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如果表白自己，从小喜欢图书馆，熟悉的人，会颔首认可，生疏的人，则可能心生质疑。童年生活在一家省属厂矿，万人企业，图书馆有模有样。其中一位管理员，是同学母亲的小妹，福延于我，胜似亲姨。发蒙前翻小人书，发蒙后读“大人书”，皆能随心所欲，垂手而得。可见，我与图书馆的渊源，并非虚张声势。

      1966年年末，为等候毛主席检阅，我在京城逗留月余。某日一路打探，走到北海西侧文津街，凑近北京图书馆。铁锈红的大门，迎着正南的冬阳，默然紧闭。异地口音的学生，川流不息从面前经过。墙内的楼宇，可望不可即。路人告知，已封门多时，怕是再难打开了。人生记忆中，这是唯一一座瞻仰未遂的图书馆。多年后，该馆迁入新址，铺排豪放，阔大之至；更换的馆名，“北京”变“国家”，显赫至极。但于我而言，似乎存下莫名的生分，无数回途经此地，却不再有晋谒的念头。

    曾达数年时间，除了寒暑假和参加“社会办学”，几乎天天去报到的，是新开湖边的南开大学图书馆。这算得我年轻时受益颇丰的一座殿堂。当时心眼儿里迄无杂念，迷恋图书馆，只为淘换些日后吃饭的本事。中文阅览室有位陈老师，认定我为上进青年，常用她的提包，帮我提前占座。我毕业离津，陈老师移居香港。她的良善无声，便似寸草春晖，近五十年过去，亦难以忘怀。

      上班期间，我一度兼管的公事中，包括单位资料室。单论藏书量，十足一座不可小觑的图书馆。若干孤本、善本、珍本、字画，令其身价倍增，亦逗人觊觎。但之前七八年间，历经三次迁徙，家业迅速凌乱。好端端一堆财富，派不上用场，令人难以释怀，我便惦着恢复开架借阅。未料人事错综，乱麻无绪，愿望最终化作泡影。

　　十来年前，去澳门开会，乘便参观何东图书馆。若以规模排序，当地公共图书馆中，何东位居老大。花园建筑，前后院，三层楼。间间阅览厅内，坐满伏案的人，骨子里的沉浸，让我顿生久违之感。看过“最大”，余兴未减，竟想见识一家“最小”。经朋友指点，翌日坐上的士，到得南端的路环，在一条叫“十月初五”的马路上，走进一座高龄葡式建筑。小小馆舍，袖珍到令人怜爱。仅有二十余座位的阅览间，整洁雅致，座无虚席。管理员对我含笑摊手，分明是无位款待的遗憾。从此喜欢澳门，那微笑摊手的一幕，常会浮现心头。

云南腾冲，乃极边之地。我两度前往，最爱城区西南和顺图书馆。六百年古街，名列中国“十大魅力名镇”榜首，图书馆立下汗马功劳。斯馆1924年问世，于今九十六年。世事冲撞，间或停歇，但多数岁月，勉力开馆纳客。几间书库，是当初的老屋；众多报刊、丛书，是旧日的陈货。宅院建材，路旁奇树，门上锁头，案几座钟，馆名印章，甚或数道铁门，均为建筑初期的“原装”，远购于上海、香港、仰光、伦敦。几近期颐之年的寿数，当之无愧，成为中国“最旧”的乡村图书馆。

　　庸常人生，却屡遇巧合。上月中旬，在广东珠海，走进一座“最新”的城市图书馆。此番称作“考察”，一副蓝牙耳机，刚刚戴上，便有曼妙之音传来。众人听话，迅速归附于一位许姓女士。耳机里几笔数字，表明该馆规模，全市第一，但资历尚浅，需再过俩月，才满开张周岁。闻听此言，四下顾盼，端的触目簇新矣。

      一楼中厅的巨大荧屏，可展示馆内繁多数据。大堂两侧，顶天立地的电子借阅板，数千种电子书封面，数百集视频，只消动动手指，自会“应邀”徐徐飘落，俨如山间瀑布。一楼、二楼、三楼，每一层的人性化构思，全覆盖的智能化管理，全天候的自助借阅，崭新、稀奇，已臻无可挑剔。

      三楼西侧落地窗前，与许女士聊起“读者”。她介绍，随疫情消退，前来借阅的朋友，逐月增多，让人欣慰。旋即又听出忧忧声调：“眼下读书人，其实越来越少。厌弃阅读，沉迷手机，哪怕获取海量信息，并非真才实学。我熟悉几位爱书的孩子，便格外在意。每回见到，不论手头多忙，都抽空与他们聊聊。”

      尽管口罩遮住脸庞，依然能从眼角眉梢，读出她心里的慈爱。无一句壮语豪言，却有纷纭中的清醒，叫人心思翻涌。恍惚间，南开大学图书馆的陈老师，携带往昔归来，站在我的跟前。

更新于 0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