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做梦似的”！

说这话的人，叫郑桂珍，她的女儿郑萌珠是中国第一例试管婴儿。

1988年3月10日，郑萌珠出生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当时距离世界上首例试管婴儿路易丝•布朗在英国诞生已过去10年。

2019年4月15日，31岁的郑萌珠在她出生的这家医院，通过剖宫产分娩一名男婴，男婴体重3.85公斤，医生说，男婴很健康。

这一幕，让郑萌珠的妈妈郑桂珍感觉“晕乎乎的，像做梦似的。时间过得真快，萌珠也有孩子了。”（以上文字参见《参考消息》4月18日《中国首例试管婴儿当妈妈了》。）

郑桂珍感叹的是“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孩子生了孩子。的确，“像做梦似的”。

现实生活中，“像做梦似的”感叹，恐怕可不都是孩子也生孩子的美事儿。

人生如梦，有美梦，也有噩梦。

有个跟我同姓，名叫扣扣的人，他的人生就是一个噩梦。

1996年8月27日，张扣扣的母亲汪秀萍因邻里矛盾，被王正军一棒子打中头部，致汪当场倒地死亡。

当时的张扣扣只有13岁，母亲就倒在他的怀里。

2018年2月15日，张扣扣持刀将邻居王自新（男，71岁），长子王校军（47岁）当场杀死，又将王自新的三子王正军（39岁）刺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2019年1月8日，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法院最终以故意杀人罪、故意毁坏财物罪对张扣扣判处死刑。

2019年4月11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张扣扣故意杀人、故意毁坏财物一案并当庭宣判，裁定驳回张扣扣的上诉，维持一审死刑判决，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尘埃落定。这事儿到此似乎就该结束了。

然而，民间却掀起了巨浪。

归结起来就是，张扣扣不该死。因为他是为母复仇，而非报复社会。

可是，为母复仇显然不能成为理由，至少这个理由无法改变法律。

于是，更深层次的东西被人曝了出来：有顶包说，有包庇说。更能打动人心的，则是张扣扣看着自己的母亲鲜血咕咕流淌着，死在了自己的怀里。

关于这起案件，网上的说法有两种，一种来自官方，一种来自民间。

官方的说法，至少看上去一点问题也没有，张扣扣就该这么个结局。

民间的说法，大都来自于朋友圈，现在几乎都看不到了。

民间的说法，谁看了谁都同情，谁都气愤，谁都认为这个人不该死。

究竟哪种说法更靠谱，哪种说法更理性，哪种说法更接近于事实真相，说实在的，我还真没搞清楚。但是，我之所以感觉这起案子“像做梦似的”，就在于，为何有那么多人站出来替杀了人的人说话？为何这个人被判死刑竟引来那么大的关注，又为何有那么多的人同情他，甚至觉得他冤？

他真的冤吗？

如果真的冤，那法官们恐怕早坐不住了吧。如果不冤，那又是为何呢？

抛开当下，把事件往前推。如果还原那时的情景，即张母死的时候，真真躺在儿子怀抱之中，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深仇大恨已埋进了这个13岁孩子的心底。无疑，张家是弱者。但是如果杀人者能够得到应有的惩处，即使受害者怀有深仇大恨，长大后也不致于再行报复。之所以会有报复，那是因为杀人的人看上去受到了惩罚（1996年12月5日，南郑县法院以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判处王正军有期徒刑7年，结果3年就出来了），但这种惩罚显然不能令受害者家属满意，自然也就无法抚平张扣扣内心的伤痛。

一个人一下子杀死三个人，判其死刑，再正常不过了。可是，为什么当法院判处张扣扣死刑时，却有那么多不相识的人为他鸣不平，认为他是冤屈的呢？为什么大家都认为他不该杀、为他求情呢？

显然，人们认为，杀张扣扣母亲的人只判了7年，说不过去，只蹲了3年就出来了，必有问题。

张扣扣最后会怎样，我认为应该交给法律，而不是看客。法律不应受到看客的干扰，但前提是：法律必须公正。

法律若公正，是否会有张扣扣这样的悲剧？人们为什么如此同情张扣扣？是不是因为张扣扣原本不该如此，他原本应该跟我们一样，平平凡凡地度过自己的一生？可他却不能跟我们一样，他要年纪轻轻就得死。是他不想活，还是他活不下去？谁让他活不下去？谁把他逼到今天这一步？执法者难道没有一点责任吗？人们同情他，不是同情他杀了人，而是同情他的遭际。如果他的母亲不被人打死，如果他的母亲被人打死后，凶手能够受到严惩，像他一样被判死刑，至少来个无期徒刑，试想，他还会杀人吗？如果法律严惩了凶手，张扣扣再杀人，一个同情他的人也不会有，也不该有。

看到这么多的人同情这个人，起初我并不理解。当我理解了之后，我觉得我们这个国家有希望——民众尚未麻木，依然有人在为真理而斗争。

法律非儿戏，更不能让人感觉“像做梦似的”，尤其这样的噩梦。

今年的这个4月，网络上最热闹的一个事，恐怕就是“西安奔驰女车主哭诉维权”的那个视频了。

这个视频我看了，整个事件我也了解了。有人问我有什么看法，我说，“像做梦似的”。

不是吗？刚买的新车，还没开出4S店，发动机就漏油了。这是什么车？质量这么差？是电动自行车，还是二手摩托车？这可不是二手货啊，这是一辆全新进口奔驰。

出了问题也不可怕，4S店及时给予车主把问题给解决了，不就完事了吗。可事情没这么简单。在反复交涉无果的情形下，车主打了110电话、工商局电话，均无人接听。无奈之下，以自感有伤尊严的方式“坐车顶哭诉”，来维护自身权利。

车主是个受过文化教育的人，但是，车主说，这件事情让她觉得，她这几十年的教育让她受到了奇耻大辱！“我就是太讲道理！”

难道道理不该讲吗？不讲道理讲什么呢？维权的事总不至于一上来就去法院吧？老百姓不跟人讲道理，难道要讲“拳头”吗？讲“拳头”估计也讲不过4S店，也讲不过他们一帮人。那怎么办呢？忍气吞声吗？小事可以，这么大的事，几十万的事，怎么能忍气吞声呢？

这事跟张扣扣那事，一点边也沾不上，可我总觉得有点关系。如果这家4S店不店大欺客，那个有文化、受到教育的女性会坐到奔驰车上哭诉维权吗？要知道走到这一步对一个女性来说，意味着什么吗？那是不要脸了啊！是谁把她逼到这一步的呢？仅仅是那家4S店吗？不，110干什么去了？工商局干什么去了？政府养了那么多机构、那么多人员，不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吗？怎么当人民有了问题、有了困难时，却找不到他们了呢？4S店的问题是他们不知，还是他们知而不管？知而不敢管？

在中国，维权就这么难吗？

如果西安这位女车主不采取这种手段，她的问题能得到解决吗？

如果张扣扣不采取极端手段，他的内心的伤痛能得到抚平吗？

为什么原本正常的事情，却不能以正常的方式解决呢？为什么一点点的小事情，也要弄成举世皆知的事情呢？难道中国人的声音还不够大吗？难道连维权的事情也要闹到国际上去吗？

我常说，在我们这片土地上，一个讲尊严的人，他根本得不到尊严，反而会被尊严弄得伤痕累累。我们受到的教育是好的教育——忍让，忍让，一忍再忍，一让再让。可忍让所换来的是什么？是被人欺凌，是被人耍弄。

西安这位女车主的话的确刺痛了我们，同时，也让我们清醒。真的，这么多年以来，我，我们大都像那个女车主一样做人、做事，善待他人，善待社会，以为这样，别人也会善待我们，社会也会善待我们。

一次小小的维权，弄得“像做梦似的”，伤自尊哪！静下心来想一想，我们有尊严吗？我们得到过他人的尊重吗？这个社会懂得尊重人吗？

对女车主而言，这一次豁出去的维权，全然不要脸面的维权，看似取得了胜利，但留给她的痛苦记忆，可能是一辈子。最要命的是，她再也不相信社会了。从这个层面上看，何胜利之有？

至于政府养着的那些机构、那些人员，这些日子必定很紧张，甚至很惶恐，但不要紧，这个事儿一过，一切照旧，他们还会过上往日那平静而又美好的生活。

人活一辈子，哪能不遇上几桩闹心事？如果我们因为受过教育，就跟他们讲道理，不消说，我们会吃亏，甚至会吃苦。可如果我们都不讲道理，遇上闹心的事就来个一哭二闹三上吊，那这个社会还像个社会的样子吗？

一个好的社会，不应该让人把仇恨埋进心底，比如张扣扣；一个好的社会，不应该逼着人不要脸，干出“粗鲁”的事，比如西安的奔驰女。

但这一切都发生了，难怪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和共鸣。

反响和共鸣说明什么？说明要么我们遭遇过这些事，要么我们害怕会遇上这些事。

人生如梦，有好梦，也有噩梦。

谁不希望自己的人生多一些好梦，少一些噩梦呢？但现实生活中时不时地会传来一些他人的噩梦，这些噩梦看似离我们很远，却引起了我们的共鸣。共鸣，说明跟我们有关，说明不定哪天就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当然，噩梦未必就只是死人和闹事。

4月15日，也就是巴黎圣母院失火的那天，一个朋友发微信告知我，说新浪不让发文了。我问，怎么回事？你的文字里头是不是有敏感词？

朋友说，还真没有。

他把截图发给我看——“因系统升级，发布文章功能暂停，预计5月17日恢复。”

另一个朋友也发来了他的截图——“新浪博客正在维护中，对由此给你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

我也上去试了一下，跳出一行文字：“因系统升级，PC发布文章功能暂停，预计5月17日15时恢复。”

我试的那行文字是：“我吃饭了！”

一天后，我又试了一次，这次我发的文字是：“我爱中国！”

结果跳出来的还是那行文字。

北方的朋友告诉我，说皇城要开一个国际性大会。

我说，这有什么关系？

朋友说，怕你们乱说。

最近这几天，我的大脑一片空白，真的像做梦似的。

那么，我的这篇文字是怎么发上去的呢？只能说，感谢朋友，感谢他给我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