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研究中国的专家们竞相预言天安门屠杀的历史后果，谁也没有想象到这个悲剧竟然带来澳大利亚当代艺术的新生——由一群天安门事件后的放逐者所领导的新生。也许他们的名字尚未为大众熟悉，但这些艺术家的确值得注意，他们正在改变澳洲艺术的面貌。（John McDonald,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Austrialian Financial Review Magazine, December 2002）

现在，强‧麦克唐纳德的话得到进一步的证实。也许还可以说，这群艺术家不但改变了澳洲艺术的面貌，也参与了中国当代艺术面貌的改变；现在他们一些人的名字不但为澳洲的艺术爱好者熟悉，也为中国艺术世界乃至全球艺术世界所熟悉。这群艺术家彼此非常不同，但都在极力追求各自的艺术思想艺术风格艺术手段，而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其中一位是沈少民。

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

沈少民1956年生于黑龙江一个木匠家庭，长在大庆油田，从来没有上过正规的美术学校，只在哈尔滨教育学院进修过三年美术史，可以说完全是自学成材，或者是木匠父亲的基因在身上发扬光大，当然不会是学院派，以他自己的话说，是“野路子”，不受成规束缚。

他最早在1979年搞版画创作。那时他用的材料就与众不同——是用油画颜色和工业用纸来做版画。后来不作版画也别出心裁用布在印染厂创作——用错位版的布作出褶皱，弄出国画写意的那种飞白效果；或是把滚筒错位，印出模糊花纹，象陶瓷的窑变现出意外的肌理，然后用剪刀弄弄用蜡烛将边缘烧一下，就有点象软雕塑。沈少民的种种创新得到认可，他参加过全国美展，得过奖。

1989年底，沈少民到澳洲参加一个国际版画研讨会，后来应悉尼一间大学邀请在1990年又到了澳洲，并以特殊人才的资格留下。从1990年到2000或2001年，他有几年不用笔，不用颜色——就是用“火”创作。他有意在工具上限制自己，在捡来的报纸、地毯那些材料上尝试新法，创作了《对话》等一些作品。用火也是他在中国时创作的一种延续。内中还有“六四”的因素。那年那些天沈少民曾在现场，印象太深刻了，以致过后一段时间作品感觉上隐隐约约都带有烧坦克的那种金属感。沈少民还借用“女书”，觉得这种私密性很有意思。总之，在澳洲这十年里，国外经验肯定让沈少民关注对象更国际化一些，多少受美国文化艺术的一些影响；但他又处在双重的边缘性境况，有着特别的艺术经历。他创作了一些真正发自内心的作品，虽然使用的是一种被抛弃了的材料，创作主体也是被扔到一个全新的完全不熟悉的环境和文化中。

但澳洲这十年只是他的艺术生涯中的一个插曲。沈少民不喜欢澳洲社会。理由也很个性。他在东北长大，一年四季非常分明，而澳洲四季差不多，冬天花也开树也绿，他因此感觉很无聊。而且澳洲人又特别安逸，风景特别美，美到已经让人不想做事了的那种程度，所以他不想在澳洲待着，觉得心根本不在那儿。另外，还有一个重大原因。从1998年至1999年沈少民就开始筹备用骨头——动物骨头甚至人的骨头——作创作材料，大部分方案在澳洲都已做好，也画了些草图，但在澳洲，因为严格的动物保护法，还有材料费人工费等都非常昂贵，这种创作很难顺利进行。他要回到中国了。

早在1985年，沈少民在《中国美术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叫《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他说艺术是创造、是发现，不能重复别人，也不能重复自己。他不认为美的东西就一定是艺术。而在澳洲这些年，他的生存经验让他积累了一种爆发式的想象力。他要另辟空间，以实现新爆发。

骨头系列：让沈少民名气大增的作品

沈少民第一件引人注目的形体较大骨头作品是2003年的《未知生物•三头怪》。他用十五头牛的骨头，重新组装，做成三只头八条腿一个七米长的身子，接着把中文与阿拉伯文对照的《古兰经》、中文与英文对照的《圣经》，还有佛教《金刚经》这三大宗教的经文用电脑刻在不干胶上，一句话一条裁成一条一条的，打乱往骨头上贴，最后雕刻出来（这可联想到沈少民以前在澳洲做的那个有关报纸的作品）。观众如果懂这三种文字的话，可以把它们连续读出来，但会感觉很怪异，因为意思全改变了，内容变得很荒唐。

沈少民看了有关各种宗教的书，觉得大家宗旨教义都差不多，都向善，都同样让人去行善，都是理想的东西，但在现实当中就完全是两回事了，往往战争跟宗教和种族的纷争有关系。宗教之间的冲突，成了一个难以避免的现实。沈少民因此得到灵感，把这三大宗教都承载在一个生物体上，这个生物三个头，每个头各自有各的想法，怎么也想不到一起去。这个怪物看着很别扭，给人一种无休无止的争端感，这就是沈少民的创作意图。

沈少民对人类困惑的思考推动他前后用骨头创作了好些作品。

2002年的《蛋》是蛋壳破开处露出很像是人类的胚胎。当时他看过很多有关克隆羊克隆牛的报道，在网上也查了很多这种资料，感到随着科学的无限发展，人类也许从胎生变成卵生，也不排除未来的人类会是从工厂成批生产的。他试图引导人们思考科学发展到今天人类面对的是幸福还是灾难？的确，观众第一眼看到他那些“蛋”作品时，便感觉到对现代文明的一种困惑——异化之后的生物。

还有一些作品和植物有关。有一个作品是2004年的《试验田2号》，五十棵白菜，每一棵的菜叶往外翻，里面的菜心是一个鸡骨架，从白菜心里生长出来的，上边是一个兔子的头骨。白菜的叶子有点像水蝅的感觉。水蝅是一种虫子，死了以后会变成另外一个虫子。这个白菜可能在死亡了以后，从中再生一个动物，有一个生命轮回的概念。他把白菜改造成有点人类特征，但又不是人类，是植物、动物和人的奇怪混合。

沈少民这个骨头系列一共三十几件。这些东西看起来好像算唯美，隐藏在背后却是恐怖。像白菜，都是很好看的，但是仔细琢磨的话就会觉得很恐怖。就像如果你想养一个什么宠物，养个兔子，在后院就能种出来了，就是这种感觉。

沈少民的想法确实非常独特。他对骨头情有独钟，自有其深刻的理解。他把各种骨头解构以后重新组合起来，形成一个新的生物，这个生物是虚构的，但又是以真正的骨头构成的。他觉得这跟生命和死亡都有关系，因为骨头是生命载体的终极形态。在重新组装这种新的生物的时候，他可以有很多的解释空间---可以从生死的角度去解释，可以从极端科学的角度去解释，也可以从未来学的角度去解释。

沈少民自小一直对《山海经》中那些神怪异兽深感兴趣，热衷于对古老神话的追根问底。成年之后，那些想象力渐渐为繁杂的理性思考所掩盖。幸好，因为他的澳洲生活经验，他这些曾经暗藏记忆深处的想象力被激活了。就在这段时间，他看到西方国家开始通过动物实验通过基因重组和科隆技术以及染色体变异等，实施对生命的再创造，看到那些惊世骇俗的实验引起了媒体和社会公众的普遍关注和激烈争论。那些人脑老鼠、长人耳朵的白鼠……等等，那些跨物种实验计划的各种可能性，让沈少民联想到了《山海经》的神怪异兽。《山海经》中的畸形怪兽作为神话中人们想象的形象是富有童话色彩的，但如果他们的科学家用基因重组等技术把这个童话再现给人类时，那将是怎样的一种景象？！

沈少民认为，对真正的生命思想者来说，目前的宗教和科学都不能给人以真切而明了的答案。他本人是个悲观主义者，对极端科学极度怀疑极度反感。他担心今天的生命科研的成果，如果不被理智地利用，那么有朝一日，自然生物和自然人将变成濒危物种，人类也许会走向自取灭亡的道路。他甚至觉得人类科学每一种深刻的进步，同时也为人自己挖掘了同样深的陷阱——这是人类永远无法解决的生存悖论。

2007年：“沈少民年”

沈少民骨头系列的想法和方案是在澳洲产生的，可以说是在那个环境中产生的作品——他在澳洲所想的多是人类本身的问题；回到中国之后，他在经已发生巨变的社会里获取了许多新的生活经验，激发他更具“中国特色”的新作的诞生。

《磕头机》这个作品就是他在大庆产生的构想。因为制作骨头系列，他2001年从澳洲回来后就去了大庆，并且一待就是三年。在大庆他最深的印象就是“磕头机”，每天看到，到处都是，有的就在民房旁边，最近的大概只有一米。它们白天黑夜无休止地在那里工作。名字也很特别，本来专业名称是“抽油机”，但是老百姓叫它“磕头机”，现在都已经叫开了，技术人员也这么叫。真是特别形象的名字！它就是这样一下一下地上下抽动，就像磕头似的。但在这形象下面，沈少民还听到令人不寒而栗的呻吟。不是有一个词叫“井喷”吗？打出油的那一刹那，石油四处喷射，好像无限的。而现在要靠磕头机这种外力抽油了，甚至磕头机不行就“注水”，“注水”不行就“注药”。为了一个产量，不择手段。沈少民感到一种危机感，感到恐怖。见到磕头机劳作的那种姿态，他就感到很沉重，就觉得站在这个地方不踏实，总觉得有一天这个地会塌陷。当地的老百姓也一直有这种忧虑。

他最早的想法是把真的磕头机搬到展览空间：一个是美术馆空间，把它做成一个“纪念碑”的形象；一个是放在教堂里，它的动作就像祈祷一样；再放一个在公共场所，游乐场或者广场，它在那儿不停地工作，好像是在给人一种警示。沈少民通过工程师的帮助，把它的运作频率做了改造。石油不是号称是“黑色血液”吗？他就把它改成“脑血栓后遗症”的一种状态——抽搐的、痉挛的，有的这样，有的那样，有的可能动一动、停一停。

沈少民原来还想做三个带有中国、美国、俄罗斯这三个非常典型的不同国家的象征的磕头机。那是从国际石油政治出发考虑。有人预言说未来的战争就是能源战争，谁能控制能源谁就是赢家。战争可能是因为能源引起，但是胜负也是由能源决定。

接着，2005年前后，沈少民脑海里诞生《一号工程》或者《一号方案》或者《天下第一门》（英文叫“The Gate”），这是沈少民对北京天安门的象征意义所进行的反思。

这个作品一个不同凡响之处是出人意表地把天安门从中破开，观众可以从中间走过把所有细节一一浏览。还展示出一个庞大的地下工程。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民众都猜想天安门地下有暗道机关等等，但是谁也没见过。现在，沈少民就把它虚拟出来。这样一来，天安门就没有任何神秘性存在了。

他那套地下工程方案堪称完整，包括建筑结构图、施工图纸（多达一百张左右）、模型（做了四个模型，一个大的六米长三米高），有一个动画用来跟观众互动，可以用鼠标键盘到地下任何一个空间去参观。在这个带有一种未来感的虚构下，这个地下工程所具备的功能非常全面非常现代化。反正地上有的没有的，这里都有。建筑材料是高科技制作的，可以防导弹、防辐射、防毒气、防窃听。和战乱有关的应急功能都全部具备，有作战室、武器库、弹药库、急救中心，以及来往军车之类；还有防暴警察、武装部队等等各种人员几百个。还有生活功能设施，包括娱乐设施、洗浴中心、按脚的之类。沈少民发觉当代中国的洗浴中心非同小可，里面功能包罗万象，有的是不能公开讲的。他在沈阳做作品时就知道，很多老板谈生意可以一个星期都住在洗浴中心，里面是一条龙服务，睡啊、按摩啊、开会啊、宴请啊、查资料啊，什么都可以，一个星期都不用穿衣服了，在里边就都把事都给办好了。当然，不但老板，很多官员喝完酒后，下一步就去洗浴中心。所以沈少民在做这个作品时告诉自己，一定要考虑得周到。首长们很辛苦，所以天安门底下也应该有洗浴中心，也有按脚的，还有一些隧道，包括通往国际机场的隧道等等。反正这都是他想象的，为了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应该有。

显然，这个地下工程以及相关设施相关的硬件和软件都非常夸张，按沈少民设计的尺寸，重盖的天安门要比现在的大一倍。他回到中国后，强烈感受到今天中国人追求浮华虚荣的强烈劲头，而其心理因素源于精神匮乏，不自信，还有显富情结。他看到各地那些非常豪华侈靡却又实实在在耸立眼前的建筑物如雨后春笋冒起。甚至一些县级法院的规模，都远远超过澳洲的国家法院。相比之下，作为中国一个重要象征性标志的天安门已经太小了。沈少民以一个随着城市发展而不断适应其新鲜需要的“活性”的机体天安门来表达他的一些想法。

沈少民的反思是一个一丝不苟的探索过程。至今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把天安门了解——或者应该说想象——得这么细致，并把它重新做出来。在他看来，天安门不仅仅是一个中国符号或是一个政治符号，而且是他们这代人心理上的一个重要标志。他的《一号工程》并不是那种冷嘲热讽的“玩世”之作，不完全是解除神秘性，同时也是一个具有纪念碑形的作品。不过，正如著名学者兼策展人巫鸿指出，这里有个悖论。沈少民这代人对天安门有一种个人的神圣的情结，但是作为一个艺术家，沈同时又希望颠覆它所代表的权威性，试图对一个权威政治象征进行解构和重构。他这个作品把这种复杂性和矛盾性推到前沿。

作为他的强项，沈少民一发不可收拾地制作了大量各种题材的装置作品。结果，在2007年，出现一位艺术家在同一个时间带同时在北京四家画廊和美术馆举办四个个展，而且主题又完全不同。上述的《一号工程》和《磕头机》分别在北京今日美术馆和北京唐人艺术中心展览，此外，那些使用专用工具仿佛带着刑具的《盆景》系列则摆设在四合苑画廊；而沈少民设计的一架近五米长的飞机模型在站台当代艺术机构展览，称为《歼-X》。

这四个作品互相支持，虽然各有主题，但是在艺术家的头脑中是连贯的。巫鸿作为策划人为此起了一个总名——《天人之际》。真是个对天、地、人的总体表现，极其大气。

2007年可以说是“沈少民年”——这位装置艺术制作家被同行称为神奇人物。

《华表从中国出发》：让西方实感中国政治文化

在这之前，2006年9月，沈少民应邀参加英国利物浦双年展，制作了《华表》送去展览。它就是复制天安门广场上的一个华表，完全是同样尺寸（9.57公尺高），同样材料，同样花纹，完全严格地按照它的结构分柱头、柱身和基座几个部分去做，还按照天安门华表风化程度，做出那种年代感。沈少民这个在河北曲阳县制作的作品和他的《一号工程》当然有关系，从时间上来说，《华表》的计划紧接着《一号工程》之后。

实际上引起我的兴趣并进一步激发我思索的并不是作品《华表》成品本身。正好这也是沈少民的意图。他就是想表现一个过程，就是制作、运输和展览都是这个作品的一部分，也包括在展览现场安装吊装过程等等——他选择在开幕式那天在现场把它组装树立起来。这是一次宏大的跨国界的行为艺术。

在现场发生了出乎意外的事情，更大大地增加了这个作品的丰富性。展览在即，然而利物浦双年展组委会知道了这个巨大的作品重达几十吨，认为在现场安装会很困难很危险，要求花四万英镑做一个四米深的地基，过后他们又说这个东西不能立起来，要躺着放。但是沈少民一直坚持要把这个“华表”立起来。最后双方各自作出一点让步：在展览开幕式的时候立起来，只立一个小时，然后放倒。整个交涉的那些EMAIL沈少民都还留着，准备将来做画册用。

《华表》展出场所的背景是一个教堂，最后作品就放在教堂外边，这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环境。吊装和立起来的时候，整条街都用红白颜色的警戒线栏上，警戒线正好也成了作品的一部分。立起和躺倒所传达的信息；怕不安全拉上警戒线所传达的信息；华表和教堂紧挨所传达的信息，都太奇妙了。华表可以看作中国政治文化的一个符号。把《华表》从中国运到英国，远渡重洋，让西方实感中国政治文化，这个作品或这个展览应称为《华表从中国出发》。试想想，一个半世纪前，西方传教士开始大量来到中国，甚至深入到中国的穷乡僻壤，给贫苦民众带来西方现代文化教育医疗；而现在，是中国文化而且是政治文化输出了。英国人对《华表》这件作品的态度，不就像西方对中国的态度吗？那条警戒线给人的感觉，不就是“中国威胁论”吗？其中兼容与冲突的并存，爱与恨的交集，抗拒与接纳的犹豫不定，在沈少民所导演所参与的这次行为艺术里也可见一斑了。

事情还没有完。还有一个了不起的意义。

华表的起源有几种说法，大多人认为，华表上古名“谤木”，相传尧、舜为了纳谏，在交通要道和朝堂上树立木柱，让老百姓在上面书写谏言。可是，后来它异化了。它逐渐从木质演变到石头，变成装点庙宇、宫殿的装饰物，后来又刻上云龙纹，成为皇家建筑的一种特殊标志。它的民主功能最后丧失殆尽，反转变成威严皇权至高无上的象征。而现在，在利物浦，华表卧躺在一个教堂前，完全失去了作为权力象征的文化背景，各种游客可以用涂鸦的方式在上面任意自由书写对中国的印象、看法，赞美也好攻击也好，写到最后这个华表不再是汉白玉白颜色了，可能变成是花的黑的了。英国是一个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最早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就让“华表”在那里重新回复成为“谤木”吧。

也让沈少民在2007年大出风头的《歼-X》，可能就不便拿到国外——不论是西方或者东方——去展览了。

这个在中国沈阳市制作的《歼-X》产生于一个偶然的机遇。沈少民在做《一号工程》的过程中，有一次在沈阳的旧货市场发现了一套盖满“机密”公章的“歼-6”战斗机图纸，精细地绘制着所有的零件和电路。这份材料一下勾起他童年时期的一个幻想，便马上决心把它付诸实现。就像他以前做骨头系列的风格，也把这架战斗机外皮剥去，像生物机体一样暴露着内部结构，如电线管道、仪器和金属框架。正如评论家所指出，这个作品把艺术家纯真的孩童幻境转化为一个冷酷霸气的战争“玩具”。当然，它不再是一个孩童的玩具了，它赤裸而强悍，它的冷酷的精确性带给观众的是战争的恐怖。如果说，制造最新式战斗机是任何发展中民族国家的梦想，这部虚构的战争机器象征了中国的崛起及膨胀中的民族意识，是国人战略心理的隐喻。这里还透露对台湾前途的关注——这个战斗机配备一个单发动机，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攻击性，在假想的解放台湾的战斗中会起到更大作用。

沈少民的《歼-X》引起多种解读。评论家说，它好像是对这些年有关中国的议论的回答。世界舆论先是把中国当作世界的工厂，以后又说中国是世界的市场，现在世界已经感受到“中国凶猛”。那么中国的未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那就是：超级中国的崛起指日可待。有的还指出，沿着另一思路也可以把《歼-X》想象为新型的“自杀式飞机”——恐怖主义升级的下一代武器。沈少民的“未来感”因此绝非纯粹浪漫的憧憬，而是由尖端技术支持的搏杀。

重返澳洲：新的高度

早年，沈少民在澳洲参加过几次艺术展览，其中有1995年在墨尔本东西画廊的《对话》（1993年作品）个展和2001年在悉尼亚澳艺术中心的《移植》个展。2010年，沈少民又回到澳洲参加艺术展览。

5月11日晚，第十七届悉尼双年展(Biennale of Sydney) 开幕。悉尼双年展创建于1973年，至2010年已有三十七年历史，是继威尼斯和圣保罗双年展之后，第三个创办最久的双年展。它的展期也很长。这次一直展出到8月1日，主题为“距离之美：岌岌可危时代的生存之歌”(The Beauty of Distance: Songs of Survival in a Precarious Age)，介绍三十六个国家一百六十六位艺术家的四百四十件作品。沈少民是其中重要的一位，以《盆景》系列和《G5峰会（2010）》参展。这两种作品非同小可。所谓非同小可不仅仅是指它们像沈少民大部分作品一样，都是制作成本很高，需要花费大量时间，使用的材料复杂以及处理这些材料很有难度，更主要是指它们所具有颠覆性的批判意义。

《盆景》系列非常突出地置放在著名的悉尼当代艺术博物馆的二楼，甚至在该馆的大门口两边也各摆设一盆，格外令人注目。2007年，《盆景》系列在北京展出过。这次，沈少民从中国运来十九盆，由于澳大利亚海关检疫非常严格，遇到在其它国家送展时所不曾遇到的困难——所有盆景均需剥离土壤，经过冲洗消毒，入境后又要隔离三十天，加上长途而又转折的运输，结果损坏、死掉了八盆。当然，死了的盆景也可以展览，而且更多了一层意义。

沈少民这个作品和他2003年想做的一个“裹小脚”计划有关系。当时他还在作骨头那个系列，偶然一次买了冯骥才写的中篇小说《三寸金莲》，里边有些插图，是裹小脚的过程；后来在上海做展览时又买到一本外国出版的关于裹小脚的书，书名就叫做《小脚》，其中有几张是X光片，显示骨头变形的状态。沈少民看了这些照片非常震惊，当时就想用真的人骨把那个小脚被扭曲的状态做出来。后来他在继续找资料的时候无意发现了怎么制作盆景的一些书，一下子感到跟裹小脚那过程特别像。他突然开始思索这种虐待肢体和虐待植物的做法为什么这么像——而且两者都属于传统的中国文化。

沈少民觉得作盆景虐待植物甚至比虐待人体更残酷，是完全按照人的观赏趣味，去把一个自然生命扭曲。拽和扭是比较简单的方法，还有更残酷的。有很多分门别类专门制造盆景的刀具、铁器，就像上刑似的，把一棵很健康很正常的树弄成病态。人们把这种病态称为“美”，就好像裹小脚一样，很变态，而且这种人工美都隐藏了一种暴力。沈少民的作品就是戴上刀具、铁器这些刑具的盆景。一棵棵小树犹如披挂着沉重镣铐的囚徒。他这些他称作“活体装置”把隐遁的暴力凸现为视觉客体。他还故意选择一些写上优美题字、题诗的花盆置放盆景，以达到反讽的效果。如有一盆上面的题字是“宁静致远”，盆景本身却架着刑具是受刑的一个状态，完全是相反的感觉，一点也不宁静。

也许有人觉得沈少民不过是显摆一种“反文化”的姿态，而且像唐.吉珂德一样徒劳无功。就在写下这几个字的时候，我好奇地在搜索引擎上查了一下，这一刻竟就有几十万条消息宣布盆景展览或比赛在世界（主要是中国、日本）各地大受欢迎地进行着。的确，盆景暴力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已经被转化成了一种美感，这种人工美是文化和社会的一种约定俗成，是根据人类社会漫长设计过程形成的一种审美标准。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人也强调盆景艺术是他们首创的，并为他们的“贡献”而洋洋自得。正因为如此，盆景作品的含义还可以追探下去。深想一下：“约定俗成”不就形成一种“控制”吗？大凡社会上每一个人不都处在各种各样的“控制”力量之下吗？这种力量太大了。沈少民当然无法通过一个作品或者一个展览去改变什么，但可以启发人们去反思一下。对“控制”进行反思，从更广阔的角度看，就会发现“控制”可以表现为有形的虐待，如裹小脚、做盆栽之类，也可以体现为无形的对智力和心态的扭曲，如把纯真孩童随着长大逐步训练成完全丧失自我的各种意识形态的驯服工具。

还可以发现，在盆景这种艺术中，“人”变成具有男性控制欲望和改造能力的主体，代表男性趣味，并将其实施之的主体；“自然”变成一种广义上的女性化的东西，变成被控制、被改造、被把玩、被欣赏的女性化的客体。盆景并不是孤立的现象。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对“自然”的表现特别讲究温和、深远，排除任何挑战性，也就是女性化。例如中国传统仕女画中就很喜欢表现女性在花园里作为整个场景的一部分。控制的欲望实际上就是一种权利，包括把园林、盆景女性化。

中国人欣赏盆景已经形成思维定态。究竟是什么社会因素为了什么样的需要才衍生了这样的摧残术？沈少民的永未完成的《盆景》系列作品，浓缩了人类控制自然的近乎虐待的做法，深入人类文化困惑的一个本质的层次，可以使中国人对自身文化进行反思。

《G5峰会（2010）》：水晶棺迷思

《G5峰会（2010）》置放在第十七届悉尼双年展另一个重要展出场所可卡图岛（Cockatoo Island）的一个展厅里。所谓“G5峰会”，就是五个共产党国家领袖的阴间峰会——在水晶棺里的列宁、胡志明、毛泽东、金日成和尚未去世但已奄奄一息或就进入水晶棺的卡斯特罗。这种耸人听闻吓人一跳的构思和制作，对任何一个艺术家来说，简直是匪夷所思。沈少民可以说是破天荒第一次。

这组诉诸视觉的装置艺术作品，背后是极其宏大的一百年的世界政治历史叙事，又集中表现至今尚未彻底破解的“水晶棺迷思”。

人们都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的确不同凡响，不仅给人类带来共产党专政的社会制度，也同时带来水晶棺这种极具创意的葬具。1924年1月21日，列宁去世，斯大林不顾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的强烈反对，决定永久保留列宁的遗体以供后人瞻仰，五十四岁的十月革命领袖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具水晶棺的受惠者，虽然据考究那口棺估计用的不过是称之为人造水晶的高铅玻璃。

当时遗体防腐是最大的难题。最初在如何保存列宁遗体的问题上，存在很大分歧，遗体因此曾经被冷冻一段时间。后来有一位名叫泽巴尔斯基的犹太籍生物化学家敢冒风险，配制出一种神奇防腐液，并被斯大林采纳。从此，这位科学家便成了已故领袖的首席御医，长年累月以尸身防腐为业。他被斯大林送进监狱之后又由他的儿子代劳。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列宁遗体还是逐渐腐烂，从小面积到大面积，即使不惜工本抢救，像致力于核弹、航天研究那样，也回天无力，最后不得不将头颅取下，安装在人造躯体上。苏联解体后，政府不再拨款，一批科学家义务承担起维护遗体的任务，对他们来说，列宁已经不是偶像，而是他们的科学研究对象。每周星期一和星期五，他们按时打开水晶棺，给列宁面部涂上特制的防腐材料。现在，随着列宁真相越来越为人所知，列宁唯一剩下的头颅脸上的表情越来越古怪。

越南共产党领导人胡志明是1969年初秋去世的（准确日期是9月2日，因为当天是越南共和国日，为避忌改为9月3日）。时势艰难，越共英明，胡死前两年就做好准备，包括秘密派出专家组远赴苏联接受培训，掌握了人死之后最初二十小时防腐绝技。据说，胡刚咽气，遗体便迅速运到一个代号为75A的秘密基地内，全部内脏取出，清洗了整个循环系统直至每一根毛细血管，然后整容、定型、移入水晶棺，动作奇快。当时越南到处战争硝烟弥漫，维护胡志明遗体的整个过程艰险非常，极富传奇色彩，简直惊天地泣鬼神，可谓个人崇拜的伟大杰作。

传说胡伯伯一生克俭，不近女色，全副心血皆付与民族解放事业，世间罕见。作为标志，在胡志明水晶棺里，在他的脚边，放置了一双用废旧轮胎制作的“抗战鞋”。幸好胡撒手尘世时没有看到不久之后发生的惨绝人寰的一幕：一百几十万民众投奔怒海，而且据联合国难民委员会统计，其中只有三分之二成功，另外大约四十万即三分之一印支难民因饥饿、脱水、风浪、船只损坏或海盗攻击而葬身大海。希望胡伯伯也没有感觉到昂贵的水晶棺配搭微贱的“抗战鞋”产生出的反讽。这个反讽却真是的的确确世间罕见。

朝鲜劳动党领导人金日成死于1994年盛夏某夜。这位朝鲜人民最最最敬爱的父亲、金太阳、天神、“主体思想”的缔造者，失去生命迹象几个小时之后，医院院长和保健医生几乎悉数被捕入狱，接着举国致哀，如天崩地裂，洪水滔天，世界末日。据有关资料，朝鲜全国人口总共两千二百万，分批赶到平壤吊唁的竟达一千万，举行国葬时，百万民众哭声震天，更有无数因悲伤过度而晕死过去。

金日成高卧于鲜花簇拥的水晶棺内，俨然光照千秋。对他的参拜被规定为人生头等大事。据说：必须通过顶级安检，还要彻底清除身上衣服的细菌，到寝宫后，要怀着最崇敬最悲痛的心情，绕水晶棺一周，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分别向遗体深深鞠躬。通往寝宫的通道是一条长达八百米的足可营造极度悲哀气氛的速度特慢的电动走廊，每隔二十公尺有一个身穿民族服装的妙龄女子端庄而立，发自心底的哀思凝固在脸上，让人担心她们此后一生是否还能露出笑容。

据说金日成陵寝“锦绣山纪念宫”造价八亿九千万美元，这笔费用当时可购买玉米六百万吨，以朝鲜这几十年来饿死三百万计，平均每人两吨。当然，在天神儿子兼政权继承人金正日等党军政头目看来，保存“主体思想”缔造者的尸体比挽救千百万民众的生命更重要，此事可谓“天经地义”，绝对不容哪怕一丝一毫一瞬间的质疑。

不过，真正能够享用“世界一流的水晶棺”的，仅有中国的伟大领袖毛泽东。

据亲历者揭秘等有关资料，毛泽东于1976年9月9日去世，江青、张春桥、华国锋、汪东兴、王洪文、姚文元……等等中央领导同志经过十多个小时的反复磋商，统一了意见，随即紧急下达制作水晶棺的“一号工程”命令，于是在中国最好的水晶集中地江苏东海县代号“105矿”紧张作业。在军队看守下，选矿工人不眠不休，从近三百吨水晶矿石里一点点精选出超级水晶三十二吨，分四次运到北京。另一方面，北京、上海和锦州三个保密工厂万分紧张地协同完成研制工作。1977年毛泽东逝世周年前夕，一具世界史上名副其实的水晶棺终于制成。这是北京玻璃总厂制作的第四号棺。为了应付地震、战争、破坏、损耗等意外事件，这间工厂又制做了五号棺。除此之外，上海、四川等地还竞相自行制做了二十余具，以表达对伟大领袖的自发的抑制不住的无产阶级深厚感情。

毛泽东所享用的水晶棺，长、宽、高数据精确到百分之一毫米；为保证呈梯形的棺体真空拼接，其板材长宽之比误差不得超过万分之一；水晶纯度达到了“六个九”——99.9999％，即杂质含量为百万分之一。这种绝对无可伦比的水晶棺，全世界可能永远再也无人打算制作出来。

那年，中国刚刚结束文革。根据正式公布的中央文件，在那场史无前例的大浩劫中，两千万无辜的生命被夺走，一亿人遭受政治迫害，整个国家的经济损失高达八千亿人民币，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沿。至于长远的、深层次的中华民族的创伤，更是无法用数字计算！

水晶棺！太令人不解了，“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与水晶棺竟有如此强烈的不解之缘。入住水晶棺甚至包括几乎不为外人所知的安哥拉的内图（1979年）和圭亚那的伯纳姆（1985年）两位同行；人们预料，将要入住的还会有卡斯特罗和金正日（2011年12月17日，金正日去世，果然也被安放在水晶宫里）；而且，入住过水晶棺的还有下面一些，虽然最后发生了他们意想不到的事故：

曾经担任过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并主管中国事务的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季米特洛夫，1949年去世，遗体在水晶棺保存了四十一年之后，于1990年东欧剧变后被迁出；

蒙古国共产党第一任总书记乔巴山于1952年去世，遗体保存了几十年，后来下落不明；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第一任总书记哥特瓦尔德1953年去世，遗体只保存几年就于1956年因为国内政治变化被火化了，理由是以水晶棺这种方式保存遗体“不符合人民的传统”；

最引起国际共运掀然大波的是苏共首脑斯大林被迁出水晶棺。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两个小时后，遗体就被送到列宁墓下面的特别生物实验室进行解剖和初步处理。防腐处理了三个月后，和列宁遗体安放在一起，墓上方刻上“列宁斯大林”的字样。不料八年后的1961年深秋，为了加速推行“非斯大林化”，苏共二十二大正式通过决议，斯大林遗体被移出列宁墓。

历史的确也很残酷无情——上述取材于郑义的《素棺》的描述以及其他各种考证资料证明了这一点，现在沈少民的《G5峰会（2010）》又从视觉形象令人震撼地感受到这一点。在某些人的集体潜意识里，如论者所言，水晶棺能使尸身不朽供万世敬拜，成为被供奉者生前光荣正确伟大的事业永被传承的象征，但是，对他们来说，非常不幸，水晶棺也可能变成现代该隐那可怕的印记。退而论之，在水晶棺里的列宁、胡志明、毛泽东、金日成，和也许亦会进来的卡斯特罗，以及一度入住水晶棺后被迁出的其它革命领袖，曾经何等雄心勃勃妄图用武力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无产阶级新世界，可是，他们所苦心经营的社会主义阵营如今安在？！

“中国困惑”：绕不过的毛泽东难题

作为一个华裔艺术家的作品，沈少民的《G5峰会（2010）》自然使人们关注中国，关注中国绕不过的毛泽东难题。

1976年10月6日，毛泽东尸骨未寒，他的夫人他所属意的继承人江青及其同伙悉数被捕并判以重刑。可是中国政治极其诡谲，此一惊天动地的“宫廷政变”的领导者华国锋却又以真正的毛泽东继承人自居，发誓要把毛创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事业继续下去。这就等于政治自杀——他只“继续”了两年，就被邓小平剥夺了继续“继续”的权势。而这位曾被毛谴责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曾经信誓旦旦“永不翻案”的邓大人确是中国政坛高人，把中国文化政治哲学的“模糊”特性掌握得炉火纯青出神入化。他把毛的“突出政治”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为纲完全颠覆为“突出经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能通过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轻描淡写毛仅是“被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犯了错误”。他一方面“全盘否定”文革这个毛一生中两个最重要的伟业之一；但另一方面又规定文革只应“粗线条”论述，不能深究。这样，他就保证了“改革开放”的国策得以在其“三论”（“猫”论、“摸”论、“不争论”论）指导下贯彻实行。

邓小平当然心知肚明毛泽东难题始终要解决。据有关资料，1991年1月中旬，邓小平和陈云、杨尚昆等人以及政治局常委在上海的座谈会上提到这个问题。邓小平说：“作为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作一生的政治评价是唯心的，是搞了中庸，是照顾当时的政治环境，顾及到部分同志的思想认识和情绪。我们是错的。这个错误主要由我来承担。但要说明，我们是清醒的。”他还说：“重新评价毛泽东，现在只能唯心、违心。在这个问题上，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党，我们还不够格！”

有关资料还提供邓小平于1993年1月15日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的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另一个讲话。邓说：“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及功过的评价，是受到当时党和社会上形势的局限的，部分历史是不实的。不少同志是违心地接受的。……我对彭老、震林、定一说了：你们的意见是对的，但要放一放，多考虑一下局面，可以放到下世纪初，让下一代作出全面评价嘛！“

据说江泽民、胡锦涛都清楚邓的意见。报道说胡锦涛2004年7月回应中共元老万里时表明：“当年中央政治局和小平同志的意见、决议是存在的，我个人是理解的，迟和早要解决好的。这是建国后很主要的政治问题，党的组织问题。我们这一代人或许能在没有束缚的情况下处理好。当前工作千头万绪，待解决的问题、矛盾较多，如能在较平和的政治气氛、环境下解决对毛泽东的一生的评价，就能有较大的共识。”

可是，直到2010年的今天，看来这个“共识”还没有找到，至少毛泽东的遗体还安然躺在周恩来未雨绸缪忠心耿耿选址的“毛主席纪念堂”内的水晶棺里，供万众膜拜。

目前，执政当局基本上还是恪守邓小平的实用主义“模糊”哲学，恪守他的“不争论”教导，因为既尊毛的意识形态，又反毛的经济政策，既高呼毛泽东思想万岁，又要号召解放思想进一步改革开放，这种“打左灯向右拐”的局面相当尴尬，甚至被“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之类的新冒出来的党派及那些新旧左派严辞斥责为推行“彻头彻尾的复辟资本主义路线，而且是一条官僚、买办性质的卖国主义路线”的“修正主义统治集团”。

在这三十年间，由于不敢触动毛泽东难题，政治改革严重滞后。中国社会积累越来越多的深层次的矛盾，而这些矛盾不可避免又成为攻击邓小平“改革开放”国策的口实。而且，政治上的“距离美感”随着时间的推移也逐渐发酵。今天，这个公然宣称超过秦始皇一百倍的毛泽东竟又成为中国许多青少年心目中的头号英雄。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甚至觉得毛料事如神并就当作天神一样敬拜。历史似乎又走向原来起点？

真是一个当代“中国困惑”！

有识之士提醒人们注意历史教训。历史变动的“机遇”往往一纵即逝。史家举的例子很多，例如抗日战争胜利后的蒋介石国民党，如果能抓住国共两党共商国是的机会，则不致落得被赶出中国大陆的下场。再如1961年，敦促毛泽东退位的力量在“七千人大会”上一度占了优势，如果当时刘少奇乘势召开“九大”，中国可能便是另一种政治局面，起码文革这种民族大灾难可以避免。可惜刘少奇当断不断，等到毛泽东缓过神来准备发动文革的时候，他才想召开“九大”；等到他在中南海被斗得死去活来的时候，他才想起了宪法……

历史教训太多了，但首先要尊重历史真相，这样才能切实汲取教训。从1949年以来——或者更完整地说应该是从1921年以来——这段中国历史应该怎样写，毛泽东这个难题绝对无法绕过。这其实也就是解开“中国困惑”的关键。

在政治层面上，集中表现为毛泽东难题的“中国困惑”是当今“人类困惑”一大重点。联想到第十七届悉尼双年展的主题——“距离之美：岌岌可危时代的生存之歌”，沈少民的《G5峰会（2010）》显然大有深意。事实上，这组在中国西安制作的硅胶仿真雕塑，就是为悉尼双年展特别创作的。沈少民构思这部作品是在2009年，当时正值全球金融危机，同时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他脑海里总萦绕着这类问题：既然人们认为资本主义已经走到尽头，社会主义又已经崩溃，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更适合人类生存？

“人类困惑”，“中国困惑”——这就是沈少民想象与思考的发力点。这是他作为一个艺术家的极其珍贵的贡献。行文至此，我不禁想到这么一个插曲：八年前当他的骨头作品系列基本做完时，有人问他是不是以后不再做了，他回答说：现在肯定是不做了，但以后……至少还有一件作品可以做，那就是用他的骨头来结束他的艺术创作。当然现在他还没活够，以后再说。到时候就让他的助手和学生用同样的方法用他的骨架来完成，把他人生经历的重大艺术事件用阴刻法刻在他的骨骼上。这件作品将置放在他在北京郊区怀柔所建的工作室里。

真要是这样，我想那时还应该刻上他在2008年说过的这句话：

“我是50年代出生的艺术家，我的作品都有强烈的社会关怀，这与我的社会经历和价值观有关，与我的社会责任感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