看报纸、学理论,比如为了讲好抗日战争的故事,我就反复阅读有关抗日战争的史料和文章,了解当年的时代背景,我还常常看电影、看粤剧,从中观察当代生活或历史人物的特点,并把自己认为有用的东西记下来,日后运用到讲古中去。此外,我还喜欢到行家那里去观摩,学习他们的优点,并且在日常生活中同群众交朋友,吸取群众语言。比如,与我同楼住的一位78岁的老太婆,从前看过不少旧小说,懂得许多民谚和成语,我就经常和 她接近、谈话,从她那里学到许多过去自己不熟悉的东西……
      我当年访问胡千里时,听了他这番话,觉得很精辟,尽管到现在已经过去几十年,但他对说书艺术特点的描述和见解,仍然值得他的同行后辈继承和学习。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有经验、有研究、有成就的说书艺术家,在文化大革命中,却与许多文艺界人士一样遭到了厄运,受到了无端的打击:文革开展后,在大破“四旧“的浊流冲击下,广州的说书艺人,都被污蔑为宣传封、资、修的落后人物,认为他们讲的故事都是帝皇将相、才子佳人那一套,应放到“横扫”之列。不久,广州市说书学会就被宣布解散,说书艺人都被遣送回乡另谋出路。曾任广州市说书学会会长和广东省文联委员的胡千里也未能幸免。他被遣散回乡后,因没有合适的工作可做,无所事事,亦无收入,终日心态悲凉,郁郁不乐,结果在文革还未结束的1974年便黯然辞世了。
       文革十年浩劫过后,广州说书学会早已恢复了,但一代艺人胡千里如此结局,实在令人扼腕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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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读者2021-02-28发表
感谢作者谭子艺先生当年的这段访谈!感谢澳华文学网的这一文学平台,使文章中人物的后人读到这篇纪实。
胡小姐2021-02-28发表
感谢你能写这篇文章,怀念我的父亲
胡小姐2021-02-28发表
谢谢你能提起胡千里先生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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