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感·澳华文学观察
朱云霞：海外华文作家大多有“边缘”意识，会把汉语写作看成是以母语抵抗文化失语的抗争或自我救赎。您在澳大利亚这么多年，作品也主要发表在当地报刊，形式非常丰富，内容多元，无论是在澳大利亚华文文学领域还是在中国大陆，您的作品接受度、认可度都很高，您是否有文学“边缘”的感受呢，中文写作于您自己来说意味着什么？
张奥列：边缘感是肯定有的。作为中国人，离开中原大地，当然就处于边缘了。作为中文书写，身处非母语的环境，当然也是边缘。从移居的那一刻起，我就深知自己被甩到边缘状态了。写作人当然喜欢跻身主流，彰显身手。但面对边缘，也可以换个思路。主流与边缘是相对相应的，也是相辅相承的。主流的强势，也会让弱势的边缘留下一线生机，就看你如何把握了。
譬如中国文坛，主流当然是王蒙、莫言们了，但严歌苓、张翎们不也是以其混血特色占一席之地吗？海外华文文学其实就是个混血儿，是中华文化与海外各种文化的混合体。它体现在跨族裔、跨地域、跨文化、跨时空的在地化书写，展现美学意义上的差异性。把握了这种差异性，你就不必纠缠于主流与边缘，无需一争高下，而在自己的天地里活得精彩，活出精神。若能为主流领域提供一点新鲜元素，有主流不可取代的价值，就很有意义了。
所以我并没有什么“抵抗”、“救赎”之类的意识，只是想在非母语环境中，用母语表达华人的内心真实，用母语展示中华文化在各种不同文化中的存在价值，用母语测试其对异质文化的吸纳性和舒张力。只要你写，就不会失语。奥斯卡电影奖不也是设有最佳外语片类别吗？诺贝尔文学奖，不也是有非母语作家获奖吗？这也表明在英语主流中，不能忽略其它语种艺术的存在价值。非主流语种艺术也可以大放异彩，关键还在于你的艺术把握力，你的语境的独特性和普世性。
话说回来，我自己并没有这么高的目标追求。中文写作对于我来说，也许是自得其乐，但每个作家的写作，可偿不是自得其乐呢？先自乐，才有可能感染读者，才有机会让读者与你同乐。
朱云霞：说到语言的话题，我就想到澳大利亚以双语写作的作家，比如欧阳昱、毕熙燕等。以双语进行跨语创作对于海外华文文学自身的发展来说，既能彰显其独特性，也是进入所在国主流文学圈的重要途径。澳华作家的英文创作在澳大利亚文学中的反响如何呢？不知道是否有更年轻一代的双语作者在接续承传？
张奥列：双语写作的确是海外作家的一条好路子。用当地的语言去写，就容易与当地社会沟通，与当地人交流。许多中文作家之所以不甘心于边缘，就是因为边缘缺乏影响力。白先勇在华语文学界举足轻重，可在英语文学界却被忽略。而哈金在英语文学界一举成名，才引起华语文学界的关注。在海外，用中文写作和用英文写作，这两者的影响力确实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多年来一直就有人提出，海外华人写作的出路在于双语写作。在澳大利亚，欧阳昱的诗歌、毕熙燕的小说，就是走双语写作的路线，特别是注重英语创作。还有一些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及香港等地的华人移民，也时有英文书籍出版，近年也有本土年轻华裔用英文写作，但同时双语写作的却不多。至于这些华人的英文作品在主流社会影响如何，我听到的不多，不可妄评。但反而是，他们在华语文化圈并不热门。双语写作如能顾及到两个不同语言文化圈，可能会增加影响力。
从发展看，年轻华人的英文写作会逐渐增多，而中文作者随着移民趋势也会陆续有来。但中英双语并举的作者，似乎不会很多。因为两种文笔是两种不同的思维，脚踏两只船毕竟难度颇高。
朱云霞：在我们的文化想象中，华文报刊在华人社区中承担着非常重要的文化功能，能够以语言召唤群体的情感共鸣或文化认同。在澳华文坛，您既是资深的编辑，也是报刊的专栏作者，同时也是以在场的方式进行文学评论和观察的研究者。能不能从您的角度谈谈澳洲华文报纸对澳华文学发展的影响？
张奥列：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绝对离不开华文报刊，有哪个海外作家，不是先从报刊起步？即使成熟的作家，也是报刊的常客。华文报纸的盛衰影响着文学的盛衰。澳华文学的足迹，也时时刻刻留痕于华文报刊。
如果要追根溯源，澳华文学最早出现的就是200多年前梁启超访澳时在当地华文报纸留下的诗文，以及一些当地华人对生活慨叹的诗句。由于实行白澳政策，有一段时期澳洲没有了中文报章，所以也谈不上澳华文学。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澳建交，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人移民增多，八十年代越南华裔难民大量涌入，香港、台湾移民也猛增，中文报纸重新出现，华文文学开始浮现。而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国留学生的大潮汹涌，更使中文报刊风生水起，澳华文学团体也应运而生，澳华文学由此进入发展期，借助报纸副刊园地，华文作品到处开花结果。
那时的留学生、新移民都是踊跃投稿当地报刊，若没有众多的报刊在作者读者之间搭桥，就不可能激发作者的写作欲望。若没有报刊提供园地让作者初试锋芒，让作品集腋成裘，也不会促成澳华书籍的出版。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至新世纪前十年，是澳华文学最为活跃的时期，也是澳华报章最为兴旺的时期。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的每份报刊，都形成各自的文学圈，而各个文学圈通过报刊的以文会友，又凝聚成庞大的澳华写作群体。那个时期的澳华文学作品繁多，也刺激了书籍出版，不仅有长篇小说、短篇集、散文集、评论集、诗集、传记文学、戏剧影视，还有几套文学丛书。
当然，作品的份量主要还是通过书籍的出版来呈现，但华文报刊却是制造文学氛围、刺激读者情绪、推动互动交流的利器。没有华文报纸这个基本盘，就难以搞活文学。由于新媒体的出现，阅读习惯的改变，当下澳洲华文报纸日渐式微，这也是当前澳华文学发展的一个困境。
朱云霞：您在2001年发表的《澳华文坛十年观》中谈到：“只要报刊园地不萎缩，澳华文学肯定会越来越活跃；借助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地区的发表出版渠道，它也会与世界华文文坛有更多的合作交流”，从世纪初到现在，文学传播媒介和海外华文生态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了，能不能谈谈当下澳华文学发表和传播的现状？
张奥列：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与传播主要看两个方面。一是在当地的交流与影响，一是在海外包括在中国两岸三地的发表与评介。刚才已经谈到，澳洲本地中文副刊园地萎缩，作者与读者对副刊的关注度降低，所以也影响了文学的传播与交流，淡化了文学氛围。近年来，澳华作家也不断有作品在两岸三地发表、出版、获奖。但澳华文学总体处于弱势，所以也未能引起两岸三地的关注。
比如在中国，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的机构越来越多，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的学者也来越来越多，但关注澳华文学创作的却不多。他们的研究方向主要在美加，或在欧洲及东南亚。而刊物、出版社编辑也受此影响，多盯着美加及欧亚。这种趋势也带动了读者市场，而这种市场也促进了学界的落力。美加欧亚本来就有实力上的先天优势，但学界、出版界、市场三者合力，更推动了他们的创作，形成了强势，这也是事实。而澳华文学内在的疲软，外在的孱弱，使其与中国文学界渐行渐远。所以澳华文学要有话语权，还在于自身的振兴和外界的推力。
在澳华文学最为活跃的时期，中国出版界曾推出澳华文学的三套丛书：２００２年海峡文艺出版社的《澳洲华文文学丛书》，分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杂物随笔五卷；２００３年中国文联出版社的《澳华文萃》上下卷，及《大洋文丛》１１位作者个人集；２００４年百花文艺出版社的《第三类文化系列丛书．澳洲专辑》，含小说、散文、纪实三卷。这三套丛书，合共收录了近百位澳华作家的各种类型的作品，如果中国学者花心思去阅读，也许会发现澳华文学的一些亮点。如果稍加点拨，也许会让澳华文学迈上新台阶。可惜这三套丛书没有很好在中国推介。除了福建出的那套书由刘登翰主编、林承璜责编外，相信也没什么学者读过，更不要说评点了。如果那个时候，有学者、有刊物推波助澜，澳华文学也许会开创新局面。如今，最佳时机已错过，丛书中的许多作者已归隐山林，淡出文坛，而坚持在写的，也没能在中国市场找到多少感觉。
朱云霞：您在移民澳洲之后，非常关切澳洲华文文学的发展，不仅有各种评论文章，也以文学创作来实践自己对澳华文学独特性的认知和价值承担，您曾在文章中不无忧虑地审视早期新移民文学的盲目和局限，也曾深切地拷问“澳华文学的灵魂是什么”，您不仅出版了第一本介绍澳洲华文文学的专著《澳华文人百态》，还出版了具有文学史性质的《澳华文学史迹》……是出于作为专业文学评论者的知识分子承担如此关切文学的使命，还是作为澳华作家身在其间，以文化理性自觉地对澳华文学的发展轨迹进行留存和建构？
张奥列：刚才说了，我在澳洲的写作，只是业余性质。虽然在中国，我是从事文学评论工作，但来澳后，生活环境变了，文学生态也变了，所以我的写作兴趣也有所转移。我更想写些生活中所思所感的心灵文字，评论只是业余之中的副业了。
坦率地说，我旅澳后的评论文字，并非有什么“建构”宏想。虽然在写散文、小说、随笔、纪实之余，还写了点评论文字，那完全是原来习惯的顺势而为之。因为自己在写，也看别人写，有时在阅读中产生了感触，便自然而然以随谈的方式写下点文字，与别人切磋交流。那个时候，我与许多作者的关系不深，甚至不认识，所以下笔多有冷眼旁观，实话实说。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有争论有旁观。这反而激发了我开始用心去评说了。那个时候正是澳华文学的开创期，所以我的文字也正好为这一时期留下了难得的记录。也许出于评论工作的本能，我的评论写作，是先从作品关注，再到作家研究，继而对文学现象梳理，对文坛状况概观。不知不觉，倒写下了许多篇章，收集成书，倒有种纵览横看的规模了。只是，我并无写史之心，因为觉得澳华文学还不够成熟，还不是写史的好时机。我只是希望能为将来有心写史之人留下点澳华文学开创期的实实在在的记录，以及个人性的参考。
朱云霞：从1999年的《澳华文人百态》到2016年出版的《澳华文学史迹》，您的评论著作从非常多元的角度呈现了澳洲华文文学的发展状态，既有一个作家的值观体验，也有评论者的理性与客观。对于我这样一个相对年轻的研究者来说，是学习和研究澳华文学非常重要的著作。近年来，我们在国内会感觉到北美新移民文学是强势之声，以及欧华新移作家文学的蓬勃之气，反而是曾经一度和北美同样获得大陆文坛和研究者关注的澳华文学显得有些落寞，您如何看待澳大利亚当下的新移民文学创作呢？
张奥列：相较于欧美，澳洲新移民文学确实有点落寞。但不少作家还在努力，仍在坚持。可以说，平静中的澳华文苑，还是时有涟漪的。比如近期，有几部作品在中国出版，在澳洲当地举办了新书发布或研讨会，颇有反响。韦敏、韦斯理母女合著的长篇小说《蓝花楹》，虽然是母亲韦敏以中文续写完成，但主体却是16岁夭折的儿子韦斯理病中以英文思维去表达的。它既是首部用中文描写澳洲从蛮荒到文明的历史小说，也是一场母女隔空的心灵对话。梁军的长篇小说《悉尼追梦录》，以出租车司机的视角去展示中国新移民及各族裔移民形形色色的现实生态。他几乎同时执笔同时完成的另一部《移民代理》，同样也是新移民众生相，二十多个移民申请个案，就是一幅幅流动画卷。而映霞的诗集《我只想透过你的爱来看世界》，以至真至爱的语言，铺写温暖，透露沧凉，有微笑，有感叹，有眷恋，有震颤，纯净而深沉。这是她的第三本诗集，上一本也在“上海书展”抢购一空。早些时候还有辛夷楣与澳人丈夫盖瑞合著的长篇纪实小说《人约黄昏》，采用两人交叉各自追述人生坎坷，年过半百之后，跨过东西方文化和个性的鸿沟，在南半球搭起一座心桥而相濡以沫，练达的文笔让真实的生活充满传奇色彩。
澳洲长篇写作并不旺盛，但微型小说发展势头蛮不错。不仅有成立了十年的澳华微型小说学会，出版了《澳洲华文微型小说选集》，而且2019年还主办了首届全球戏剧微型小说征文大赛。这届大赛，澳华作家沈志敏《天皇盖地虎》夺魁，张劲帆《还魂》、张月琴《青胜于蓝》等获优秀奖。崖青的微型小说集《谁是澳洲人》不仅重版，获海外华文著述奖佳作奖，她的另一本《初吻》也刚出版。王若冰出版了《第三十七个女孩》的同时，也有多篇作品在中国获各类大赛奖，或选入各种选本。现任微型小说学会会长的吕顺也出版有微型小说选集《幕后新闻》、《车站依旧》，他的其它散文、小说也多次获奖。
相比于小说，澳华诗歌似乎更为活跃。除了刚才提及的映霞，西贝的诗集《静守百年》,看似柔情似水，却包含着女性的坚韧。西贝也是位中英双语写作的诗人，她的英文童话故事诗在英国出版，而中文儿童诗集，也在北京出版。同样中英双语写作的还有庄雨，她不仅有中英双语诗集《庄雨微诗选》，还有许多诗篇在各类大赛中获奖。作为诗歌群体，悉尼雨轩诗社最为醒目，几年间就聚合了老中青诗人、爱好者近百人。各种节庆活动，都看到他们登台吟诵诗作的身影，他们的诗歌还多次在中国的卫视节目中朗诵。他们新近出版的会员集《大洋洲雨轩诗荟第二辑》，被前社长布文称为“又一次吹响集结号”。现任社长梁风如故认为，这是一群刚刚度过了异国他乡安心立命奋斗期的移民们，重新拾起深埋在心底的钟爱。
至于散文，对澳华作家来说一直都得心应手。胡仄佳的《从悉尼到苗黔山》、洪丕柱的《文化，无处不在的文化》、海曙红的《澳洲艺术随笔》等散文集都各有特色。倪立秋的《神州内外东走西瞧》和刘海鸥的《半壁家园》、《澳洲家书.游必有信》还获得海外华文著述奖散文佳作奖。
而老作家方面，冰夫、陆扬烈在上海作协关怀下都出版了洋洋大观的《冰夫文集》、《陆扬烈文集》。冰夫的叙事长诗《远去的群山》、陆扬烈的中篇小说《雪渡门》，都显示了作家暮年对历史的反思、对人性的剖析。郭存孝作为文史专家，旅澳十多年却出版了十多本中澳关系、澳华历史方面的著作和纪实散文作品，其治学与书写本身，就是一部传奇。
我谈及的作品，都是近年出自中国新移民作家笔下，但只能点到为止。澳华文学的实力和潜力显然是有的，若能加强与中国学界、出版界的沟通，就会有更大的提升空间。
我还想提一下“澳大利亚南溟出版基金”，它是由萧虹女士私人出资捐助出版澳华文学书籍，每年出两部，扶持澳华创作。十多年来，已资助出版28部书，包括小说、散文、诗集、纪实、评论，特别鼓励长篇小说。只是部分书籍不在中国出版，虽在海外获奖，却没法在中国传播。
情感·文化·视角
朱云霞：您在《澳华文学史迹》的后记中说，旅居澳大利亚二十年多年，印象最深的是这个国家日益亚洲化，“生活亚洲化的演进，促进了澳洲的多元文化，也为中国移民的汉字书写、华文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生存发展的机遇。” 在您的文学批评观念中，是非常强调当地性和在地化的。我想这种新的文化融合应该会催生新的文学创作环境，推促新的文学表达方式。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崛起，一带一路倡议等，不少海外华文作家对如何以文学书写中国故事开始有新的思考和实践。海外华文作家的这种“回归”，确实提供了表现中国的新质素，但不少作品中的海外特性也在消失。
张奥列：你说的现象的确存在。这几年，海外华文文学在中国不断发光，许多海外作家作品得到中国市场的接纳，受到中国学界的关注、赢得中国读者的捧场。中国市场的魅力，吸引了许多海外作家书写的回归。这是个好趋势，对海外华文文学也是一种推力。但这种市场吸力下，也容易引起海外华文写作的趋同心理。在这种心理下，难免会迎合中国市场而有意无意忽略了海外华文文学在地化书写的意识，淡化了海外华文写作的本土化元素。
所谓本土化元素，就是立足于当地的生活土壤，接当地之气，保持那种独特的泥土味，保持那种中外文化混血的美，保持海外华文文学有别于中国文学的美学特质和品格。你可以站在异乡，回望故土，可以在不同的时空中穿梭扫描，但都是一个“他者”的视角，“他者”的观照。无论在母国或在居住国，移民作家都是“他者”。你若能把握“他者”这个角色，在“过来人”的距离感和“当下”的贴近感之间寻找一种平衡，把“过往”和“当下”的生活经验性转化为美学的超验性，你的作品就能容纳更多的新质。
新移民作家的书写，可以有个侧重的选择。如果你回流中国，或长居中国，专注讲好中国故事，结合自己的海外经验，为拓展中国文学作些艺术探索，这也很好，“精神还乡”合情合理。但如果你长居海外，生活重心在异域，不妨多些倾情于移居国的在地化书写，融入海外本土元素，借助国际视野与文化包容，发挥其混血优势，让具有混血美的海外华文文学，为中国文学提供一种另类经验，另类参照，提供一种新的写作可能性。
朱云霞：从国内研究来说，近年来对海外新移民文学的讨论非常多，但是研究者自身学科背景的差异影响了对新移民作家及其文学作品定位的不同。比如中国当代文学的学者会比较强调新移民文学与当代文坛的关联度，甚至认为其是当代文学的一部分，而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的学者更多强调新移民文学自身的独特性。您作为一个身居海外的中文作家、文学研究者，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张奥列：我认为新移民文学与中国文坛当然有很大关联度，作家受中国文学的影响，作品受中国市场的规范，你不可能置身度外。但吸纳了海外异质文化，接受了多元文化观念，你的笔墨自然会更恣肆与弹性，形成作品的独特性。所以，是否纳入中国文学范畴，是否具海外独特品格，就要看具体作家具体作品了。
其实海外作家因为生活立足点不同，观察视点不同，都希望自己的写作有其独特性，但能否独特，构思下笔时，心态很重要，心态决定你的叙事方式，影响你的艺术眼光。
新移民作家都有中国情结。如果你是以过客的身份，仍然用中国人的眼光去表现海外生活，就很容易很惯性地将海外生活套入中国故事，或用中国叙事去演绎海外故事。这显然与中国文学无异。
又或者，你的中国情结只是让你作为一种文化参照，以他乡亦故乡的心态来观察生活，让故乡的记忆，在他乡生活中化为一种前行的助力，让故乡的文化，在他乡文化的吸纳中产生新质，这便是用中国情结去解码融入他乡的心路历程，在多元文化的大家庭中寻求新的叙事。
两种心态，两种心理视点所传递的信息效果是不一样的，也会造成作品的品格秉性有异。
所以我觉得，海外华文文学、包括新移民文学，是个多面体，有其复杂性，不能一言蔽之。它有不同的层面，不同的维度，不同的市场；也非一元或二元，而具多元性。领悟这种立体、多元的形态，才能把握海外华文文学、包括新移民文学的真实面貌，也更契合海外不同层面的华人移民的心态。
如是，新移民文学有些作品可以归入中国文学序列，有些作品具有兼容性，而有些作品却是源于中国文学却有别于中国文学、具有自身特质、自身品格的海外华文文学。
话说回来，新移民文学也不全是截然分开的。对于许多海外作家来说，故乡仍在心中，但他乡已是第二故乡，不管你拿什么护照什么国籍，常常具有两种情感、两种心态、两种视角，游走于他乡故乡两地，都有一种精神文化还乡的感觉。所以，新移民文学的形态也具有某种模糊性。如何定义，仍值得探讨。但要用开放的眼光去审视，却是必然的。
好了，朱老师，您一口气提了这么多问题，而且问的都很到位，让我不得不认真思考。从您提的问题来看，完全把握了我出国二十多年的创作状态。谢谢您，帮我一起从点到线，为我画了一幅文学之旅的心灵地图。
朱云霞：非常感谢张老师百忙之中如此详尽地解答和讨论，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澳华文学、新移民文学有了更丰富的理解和认知。（完）
朱云霞为中国矿业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