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声甘州 · 人在尘中
记当年红花照鬓，绿影入征衣。向天山雪后，风尘未歇，人已东西。四子灯前夜短，病骨压柴扉。 雨打棚头冷，屋小声微。不问谁家旧梦，只见年年路，换尽归期。剩一身尚在，随世事推移。到如今、街灯如旧，酒一盏、说与故人知：人间路，有时无处，却也能归。
第五十章
礼拜天的早晨，醒来已近晌午。
窗外雾雨沉沉，寒气逼人，风撞在大门上，梆梆作响。春天还远，大寒未至，这样的天气谁也不愿意自觉起早。
我恋着枕头，斜卧在被里，正想撩开窗帘，抽本闲书翻几页。
大燕忽然撑着伞在窗外敲玻璃，说同学菊娣回上海了，让我与她一起去看看她。人都堵到门口了，也不好推辞，我只得咬牙下床，穿衣洗漱，跟她去了。
菊娣中学毕业后被分去崇明农场，我和大燕常说要去看她，却一直拖拉未成去过。
我们三转二转就来到了菊娣家。
敲门后，菊娣开门，门缝里黑压压一片，人声嘈杂。
“来亲戚啦？”
“我大姐回来了。”她回答。
门半掩着，我往里扫了一眼，一股潮湿的腐酸气味迎面扑来。屋里昏暗凌乱。
门左侧有扇小窗，贴着玻璃斜往里看。床前一块碎花幕帘未拉得严实，透出的灰光里，隐约躺着的，是个老人影子。
靠墙的旧木柜上叠着几只箱子，堆满杂物；地上塞着旧布袋和塑料袋；草席卷着靠在角落，粮食袋随手放在门口。
菊娣招呼我们进去，我一慌，脚竟踩在米袋上。
“哦哦，对不起！”
我僵在那里，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哎呀，不好意思，昨天就想把米盛进缸里，一转身忘了……”
菊娣一边解释，一边把米袋拖到墙边，又扯出几把折叠硬背椅。
椅子刚拉开，就被两个小男孩抢走，在地上拖得刺耳。菊娣吼了几声，也没管用。
我和大燕站在门口，不知该往哪儿坐。屋中央一只煤球炉烧得通红，炉子上水壶在突突冒水气。
外头一阵风卷雨打来，雨点斜敲在窗玻璃上，也打在我背后，屋檐下串串红辣椒在风里晃动。里屋又传来一阵噼啪声。大冷的天，我却被这情形逼出一身细汗。
我问：“你大姐呢？”
菊娣家的屋外搭着个罩棚，油毛毡顶。灶台冷着，白木桌和几条木凳潮湿发暗。菊娣欲把棚里的凳子往屋里搬，我也忙上去帮一把，拂去了木栅栏边那从裂缝里长出来的野草，随口关照后面的大燕：“快关门，别让冷风吹进来。”
大燕将凳子接过后，赶紧把门掩上。
我们瞧着无比凌乱的房间，不好意思直说屋子乱，只问：“你们家怎么啦？”
“先来见见我大姐吧。”菊娣的手指向床上。
床上躺着个短发女人，脸灰白。花布被拉到下巴，只露出半张脸。她半靠厚枕，头支得很高。
我们走近，她挣扎着想坐起，一只手摸索着抓床边衣服，衣料窸窣作响，行动明显不便。
“不打扰了，大姐，您别动。”我连忙摆手，问好后忙退出来。站回外屋，心里发紧。
“你姐还好吗？”我问。
菊娣说：“不好。她脚一落地，脚趾就麻、弯、抖，膝盖不停颤，腰也直不起来。”
雨越下越大，风刮着毡顶，声音尖利，像一直在撕扯什么。
忽然有段旧歌在我脑子里响起来——
“天山脚下是我们可爱的家乡，塔里木的葡萄熟了，阿娜尔汗的心也醉了……”
那天的画面一下子清晰起来：天极蓝，光刺眼，天上的云彩像假的一般。
菊娣大姐戴着大红花，一身草绿军装，衬衫领翻着。腿细长，身姿挺直。
右肩挎军包，左边水壶晃着，“为人民服务”的白毛巾扎在腰带上。辫子随着步子摆。
那模样，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是电影演员谢芳饰《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
我掐着手指算——菊娣她大姐去新疆时，我们才一年级，六岁。她那时应该十八岁。
如今我们快二十，她也不过四十都不到呀。
她怎么会与床上那个灰白、皱脸、木然的女人形象连在一起？
菊娣说，大姐在新疆嫁了个河南人，生了四个孩子。姐夫积劳成疾，查出肝病后，十几天就走了。她一个人拖着四个孩子，如今脊椎也弯了。兵团让她回上海治病。
“那她们就住在这里吗？”我问。
“正天天在吵架呢。”
菊娣家两间平房，父母早亡，大哥占了里屋。二姐出嫁。外屋住着她和弟妹三人，如今一下冒出了五口人，她嫂子就天天摔东西骂人。菊娣还说，最关键的是，如果在上海没有住房条件，与直系家属愿意接收的，那她姐一家也不能办回沪手续。
几天后黄昏，菊娣她那八十多岁的舅公来了，他拄着拐棍。并低声劝着骂人的海光媳妇，说已经凑钱在托人买房，准备在郊外给她们买间农舍。
那天全家围着八十多岁的舅公嚎啕大哭，邻居劝都劝不住。
后来菊娣来我家，我问她：
“舅公帮你们买房那事成了吗？”她说办好了，舅公花六千元在塘桥买了间十几平米的旧房。说着说着，菊娣又掉泪了。
我说：“这不是好事吗？怎么反倒哭了？”
她听见我这话，索性趴在我家桌上哭开了。
菊娣父母死后十几年，她舅公一直拿退休金接济他们。兄妹几个总说长大要孝敬他。如今都工作了，不但都没报答，还让他再拿钱帮大姐。她们一家都觉得挺难受的。
她大哥带头跪在他舅公面前，说没脸再让舅公操心。然后一屋子的兄妹想起早死的父母，越想越伤心，哭爹哭娘的，抱着舅公的腿哭成一团。
菊娣的话，把我也弄哭了。
她大姐搬家的那天，还是我们弄堂里的四毛、三毛、海明、燕玲她哥，及后厢房的明明等帮的忙，他们借来了菜场里的黄鱼车，将一家老小的铺盖踩去十六铺轮渡，送她们一家去的塘桥。
早春二月，梧桐刚抽出嫩芽。二月春风似剪刀，刮在脸上虽已不疼，但冷气仍直往衣服里钻。
菊娣大姐裹着棉被躺在黄鱼车里。邻里都出来送行，有人塞几块钱，有人送糖果，有人递塑料脸盆、脚盆，热水瓶。
我和大燕、四毛、明明、海明凑了二十元，早就给了菊娣。临走那天，又买了几包椒盐小黄糕塞给孩子。
菊娣指着我们几个对她大姐说：“前几天的那个红包，就是他们的。”
我不敢抬头看她姐，更不敢碰她的眼睛。
那天的车队又排成一列，从弄口驶出去时，那自行车、黄鱼车混在一起慢慢骑远。我瞧着这支队伍的后影，忽然忆起十年前的那支，康平路救赤卫队的那次弄堂车队。
这一别，又是十多年没消息。
后来偶遇菊娣，我问起她姐。她说人还拖着活着，还能干些家务，因为户口来了上海，报的医药费比新疆的多些。
更没想到的是——她舅公买的那间平房后来遇上动迁。“穷人翻身靠动迁。”
她姐家分到两套新房，一居、两居。几个“小新疆”日子过得还滋润。
听到这话，我也凭添了几分开心。
那天我和菊娣就乘兴去德兴馆吃了一顿：
三得利一瓶，盐水毛豆，油爆虾，清蒸河鳗。
一直吃外面雨停了，街上人来人往，霓虹闪烁。
接下来一段时间，我们弄堂素静无声。又过了半年。十一月的一个黄昏，天色收得很快，暮气沉沉。地上满是落叶，风一阵阵卷起，沿着弄堂打着旋。
就在这样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萧索傍晚，命运忽然从远处扔下一段血缘，把它丢进了我们家门口。
“呯——呯——呯——”
有人在沿弄堂的窗上敲。
我探出头，看见院门那头，石库门的铜环还在晃。天井里已经站进来好几个男人，都是乡下打扮。
一色黑裤黑袄，在灰暗天光里显得格外扎眼。
“有人找你们爹爹！”
豆腐店的四毛一边敲窗喊，一边已经把人领进了廊沿。
我娘迎了上去，与那黑棉袄领头的咕噜了几句，随即连声谢过了三毛等邻人，并将这批不速之客请进了屋。我和大妹、小妹都在家，小屋一下被挤得满满当当。
他们进门前，人人都在门口那块小棕毡上擦了几下脚，可地板上还是被带进几片湿黏的黄叶。
“快坐下，快坐下——快，快，快去冲茶。”
我娘一边招呼，一边忙着张罗，我们不知他们的来意，但我娘那格外热情的样子，似乎不像不知晓的。
茶端上来，椅子拖好，屋里一时安静下来，彼此都在打量。
看着像父子四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