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你替别人赚了钱，人家就会拿出一部分给你的。”

葛洪说，“我明白了，你说的就像当年马钧，把工作效率提高了好几倍。”

“对啦，把工作效率提高好几倍，多出来的几倍效率中就应该拿出一定的比例给咱们发明者对不对？这叫非零和游戏。”

上文提过，这位马钧是前不久，三国时代的人，他一生发明了不少机械。比如改进织布机、发明了提升水位的‘翻（叶）车’。将诸葛亮一弩十发的弩增加五倍等。（不管是马钧还是诸葛亮，都没有考虑过发出这么多的箭需要多少能量的问题。）但是，当年人们不认为这种发明能够左右历史和政治，所以，直到今天没人知道马钧的具体出生年代。只知道他是魏末晋初的人。

葛洪说，“是这么回事。可你从什么地方开始呢？”

“我们去金谷园。”

葛洪说，“我不信，那是个花钱的地方，士大夫有了钱，想要好名声才往那里凑呢，你去干什么？”

“钱多的地方才好赚钱。”

葛洪怀疑地摇了摇头，“那都是当今的翘楚，就凭咱俩？”

乜辛然说，“总要试一试嘛，那个地方筹钱不用本钱。你跟我去就成了。我只是借用一下你的出身，一旦和他们搭上话，你就算完成任务。以后就看我了。”

“你别是行骗？”

“怎么会，看你，你不信不是？”

“你先说说你的打算。”

于是，乜辛然开始给葛洪说自己的打算。葛洪认为，既然乜辛然看得懂天书，说不定真能成功，就答应了。

认识葛洪以后，乜辛然就已经想到了自己的确最缺的就是钱和人。不是一般的钱和人，而是大钱和有知识的人。这使他从新考虑自己的未来。为此，他查阅了西晋人是如何创业的。这一查，他发现对他来说真是困难重重。原来，西晋是一个非常注重出身的社会。事情要从三国时代说起。曹操当年讲求“唯才是举”，哪怕“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也就是不管黑猫白猫，逮着耗子的就是好猫。曹操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在汉代以德治国的口号下。假道德比比皆是，而真正德才兼备的人往往被这套形式主义捆住手脚。但是，就像所有的思潮一样，一旦被统治者定为国策，这种潮流就开始被腐蚀了，曹操长期宣传‘唯才是举’就导致无耻之徒大量出现。曹操死后，曹丕在采纳陈群的创议建立九品中正制。后世所谓人品就是这么来的。把人分成九个品级，初创的时候，是既考虑出身，又考虑品行。因为品行是个虚无缥缈的东西，最后变成重視家世而忽略才德，所谓“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局面。

在当时的条件下，注重出身的做法有一定的合理性。白居易有这样一句诗：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才须待七年期。当时人的平均寿命在35岁左右，从18岁算起，如若幸运开始试你，七年以后就是25岁了，顶多再干十年。所以这种‘科学’的试验，耗费不起。更何况很多考验了二、三十年的干部，说腐化就腐化，说叛变，就叛变。所以，这种试验的意义和效果都不大。于是，中外的先贤就想出另一招来；给贵族子弟戴上高帽子，套上金枷锁，这样的人基本上能够被信任。首先，富家子弟不像穷家子弟那样会为小钱动心，第二，社会舆论的成本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不过，到了历史转折的时代，这些人往往优柔寡断。而这种人治国就像抽血的时候碰到一个见不得血的护士，哆哆嗦嗦的扎来扎去找不到血管。弄得你疼得要死，她心里也过意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