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意象的视角》

命运像月亮，
盈虚交替。
不替任何人圆满。
有时也像轮盘，
旋转不问正义，
只认落点。
人们塑造女神，
给她天秤，
又蒙上她双眼。
但在占卜时，
她还是睁着眼，
让你把心放上秤盘——
但当你两手空空，
没有器皿，
接不住火星时。
当大地布满了陨石，
露水也带血色，
难挡大鬼小鬼的肆虐时。
女神的睁眼、蒙眼
都是一种安慰。
只有轮盘才是事实。

第十章

我们弄口的这道旧墙，原先只要一抬头，就能看见高墙上垂下来的小叶常春藤。藤条沿着墙面往下爬，到拐角处忽然一折，像条迟疑的蛇。墙角常年有水渍，生出一条粗苔痕，深绿发黑，远远看去，仿佛真在缓慢地游动。

这些全是住在晒台背面三楼的洪先生养出来的。

他在晒台上搭了几架梯形的铁架子，泥瓦盆一层一层摞着，远看像个缩小的苗圃。

  虽没有园径，也没有篱笆，但几株蔷薇胡乱攀着，藤条纠缠，再加上四季的常春藤顺着墙面探出来，是我们弄堂里不可缺少的一景。

洪先生是真心喜欢花草的那种人。

不论清晨还是傍晚，只要夕阳一低，树影开始晃动，他就会拎着长柄铁皮花壶出来。一盆一盆地浇水，翻土，抖根，捻掉枯叶，寒暑不辍。

有时候，肥料的酸味一飘出来，墙下打牌的人就开始夸张地嚷：

“又来了又来了！”

洪先生便从枝叶后探出半个头，像是被人逮个正着，只露出一截额头和一双笑眯眯的眼睛。他连连赔不是，点头哈腰，像做错事的孩子。

有时是对面阳台人家晾的衣裳在滴水。

下面就有人喊：“上头滴水了——”

晾衣服的那家，多半装没听见。水滴一阵，自然就停了。

只有洪先生会出来。

他会很认真地探头看一眼，再很认真地道歉。下面的人被他弄得又好气又好笑：

“哎呀，这又不是你滴的，你瞎道歉什么！”

有人若顺口夸一句：“洪先生，侬墙上藤条挂得斜气好看。”

他就会难为情地摆摆手，说：

“有意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

我同学大燕家就住在这栋楼。我们常在晒台上搭桌子做功课。洪先生的盆景摆得整整齐齐，每一盆都插着小纸牌：棠棣、晚牡丹、蔷薇、山茶。他修枝时弯着腰，动作很慢，像是在给植物量身。看上去，真有点像龙华苗圃里的花匠——不求工巧，工巧自在。

紫藤开过的夏天已经走远了，弄口的梧桐却还茂盛着。

天像被一层厚云罩住，雾气沉沉压下来，秋天迟迟不肯来，仿佛被人从日历上悄悄划掉。

连着几天，洪先生不见了。原先沿墙垂下的藤蔓，一节一节枯下去。

晒台上那些整齐的花盆，也不再有人整理。

原本像小苗圃一样的地方，一下子空了，显出一种让人说不出的冷清。

只有后弄堂周家养的几只鸽子，偶尔绕着屋檐飞，咕咕地叫几声，像是在提醒——这里还活着。

可真正占满整面墙的，已经不再是藤蔓。而是糊上去的一层的纸。

这种纸贴得很密，上面是黑字，红圈，红叉。

像是要把什么东西一层一层盖住。

洪先生是在报社工作的。弄堂里的人都知道，他是读过书的那种人。头发灰白，身子很瘦，衣服永远洗得发白，

补丁的颜色也和洗白的衣服都差不多。

他以前常常把旧报纸带回来，给弄堂口的人看。那时候，大家还会围在一起讨论。

现在我们都晓得了，他原来是大公报的记者，而且还曾是“一贯道”。

我娘在灶披间，说话嗓音明显的比从前低了好几度。一次她悄悄在和明明姆妈讲：

“有些话是不对，比如写洪太太的那一段，说她曾是日本纱厂的拿摩温，还加入过三青团等等”。

我娘讲她有一个住在泥尘桥的小姐妹，早年曾在小沙渡路纱厂干过活。有一回来我家，在弄堂口看见洪师母，觉得面熟，后来想起来，说她是厂里的会计。

洪师母读过立信会计学校，现在是南市区万竹街小学的老师。三层阁楼里住的小郑老师，在咸菜街小学教书，和她还是一个学区的。

“冤枉人倒是不作兴。”小狗爷叔也插了一句。他还问我娘，可否叫你小姐妹出来作个证。

我娘说，她可以去试试。

郑家姆妈说，郑家爸爸看了大字报也讲：“他有朋友也是当年立信会计学校毕业的，他知道，这种情况与他们沪江大学一样，一般学生确实都会参加三青团，就跟现在参加共青团一样普遍。

现在这种情况下，你们就是去找来证明人，估计也起不了作用的。

这段时间，我们这幢楼的大人，就经常躲在灶披间的角落，小声的叽叽咕咕讲话。行为有点鬼鬼祟祟。

隔壁绍兴好婆常常也来这里坐一会。

她年纪很大了，手背上长着斑，身子有点驼，走得很慢。

她经常坐的那个角落，有一扇对开的窗。窗格子常年擦不干净，几块玻璃碎了，用橡皮膏、旧报纸糊着。旧报纸黄得快，新贴上去没几天，边角就开始飘。

好婆讲的话，很像那些旧报纸，跟不上外头的新时局。

她会对我们说：“这种事情，让别人去做吧，你们不要做。”

或者就是：“做这种事情，将来会有报应的。”

及：“以前可不是这样说的，现在究竟是怎么啦？”

“这样做，他们到底要干什么？”

她的话，明显和墙上涮出来的不一样。

也和如今学校里教的不一样。

但很像家里的烟火味，轻轻的，黏着人。

黄浦江水还是在流。很浑，也很慢。

那些被切开的事情，其实没有真的消失，它们只是躲进了饭菜的蒸汽里，

躲进了灶披间的低语里，及夜晚关后的呼吸声里。

黄浦江水仍在浑浊地流着。很多被切断的故事，就在这些烟火缭绕中，一段一段地，又被人重新接了起来。

十一月起风了。

墙上的纸一层一层贴上去，旧的还没干，新的一张就压下来。风一吹，边角掀起，又被人抹平。

洪先生一直没回来。

太阳照样升起降下。水壶照样天天在烧水。

只是弄堂里的声音，轻了许多。

洪师母每天仍照样上班，照样穿那件洗得发白的衣裳，照样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只是走路比以前慢了一点。

她现在白天很少出现。总要等到天色暗下来，才出来倒垃圾、出煤灰。

她的头发经常被剃得高低不齐。走路贴着墙，嗤的一声，就过去了。

小狗爷叔想和她说话，总是没逮到机会。

有一天傍晚，她又出来倒垃圾。小狗爷叔一急，几步窜过去，用身体挡住了垃圾箱的盖。

她吓了一下，抬头看他。

小狗爷叔反而慌了，两只手乱摆。

“……有事体伐？”她先开的口。

“有人能证明你在纱厂做过会计，

不是他们说的那种。”她顿了一下。

“哦，这事啊。”“谢谢侬，小狗。”

她说得很轻。

“我已经不在学校了，也不知道对谁去讲。”

她伸手要推垃圾箱盖。小狗爷叔下意识替她挡了一下，又怕灰扬起来，连忙让开。

两个人站着。没有再说话。

她转身，贴着墙走回去了。

那天墙根下有一滩水，混着煤灰。

她没绕开，直接踩了过去。

第二年春节后，洪先生回来了。

人回来了，可仿佛被换了一个。

他身子塌着，手垂着，脸瘪了，眼神也空了。

从前那种笑，不见了。

我家灶披间的窗开着，好婆仍经常坐在那里。

我爹说：“从前做记者的人，都是有理想的，吃记者这碗饭的，都不是普通人，在社会上是很让人尊敬的。

其实我知道，我爹的这些话，一半是替他说的，一半是说给他自己听的，因为他以后曾说过，他读中学时的理想，就是想做一名记者。但是我爹是一个胆子很小的人，自己也认为自己很难胜任记者的职位。他曾说给我们听过一件事，说他那年在学校时，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拿了一卷红红绿绿的宣传单来，要他帮忙拎一只浆糊桶，半夜去南京路外滩的墙上涮标语。

“那你去了没有啊？”我听了急都急死了。“这种事怎么能去啊！”

“这是要充军杀头的好伐！不要性命啦。”

我爹如是说，我娘在后面还加了一句。哎，我都没有话可讲了。我爹娘的胆小，落后，再加上缺乏眼光，断了自己的大好前程，也掐断了我心中难得的的一丝幻想，只能认命了。

 那一年，老天像是忘了换季，连着几周，都像小阳春。

可晒台上的花架，再也没绿。

原先贴在墙上的藤，已干成细线，断断续续的。

一年过去又一年。这堵墙，什么也不长了。连苔藓也不生，虫子也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