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文学】
从白色穹顶的悉尼歌剧院正面往后望去，在那片摩天大楼之林中，有一幢主楼带着有玻璃圆顶附楼的建筑特，旁边是芳草如茵的皇家植物园，这就是颇有名气的五星级悉尼洲际大酒店。这家酒店具古典式风格，有拱梁相连的回廊、盘旋而下的楼梯和鸟笼型的古式电梯。从酒店顶层三十一楼的落地玻璃窗看出去，美丽的悉尼港湾无敌海景奔来眼底，如睹仙境。酒店底层大堂中间矗立着一个巨型花钵，站在花钵下朝上望，钵中的五彩花树衬在玻璃天顶的背景上，就像万花筒。应该说这整个大酒店就是“万花筒”，日夜随着地球旋转，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在里边搅和得五彩缤纷。
从白色穹顶的悉尼歌剧院正面往后望去，在那片摩天大楼之林中，有一幢主楼带着有玻璃圆顶附楼的建筑特，旁边是芳草如茵的皇家植物园，这就是颇有名气的五星级悉尼洲际大酒店。这家酒店具古典式风格，有拱梁相连的回廊、盘旋而下的楼梯和鸟笼型的古式电梯。从酒店顶层三十一楼的落地玻璃窗看出去，美丽的悉尼港湾无敌海景奔来眼底，如睹仙境。酒店底层大堂中间矗立着一个巨型花钵，站在花钵下朝上望，钵中的五彩花树衬在玻璃天顶的背景上，就像万花筒。应该说这整个大酒店就是“万花筒”，日夜随着地球旋转，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在里边搅和得五彩缤纷。
洲际大酒店是一个国际酒店业集团，在全世界有近百家成员酒店。悉层酒店以它卓绝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服务受到世界各地来宾的青睐，许多国家的首脑都曾在这里下榻，称它为澳州的国宾馆也不为过。我在这家酒店工作了多年，耳闻目睹的新鲜事很不少。
小小“联合国”
洲际酒店有接待部、公关部、行李部、餐饮部、宴会部、客房部、维修部、采购部、保安部、洗涤部、办公室等大大小小十多个部门，算是个大单位，共约有七八百名各种族裔的员工，什么肤色都有，亚洲人也不少。午餐时，那宽阔敞亮的职工餐厅里人头涌涌，各种语言扎成一堆一堆，就像联合国开大会，大家都相处得还可以，未曾见同事间发生任何激烈的冲突。如果依了波淋·韩珊之流的主张，把有色人种赶出澳洲，这酒店马上得关门。
不同族裔之间互相学习对方语言是一种趣事。我学会一句菲律宾话“莫干达哈”，意为“你真漂亮”。对任何一个管她漂亮还是丑的菲律宾女人说这句话，都效果奇佳，必换来一脸笑。酒店里员工们互相学得最多的自然是“我爱你”。有一次在餐厅里开圣诞派对，洗涤部的澳洲妹丽安对我说：“教我一句中文，好吗？”我就教她说“我爱你”。她问是什么意思，我说是问好的意思，叫她试着对香港来的劳伦斯说，她就隔着几张餐桌对劳伦斯大声喊：“
Laurence
，窝矮泥。”劳伦斯叫着“哦哟哟”作出醉倒的样子，所有华裔员工哄堂大笑。丽安才觉出不对头，待弄明白，居然也脸红起来，说我坏，而所有非华裔员工则发出第二波大笑。
我所工作的部门叫客房部（
HOUSE KEEPING
），客房部的主要任务是清洁客人房间，保持公共区整洁，给客人递送特别要求的物品等等。我一九九一年底进入酒店工作，从客房服务员（
ROOM ATTENDANT
）干起，那时我还在读书，能找到这么一份正规、稳定、收入也还不差的工作，算是过得去的。客房服务员工作想想挺容易，不就是铺床叠被，打扫清洗吗？凡是会做家务活的人似乎都能干。其实这活非常非常辛苦，在这家酒店，除去吃饭时间，一天工作七个半小时，要清洁十三间房，平均半小时得做完一间，包括倒垃圾，换掉脏床单、毛巾，铺床，擦灰，洗杯子，刷马桶、浴缸，吸尘，放消耗用品等等，这么多事要在半小时内做完，得像《摩登时代》里的卓别林拧螺丝那样快才行，一快人就累。有的女孩子一天干下来，那样子就像立马会瘫倒在地上一样。有的人特别是新手想快也快不起来，再若碰上挑剔的工头老要求返工，就会晚下班十几分钟到一个多小时不等，却不算加班，没有钱的。有时候就恨不得把坏工头一刀宰了。客房部的其他职位还有杂工（
HOUSE MAN
）、公共区服务员（
PUBLIC AREA ATTENDANT
）、走廊服务员（
CORIDOR ATTENDANT
）、仓储员（
STORE MAN
）、制服室职员
(UNIFORM
ROOM
ATTENDANT)
等等
,
难易程度各有差别。
客房部经理名叫杜菲小姐，这名字一定让你联想到一位美貌的妙龄女郎。很不幸，杜菲小姐貌既不美，龄也不妙，五十多岁还被称为小姐，是因为尚待字闺中，同事们私下里却管她叫大婆，这对她有些悲哀，幸好她听不见。她虽是老小姐，却并非“黄花”，有一个“
BOYFRIEND
”，尽管是一个老
BOY(
男孩
)
。杜菲小姐是德国人，各位读者不妨回想一下电影里纳粹军官的模样，摘去大盖帽换上齐耳根短发的假头套，军服换成米黄色衬衫和黑色大摆裙，配上鹰隼般的目光，那就是杜菲小姐了。
杜菲小姐人不坏，但有着德国人特有的严格到苛刻机械的秉性和老姑娘多数会有的怪癖，所以在她的治下干活就很有些不容易。她永远认为自己的决策是唯一正确的，不容他人置喙。其实她的管理能力又并不怎么样，总是捡芝麻扔西瓜，比如说一些该花钱的地方她不肯花，而该节省的地方她又乱花钱。洗涤部归她兼管，为了节省人工开支，她买了大批床单毛巾增加周转量，而减少洗涤工人，新织物第一次使用时固然是不用洗，她却没想到用过之后还是要人洗，结果搞得脏织物堆积如山，洗不出来，而且有限的机器和工时还用来给外边其他的旅馆洗涤织物赚外快。客房率一高，各楼面就频频告急，服务员们不得不到各楼面去找，并且一次又一次地回头摆放，情急时就干脆把不同规格的织物混用，很难看，影响酒店声誉，岂不是因小失大？有时毛巾还没放齐，客人已经入住，钻进浴室洗澡，洗完才发现没有浴巾，只好打电话到办公室告急，服务员就得赶去很尴尬地将浴巾放到从门缝里伸出来的沾着肥皂沫的纤细的或者多手的手上。一门之隔是很容易搞得人心猿意马的，杜菲小姐很有点引诱下属犯错误的嫌疑。
杜菲小姐乱花钱的例子有很多。比如她别出心裁地要给单身女客人送一些额外的物品使用，包括衣架、烫衣板、熨斗、剔须刀、指甲清洗油、消毒棉球等等。这不知出于何种逻辑，为什么不给男人或者非单身的女人提供同样服务？我经常负责给客人送这类东西，多数客人表示并不需要，甚至感到吃惊：“我并没有要求呀！”有的客人还表示不高兴，因为敲门可能正好打搅了她。这种自作多情的额外服务实在是浪费人力物力。我婉转地告诉杜菲小姐客人很惊诧，她高兴地说：“就是要让她们有一个意外的惊喜。”你拿她有什么办法！
杜菲小姐的想法经常是很古怪的。双人床放两个或者四个枕头是比较合理的，她却要求放六个枕头，分三排。客人的头岂不是正好对着枕头缝，很不方便睡？客人常常不领情，把多余的枕头放在一边。杜菲小姐还要求客房服务员每天工作结束后要将工作推车上用剩的所有物品卸下来，第二天开始工作时再装，理由是每天需擦拭推车上的灰尘，可这一装一卸就要多花掉半个小时，其实防灰只需盖张报纸在推车上即可，多少年了却还是这个笨规矩。她烦你没商量，“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那气概毫不亚于林彪副统帅。
经理助理维纳是新加坡华人，说一口流利的英文，三十来岁，圆圆脸，娃娃发型，脸上总有些“青春美丽痘”点缀着。她以前在新加坡也是做客房清洁的服务员，后来以她的精明能干引起了在那里当客房部经理的杜菲小姐的青睐，提拔为工头。杜菲小姐调到悉尼店时，就把她带来做了经理助理。说实话，她俩的职位换一换倒更合适，客房部主要是靠维纳撑着才运转得有条不紊，上面说到的乱像都是发生在维纳离开之后。客房部最麻烦的一件事就是每月一次的排班，大几十号职工，分正式工与临时工两类，早晚两个班次，随时可能变化的客房入住率，平日与周六、周日三个不同的工资标准，每个员工有不同的意愿，要想把出勤表排得既不缺人手又不窝工，既公平合理又尽量照顾到每个人的不同要求，实在是一项非常繁难复难的系统工程，维纳却能排得滴水不漏，大家基本上没有多少怨言，非常难得。她派工使你根本没有偷懒的机会，对服务质量也掌握得恰到好处，检查工作很认真又不过分吹毛求疵，对下属有批评却从不贬损喝斥。她对我们华人格外有一分亲近。有时在职工餐厅里吃午饭和我们坐在一堆用中文交谈，甚至还坦承她的恋爱秘史和苦恼。不过，谁如果不听她的话，她会用减少工时、安排较辛苦工作等办法来治你，一派女强人风格。上司和下属本来是猫和老鼠的关系，她工作签证满期要离开酒店回新加坡时，客房服务员们主动自发地给她送纪念品。她做人做到这个份上，也可以称得上楷模了。
二婆娜塔莉年龄大约与杜菲相仿，在维纳离开之前，她在客房部当训练工头，位居第三，维纳走后她顶了缺就被称作了二婆。娜塔莉是瑞典人，瑞典以出世界著名影星而闻名于天下，嘉宝、褒曼都是瑞典人。如果你以为娜塔莉也是有着影星一样的美貌那就错了。她的脑袋圆，鼻头圆，身体圆，黑里透红的头发剪成男孩式，走起路来喜欢像背着书包的小学生那样左右甩动手臂。她爱到酒店的健身房去修理形体，但没有什么作用，因为她太贪吃，嘴里总是嚼着酒店里随处可捡到的零食。
娜塔莉是从希腊来到澳洲的，她年轻时到希腊旅游，在地中海邂逅了她现在的丈夫，便嫁到了希腊，后来又随丈夫移居到澳洲，开头也是从做客房清洁干起，慢慢升到大工头位置。她没有儿女，于是很心疼她的狗，却从不心疼下属员工。
我到酒店开始工作的第一天，她给我讲训练课程。当时我问过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干活时觉得热，能不能脱下工作制服外套。她说，可以，如果你愿意，可以脱光所有的衣服跳脱衣舞。她很爱说笑话。
娜塔莉是属于那种感觉敏锐、思想迟钝的情绪型女人，凡事如何处理全看她当时的情绪如何。她的眼睛比猫眼睛还尖，哪怕是与你擦身而过，她能够立刻发现你的胡子有没有刮干净，袖口的扣子有没有扣好，皮鞋上是否有划痕，以及你手上拿的东西是不是与此刻该干的活相关，稍有不对，她就会立刻叫停你盘问一通。对付她的最好办法是见到她就躲着远远的，别让她见到你想起你。不过有时候你想躲也躲不过去，她会轻手轻脚地像猫捉老鼠一样接近猎物，突然出现在你面前，搞你个措手不及。先后有好些个没有严格按操作规程干活的服务员就是被突然出现的娜塔莉逮住炒鱿鱼的。娜塔莉情绪好时，可以对很多事睁只眼闭只眼，与下属说说笑笑，十分和氛。情绪不好时，她可以揪住丁点儿小事便大发雷霆，说翻脸就翻脸。她看上去很讲究工作效率，总是把工作量给得多多的，迫使下属为完成任务不停地干，看到谁稍微停顿一下，她就会催促，当你实在完不成时，她并不多说什么，你或许为没能完成任务而不安，她却可能在窃笑呢，因为知道你实际上已经完成了超额的工作量。但是娜塔莉从下属身上挤出的油远远弥补不了她给客房部造成的浪费。比如她有时安排一帮男工搬移家具，上午从三十楼的某个客房搬到底楼的仓库，搬完了才发现不应该搬，下午又得重新搬回去，五六个工人白忙活一整天。若是她排出勤表，总是三天两头地改，改过了又常常忘记通知当事人，搞得不是人没来，就是人来得太多。出错是她的风格。
三婆索菲是法国女郎，更准确地说曾是法国村姑，来自法国南部农村。村姑熬到位居第三的培训工头的职位也就不容易，所以很有小人得志的派头。她的棕黄色头发裹着一张长脸，长脸对于她培训新手的工作来说，是很物尽其用的，省却了她拉长脸的工夫。她对打扫客房的要求，就像检验精密仪表一样，能用手指变魔术般从任何一个角落摸出灰尘来，会为了床单上一个芝麻粒大小的淡色的黄渍，把整张铺好的床拆开，让新职工重铺。她可以为了你哪怕很小的一点头差错报告上司，不出一个小时，大婆、二婆见着你可能就会把你再训一通。其实按她那样的要求，连她自己也不可能在规定的半个小时内做完一间房，许多新人受不了她的气，刚刚学会，就辞职不干了。这家酒店免费为别家酒店输送了大量合格人才，很可以评为学雷锋模范单位，第一功臣当然是索菲。索菲还曾当过约半年的洗涤部经理，她对洗涤部的业务根本不熟，怕工人偷懒，就拿着手表在每一个岗位测量应有的最短时间，搞了许多苛刻的条规，谁稍有异议，她就会说“我是你的老板，你必须听我的。”那模样若配上一顶绿军帽和一个红卫兵袖标，倒是更加合适。一些工人受不了她，纷纷辞职。她自己也没干长，便被调离洗涤部，返回客房部，因为实在无能。
索菲实际上是客房部最多余的一个人，她除了会找茬，影响工作效率外，其他什么事也做不好，比如有时她预先安排了一大堆员工清早五点坐出租车来赶做急需房的清洁，人家来了没有房可做，干等着。她很有点像“阶级敌人”故意搞破坏来的。考虑到杜菲小姐是德国人，而法国与德国有世仇，这种怀疑就不无根据，如果你把杜菲小姐视作法西斯，那萦菲就该称作“地下工作者”。
工友中也很有些趣人趣事。
纳比尔来自埃及，话多，最喜欢开一些粗鲁的玩笑，很像电视里的憨豆先生（
Mr.Bean
），他会出奇不意地对着并不太熟的女士突然喷嘴唇做怪相，还常爱对人打招呼，别人刚一应声，他就说“
Shut up
（住嘴）。”有时别人还没来得及应声，他的“
Shut up
”已经出口，这时候当然应该只对自己适用了。他爱做的恶作剧之一是站在电梯外用手或脚干扰电梯门无法关上，逗电梯里赶着干活的同事发急。有一次我见到他被别人拉进电梯里一道走，这下轮到他急得叫了，他的推车还关在门外呢。他见到我常问：“你妻子她好吗？”那用意是很有些恶毒的。我同样用这句话回敬他，还加上一句“我想她。”中国游泳队参加柏斯比赛被查出偷服禁药那次，他见到我就嚷嚷“
Chinese cheating
（中国人作假）。”我则说“
Egyptians are criminal(
埃及人犯罪）。”事缘那时正好埃及发生了屠杀外国游客的惨案。他也就无话可说。我治他还有一招就是当众称他为非洲人，因为他最忌讳。他辩解说他的皮肤是白的。我说，难道埃及不在非洲吗，难道我说了你皮肤黑吗？他拿我毫无办法。
杰科布倒是道地的肯尼亚黑人，大高个，有一个黑亮黑亮的圆脑袋，受过良好的教育，人很聪明，脾气也很犟，只要占着理，就敢於跟那三个婆顶牛，老嘲笑她们没有文化，办事情很笨。轮到客房部开员工会，他总是最爱提意见的一个。他本来是杂工，活儿比清洁客房轻松，婆们给他穿小鞋，让他做房，他宁可做房，也不对她们说一句软话。我常和他聊天，他告诉我他们国家的婚俗，娶老婆一定要付给女方父母一大笔钱或物作为卖身费，才算合法婚姻，才有权利打老婆，而且警察是不管的，假使没付清钱，即使俩人生下孩子，也不能跟父亲姓。杰科布没有娶本国女子，他来澳洲旅游，泡酒吧时泡上了一个白妞，通过结婚定居在了澳洲，后来离了婚。他说，不能娶澳洲女人当老婆，不做家务，乱花钱，还脾气大，还是娶肯尼亚女人好，想怎么打，就怎么打，敢不听话！管她是杜菲还是索菲，我把钱付给他们爹妈，就统统揪回去打。
菲律宾人江佐是另一类型，他二十多岁，头发总是梳得油光水滑，可脸上的青春痘却老是不争气地冒出来唱对台戏。神态举止很有些女性化，喜欢手掌柔柔地拍男人的肩膀。有人说他是同性恋者，但他有老婆，也在我们酒店客房部干活。别人说他结婚只是为了靠这个女孩拿澳洲身份而已。他原先也是客房服务员，为了升任工头，不光拼命拍马屁，还把酒店当成奥林匹克竞技场，不断刷新干活纪录，使得其他员工的工作量不断加码。他看到哪个服务员不小心稍微碰损了酒店的一点什么器物，就像掘了他祖坟式地摆出一副心疼样，很快就把小报告打到大婆、二婆那里去。我曾提醒他，这样干不招同事们喜欢，他说他只在乎老板喜不喜欢。但他升工头的路走得并不平坦，申请了好几年也没批，有几次眼看大婆有升他的意思了，他却自己犯错触霉头。比如有一次未经许可私翻办公室的储物柜，立马从较轻松的公共区服务员的位置被贬回去做客房清洁。他倒是能屈能伸，不怕没面子，后来总算等到了升工头的机会。小媳妇熬成婆，那副嘴脸，大家就尽管往恶心上发挥想象力吧。
还得说说巴基斯坦人阿扎姆。阿扎姆二十八岁，看上去像有三十五六岁，光棍一个，老在动脑筋勾女人，于是就很有点“劳心者治人”的模样，我是说他像澳洲总理霍华德那样劳心劳得秃了顶。他向我吹嘘他睡过多少多少女人，还与两个中国女孩同床睡过觉。我很怀疑其真实性，因为他总是停留在做梦的阶段，今天说酒店里的某某女孩是他的
Dream
（梦），明天又说另外某某女孩是他的
Dream
，却总是不见他上手，有时候就有些饥不择食的样子，比如他说喜欢一位来自上海的女同事，约人家出去喝咖啡，人家一口回绝，说：“我可以做你的妈妈。”人家确实已经四十五岁，只是不显年纪，他就跑来问我“你们中国女人怎么那么难追？”这委实是很悲哀的事，连妈妈级的都难追，年轻漂亮的就更是月中嫦娥了。
酒店里有各种各样的消费品，保安部就要防内贼，员工们出酒店时，有时会被抽查挎包。尽管如此，偷东西的事还是时有发生，偷者一旦被查到，即刻炒鱿鱼。但是一般员工也就偷点小东西而已，真正的大贼是头儿们，酒店总经理经常叫客房部送成箱成打的卫生纸、肥皂、毛巾到他的车上，堂而皇之地开出酒店，没人来查他。制服室的印度裔工头尼西娅则属於中偷，她常常选一些崭新的浴衣、毛巾包好藏起来，等到酒店卖处理品时，混在处理品里一道用私家车运出。华裔工头西丝里娅向大婆杜菲和保安部报告了此事，还带他们看了尼西娅藏的东西，他们却叫她少管闲事。可见是串通盗窃，官官相护。不管东方西方，人性都是贪婪的，只要有权利和机会，贪婪就会膨胀。
总之，这小小“联合国”在三个常任理事婆的控制之下，日子是不好过的，她们每人每月一次各约七天的周期性歇斯底里，加在一起有二十一天，再加上许多其他女工头和江佐那样的半女人，打工仔妹们就只好沾血腥了。
客人百态
酒店里的客人来自世界各地和不同的职业、阶层。总体而言，美国人最大爷，一入住就打电话要许多额外的供应品，如烫衣板、变压器、剃须刀什么的，客房里能用的东西都用到最大限度，他们的房间也最乱，东西扔得到处都是，衣服常常就摊在地毯上，这给清洁客房的服务员增加许多工作量，他们很少给小费，却最懂得提意见。日本客人则最拘谨也最讲清洁，他们大多是随团游客，早出晚归，客房里的茶杯、咖啡、牛奶常常不用，自己的物品都收拾得严严实实，出门之前一般都在枕头下放好一、两块钱小费，他们大多不会说英语，所以也很少提意见，见到服务员都点头哈腰的地表示礼貌。日本客有四个特点，一是要加床，为了省钱；二是爱抽烟；三是喜欢缸浴，不爱淋浴；四是过夜通常关掉空调，搞得室内空气非常不好，不知何故。菲律宾人则最贪便宜，一般的菲律宾人穷，住不起五星级酒店，这里所指的是菲航的空服员们，他们每天把客房里免费提供的咖啡、茶袋、肥皂、洗发香波、护肤指搜刮得干干净净，装入包中存起来带走，很丢面子。
服务员们清扫房间时常常会发现一些有趣的东西，比如藏在床垫下的色情杂志、扔在床底下的避孕套，有一次我还在一间房里看到摊在桌上的客人自己和几个男女朋友在山间小道上裸体骑自行车的照片。客人退房离开后，有时服务员会发现客人忘记带走的东西，按规定必须上交，三个月后如果客人仍未认领，便可归上交该物品的服务员所有。客人的脾性真是天差地别的，有位日本客人忘了价值两千多澳元的日元也不来索回，而有的客人掉了牙刷牙膏都来要回去。
一九九三年英女王访问悉尼时，她的一部分随从下榻于我们酒店。他们离去后，服务员皮特打扫其中一间房间，发现了一个简陋陈旧的小木盒。他拿不准这是客人的遗忘物还是不要的垃圾，就叫女工头弗罗帮他判断，弗罗端详了半天，说：“垃圾。”便扔进了垃圾桶。数小时后二婆娜塔莉急匆匆上楼找皮特，说客人从堪培拉打来长途，要找回一个小木盒，那是女王送给下属的礼物。皮特说已经扔了，娜塔莉没办法，只好亲自到垃圾房，蹶起肥屁股捂住圆鼻头，鸡啄米般在臭不可闻的垃圾堆里寻宝。至于是否找到，我就不得而知了。
酒店职员们也时而会碰到一些尴尬事。我常干的工作之一是身上挂个
BP
机，听候办公室呼叫，给客人送东西。有一次大清早，给一位客人送剃须刀，给我开门的是一位男青年，一丝不挂且毫无愧色，一边接过剃须刀一边问我能不能提供避孕套。好在我是男的，倒也不必惊恐万状，只说很对不起，我们不包这个。
有时候女员工也会碰到类似情况，就全看她们自己怎样应付了。曾有一位住了好些日子的老先生，每当有女服务员清扫他房间，他就开始敞着浴室门洗澡，脸皮薄的服务员立即停止工作，出门回避，胆儿大些的就背对着他坚持把清洁做完，这时他就披了浴衣出来，送给服务员二十澳元小费，并无猥亵的语言和动作，每天如此。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那些胆小的女服务员也心动了，不拿白不拿，于是不再躲开。这位客人如果到红灯区脱衣表演一定大受欢迎，因为不仅免费而且倒贴。
偶尔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故：办公室值班工头查过电脑说某某房间客人已走，可以清扫了，服务员也就不按门铃，直接开了门往里闯，却见到男女客人正在床上颠鸾倒凤。那场面十分难堪，客人赶紧拉床单遮盖，服务员说声对不起落荒而逃。还有一次一位女服务员进英国空姐的房，没看到客人，床是已经用过了，被子凌乱地堆在床上，服务员就去掀被子整床，才发现被子下还睡着一位个头不大的女客。服务员和客人同时吓得大叫起来。
有些日本客人一到酒店就忙着召妓，对象主要是白种女人，就像皇军神风敢死队来狂轰乱炸珍珠港。他们说不来英语，就只好拿了搜集到的广告去请总服务台咨询员帮忙联络。咨询员私下说：妈的，我成了拉皮条的。
有一次一个看上去像华裔的老头带了一位非常年轻漂亮的白种女人在酒店住了好几天，据做那间房清洁的服务员说，床单上每天都有血痕，不知何故，这两人的关系也颇费猜疑。
某次我给一位客人送东西，正要进门时，见到一个年轻漂亮的中国女人从门里出来，对门里穿着浴衣的白人老头用中文说“再见！”老头也学着说“再见！”那女人的身份似乎不难判断。
酒店里曾经有一位神秘客人包房住了数年，此人叫做威尔森先生，长发披肩，瘸了一只腿，眼神发直，说话结巴迟钝，好像有轻度痴呆症，他看上去什么事也不干，大量时间是在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客房里睡觉，每天都要睡到下午两点后才起床出去一会儿，服务员进房做清洁就得忍受扑鼻的臭气。我们都奇怪他什么也不干怎么会那么有钱长期支付每天近两百块钱的房钱，都猜他一定是继承了大笔遗产。后来影影绰绰地听说他是参加过越战的伤残老兵，得到了优厚的抚恤金，但这种说法无法得到证实。
酒店里经常会住一些众所周知的大富翁。著名的费尔法斯（
FAIRFAX
）报业集团老板的母亲费尔法斯老太太就在我们酒店长期包住一个套房，有护士陪伴。老太太并不总在，有时上午突然想回伦敦老家去，下午就飞走了，一走两三个星期才回来，酒店的房间照样付钱保留着。酒店对这种老主顾是有求必应。
前些时酒店里的一个大套房住进了一位看上去派头很大的老板，喜欢与客房服务员搭讪，那个楼面的菲律宾服务员柯拉离了婚，正想攀高结贵，干柴烈火一点就着，认识没几天，老板就向柯拉求婚，并且许诺他将把这个酒店买下来，让柯拉当客房部经理。柯拉得意洋洋，立即辞职不干准备当阔太太，而且对要好的同事说，等她当了客房部经理，就把三个婆全炒鱿鱼。消息很快传遍整个客房部。可是没过几天，柯拉又给办公室打电话要求回来上班。接下来我们就听说酒店发现这个“大老板”用假信用卡骗房钱，报告警察局把骗子捉拿归案了。柯拉成为大家的笑柄。
除了骗子还有小偷。服务员做客房清洁时，客人有时从外边回来，按酒店的规定，服务员必须要求客人出示钥匙，以免坏人混入房内偷盗。但有时服务员并不机械行事，而是凭经验观察进来的人的神色和行动，一般不会有错。最近有一位新员工既没有严格地按规定行事，又缺乏经验，让一个泰然自若的小偷盗去了一套笔记本电脑系统，客人索赔八千澳元，其实这事情很可疑，客人先说掉了些小东西，过了一会儿又报告说发现少了什么，最后才说掉了电脑。电脑不是小东西，怎么会迟迟才发现？所以很可能是串通作案。但这种事查无实据，酒店也只好吃哑巴亏。
贵宾掠影
我们酒店住过很多大大小小的名人，趣闻也不少。
有一年，美国的流行歌星“王子”（
Prince
）入住，有亲眼见过他的人就说，那厮干瘦矮小，没什么好看的，还自称王子，滑稽！也没听到他的房里传出过歌声。可是酒店外围了一大群追星的痴迷女孩子，对着楼上“王子”的房间齐声高喊他的艺名，有的还叫道：“王子，我爱你。”如果是真王子查尔斯来了，大概也不会有如此礼遇。
世界头号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也曾入住我们酒店，就不见有冲动的歌迷围店，尽管他倒是每天在房里和着钢琴练声。做他房间清洁的服务员说他的房弄得脏乱得很。
电影红星波姬小丝入住我们酒店时，好多职员都想一睹芳容，但是她行踪不定，很难见到，连做她房间的服务员也没能碰上她，倒是一位送酒水的职员给她房间送酒时巧遇上了佳人，这位同事心是有心人，把早就准备好的本子拿出来请她签了名，到处炫耀给人看。
史泰龙来时，客房部的工头罗迈尔有幸看到他在大套房里练健身器材，肌肉爆棚。史泰龙退房后，罗迈尔在他房里捡到一双又大又臭的名牌球鞋，拎下楼来，正好被我看见，我打趣说：“这是史泰龙留下的小费吗？”他说：“操，他也不签名，签名倒能值些钱。”这双鞋照例该作为遗忘物上交，史泰龙当然不会要回去，最后是否有人把它当宝贝收藏就不知道了。
一九九六年春节，中国的大腕红星彭丽媛、冯巩、牛群、蔡明、毛宁、黄宏等一行来悉尼作慰问演出，下榻在我们酒店。有同事看到他们坐在大厅里，蔡明叼着烟喷云吐雾和几个男星大声说笑，很张狂的样子，而彭丽媛则一个人悄悄地坐在另一处，文静得尊象牙雕。明星们后来到餐厅吃早餐，侍应小姐引他们到一张桌子坐下，他们嫌光线不够亮，就擅自移师到靠窗的桌子，侍应小姐过去指着桌上摆着的“
Reserved
”牌子说：“对不起，这桌别人预定了，请你们回到原来桌子。”他们未必听得懂英文，但猜到了那意思，就用中文说：“凭什么我们要给别人让啊，不让！”继续坐着不动，侍应小姐无可奈何地直摇头。这帮大腕离开酒店时，牛像成了熊像，一个个自己动手拖着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狼狈不堪挪下楼来，大约他们不知道行李工可以免费帮他们搬运行李，以为这样可以省些钱吧。看来国内的明星们还需要好好补上如何保持泱泱大国文化使者形象的课。
著名的政坛人物入住过我们酒店的也很不少，如德国总统巍茨德克和总理科尔，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夫人，达赖喇嘛，澳大利亚自由党领袖侯逊、现任总理霍华德，美国国务卿阿尔布莱特、副总统戈尔以及总统克林顿，还有很多我叫不出名字的国家首脑。中国的国务委员陈浚生也住过。人大委员长乔石、香港特区首长董建华虽未入住，但出席过在这里举行的酒会并发表讲话。我亲眼见过的有科尔和董建华。
阿基诺夫人来时，已不在总统任上，非常低调，住的只是很普通的客房，也没有随从前呼后拥。服务员清洁她的房时，她停下手里的工作，和蔼地与服务员聊天，末了还给了二十澳元小费。
中国某国务委员是踏着红地毯进入酒店的，亲自从衣袋里掏出两块钱小费给行李工。这其实很掉价，作为国家级的贵宾，这种小事本应该交给随从去打理，若一定要亲自表示谢意，则应该出手大方些。
达赖也受到红地毯规格的接待，酒店总经理亲自到门口迎接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提出的特殊要求是不要亚裔服务员为他提供直接报务，大约是怕有中共间谍谋杀他。于是他那层楼面的亚裔服务员被暂时调开，能进出他房间的员工一律金发碧眼。客房部有位来自尼泊尔的藏族裔同事，按规定也不能接近达赖，尽管是同胞。头儿们都管这位藏胞叫喇嘛，开头我还以为是开玩笑，后来问他本人，才知道他就姓喇嘛，至于姓“喇嘛”的来历，他说不太清楚，你父亲那一辈当年随着达赖从西藏流亡到尼泊尔。我问他对于达赖的看法，他似乎对政治毫无兴趣，对西藏也缺乏了解，谈不出个所以然来。相反，一些西人同事们反而比这位藏人更关心西藏，几乎都认为西藏应该独立，理由是中国人与藏族人有完全不同的语言和文化。其实他们对西藏历史和现状几乎完全无知，只是受了达赖的单面宣传而已。中共真该好好学习这位政治和尚的宣传技巧。
一九九三年澳大利亚联邦大选，当时在野的自由党把他们的竞选总指挥部设在我们酒店，包了好多房间，所有高层领导都纷纷入住，党领袖侯逊住在总统套房里等着当总理。投票当夜，总部彻夜灯火通明，记者云集，所有人的目光都注视着电视屏幕上不断变化的计票结果，就像观看马赛。当大局已定，工党胜出后，自由党领袖们一个个气极败坏，有的人立即退房回家，对帮他们搬运行李的行李工说：“如果今天我们赢了，我给你一百块钱小费，现在，一分钱也没有。”三年后的一九九六年大选，自由党竞选总部再次设在我们酒店，当年的战败之地这次成了凯旋之地，自由党、国家党联盟击败工党成为执政党，只是登上总理宝座的是霍华德，而不是侯逊，他早已在党内斗争中被赶下台了。那天，酒店不少员工都得到了可观的小费。
一九九六年克林顿访澳，那个阵式摆得才叫大。我们酒店特意在一处出入口架了一溜锦廊。他抵达之前两周，白宫就来了一大帮工作人员打前站，包了整整三个楼面，改装电梯，安装监视器，铺设蜘蛛网般密密麻麻的电线，总统大套房的玻璃窗前架起防弹玻璃屏。澳洲警察只有在酒店周围站大街的份。
总统套房非常高级华丽，家具摆设是仿中国古曲式的，红木双人床上还有高高的木质蚊帐架，书箧上镌有中文字，还挂着横式铜插锁，会客厅里放着一台黑亮亮的三角钢琴，电视音响设备都是最高级的。卫生间有两间睡房那么大面积，大浴缸嵌在一个瓷砖面的高台上，与大窗户平齐，躺在浴缸里可以饱览窗外悉尼港的无敌美景，蓝海湾、白风帆、绿草地就像嵌在窗上。这套房每天的房费高达
3000
澳元。在小克到来之前，客房部有一位上海来的女员工结婚，享受职工优待，免费在总统套房住了一夜，我们打趣道：“莎丽，克林顿夫妇还得闻你们夫妇留下的屁。”
部分员工发了特别通行证，我的绿色通行证可以进入三个楼面中的两个，总统所在的那层不得进入。一次，工作电梯在总统楼面开了门，我倚在门口递给美方人员一件他们要的东西，一位年轻的白宫保安人员看见我戴的是绿牌。便下巴扬得高高一字一顿地说：“
This is white house security. You are not allowed to enter into this floor.(
这里是白宫卫队，你不许进入这个楼面）。”那副美国人的骄横劲真是让人看着来气。我说我只是为满足你们的需求而暂停，不是进入。后来我在另一个楼面再次碰到了他，他闲得无事又找我聊了起来，说我们客房部接电话小姐的声音很动听。我说岂止声音好听，人也很漂亮（其实相貌平平），他立即来了劲，问她结婚了没有，我说尚未，她就想嫁美国人呢。他就问怎么能够见到她，我说你找由头给她打电话呀。他就真的打起了电话，骨头都似乎酥了，与先头那副趾高气扬的模样判若两人。我暗暗好笑：上行下效，风流总统风流兵！
虽然克林顿住在我们酒店，但是职员们很难看到他，他出入是走专用电梯，一出电梯就进专车，进他房间提供各种服务的职员也是当他不在的时候才被通知进房，连酒店头儿们为克林顿忙得起劲，一切为他开绿灯，也连他的人毛都无缘见到，独有清洁克林顿房间的服务员欧苏拉有运气，那天她在三十楼清洁客房时，房间里一位女秘书问她见到过总统没有，她说哪里由得了我想见就能见。女秘书说，为什么不，我现在就带你去见他。真的就领她到二十九楼的总统套房去见克林顿。总统很热情地和她握手，还合了一张影。
迈向
2000
年
每年的
12
月
31
日，新年除夕，洲际大酒店的客房入住率几乎都是在百分之百，许多客人选在这天拖家带口入住，合家坐在客房里，隔着宽阔的玻璃窗喝酒聊天，欣赏海湾上空升起五彩缤纷的节日焰火。
1998
年除夕之夜，耗资二百万澳元的焰火更是盛况空前，火树银花把洲际大酒店照得光彩斑斓，也照亮了酒店二十一世纪的美好前途。
2000
年奥运会将在悉尼举办，洲际酒店正准备迎接巨大的客流，到那一天，大酒店万花筒定会更加异彩纷呈。
发表于
1999
年
2
月
11
日澳洲《东华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