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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有免疫证明,康熙才当上了皇帝——兼说后疫情时代的心理安顿
作者:史双元  发布日期:2023-01-16 16:11:13  浏览次数: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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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凤凰大语文)提要:

▪ 清朝皇室在选择太子的时候,有一条规则,要有免疫证书的王子才能进入太子候选名单。

▪ 以前,有几十户人家的村庄,就免不了有“麻子二叔”这样的人物,和“张屠夫”以及“豆腐西施”共存,这说明,从前的天花是很流行的疾病。

▪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后代医学家拿着你玄孙的体检报告告诉他,恭喜您,因为您高祖获得了新冠病毒基因编码,所以,你具有了天然对抗最新流行病毒的抗体。

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是中国人,是世界人都在“遭罪”的时刻,是北半球寒冷的冬季,也是南半球“寒心”的季节,二十亿人齐阳性,更无一处是“阴间”。

次遇到了麻烦,而且是大麻烦。这次席卷世界的疫情相当于创世之初女娲大禹遇到的大洪水级别,需要修造方舟或改造方舱来挽留生命,保护物种。这是人种与菌种(包括半生命状态的病毒)竞争留岗的抉择,是又一次物竞天择的演示,而且,病毒将以生命密码的形式共存于人体,人类的结构特征也将因此有所变化。

这一波病毒性疫情对人类的挑战可以说是出人意料,造成的伤害比历史上任何地区性疫情都严重。因为病毒肆虐,人类还原为基本物种,生活几乎停摆,病毒直接操控个体生命,以Covid-2019的名义。

此刻,任何安慰都不如一片扑热息痛,但我还是想告诉你,我们同在,该来的总要来,我自己也属于“重阳”派了。我们不要害怕,忧郁的日子总会过去,春暖以后依然会有花开,而过去了日子和经历就成了历史与文化。平凡人,让我们俯身尘埃,我们能活下去!还会站起来!

本文探讨历史上人类曾经面临的疫情挑战和心理调适方法,既是文化研究,也希望提供古代镜像作为现代治愈的参考。

抗疫不仅是与疾病的斗争,也是文化存续的较量。曾有多种世界级的文化因为疫情而断根灭种。


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The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一书中曾以纪实的手法记录了雅典与斯巴达的战争。战争的第二年,雅典遭遇瘟疫大流行(第二卷第七章),当年的夏天,城中开始发生瘟疫,起初,雅典人认为是斯巴达人安排间谍在城中的蓄水池下毒,随着逝去的人越来越多,雅典人终于明白这是瘟疫降临了。这场瘟疫在雅典肆虐了三年才停息,据《剑桥医学史》推测,雅典的这场瘟疫导致了一半的居民和四分之一的军人死亡。雅典社会秩序陷入了混乱,雅典的首席将军、政治领袖人物伯里克利也在瘟疫爆发的第二年染疫而死。对瘟疫的无知造成了恐惧,恐惧转为自我怀疑和颓丧。几年争战以后,雅典最终向斯巴达人投降,一个辉煌的文明开始崩塌了。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反复上演。

大航海时代前不久,蒙古人的马蹄把瘟疫带到了欧洲(也有另外的说法),引爆了欧洲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瘟疫,三年间欧洲人口就减少三分之一,欧洲人给这次瘟疫取了一个恐怖的名字:黑死病,疫情下的欧洲人的信仰崩塌了。对中世纪宗教的怀疑起源于这场大瘟疫,虽然为后来的文艺复兴奠定了基础,丧事变成了喜事,但生逢其时的人是生活在极度恐惧之中的。

欧洲人历经疫情,大大增加了抗体,十六世纪,西班牙人乘船来到宁静蒙昧的美洲,将欧亚大陆的生活模式带过去,也将各种疾病带进了美洲。当时的印加帝国正值全盛时期,人口数千万,却因天花等疾病的流行几近灭绝。美洲原住民看到各类疾病都只在自己族人间流行,欧洲人却安然无恙,神气活现,他们的信仰也坍塌了,认为神不再庇佑自己。于是,他们失去抵抗欧洲人的信心,他们放弃了对土著神灵的膜拜,开始“他信”,他们的帝国也因此灰飞烟灭。



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的源头之一,值得大书特书的是,这是唯一一个没有中断的文化。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太多的磨难,其中,战争与瘟疫虐我千百遍,但中华文化生生不息,历经磨难而存续至今。

我们可以简单梳理我国历史上的疫情记录。

据张志斌《中国古代疫情流行年表》(2007年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收录,从公元前674年东周至公元1840年的清朝,2500年间,计有826次疫病记录,疫情常常是隔几年或者几十年就爆发一次,不少疫情还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程产生了极大影响。

邓拓(邓云特)的《中国救荒史》(2011年商务印书馆版本)一书,还详细统计了中国历代发生疫灾的次数:秦汉13次,魏晋17次,隋唐17次, 两宋32次,元代20次,明代64次,清代74次。在这里,都是一些数字,在当年,每一次都是哀鸿遍野,绝地挣扎。

有研究认为,明朝灭亡就与鼠疫有关。晚明时,寄生于跳蚤的鼠疫大规模发生。由于跳蚤不喜欢马的体味,所以,北方骑兵没有被跳蚤附体而染疫,清兵得以长驱直入,消灭明朝。晚明是在鼠疫、农民起义军和满洲铁骑三方势力联合作用之下垮台的。

历代疫情带来的伤害使得清朝政府提高了防疫的级别。清朝政府对疫情的高度重视保留在一个细节性的选择上,这就是,清朝皇室在选择太子的时候,有一条规则,要有免疫证书的王子才能进入太子候选名单。



古代皇室选太子,是一个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因为担心内斗激烈,为了防止过分竞争,就设立了各种太子入围的标准。比如,大多是以嫡长子为第一人选,也就是皇后生的第一个儿子。除此以外,要考察人品和才能,特别是治国安邦的政治才能,也要听取辅政大臣的意见。有的皇帝眼光比较远,还要看一看孙子的情况,毕竟,王位现在是我的,未来是儿子的,但归根到底,王位是要交给孙子的。比如康熙最终选择皇四子胤禛继承皇位,也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多少是看上了孙子弘历,也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还有晋武帝司马炎就是因为看好孙子司马遹,赌三代而兴,隔代优选留备,才选择了傻儿子司马衷继承王位。司马衷就是晋惠帝,他没有留下多少政坛佳话,倒是一句雷人的蠢话传遍天下:臣下报告说,饥饿的百姓连小米粥都喝不上了,他很惊讶,反问道“那他们为什么不吃皮蛋瘦肉粥呢?”(对不起,“皮蛋”是我加进去的。据明朝方以智《物理小识》载:皮蛋在明代称为“混沌子”,也有方志记载,汉末就有“皮蛋”了。)

清朝选择太子的这种附加条件,属于“一票否决”的那种硬杠子条件,就是没有“免疫证书”的王子就没有做太子的资格。当时的疫情指的是天花。



在古代,无论中外,天花都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病,一旦得了天花是很难治愈的,只有少数生命力特别强大的人才能逃过这种瘟疫,但脸上还会留下斑点,形成“麻子脸”。我们小时候见到的麻子脸就比现在多得多。以前,有几十户人家的村庄,就免不了有“麻子二叔”这样的人物,和“张屠夫”以及“豆腐西施”共存,这说明,从前的天花是很流行的疾病。

康熙皇帝小时候得过天花,死里逃生,获得自然免疫力,等于有了免疫证书,而且,免疫成功的人一定是体质强大的人,因此被顺治皇帝选为太子。法国传教士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在他所著的《康熙皇帝》中对康熙皇帝的外貌进行过描述:“他的五官端正,双目炯炯有神,鼻尖略圆而稍显鹰钩状。虽然脸上有一点天花留下的痘痕,但是丝毫不影响他的美好形象。〔1〕”

清王室设立这一制度,实在是事出无奈。顺治皇帝一生很短促,只活了23年,所生14个子女有9个都死于天花恶疾,天花对顺治子嗣的致死率高达64.2%,这足以说明天花对清初皇室成员的巨大伤害。所以,顺治十八年(1661)他临终时接受汤若望的建议,因玄烨出过天花,具有免疫力而选其为继承人,以遗诏的形式册立玄烨为皇太子。

虽然有传记资料认为“种痘”术起自唐朝、或宋朝、或明朝,但康熙之前,“种痘”之术还没有得到全面推广。知道天花的厉害,康熙继位以后,下诏推广“种痘”〔2〕,也就是古代的纯天然疫苗接种。清王室强制接种疫苗的对象主要是那些王子,也就是“阿哥”,接种安排十分谨慎,近乎神圣。

皇子种痘,都在年幼时期,种痘时间一般选在春秋两季,天气清爽,便于护理。清宫中有《阿哥种痘档》,记录了种痘流程。需要选择黄道吉日;需要打造暗室,等于今天的“方舱”,所有门窗全部封死,四周用黑、红两色毡子围住;“种痘”前的几天自然要祈祷,祈祷的对象也很多:天仙娘娘、痘疹娘娘、眼光娘娘、痘儿哥哥、药王、药圣、城隍、土地神,总的来说,礼多不怪;核心操作是:将储存在罐子里的天花患者的痂皮碾磨成粉,吹进阿哥鼻子,让阿哥感染上天花,有的是直接从患者的伤口上移植过来。因此,可能是“灭活疫苗”,也可能没有“灭活”,所以,风险很大;通过太监和太医的精心护理,使阿哥度过感染期,从而获得对天花的免疫能力。待一切症状消失后,走出了不见三光(日、月、星光)的暗室,皇后及阿哥生母前来拈香探视,举行盛大的“送圣”仪式。



康熙朝采用的避痘技术在两百年以后传到西方,公元1796年,英国人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1749-1823)受我国种痘术的启示,试种牛痘成功,形成了“牛痘苗”,逐步替代了风险系数较高的“人痘防疫”技术,并且一直沿用至今。(“种痘术”的起源还有不同说法。)1979年,世卫组织宣布“天花在地球上绝迹”,这是人类通过疫苗彻底战胜某一类病毒的优秀范例,也是起源于中国的重要医学贡献,价值不低于“四大发明”。

从医学史的角度看,中华民族的发展也完全可以看作与疫情且战且进、逐步兴盛的历史,中国人还把抗疫的经历写进了文化密码中,这就是重单日节日的来历。



我在《趣说人间好诗词》(凤凰出版社2022年出版)中收列了一篇相关文章:《王安石<元日>:逢凶化吉——中国人应对“重单”日的超能力》。这篇文章结合中华文化背景和民族心理来解读诗词名篇。文章写到:中国人对疫情带来的伤害有深刻记忆,而且以节日的形式记录下来,几个重单节日都与避疫有关。如,三月三,水边清洗避疫;五月五,通过各种烟熏火燎的操作来避疫;九月九,到郊外登高避疫;一月一日,通过巨大的声响震慑各种妖魔并发展了无数细节性避疫仪式。当然,生命的坚强包括选择遗忘和转化,疫情的悲伤记忆逐渐被后人的正能量心理改造,悲伤的记忆成了喜庆的节日。

叙述历史上的疫情事件,虽然隔得很远,依然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本应该加送一杯姜汤,想一想,还是说几句大实话吧。

人类自己是从微生物发展而来,直到今天,我们还是包括细胞、细菌、病毒在内的集合体。细菌病毒寄生于人体内,换一个角度看,也可以说,人依托细菌病毒而存在。我们没有必要因为与病毒共存而痛不欲生,我们得好好地活着,不能为了让病毒没有宿主而一死了之,同归于尽。我们得活着,帮助病毒减少毒性,归化人类,建立友好病毒群,完成病毒向益生菌的改造工程,这是中西医共同面临的重大新课题,也仰仗每一个人内外修炼的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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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建设性心理,为此,我以文科生的科学理解力来预测疫情的“正面”(positive,此处不宜翻译成“阳性”)影响,可能异想天开,但未必就是指鹿为马:未来的人可能有两种不同类型的人,一种是2020 - 2022之间被新冠感染过的人种,病毒进入人体后,逐步皈依,新冠密码编入人的多重基因密码中;还有一类是因为群体免疫屏障而新冠密码缺失的那一类。虽然两类人差别可能很小,但随着超级计算机进入实用阶段,这种差别还是能计算出来的。新冠病毒基因在安顿下来以后,必将逐步服从身体的整体利益,并发挥其特有的功能,致力于提高人体的生存率和遗传功能,以便自己的子孙绵延长存,(至于这种智慧是哪里来的,这就和意识起源一样,属于宇宙密码。)这次疫情带来的人体结构差别可能非常微小,但从此就分道扬镳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谁能预测未来呢?也许未来的某一天,后代医学家拿着你玄孙的体检报告告诉他,恭喜您,因为您高祖获得了新冠病毒基因编码,所以,你具有了天然对抗最新流行病毒的抗体,恭喜你!去,到您高祖遗像前喝一杯吧。

确实,这一次,作为人类的我们,溃不成军,大失颜面,百姓成了专家,专家回归群众,网络鸡汤盛行,人人义愤填膺,我们很难宣称,人类是宇宙的中心,万物的灵长,我们其实就是生物群里的“小八腊子”。

但是,我们依然不会低下高傲的头颅,我们是有自我创造意识、有群体情感共振的creature, 这是人类特有的品质。也许,我们真的是在某种高等文明设置的实验场中生活,我们是宇宙电脑中的一个活动程序,我们是“道”,或“真如”规定的存在,由这些“高等文明”或宇宙编码安排我们经历一出又一出悲喜交加的情景剧,但是,我们依然坚持,我们是“另类”,是有意识、有情感的生物,一句话,我们有文化。

注释:

〔1〕法国传教士白晋著《康熙皇帝》,《康熙帝传》(Portrait historique de l’Empereur de la Chine),1697年,巴黎出版。中译本名《康熙皇帝》,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根据1941年日本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后藤末雄的日译本译出,1981年出版。

〔2〕见康熙《庭训格言》(《庭训格言》系雍正八年(1730)胤禛追述其父在日常生活中对诸皇子的训诫而成,共二百四十六条,2011年6月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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