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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一个好社会
作者:张镭  发布日期:2017-08-19 20:30:26  浏览次数: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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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说,他这辈子只写了两篇文章,一篇“农村”,一篇“民族”。

纵观费孝通的一生,他的这两篇文章,不过就是他对美好社会的思考与探寻罢了。

梁漱溟也在思考与探寻。不过,费孝通是写,而梁漱溟则被两个问题占据了头脑。这两个问题分别是:现实与人生。

也就是说,梁漱溟先生主要研究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

这两个问题都很大,是很大的问题。一般人最多思考思考,研究是谈不上的。可梁漱溟不是一般人,他有资格研究,而且研究得很不错。梁作为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他与同时代的志士仁人一样,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积极探索。他曾醉心于西方政治制度在中国的实现,赞成“君主立宪”,后又转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路向”。新中国建立后,他“醒悟”到自己走的是改良主义的道路,是行不通的。

何为“改良主义”?依我的理解,所谓“改良主义”,就是梁不赞成用武力革命解决中国社会问题。

梁的这种思想,也是他父亲梁济的思想。

1911年,梁济得知儿子梁漱溟参加了同盟会京津支部的活动,他告诫儿子,要求他不要从事颠覆清廷的活动。理由是:“立宪足以救国,何必革命?”

但事态没有朝着梁济所设想的那般去发展,而是朝着他不愿看到的局面进发。身为一介书生,深知其人微言轻,于是决定以一死来反抗这个社会。

1918年11月7日清晨,梁济出门要去好友彭翼仲家,临行前偶然在报纸上读到一段国际新闻,遂与已做了北京大学哲学教师的儿子梁漱溟闲谈了几句。末了,梁济问儿子:“这个世界会好吗?”儿子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能好就好啊!”梁济说完就离开了家。

三天后,梁济留下一篇《敬告后人书》,在积水潭投水自杀。

许多年以后,梁漱溟回忆起与父亲最后的那次谈话,依旧感慨颇深。

“父亲最末一次谈话,还说的是社会问题。自从先父见背之日起,因他给我的印象太深,事实上,不容许我忽视社会问题,非替社会问题拼命到底不可。”

世间,大多是老子比儿子乐观,唯独梁家这对父子,与众不同。

我不赞同为社会问题而自杀。纵使你有天大的影响力,企图以自杀来震醒世人,只能是可笑而又愚蠢的。

梁漱溟就比他的父亲聪明,即便自己的理想化为了泡影,也不自杀。与其死,实在不如活下来继续思考,继续探寻!哪怕这继续还是化为泡影。

新中国的诞生,靠的是革命和枪杆子。“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毛泽东于1927年8月7日的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上提出来的。这与梁济、梁漱溟父子的改良主义大为不同。改良就是不希望流血,不希望死人。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则必须流血,必须死人,而且要死很多人。死很多人也不怕,只要能换来一个好社会,也算值了。问题在于,怎样的社会才算是好社会呢?梁漱溟并没有给出确凿的答案,费孝通也没有。不过,1993年夏,费孝通与秘书张冠生有个谈话,我觉得触及到了好社会的本质。他说:

“从世界范围看,大家都希望生活在一个美好社会里边。但是现在的社会还说不上美好。还有很多人在饥寒线上下挣扎,还有冲突和战争。这样,就把美好社会的愿望寄托在未来。在人们的盼望里边,未来该是怎么样的秩序?怎样达到和实现?很多人在讨论。我们中国人还没有在世界上发言。……”

费先生开宗明义,指出:“从世界范围看,大家都希望生活在一个美好社会里边。”那么,怎样的社会才算美好?费先生认为要没有饥寒,要没有冲突和战争。按说,费先生这好社会的标准,着实不够复杂。但即便如此,人类社会也很难做得到。即便解决了饥寒,也未必解决得了冲突和战争。这样一来,美好社会的愿景便很难实现。费先生想必早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才会说:“这样,就把美好社会的愿望寄托在未来。”

费先生这个说法,令我想起中国的一首古诗《明日歌》——“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何为未来?未来不就是明日吗?

如果人类把美好社会的愿望寄托在未来,那人类真是自欺欺人。为什么不能为着当下的美好社会而奋斗、而思考、而探寻呢?当下若是不好,未来就一定能好?未来即便能好,与我们又有多大关系?

新中国,新社会。生活在新中国,新社会的中国人,不论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极少有人反对这个社会,甚至连说句坏话的人都很少。这要归功于我们的政治教育。但所有的教育,依我看都不及伟人的一句话——“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想想看,还有什么社会能比“让人站起来了”更美好的社会?显然,我比较看重这个。因为站起来意味着从此不再为奴。但在这个新社会里依然有不满的人,这些人都是从旧中国走过来的人,他们为新中国的诞生也是作出过贡献的人。可惜,这些人的不满我们知道得太晚了。比如仅《翦伯赞的悲情人生》(作者章诒和,见《真相:文人名士的那些事儿》,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298页)一文,就有两个人的不满是我初次所见——

翦伯赞还揭发了张东荪私下里讲“解放三年来,一直觉得不自由”等言论(305页)

……但父亲又发出另一番感叹:“中共对知识不见得重视,受重视的是政治。对人的评价也多是政治性的。”(308页)

章诒和是著名民主人士章伯钧的女儿,文中的父亲,即指章伯钧。

在章诒和的这篇文字里,我对翦伯赞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了解。不仅了解了他的生,亦了解了他的死,更重要的还在于,我还了解到了他的不满。

……我想打破这个沉闷的局面,便问:“翦伯伯,你好吗?”

“我不好!什么都不好!”他在说这话的时候,口气恶狠,目光怨毒,犹如一锅沸水,渴望着横溢和宣泄。

我又说:“我当初考大学的时候,报考的第一志愿就是你的北大历史系。”

我的话刚出口,胸揣怒火的他,大声喝道:“学什么历史!考什么历史系!现在历史系的学生连句子都断不来。教育一塌糊涂,史学一塌糊涂,社会更是一塌糊涂。我看,没有什么事情是好的。”

父亲说:“听说,北京大学也要搞人民公社,把个大学办成科学、教学、生产、军事、劳动的联合基地,老翦,是这样吗?”

“什么基地?都是放屁!现在是工人不像工人,农民不像农民,学生不像学生,教授不像教授。”

一切都哑然了,谁也找不出话题了。激动又惊骇的父亲,围着沙发踱来踱去。(318页)

老翦这番话,不难看出有些情绪化。这样的话语,即便在当下,胆子也够大的,而在那时,就只能是反动。一旦遭外泄,必死无疑。

但章诒和、章伯钧这对父女都没有将之外泄,这在那个时代真是难得。然而,几年后“文革”爆发,翦伯赞依旧没有逃过这一劫。北大历史系第一个被揪出来的,被批评的人正是翦伯赞。其罪名是:“黑帮分子”加“反动权威”。

尽管如此,翦伯赞仍获得毛泽东的特别关照:1968年10月,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说,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毛主席还以翦伯赞、冯友兰为例,说,今后还得让他们当教授,不懂唯心主义哲学就去问冯友兰,不懂帝王将相历史便去找翦伯赞。

按说,有了最高指示,翦的一条小命是保得住的了。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仅仅1周之后,毙命之祸就降到了翦伯赞的身上。

1968年尚在任的国家主席刘少奇,被内定为“叛徒、内奸、工贼”,具体罪行之一是曾与蒋介石以及宋子文、陈立夫勾结。30年代在蒋、刘之间周旋的人,正是湛小岑、吕振羽和翦伯赞等人。于是,他就成为刘少奇专案组所搜取的有关此事的证据,或许还是唯一的证据。按说,翦伯赞身为一个“老统战”,政治上的事他应该比一般知识分子略懂一些。刘少奇这事,他非常清楚背后是谁,最高领袖都为他说话了,保他一条小命了,顺理成章地他应该还这个情。可翦伯赞就是翦伯赞,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一把老骨头还是硬的。

1968年12月4日,刘少奇专案组副组长,一个叫巫中的军人带着几名副手,直奔翦居住的燕南园。巫要翦写一份材料,加以证明,再签上字,“就没你的事了。”所谓加以证明,就是要坐实刘的叛徒、内奸、工贼之名。翦伯赞不仅不配合,还明确否认那次谈判刘少奇有阴谋活动。

最后,巫中说:只给你3天的机会,3天后我再来。12月18日下午,巫中带着一群人又来了,审了2个小时,翦伯赞拒绝作出违反事实的交待。巫中猛地从腰中拔出手枪,往桌上一拍,说:“今天你要不老实交待,老子我就枪毙了你!”

翦伯赞闭口不语。

巫中冲到跟前,把手枪放在翦伯赞的鼻孔底下,大吼:“快说,不说马上就枪毙你!”

革命一辈子的翦伯赞,从未经受过如此恐怖的革命。他却依旧回答:“我没什么可以交待的了。”(321页)

章诒和写道:“尽管巫中空手而归,翦伯赞已有轻生之念。他大惑不解的是:毛泽东说要给他出路,事实上的出路又在何方?原来都是假的、虚的、空的!”

翦伯赞死了。“第二天,人们发现翦伯赞夫妇服用过量的‘速可眠’,离开了人世。他们平卧于床。二人穿着新衣服,合盖着一条棉被。在翦伯赞所着中山装的左右口袋里,各装一张字条。一张写着:‘我实在交待不去(出)来,走了这条绝路。我走这条路,杜师傅完全不知道。’另一张则写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321-322页)

钩沉这段历史,我的心依然疼痛。当那段历史在新社会上演时,我们这代人尚年幼,长大后我们方知,新社会竟发生过那么多不愉快的事情。固然,我们没有遭罪,但我们不能因为自身不曾遭罪而忽略那个时代,那段历史。那个时代,那段历史是不能遗忘的,不该遗忘的。正是它的出现,让我们明白,让我们醒悟,人,仅仅站起来了还不够,站起来了也还能让你再趴下。翦伯赞不仅“趴下”了,而且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样的社会,在他的眼里,当然只能是“一塌糊涂”。

费孝通一生都在探寻一个好社会,但非常可惜和遗憾的是:“在人们的盼望里边,未来该是一种怎么样的秩序?怎样达到和实现?很多人在讨论。我们中国人还没有在世界上发言”。

很多人在讨论。讨论什么呢?当然是讨论美好社会,是未来的美好社会。这很多人里头,一定有咱们中国人,费孝通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但费先生给出的未来美好社会的愿景,我了解得不多,所以显得较为迷惘。我觉得,作为一生都在探寻一个好社会的大知识分子,他给出的愿景应该非常清晰,不仅让我们看得到,还能感受得到。至于梁漱溟,他的改良主义思想早已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而被扔进了垃圾堆。解放后他还有什么新思想?好像有一点,但跟毛主席干了一架后,好像就沉默了,一言不发了。

自杀的翦伯赞牢骚发的不小,可他毕竟不是梁漱溟,不是费孝通,他一生所致力于的不是探寻一个好社会,而是做一个历史学家。

这般说来,所谓好社会,并没有固定的答案。没有固定的答案,也好,我们可以去想象嘛!不要去想未来会怎样,未来由不得我们,我们说了不算。我们要说就说当下。当下是我们的当下,我们活在其间。我们活得好,这社会才是好社会;我们活得不好,这社会便不是好社会。那么,怎样才算“活得好呢?”我只能说一说我自己的想法,别人怎么想,我不知道。

我的想法简单极了:我偶或写下的某一篇文字 ,网管们要是想删的话,能不能打声招呼?能不能告诉我,我的文字犯了什么“天条”?不打招呼 ,不说明情况,想删便删,这好像与我们的宪法不吻合。

再一个,就是:希望出版社能够出版我的文字,不要再为难我了。

作为社会一成员,我没有资格给社会提这样的或那样的要求,社会给予我的已很多了,但是,我要是一点要求也不提,一点想法也没有,那么,我哪还像一个人呢?我还是一个人吗?如果我是人,我就有这个权利,而且我相信,我这权利没有过分。

今日之社会,人们吃得饱,穿得暧,睡得香。好社会的标准是不是就是这个呢?如果这就是标准,那无疑被我们赶上了。

其实,翦伯赞也未必愁吃、愁穿,他可能同今天的我们一样,也吃得饱、穿得暧。可他为什么还要自杀呢?是他害怕那个拿着手枪对着他的人吗?不,他害怕的不是那个人,也不是那个人手里的那把手枪。他害怕的是手枪背后的阴谋,他害怕的是在一个新社会里,“执法者”不用法律跟你说话,而用手枪跟你说话。他知道,在这样的社会里活下去,不只是一塌糊涂,而是非常危险,非常恐惧。这对于一个追求光明和自由的知识分子来说,不自由,毋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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