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四次遇险是在74年冬，那年公社大搞冬季水利基本建设，从各队抽调民工，在漷县疏通河道，搞清淤大会战。
文章写到这里，我觉得应该补充些背景知识了。对那些没有下过乡的和许多年轻读者来说，搞不请什么叫“公社”，什么叫“生产队”，理不清他们之间的关系，因此对我下面要讲的事情就不好理解。
在“改革开放”之前，也就是毛泽东时代的时候，中国的农村实行集体化管理，被一个个“人民公社”组织起来。公社是县以下的行政单位，党政军（民兵）一把抓。通常是一个公社统辖数十个自然村，每个自然村组成一个“生产大队”。该大队的书记和队长就是公社下一级的行政长官，相当于现在的村级干部。在一个大的自然村里，一个大队又可以分为若干个生产小队，各小队在经济上是独立核算的。因为经营好坏，有的小队富一些，有的小队穷一点。所谓“插队知青”，就是将城里的知识青年安插到各个生产队中，跟当地的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我当时就是在北京郊区的通县马头公社，大香仪大队的第一生产队（也叫东队，因为由住在村东的社员组成）插队的。东队相对较富，一个10分的日值是8毛钱。那时队里的每个劳力都因劳动态度，劳动技能，和体力大小等因素被队干部评出不等的分值，被称为几分劳力。出一天工，由记分员给你记一天的工分。比如你是6分劳力，那么干一天就给你记6分。到年底，将生产队全年收入除以记得全部社员的总分值，算出每一个分是多少钱，然后按照每人一年得多少分来分钱。我那时是10分劳力，在那里插队三年，总共分到300块钱。
74年冬,公社从各生产队抽调民工搞冬季水利基本建设，其实就是徭役，因为我们清淤的工程就是京杭大运河的故道。估计是国家派到公社的任务，然后公社再摊派给下面的生产队。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征调农民出徭役是一贯传统，秦始皇修长城和驰道就是这么干的。
挖河在农民眼里是最苦最累的活，农村有谚语说四大累：挖河，打堤，拔麦子，摔坯。挖河排榜示。马头公社就在京津公路边上，而京杭大运河就沿着京津公路的东侧。那年我们挖的就是通州漷县段的大运河。
说累是真累啊，这活是这么干的，把独轮车顺着铺好的板子下到河底，将淤泥装满车，然后沿着条板铺成的栈道从河底把小车推上河岸。一车淤泥大概有二三百公斤，要顺着河坡往上推，已经吃力，走的栈道就是铺在泥巴上的板子，更如同是走独木桥。因此推车人不仅要付出极大的体力，而且还要有非常好的控制独轮车的技术。如果翻车，连车带人顺着河坡滚下来，后果不可想象。这种最累最难的活，肯定是让队里最精壮汉子来干的，我被列为其一，感到无比的光荣和自豪。
那年我十八九岁，浑身是劲，血气方刚。北京的严冬也是酷冷大寒，三九天的白天温度也有零下十几度。在挖河的工地上，不管是寒风凛冽，还是雪花漫天，只要抄起小车把来，就是一身背心裤衩。我记得那时我穿的是一身蓝色的篮球运动背心裤衩。推着装满淤泥的小车，卯足劲往坡上拱，周身大汗淋漓，从远处看去，整个人冒着一团白气，就像是刚出笼包子。不是推几车了事，而是从清晨干到日落，就叫个生龙活虎。你问，哪来的那么大劲？我告诉你，是吃出来的。经此一阵我可知道什么叫能量守恒了。早起一顿饭先吞下四个大窝头加一海碗高粱米粥，然后再往肚子里塞进七个包子。算起来有二斤四两。中午一顿饭要吃下至少16个包子，那时说是“吃一胳膊”：包子从手码到肩膀。你问，一次吃的下那么多吗?开始还真吃不下，可是不行啊，顶不住啊。干着半截活就虚脱了，头发昏，眼发黑，低血糖犯了。只能在吃饭时死撑。后来有经验了，吹过气球没？气球吹到半大不大时就不好吹了，再使劲一吹，忽地涨大起来直至吹爆也容易的很。胃跟气球一样，已经觉得撑不下了，再使劲硬塞，突然就没有感觉了，再塞多少也没事了。这么吃完的感觉就是浑身燥热，扶着门框站起来，恨不得把门框给掰断。
单说这天挖河收工了往家走，漷县离我插队的村有八里地。天已黑了，没有路灯，正沿着公路往回走着，忽见一辆带棚的解放卡车在身边拐弯的时候慢了一下，那时的身手是何等敏捷，一窜一攀就上了那车后槽邦的悬梯，说着就要骗腿往里迈----- 那意思是要蹭个顺道便车。忽然从黑黢黢车斗里传出怒喝：什么人？干什么的？下去！再不下去开枪了！接着就是几个人一起拉枪栓的声音。这还了得，赶紧往下跳吧，可是这时汽车已经开的飞快，再快也不能让枪子给崩了啊。冒死往下一跳，巨大的前冲力带着我跟着汽车狂奔了二十多米，然后向前摔了个大马趴，一摸，满脸是血，还没回过味来，一辆汽车从身边呼啸而过------知道此地不可久留，但是一时爬不起来，情急之下，一个就地十八滚，滚进了路边的沟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