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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讨

2015年澳洲及欧洲华文文学研究概况
作者:庄伟杰  发布日期:2017-07-19 20:14:25  浏览次数: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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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文之前,有必要絮叨几句想表白的话。作为一个走在路上的“边缘人类”,告别从前,渐行渐远,笔者在不知不觉中发现自己的写作态度似乎有别于从前,且发生某些有趣的变化。以前写东西一味想着能尽快发表,甚至常常是带有某种目的性的写作,这可能与当初处于无名状态时急于成名成家有关。而今,说不上有名也谈不上什么家,顶多是一个“杂耍手”,东鳞西爪,似乎什么都懂一点,但似乎什么都是肤浅的显现,实在不足挂齿。然而,怪就怪在自己不知为什么会顿生一种“无所谓”的感觉,说好听点,叫做只管耕耘,不问收获。但耕耘的东西必须是自己喜欢和乐意为之效力的,否则似乎提不起精神,鼓不足干劲。加之现在零星而为的东西,更多的时候并不急于发表,也无所谓发表不发表,这样自然也不用看着人家的脸色或求爷爷或告奶奶的。归根结底,一是写作于我而言,必须是发自内心的,或是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因为写作是心灵的自由飞扬,是生命的真实需要,无论是从事创作还是研究。二是不在乎发不发表,是因为身处全媒体时代,发表文章已经不再是一件什么新鲜的和值得庆幸的事。相信每个在路上的同道者皆有同感。毋须赘言。

说了这么多,是因为以“古道热肠、永远青(清)春”而著称的古远清先生,不断地催促在下尽快交作业。其实,他布置的这篇“命题作文”,说心里话,笔者是硬着头皮带着“使命感”进行的,盖其源在于笔者不擅把玩这类作业,这可能与自身志大才疏、学识浅显有关。然而,人就是这么一种怪物,有文章可写还弃嫌,有点不自量力。如拙诗句所云:自己是自己的造就,自己是自己的深渊。没办法,笔者说到底还是喜欢把写作当成一种漫无目的的旅行,也喜欢那种写来顺手,不用翻箱倒柜、不必左阅右览的东西,似乎写起来顺心顺畅,甚至会有意想不到的灵感如喷泉迸涌而出,写后还可以自我摇头摆尾地孤芳自赏一番。这可能与自身的天性和气质,以及对人生与事物的感知和理解有关。然而,古老先生布置的是类型作文,更多的是必须做文抄公,东抄抄西捡捡南拉拉北凑凑,甚至还得连篇累牍地把一些没有任何价值的所谓研究文章也摆弄到其中去。说实话,类似这样的作业笔者是做不来的。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应怪自己的信息不灵,或者不懂得何谓学问。据说唯有如此这般折腾才叫做学问。恰恰相反,在笔者看来,这类文章顶多只能叫温习,并非有“问”,如果从中看不到问题意识,看不到真知灼见,也看不到哪怕有一句属于有点价值的观点的话。诚然,作为一部有着大量而丰富文史资料信息的《年鉴》,一些基本要素和成分是必须的,少不得。或许这就是其价值意义之所在。但作为一门学科的一个小小话题,要真正写好每年度一个地区的文学研究情况,除了必要的信息(重要的、有价值的)外,依愚浅见,还得让人看到其中的脉络、肌理、观点和见解,让人阅后有所受益甚至获得启发,哪怕是提出问题,引人思考。

话拉回来,为了表达对古远清先生对整体华文文学研究殚思竭虑的无私奉献、生命姿态和执著精神,笔者满怀一份敬意,唯有在“依样画葫芦”的基础上,着重围绕2015年度澳洲及欧洲华文文学研究展开一番有的放矢的回眸与巡视,或借此阐明自己的一孔之见。 

A.有关研究的思考:“诗”与“思”并行的层面拓展

记得笔者在《全媒时代华文文学境遇及批评姿态转变新探——以海外新移民流散写作为例》(《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4年第2期)一文说过,在全媒体时代、在特定的历史境遇和文化语境中,由于转型期的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作为边缘性的“第三文化空间”,海外新移民文学出现了某些微妙的变化:其一,作家自身在不断流动,主题意向与创作观念发生嬗变;其二,文学本身在不断变化,艺术追求与写作方式千差万别;其三,文学视野在不断拓宽,语言表达与文学模式产生变更;其四,写作群体在不断变动,新生势力与新的元素持续注入。对于华文文学叙事来说,蕴含着相当复杂而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驱使我们必须寻找更为多元的途径和理论思考以及诠释模式来加以解读,让创作与批评产生真正的互动,有效地促进华文文学创作的发展可能。正因为如此,至少两个原因,决定包括澳洲华文文学和欧洲华文文学在内的海外流散作家,不再出现仅仅是仰仗自身拥有特殊的阅历、经验来降低对写作的要求。一方面是,作家的成长环境、生活境遇和艺术追求方式的改观。在海外华文作家中,无论是老一代或新一代移民步入写作时,常常以独一份的带有传奇色彩的经历故事或生活经验铸成惟一文本(如早期的“留学生文学”),乃至终身文学成就者,澳洲及欧洲华文文学历史中并不少见(如刘观德《我的财富在澳洲》)。甚至可以说,举凡第一代的移民作家大多沿着此路径成长并维系自己的文学之路。另一方面是,文学本身的不断变化,包括书写姿态、文学审美方式乃至文本形态等的改变。清醒而自觉的作家们开始以平静的心态面对写作,企冀实现跨越式的发展。他们不再局限于个人化经验,而是转向更为深层开掘的文学探寻,力求以文学性、思想性和全球性经验的跨越大幅提升创作质量。作家们意识到,文学若不再挣脱“故事”或“经历”的老旧茧壳,承载更具异质元素的现代感,渗入敏锐透彻的思想触须,徜徉在“诗”与“思”并行的层面着力拓展,就难以为写作带来更为丰富的空间可能性。之所以这样说,是基于对近年来包括澳洲及欧洲地区在内的海外华文文学创作与研究的了解和阅读感受。

南京大学教授沈卫威发表的《从超人式的“天狗”到风中的“芦苇”》(《华文文学》2015.4)一文,站在跨文化诗学比较的视角展现的学术思考和想象高度,颇有新意且饶有情趣。一场大病让失聪的郭沫若对医学失去了基本的兴趣并产生生理上的排斥,从此转向文学。在文学的王国,郭沫若亲和狂飙的浪漫和尼采的“超人”,并自我孕育了一个超人式的“天狗”,独异于“五四”文坛。自我的张扬、文学革命、反传统的激进成为“天狗”走向。一次“肺癌”的误诊,让高行健到大西南旅行,寻找心中的灵山,以脆弱的个体在帕斯卡尔那里获得风中“能思想的芦苇”的启示。一个世纪的文学时空的尽头,高行健认为当这个“脆弱的个人”是艺术家时,首先要告别的是尼采宣称的那个“超人”。他说:“艺术家一旦自认为超人,便开始发疯,那无限膨胀的自我变成了盲目失控的暴力,艺术的革命家大抵就这样来的。然而,艺术家其实同常人一样脆弱,承担不了拯救人类的伟大使命,也不可能救世。”从两者的比较中,我们将获得新的历史感知和禅思。让笔者感兴趣的是,文中特别列举了这两位多才多艺的大作家的诗作,展开诗与思层面的探讨,认为郭沫若由于听力出了问题,作为听心的文字表达,即诗歌首先要说给自己听的感觉不灵,于是就向视觉转化,让诗歌的画面感增强,且呈现出通感的奇特效果。而高行健因为曾被误诊,便有了“脆弱的个人”之说,透彻的一种处世哲学,乃是若水的上善之道。在其诗作中,体现的是“守住内心∕那清明的意识”,审视的是“明镜之中∕另有一番境界”,清醒的是“抵达一个人∕所能的极限”。

如果说诗是关于生命的言说,是作为诗人的生命方式,同样蕴含着生命的逻辑;那么,思想则成就了人的伟大。正如帕斯卡尔所言:“思想——人的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从某种意义上,一个杰出的作家,首先就是一个思想家,而他笔下文字所呈现的艺术世界就是一首大诗,或者史诗。因为诗性,作家的创作是自由自为的、是丰富多彩的世界;“由于思想,我却囊括了宇宙”(帕斯卡尔语)。旅居欧洲的华人作家高行健的文学创作与艺术实践,人生经历与心路历程,为我们树立了一种标杆。说到底,诗与思的并行——诗性的智慧,思想的到位,是作家站立的根本,是尊严的力量。而文学研究,或者说文学理论与批评的阐释也才能真正有效吧。

不言而喻,文学研究者最为重要的任务,在于用独到的眼光去发现和推崇有价值的作品。话说高行健作为引人瞩目的、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华人作家,其文学成就包括小说、戏剧、文学理论以及诗歌等,而且样样皆有极高造诣,令人叹服。而他的绘画艺术同样叫人刮目相看,叹为观止。2015年比利时以巨大规格举办高行健的绘画双展:一是在首都布鲁塞尔的伊赛尔美术馆举办“高行健回顾展”,以展示高行健的绘画历史及成就;二是在比利时皇家美术馆举办“高行健——意识的觉醒”专题展。继赵无极之后,华裔中就是高行健走到这个堂皇的艺术尖顶了。难怪一直在跟踪高行健文学脚步的著名学者刘再复会情不自禁地发出《走向当代世界绘画的高峰》(《华文文学》2015.5)这样宏亮的声音。

忽然想起近代大学者王国维的一句“惊人语”:一百个政治家也不如一个文学家(大意)。从大历史大文化的眼光看,这一说法并非夸张。试想,从唐代到近代,从皇帝到大臣,从诸侯到地方官员,我们能记住几个,但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苏东坡、李清照,还有唐宋散文八大家等等,我们永远记住,他们的名字和诗文篇章还将一代代流传下去。证明文学远远大于政治,的确比政治丰富可爱得多。盖其源在于文学不仅是超越现实功利的,而且可以超越时代、超越生死、超越时空。如是,我们就不难理解刘再复为何极度推崇高行健,除了彼此间的惺惺相惜外,我想,最重要的是刘再复看到或发现到高行健的巨大价值,当然这价值集中体现在高行健为我们为这个世界留下了精彩文本和经典作品,不论是文学方面还是艺术方面。苏东坡在评价王摩诘诗画时,有“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之精彩论断。同样的,我们也可借此论断观照、走近、理解、欣赏高行健的绘画作品。因为高行健“在抽象与具象之间找到一种具有原创可能性的第三空间,一种可以展示‘内心视像’的美术方式”。难得的是,“高行健的自由哲学与自由思想帮助高行健走出自己的路,无论是小说、戏剧、绘画,他都走出一条前人未曾走过的路。”刘再复如此推心置腹的高度评价,从另一种意义上说,不正道出了诗与思并行拓展的奥秘?由此尚可发现,有创作经历和体验的人对文学(艺术)的发言,往往不同于那种死抱理论寻章摘句的所谓理论家。问题是,刘再复作为著名文艺理论家的同时,本身又是一名作家;而高行健作为一代文学大家,本身也是一名理论家。因此,他们的发声(方式)总是与众不同,都称得上是“诗”与“思”并举的精妙言说。对此,我们不妨用高行健自己在早期(1999)的《另一种美学》中概述过的话,来思索他为什么既可以在文学上走向世界,同时在绘画上走向高峰:“回到绘画,在不可画之处作画,在画完了的地方重新开始画;……回到绘画,在艺术的内部去找寻艺术表现新的可能,在艺术的极限处去找寻无限。……回到绘画,从空洞的言说中解脱出来,把观念还给语言,从不可言说处作画,从说完了的地方开始画。”

正因为如此,高行健的绘画如其文其诗一样,“给世界提供了前人所无的心象、幻象和灵魂意象,也给所有精神价值创造者提示:只要有心有智慧,创造奇观的可能是永远存在着的。”刘再复如是说。对此,笔者只能搬出那句老话:高行健作为独特的个案,永远有说不尽道不完的话题。 

B.有关研究的启示:“世界化”与“地域化”的双重运行轴向

如今,文学的“世界性”发展趋势,要求作家需要有相应的“世界意识”,也即人类意识。流散于世界各地的海外华文作家,旅行在世界上也希望走向世界,渴望自己的作品能产生国际影响,但这并非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期待获得世界的认同与接受,那是作品所达到的客观效果,并不等于就具有了写作时的“世界意识”。由于每个作家的写作动机不尽相同,艺术追求与写作方式千差万别,在文学“多元化”的今天,并不影响其存在的合理性。当然,不管怎样,也不论哪种写作,只要包含着人类的共同性在其中,只要具备应有的精神高度和艺术表现的独特性,都有可能产生好作品,甚至成就有世界影响的作家和作品。比如,同是武侠小说,金庸小说所具有的精神意蕴和人性深度,是不能与一般的类型化武侠小说相提并论的。诚然,作家的“世界意识”不仅只是“意识”,更应展示出一种力道,即认识、理解、艺术地把握世界的能动力量。说时容易做时难。正因为如此,它要求作家具备相应的知识结构、人文素质、艺术体验、心理定力、精神资源等多重生命能量。

德籍华人女学者唐蔚明博士在本年度发表的《世界主义的双重姿态》(《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5.4),为我们提供了带有启示意义的跨文化思考。该文高屋建瓴,视野开阔,把宏视透视与作家个案分析相结合来阐明自己的看法,表明在世界不断变为一个“地球村”的当今时代,全球化的呼唤推动了跨疆界、跨文化、跨学科的被歌德称作“世界文学”的研究,尤其是就世界文学中所共同表达的对以人为本的关注以及对跨越文化差异、散居他乡、世界化了的自我写照而言。这一世界化了的徙迁自我影响了写作者对“家”的向往,无论这个“家”是想象中的还是浪漫化了的,是充满了憎恨还是怀念之情的。文章通过对流散华人英国作家潘翎和虹影及其文学作品的解读,并通过对“世界化”和“地域化”之双重运作轴向的理论阐述,旨在揭示跨疆界、跨文化、迁移他乡的世界化了的自我,同时也是文化地方化了的自我,展示了全球化与文化交叉而构成的世界主义多重复杂性。

看得出,时代的发展总在催生着文学的“世界化”,但文学仍然要植根于特定的民族和地域之中,因为人类性、世界性总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唐蔚明的文章既能抓住两位有代表性的欧华女作家及其作品的文本阅读,着意揭示世界化了的自我的“双重姿态”,又能借助后殖民理论来看待世界主义的“双重运作轴向”。

颇有意思的是,本年度瑞典著名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18个终身评委之一的马悦然先生发表的一篇演讲词 :《中国现当代文学与诺贝尔文学奖》(《华文文学》2015.3)。由这位对中国文学、尤其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有着长时间的持续观察和研究的欧洲(瑞)汉学家来谈论这样的话题,无疑是挺合适的也甚具权威性。他从介绍瑞典学院和诺贝尔,谈到如何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继而转向重点谈论中国现当代文学已进入世界文学,不仅为华文文学界和学术界提供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文情史实,而且表明了自己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极力赞赏,对中国现当代重要作家作品的总体样貌则作了要言不烦的描述,同时切中肯綮地指出制约他们的创作走向世界的缘由。尽管这是一篇演讲词,并非高头理论说辞,但阐述得当,以理服人,以事实说话,足见其阅历之广泛、视野之开阔,还有那份对文学之爱的情怀。如果说《世界主义的双重姿态》一文以华人流散作家个案为例,从学理层面来揭示全球化语境中的双重运作轴向,即跨疆界、跨文化、迁移了的自我,进入对文学的“世界化”和“地域化”提出自己的看法。那么,马悦然的演讲词则以大量事实说话,并将中国当代文学置于公认为世界上最具权威性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坐标,进行视野更为开阔的比较和解说。尽管在一篇演讲词中不可能深入到具体文本的分析,但只要能够认真地去阅读,实事求是地加以鉴别,诚挚地说出自己的认识与判断就可以了。关键的是,这两篇文章为我们研究包括中国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在内的汉语文学所提供的启示意义。而这,恰恰是我们时刻关心的文学的民族性、地域性、世界性这些既复杂又特殊的重要诗学命题。 

C.有关研究的扫描:从整体到个案的解读与阐释

对每年度一个地区华文文学创作与研究的了解和理解,唯一的办法只有在走近和关注中思考或作出回应。在前年度对澳洲及欧洲华文文学研究进行综述时,笔者曾经说过,相对而言,对于这两个地区的华文文学,无论是研究力度、认知程度还是传播效应,都明显的远远落后于东南亚、北美的华文文学研究。可能与作家队伍创作实力及整体创作格局的强弱有关,本年度这两个区域的华文文学研究同样未见起色。这里面存在着“多”与“少”的问题,可能也存在着“量”与“质”的问题。但量多而质弱,或质强而量少,同样是乏善可陈的。量多,是一种意味;量少,又是另一种意味。

让我们先将视线转移到2015年度澳洲华文文学研究有什么值得留意的。澳华学者何与怀博士撰写的《简谈“澳华留学生文学”的嬗变》(《华文文学》2015.2),全文洋洋洒洒,以若干长篇作品为例,对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的澳华文学作了勾勒式的评述。首先,我们看到,这些作品摆脱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常见的澳华留学生文学的架构和内容,展现比较宏大的视野;第二,这些作品随着架构和视野的扩展,其思想更趋深刻;第三,当年澳华留学生作家经过多年的生活积累、思考沉淀和艺术磨练,其作品现在更讲究技巧手法,文学性更高。研究者表明,之所以讨论“澳华留学生文学”的嬗变,是为了辅证澳华文学是一块不断崛起的“新大陆”。其实,这是作者长篇论文《澳华文学是一块不断崛起的新大陆——也谈“澳华留学生文学”的衰落和嬗变》中的一个章节。该文之所以延用“澳华留学生文学”这个概念,而未改用“澳华新移民文学”,或统称为“澳华文学”,此中自有一番意味。所谓“澳华留学生文学”,实际上是指上世纪80年代末前后涌向澳洲的中国留学生“自我描写”的文学,特别是描写他们如何费尽心机筹划出国,又如何在澳洲拼死拼活争取永居即“居留岁月”的文学作品。其间历时十年,与这些留学生获取澳洲永居权所需的八年时间大致吻合(有些作品在其后出版)。作为一个阶段性的历史现象和独特的文化现象,“澳华留学生文学”应是一个过渡性或暂时性的概念,已伴随时间的蹄声渐行渐远。然而,历史必须记住,真正让澳华文学初具形态并作为海外华文文学的一道动人景观,恰恰是“澳华留学生文学”的横空出世。迄今为止,澳洲华人社区文学文化最为活跃且为火热最为多姿多彩的年代,当数那个时期。在这种特定的历史境遇中,澳华文学才真正热闹起来,并逐渐形成自己的格局和风貌。因此,探讨澳华留学生文学的嬗变,的确是一个非常有趣且非常有意义的话题。何与怀博士以翔实的第一手资料,以在场者和见证者的角色,经过一番梳理描述,为我们再续了澳洲华文文学在不断演变中呈现的新现象新景观。

对于作家和作品的解读与阐释,素来是文学研究的重头戏。《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5年第1期特辟的“庄伟杰专辑”,共推出三篇文章,分别从庄伟杰的诗歌、文学批评和书法艺术展开不同程度的评介。岭南文化名家徐南铁为庄伟杰书画艺术评论集《墨海艺林漫步》所写的序言《相知只因文字缘》,让人感受到“通过文字的形象、文字的线条、文字的色彩以及文字的意蕴”,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精神面貌。该文对庄伟杰的书法评论进行了画龙点睛式的评述,认为“庄伟杰的书法评论并不囿于笔法、结体、布局之类,甚至也不盘桓于风格、师承和影响之中。他往往从大文化入手,在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巨大天幕下观察中国书法的生存状态,叩问中国书法的发展与未来。他探讨书法的生命内涵,或由书法的历史现象谈中国文化精神,或通过观念的嬗变进行书法的当代性思考;他也探讨书法的发展趋势,或从认同和输出的角度探讨书法艺术能否走向世界,或根据文化角色的定位设问书法艺术的发展短板;同时他还探究书法的精髓,将书法视为生命的形式,视为自然之精华,自称‘天真烂漫是吾师’”。青年评论家杨荣昌撰写的《文学与人心的互证——庄伟杰文学批评论》,则紧扣题旨,以其艺术判断力和敏锐感悟力,重点抓住庄伟杰文学批评如何在跨文化视野中确立文学坐标,如何揭示海外华文文学的精神面貌,如何进行审美批评中的诗学建构,深度地探析及阐释其学术路径和心路历程。并以新锐批评家的眼光指出,“在当代文学批评界,庄伟杰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存在”。从他的诗文写作和文化实践,“折射出一名缪斯之子对文学的赤诚爱恋,是观察海外华文写作者心灵镜像的独特个案。”南开大学文学博士生郑祥琥,以《论庄伟杰诗歌内在构成上的三大元素》为题,作出了自己的判断和独到分析,指出庄伟杰诗歌在构成上是多元的,主题上也是多元的。在这多元混杂之中,影响庄伟杰诗歌特性或诗性质地的有三个主要元素,即海外经历、学者身份、诗即心灵的诗学观。透过诗人那些摇曳生辉的作品,文字背后依稀可见这三大元素构成其诗歌作为独立存在的“生命体”。要理解庄伟杰诗歌,以及他多样化的文学作品,关键是要把握住这三大元素,才能真正体会到庄伟杰诗歌的深层意境和风神秀色。

游走于中澳两地的澳华双语诗人作家、学者欧阳昱,近年来颇为活跃,引人注目。青年学者张丽丽的《永远的他者——评欧阳昱的跨国书写与双边接受》(《华文文学》2015.5)和乜人的《〈愤怒的吴自立〉序》(《华文文学》2015.2),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和方式展开评述。前文侧重于评论作家在文学创作、传播与交流中所彰显的身份。认为澳大利亚文学研究进入“跨国转向”以后,人们的注意力随之转移到具有多元文化背景的作家身上。欧阳昱是中澳文学交流中不容忽视的双语作家,“跨国书写”是他创作最典型的特征。无论是澳洲还是中国,在欧阳昱这面镜子中看到的都是“他者”。文章以欧阳昱的双语诗歌和英文创作为例,从文化身份、文本策略、文体风格三个方面梳理欧阳昱创作中的跨国书写特征,并分析其作品在中澳双边接受中的“他者化”遭遇的原因。后者作为一篇序言,注重于对具体文本的阅读感受、判断和分析,认为欧阳昱的小说主人公吴自立是二十一岁的大学生,他相信自己的出生是造化的报应,因为这是个欲望的时代,他所就读的所谓大学早已精神破产,是个“腐烂得流脓的地方”。他终日沉浸在对人情世态的仇视和愤怒中,企图通过自我毁灭来毁灭这个他与之不能相容的世界。并以此认定这个文本是存在主义哲学的模本小说。主人公的精神危机是其作为问题存在,受困于人之存在问题,最终堕入问题深渊的典型个案。作为一个存在于信仰的荒漠里,在精神的极限上自我摧残的人,他的一生,如同与他一起存在于生的囚笼的人之生死,不过是在给定的生存境遇里完成给定的命运。

总体而言,本年度有关澳华文学研究的成果屈指可数,但视野开阔,有宏观的有微观的,有整体的有个案的。尚有多篇文章值得留心,谨录于此:有关访谈对话的有欧阳昱∕崔钰炜译的《温卡·奥门森教授访谈录》(《华文文学》2015.2)、欧阳昱的《赵葆康访谈录》(《华文文学》2015.4),还有欧阳昱的《〈独夜舟〉创作谈》(《华文文学》2015.3)以及一篇演讲稿《要失败就失败得更好:写到不能发表为止》(《华文文学》2015.6)。此外,由澳大利亚历史学者玛莉亚·图马金博士撰写,周小进译的《禁止犬类、水果、武器,还有教授——谈中国移民学历过高在澳洲的工作困境》(《华文文学》2015.5)一文,则为我们提供了解移民生活面临的困窘与现实境遇,有助于我们更真实更深入地感知海外移民在生存上面临的困惑与挑战。

本年度欧洲华文文学研究与澳华文学研究的状况相类似,整体成果不太乐观,但研究方法和切入点较为新颖,而且大多以作家和作品的个案研究为主。有关高行健研究的价值意义自不必言。在欧华作家中,女作家似乎是人们颇为关注研究对象,而虹影应是多年来备受重视女作家。张欣、方忠的《论虹影小说〈上海王〉中的男女关系》(《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5.3),尝试运用西方神话原型批评的方法,对文本进行有的放矢的探析和论述,读之意趣横生。文章认为,虹影长篇小说《上海王》叙述了筱月桂与三代上海王之间的情感纠葛故事,与西方神话原型批评有许多暗合的地方。集中运用神话原型批评理论,以古希腊的男女同体、美狄亚复仇、人类童年伊甸园失落三种代表性的原型,着重阐释该部小说的精神母题:男女同体的生死之爱;“美狄亚”的复仇之爱;人类童年伊甸园失落的超越之爱。三种原型形象,是原始文化雏形的显现,反映出人类对爱唯一性、完整性的执着追求,以及对生命中原始欲望的大胆讴歌。陈舒劼的《虹影小说的“变”与“常”——结构及其演绎》则把个人的阅读感受和西方结构主义叙事学相结合走进虹影的小说世界,并通过文本具体解读,道出虹影小说在“常”与“变”的辩证关系中潜藏丰富的意味。该文指出,虹影小说表象繁复,但其小说整体世界隐藏着内在的深层结构。由“失父/寻父”演化出的“父亲/情人”、“母亲/自我”、“夫/妇”、“父母辈/子女辈”等结构的切换和碰撞构成了虹影小说世界的内在骨架。“父亲”的缺场意味着价值规范与认同标准的丧失,导致“女儿”身份意识和人格方面的障碍,以及她在男女/夫妇关系上的多种尝试。经由他者的回忆和叙述,兼有女儿、妻子、母亲多重身份属性的女主人公在重绘父母一代的性别价值认同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朝向传统的自我认同立场。

在欧华女作家中,林湄近年来的精心创作,同样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继那部被评论界认为是探索人的精神世界和追求终极关怀的长篇力作《天望》之后,2015年又推出其姐妹篇《天外》,以欧陆华裔移民的生存际遇为背景,反映了地球村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和命运。学者汪树东的《从超越视角审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论林湄长篇小说〈天外〉的叙事伦理》(《华文文学》2015.4),认为《天外》延续了《天望》中的那种高蹈出尘的形而上的超越视角,在对中西文化差异的敏锐体验和细腻书写之上,更关注现代人在欲望和爱情、孤独和家庭、死亡和信仰的尖锐夹缝中较为普遍的生存困境,呈现出富有深远意义的神义论的自由主义叙事伦理。总之《天外》作为近年来海外华文文学的新收获,吸取了中西文学经典的思想艺术营养,在融会贯通中铸造新篇章,还有待于作出深入而细致的探究。该文论析清晰,论证充分,深度地把握了小说文本的精神意蕴和伦理立场。

此外,党霄羽的《从序列时间到轮回时间——论〈唐人街〉的小说结构》(《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5.4)和陈学芬的《论欧亚裔小说家的民族融合理想——以林露德、水仙花为例》(《华文文学》2015.6),分别从不同角度选题并加以充分的论证,可谓各有千秋。前文认为,首发于《收获》长篇小说专号的《唐人街》是一部描写海外华人非法移民的长篇小说。这些小人物、偷渡者、边缘人群的故事,如果放在宏大的民族国家的视野之下,也可以看作是一套关于家国想象的叙事。本文从作为序列的时间、作为空间想象的时间和作为轮回的时间三个角度,阐述《唐人街》时间概念对于处于社会底层的海外华人在想象中建构祖国所起到的作用。正是这些时间上的概念,在内在逻辑上把小说中的各色人物和他们形形色色的故事连结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些时间概念,对于这些底层人民的自我认知,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后者认为欧亚裔小说家林露德、水仙花在小说文本中真实地再现了华人、黑人族群在美国历史上备受到过的不公正待遇,常常面临民族问题及民族身份选择的困惑。从种族、族群研究的视角,剖析各族群普遍存在的偏见和“我族中心主义”,以及由此导致的内部殖民现象,从异族通婚、各种族文化同化杂交的角度探讨民族融合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已由欧洲移民美国的著名华文女作家赵淑侠的《为欧华文友小传作序》(《华文文学》2015.5),文中提供了诸多欧华文坛的文情旧事,读来颇感亲切。

总体说来,欧华文学研究也罢,澳华文学研究也好,尚须热心于华文文学研究的学者加以垂注和重视,或主动地把眼光投向这里。是幸!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主要以《华文文学》和《世界华文文学论坛》这两本刊物所发表的文章为依据,就2015年度澳洲及欧洲华文文学研究的情况加以简略分析和综述。至于零星散见于海内外各种报刊媒体的关于这两个区域华文文学研究的文情,由于本《年鉴》“资料”栏目中已提供有关论文索引、研究成果一览和硕博士论文提要等信息,恕勿累赘,也不作概观评述。

原载《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年鉴·2015》,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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