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联邦将于2013年9月7日(星期六)举行大选，2，300多万选民到时将在工党(现任总理)侯选人陆克文(Kevin Rudd)和自由联盟党候选人艾伯特二人之间作出选择。虽然澳洲华人在全国人口中仅占15%，但是华人(大多数)选不选老陆却备受舆论关注，具有指标性的意义，就是说，华人选老陆则可预知老陆胜，华人不选老陆则可预知老陆败。因为在中国崛起的时代华人族群对老陆比较一致的支持将会对其他族群产生正能量的辐射力。
老陆出生于昆士兰州的一个贫苦人家，小时身体有过残疾，父亲又过早离世，母亲含辛茹苦地把他和兄弟姐妹几个人养大成人。十岁时母亲就教他阅读有关世界和中国历史的书，使他从小就勤奋好学，对政治和外交尤感兴趣，十五岁就参加了工党的会议活动，后来果然成为了该州最年轻的工党议员，并且认识了当时的工党政府总理惠特拉姆(Gough Whitlam)。老陆向总理表白了自己爱好外交工作的心愿。这位总理1971年访问中国，是澳大利亚与新中国建交的拓荒者，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就已经预见到了中国必将崛起而前途无量。总理语重心长地对小陆说：你需要学中文，要会说纯正的普通话。得此高人指点，小陆高中毕业后就以高分考取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NU)修读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1980年又赴台北的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教学中心学习中文，1981年如愿以偿地进入了澳大利亚外交部服务，1984年被派往北京工作，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历练，2007年当选联邦总理就使他成为了“一个重要国家里出现的第一个了解中国、说中文、并在北京生活过的西方领袖人物”(新闻报道)。
从老陆的经历可以看到他的成长和中国的改革开放紧密相联，中西文化相碰撞与相融合的过程在他身上也可见轨迹。老陆是纯粹的西方人，其所受到的教育主要是西方的价值观教育，但是也不难看出中国文化精神对他的某些影响。比如，他那抑富济贫、穷则思变的言行就有点中国色彩。1998年他当选联邦议员在国会首次发言时就谈及了自己小时候的经历，他说：“和成千上万的母亲一样，我的母亲只能依靠微薄的资助养家糊口，这让我觉得应该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来保护弱者。”难怪他后来在总理的任内总是强硬执着地要对暴富的矿产企业征收高达40%的税，并因此而阻力重重，结果遭到党内(副总理姬拉德)逼宫下台。又比如，他在北京的一次讲演谈到了对西藏问题的看法，说：“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不同意西藏独立，但是西藏有很多人权问题要注意。”表面上看来似乎这是中国的主权理念和西方的人权理念之间的一种折衷与中庸，实际上比起那些否认主权的西方政客来要进步得多了。
一个西方重要国家的政府总理精通中文、能说流利的普通话，这标志着中国语言文化被西方人忽略的时代结束了，西方人重视中国语言文化的时代开始了，懂不懂中文必将如同懂不懂英文那样至关重要。陆克文就是这个时代的标志性人物，难能可贵，非同寻常。
有些人以“亲华”和“反华”为界限去评判陆克文是不准确的。西方国家政治家为拉选票而违心地说出一些耸人听闻的话语来哗众取宠是司空见惯的。老陆担心反对党妒忌他的中文才能而指责他是“亲华派”，曾经发表过要用武力对付中国的不当言论，在国际上影响不好。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说他是“反华鹰派”，就看不到他对澳中两国经济文化交流所做的贡献。再说，人总是要经历一些失误和磨难才能成长起来的。曾经对老陆逼宫的前总理姬拉德实际上是挽救老陆、为老陆带来成长新机会的大恩人。假如没有姬拉德的逼宫，老陆的总理职位虽可撑到2010年底的大选前夕，却可能永远失去再次当选的机会，哪会轮到他做这次大选的候选人呢？他对姬女士反逼宫成功夺回总理宝座，并不说明姬女士“遭因果报应”，而是说明了澳洲老百姓还是希望老陆东山再起的。
我们注重民族感情，但是我们也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反对庸俗的“哥儿们”情绪。有位最重要的中国问题专家，叫做泰瑞尔(Ross Terrill)，他批评了华人社会的“好哥们综合症”。什么叫做“好哥们综合症”呢？就是“有人一旦脚踩在中国文化阵营，就很容易变成猎物，这个阵营就会期待他提供回报，如果他不的话，就会遭到强烈的情绪反弹”。他认为陆克文已经陷入了华人的“好哥们综合症”的危险当中。他的批评不一定正确，但是非常值得我们华人引以为戒。我们华人应当认识到，我们和老陆是在中华民族文化上有缘相会，而不是政治上经济上“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的哥儿们，如果我们强人所难地要求他“亲华”，那就是表错情了，就不能很好地呵护他，甚至可能把他给害了。
老陆的出现是西方历史上的第一次，是难得一见的文化现像。华人因这次大选有了老陆而感到责任重大。选举固然要考量侯选人的诸多因素，但华人可以特殊地站在超越于政治和经济的文化的角度去选老陆。老陆当不当总理，地球照样转，可对于华人却是荣辱(荣耻)有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