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江红》（怒发冲冠）一直被认为是抗金英雄岳飞的作品，表达了岳飞深厚的民族感情和爱国情操，以及恢复汉唐旧土的渴望和建功立业的心愿。但自从文献学家余嘉锡提出词为“伪作”以后，关于这首词的作者问题，引发了很多争议，许多著名学者都加入了争论的行列。

具体的争论细节，本文不再复述，争论的主要焦点为：岳飞孙子岳珂编撰《金佗稡编》时没有收入这首词，宋元正史与野史笔记及金元文献均未提及此词，这首词现存最早记载为明代文献，距岳飞逝世三百余年，可能存在托名传播轨迹。另外，“贺兰山”为西夏属地，与岳飞抗金地理方位不符。

岳飞《满江红》是中国古代战争叙事的伤痕文学，是全民族的伤痕文学。

因为岳飞的英雄悲剧结局与岳飞真实事迹基本重合，他抗金而被害，这种因为爱国而受伤的词作表达在全社会的共鸣度很高，流传久远，由岳飞担当这首词的作者是民众的选择，还有谁能比岳飞更合适写出这首词呢？因此，每当有学者提出这首词的署名权问题，就会激发巨大的“反”响。

我认为，关于词的作者是否为汤阴岳飞，是否为岳武穆所作，允许学术争论，但也要照顾民族感情，《满江红》应当是“大写的岳飞”的作品，是岳飞精神的代表作，从这个角度讲，这首词属于民族史诗级别，是中华民族保家卫国的集体意志的表现。

当我们凝视这首镌刻着民族基因的壮词，就会发现它早已超越了文学考辨的范畴，成为民族精神的创伤记忆与“记仇”意志的载体——那“仰天长啸”的声波穿越千年时空，仍在神州大地的乡村、书店与学校共振。词作与传主命运也确实存在着互证功能：岳武穆“三十功名尘与土”的生命轨迹，与“靖康耻，犹未雪”的历史创伤彼此直面；精忠报国的赤诚与十二道金牌的荒谬，忠奸对峙的故事母题与功高震主的历史谶语，共同构成了民族文化记忆中最具痛感的伤心时刻，还有，这首词也集中塑造了中华英雄即使牺牲也绝不匍匐的“华表式”坐标。

这种集体创伤记忆与坚持崇高的美学建构，使《满江红》自诞生之初便承载着超文本价值。当考据学对着黄卷墨迹进行年代测定时，民间记忆却始终在历史人物的谱系中为其建造“武圣”殿堂——人们需要“还我河山”的书法真迹与“壮志饥餐胡虏肉”的词章来共同构成完整的民族英雄岳飞的意象。当文学考证触及民族精神图腾时，实证主义的“炫技”考证难免遭遇文化集体无意识的呼啸抵抗。

文明传承并非完全属于发掘考证，我们或许应当区分历史真实与文化真实。正如荷马不必是《伊利亚特》的作者，但必须是希腊精神的喉舌，民间对《满江红》著作权的接管，实则是中华文明在面对历史创伤时自我疗愈的隐喻。承认这首词作为“民族英雄岳飞”精神遗存的符号，既是对集体记忆的尊重，亦为当今文明延续提供着情感锚点——毕竟，一个民族不仅需要考据学意义上的信史，更需要精神穹顶上的璀璨星辰。

所以，《满江红》是否为岳飞所作已经不重要，我们可以用 “岳飞精神”或“民族共同意志承担者”来给予岳飞署名权。

本文节选自新书《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中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战车永远定格在出发时：用鲜血写就的宋词巅峰》。

宁为太平犬，莫作离乱人。
愿世界和平，百姓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