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巷中旧日》

是时也，
巷狭屋密。
童子满巷，
不知世事已改。
忽一日，
屋檐亦徙，
炊烟未散，
但识暮色与灯火。
是年也，
巷不问名，
人不问命，
亦不问风向何处。

十一章

那年，我大哥初一，进了淮海路上外婆家隔壁的东风中学。那地方原先叫嵩山巡捕行，我大姐也在那儿读过书。

我爹说，他们俩的第一志愿是向明中学，东风是第二志愿。但因为东风就在外婆家隔壁，于是全家也都很高兴。

我大姐进中学那阵子，外婆就常常一个人站在校门外的林荫道上，抬着头往楼上看。

有几回，她回到家，还要跟大姐说：“囡囡啊，外婆看人家小囡的头都伸出窗外了，怎么就没有见到你？”

我娘向她解释过好几次：“她的教室不靠马路。”

外婆摆摆手，说没关系。“站一会儿，心里就高兴。”

那年夏天的早晨，雾散得很慢。

太阳从窗帘缝里照进来，灰尘在光里浮着，一颗一颗，像是悬着不肯落地。

住在祖父母家的大姐和大哥一前一后跨进门。大哥把一块红布丢在桌上，说：“姆妈，你替我缝一下，做块袖章。”

我娘正淘米，没抬头，只说了一句：

“你戴这个，也要去人家那里抄家？”

大姐插了一句：

“姆妈，你别替他做。高年级的根本不带低年级一起，真要他参加，袖章早就发给他了。”

大姐那年初三，学校放假。她躲在家里看闲书，哼绍兴戏。几年后我们聊《红楼梦》，她不但情节熟透，连里面的诗词都难不倒她。

大哥进中学才几个月，已经学会在我们面前充老大。他最羡慕的，是胳膊上套一块红卫兵袖章，走路带风。

那天他忽然说，是因为有人讲我们外婆是官僚资本家太太，自己才当不上红卫兵的。

大姐解释道：“也不全是的，学校里也只有少数干部子女、产业工人子女，才能当红卫兵。像我们这种外弄堂里的人，大多是小业主家庭，都不容易当的。更不要讲里弄堂的那些工商界、文艺界，及成份不好的家庭出身，基本上都轮不到。”

我娘想了一下，问：“外婆去年都走了，怎么还牵出来？

再说了，学校怎么能说你外公是资本家？他可一天资本家都没有当过。”

“外婆穿的都是绸缎、香云纱，没说她是地主婆，已经算好的了。”

大哥回了一句，把我娘说笑了：

“要说起来，你外婆还真当得起地主婆。”

我小妹忍不住问：“姆妈，地主婆不是要有地的吗？我们家的地在哪里？”

“那打浦桥徐家汇路上，朝南的四间平房，你大姐应该有印象的，当年就是你外婆用金条顶下来的。

还有这四幢沿街的楼，都是你外公的祖产。早几年我们搬来的时候，二房东哪个不提？你们外公穿西装长衫，司的克，衬衫上从来没汗渍……”

大哥突然打断她：“姆妈，你最好别再讲了，会被人抓起来的。”

我娘看了他一眼，说：“是啊，现在我们的房子条件这么差，还说什么大房东呢，真是没有吃到羊肉，却惹一身羊骚。”

小妹马上插进来：“姆妈，人家隔壁姜家姆妈在菜场刮鱼鳞、卖葱姜、捡煤渣，家里推进去有两间，还有搁楼可以睡觉。”

我实在也忍不住了：“我们家呢？光线暗得要命，烧饭、汰衣裳几十个人一只水笼头。洗澡的时候，还要从床底下把浴盆拖出来。刮风下雨，全家坐在弄堂里，一个一个等着洗。”

尽管大哥大姐不住在这里，但对我们发的牢骚，肯定是同意的。

我娘听着，没反驳，只是叹了一口气，大慨她也觉得，是有点对不住我们。

我们一家，确实都想住大一点的房子。

这我一直记得小学二年级时的一件事。

有一次语文课，老师让我们用“越……越……”造句。我想了一会儿，很认真地写了一句：“房子越大越好，钱越多越好。”

老师拿过我的作业薄看了后，脸色都变了。

她把我叫到讲台前，看着我，大慨认为与我也说不清。

放学后，她直接来了我家。

她把我的作业簿摊开给我娘看，说：

“你看，她怎么会有这种思想的？这是资产阶级思想。”我娘站在一旁，一直点头。

老师前脚刚走，我后脚就被骂了。

我娘指着我说：

“没有见过这么笨的小孩。家里讲的话，怎么能拿到外头去讲呢？”

我娘接着刚才的话头，继续说：

“哎，你们这是落魄的凤凰不如鸡。

你们大姐出生那年，你外公外婆说过将来打浦桥头的房产要写在她名头上的。谁想得到，天一下子就变了，房子全公私合营合掉了。”

“你们外公当年老爱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家有隔夜粮，屋无催租吏，流水诸侯万年地。’”

“他还讲，一个人家，最怕的就是沦落到变卖祖产。”

“现在倒好，这些话，全成了空头支票。祖产还没等你们长大去挥霍，就先没了。”

“真应了程砚秋在《锁麟囊》里唱的那句——‘这才是人生难预料……。”

我外公其实不是生意人。他不懂什么“富人是靠穷人的血汗过日子”这种道理。他只是一个体面人。他体面地工作，体面地存钱，体面地买房子。他努力让自己变成富人，也努力让他的子孙后代继续当富人。他以为只要够努力、够节俭、够小心，人生就能慢慢往上走。他没想到，这些一分一厘攒下来的东西，说没就没了。

“这是你们命不好。”我娘总是胡罗卜上在蜡烛帐。

我有一次忍不住问她：“姆妈，你们不是说，全家就我一个人的命最不好吗？为什么大家的命都不好呢？”

我从小就知道，在我哇哇落地的那天，隔壁算命馆的盲人王先生替我算过命。

他说我生在寒冬腊月，冰天雪地，草木凋零，是个无考运、无官运的命相；谋事艰难，财如流水，要到七十岁，才会枯木逢春，苦尽甘来。

我娘对此深信不疑。

并说，自从我出生，一切都开始往下走。

“千真万确是你的命相有问题。”她这样讲。

“你出生不到一年，家里的铺子就关门歇业，伙计撤走，公私合营。养活几十口子的肉庄，全成了国家的。你爹的人，也成了国家的，让他去国营公司上班，五十七块钱一个月。阿拉一家门，从此开始小鸡啄米，啄你爹这点碎米。”

我爹的学历不高，是商贾人家，小本买卖出身。中学读完，就回自家铺子干活。爷爷在老城的“一家春”酒楼投过些股份，我爹便被人叫作“一家春小开”。

用我娘的话说，她就是被我爹那身白西装，和一个空头“小开”的名给骗来的。

我娘是在四九年的炮声里嫁给我爹的。

我说她不知道什么辽沈、平津、淮海，她只知道马路上天天警车呼啸，在抓乱党。

她嫁过来以后，日子一天天往下走，但还算过得去。生意是自家的，赚的是活钱。

她说早几年，铺子打烊，伙计吃过饭，那张油腻腻的八仙桌上，钱哗啦啦倒出来。点钱，盘账。你爹总会塞给她一些小钞票。

第二天，她就会叫一辆黄包车，抱着你阿哥，拖着你阿姐，和你外婆一起出门。

八仙桥买布，恒源祥看绒线，西藏路吃汤团，五芳斋要一份咸肉菜饭，金荣大戏院看一场戏，再带包糖炒栗子回家。

夜里刮风，全家围着煤炉。她便照着冯秋苹的绒线书，拆拆结结，翻翻时新花样。

“自从你出生，铺子被收走，你爹进了国营公司，这个家就败落了。

我嫁给你们爹爹的时候，你们外公还讲：只要人不赌不嫖，规矩本分，节俭勤恳，守住一份家业，日子是不用愁的。

偏偏我们这个家，跌进了坐吃山空，与你们爹爹的人品没有牵连。”

“姆妈，五八年公私合营时，大妹也已经出生了，这个帐这不能算在我头上。我出生后，五七年爹爹没被打成右派，你们怎么不说，是我给爹爹带来的好运？”

“哎，穷算命，富烧香，其实也是说说的，谁还会真的相信。”

可她马上话头一转又说：

“确实自打你出生后，这日脚真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从此我们家绒线都没有添过一磅。你们身上穿的，从里到外。还有几个孃孃的出嫁，她的一只只陪嫁箱，就是这么空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