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个作家来说，他生活的环境，无疑会为他的作品涂抹上地域的色彩。这种色彩无论对他的思考、创作，甚至表述方式，都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所在的城市天津，在某种意义上，和澳大利亚有相似的地方。那就是我们生活的地域都曾是殖民地，至今仍杂融着多国文化的沉淀。自1860年至1900年的40年间，天津先后设置了九国租界。所以我一直觉得一个殖民的城市，便自然会有殖民的风情。就如同我们看到过的诸如西贡、新奥尔良、加尔各答那样的城市，你会在不经意间就能感受到，那种像欧洲又不是欧洲的奇妙感觉。
天津有着六百年的岁月沧桑。很多近代史中的重要事件都在这里发生。尤其在东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中，天津始终处于中国的前沿。很多新文化思想从这里诞生，很多抵抗运动在这里爆发。以至于中国现代最重要的学者
我一直觉得对一个城市来说，历史的概念总是最为重要。只有被历史支撑的城市才有根基，而历史所积淀的硕果首先就是文化。然后在物质不断转化为精神的漫长过程中，城市也就慢慢拥有了她自身的品质。
天津在过往的岁月中被划分成不同的区域。区域间的冲突主要来自于恪守传统的老城区，和殖民地异常西化的租界区。这也是天津和上海的不同之处，上海的一些棚户区总是和洋房比肩而立，但天津的老城区和租界地却泾渭分明。这不仅来自于表面的地域划分，在某种意义上也代表了天津人的性格。于是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才会在天津发生，而建于1869年曾两度被焚毁的望海楼教堂，也在海河岸边见证了这段东西文化碰撞的历史。
于是在这座城市中，上世纪留给今天的遗迹可谓俯拾即是。随处可见教堂的尖顶，欧式的建筑，在意大利风情区、英租界金融区以及法租界、德租界的地盘上，那些哥特式的拜占庭式的巴罗克式的，以及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维多利亚时代的种种风格应有尽有，进而被誉为万国建筑的荟萃。这些西方文化的象征，便这样伴随着殖民者的侵入出现在这片东方的土地上。物质的掠夺连同文化的渗透，在抵触中慢慢进入我们的生活。这种东西文化的交汇是一段抹不掉的历史，而我们所要记录下的，是这种交汇在这座城市里曾怎样水火不容，又水乳交融的。
我是在几近于城市郊外的环境中长大的。那里四野荒凉，透过窗就能看到衰败的法国公墓。在一般人看来墓地是一个可怕的地方，但这座废弃的墓园，反而成为了我儿时记忆中最灿烂的部分。烂漫的野花中散落着白色石椅、喷水池、破碎的雕塑以及东倒西歪的墓碑。想象着那些背井离乡的殖民者，怎样在这里他们安放他们无尽的哀思。如今这墓地尽管已然不复存在，但那些无形的影像却永远留在了这个城市的记忆中。
我所出生的产院曾是一家教会医院。在这座医院的旁边，至今伫立着那座十八世纪由法国人修建的大教堂。这里延续了古老欧洲的教会体系，在教堂的附近伴有教会的医院和学校。这种宗教群落的布局至今未改，尽管这些建筑的周围如今已高楼林立。百年间不知多少婴儿从这里降生。尽管已听不到教堂的钟声，但如果留意，你还是能从这些建筑中找到那种神圣、纯净的感觉。
我家附近的英国俱乐部，解放后被更名为干部俱乐部。我从儿时起就开始在那座英式建筑前拍照。那些一直照到今天的相片，无疑记录了这座古老建筑的变迁。落地的长窗，美丽的街灯，菲律宾木的舞厅，以至英国人一直想要买回去的保龄球馆。这些建筑存留至今，惟有俱乐部的成员一代又一代地不断更迭。
这些得到很好保护的文化遗迹，至少告诉了我们百多年前，就已经有很多外国移民在此生活了。租界区的一些建筑，很多是外国人自己建造的。这里是他们掘金的地方，梦想的地方，也成为了他们又一个故乡。于是他们带来自己的生活习俗和精神需求，并由此而影响着在这里生活的中国人。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殖民者的进入，才让天津这座城市变得丰富而斑驳。在中国历史中，尚没有任何一座城市像天津这样包容着那么多国度的文化，这应当也是我们这座城市的财富。
如此在东西交融的震荡中，大清王朝送往美国读书的第一批幼童，学成后几乎全都回到了天津。于是天津才会产生出诸多“中国第一”：中国的第一所大学，第一所女子师范学校，第一家公立妇产科医院，第一座商品展览馆，第一家实业银行，第一所邮政局，第一套邮票，第一个基督教青年会等等。他们学贯中西只为着祖国的强大。他们中学为本，西学为用，进而酿就了中国历史中伟大的新文化运动。就文学而言，白话文诞生了，还有非常现代的诗。只有获得新的眼光才可能挣脱封建的束缚，而这个阶段文化融和的直接后果是，带来了社会的进步和观念的变革。
自1943年收回租界后，原先意大利租界区的一些街道，被先后冠名为光复道、自由道、博爱道、民生路、民权路等充满时代气息的街名。这些街名应该和那个时代中国著名的仁人志士有着密切联系，而近代史中在此居住的，除了李叔同、梁启超、曹禺等文化名人，还有诸如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段祺瑞等民国要人。
于是我们这座城市拥有多种形态的文化，诸如“殖民文化”、“码头文化”、“宗教文化”、“故居文化”等等，诸如此类，这些文化元素长时期相互交织在社会的沿革中，就成为了我们今天这座城市的一种多元的历史沉淀。
于是这座充满历史感的城市，给了我不尽的写作源泉。我的长篇小说《朗园》就成了这座城市的缩影。一座西式建筑原本只属于金融家，解放后却被进城干部占用了最好的楼层，金融家被逼无奈搬到一楼居住。“文革”后无产阶级又取代了革命干部，最好的楼层惟有交由这些人使用。于是金融家又被赶进阴冷潮湿的地下室，如此不同阶层的人们在岁月荏苒中生活并交融，这就是我在小说中用一座无形建筑搭建起来的百年沧桑。
总之我一直觉得城市对我的培养和塑造无比重要。我觉得我的许多作品所折射出的，其实就是这座城市的前世今生。对我来说，这座城市的一部分文化已经渗透到我的血液里，镌刻在我的灵魂中，成为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最后还想说几句关于女性写作，因为我曾为这个题目写了文章。
在我们的城市，女性写作蔚然成风，读者中也是女性居多。无论报刊杂志还是网络媒体，都不乏优秀的女写手。她们以各自不同的表现形式和艺术风格，显示出超群的智慧和深度，充满了女性所独有那种温婉的人文情怀。
我一直觉得女作家和男作家写作的向度不同。男作家的关注点通常是横向的，诸如政治的变革、社会的转型；而女作家则是纵向的，她们更关心自己的内心世界。这种深入的自我关照，同时又和“个性解放”的思潮相契合。她们没有条条框框，写作中充满自由精神。于是她们的作品更鲜明地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也是她们最先颠覆了中国长期以来“文以载道”的传统。于是一种有意思的现象，中国文坛一些最具探索性和先锋性的作品，很多出自女作家之手。
作为女作家，我认同英国作家伍尔芙的性别姿态。她说女性只有首先承认了自己性别的局限，才能去追求那个至善至美的境界。性别无疑造就了女性的局限，但又何尝不是女性的优势。
于是我一直坚持女性写作，我的长篇历史小说《武则天》、《高阳公主》和《上官婉儿》，以百余万字的篇幅，完成了我对唐朝皇宫女性满怀激情的礼赞。我的《我们家族的女人》、《秋天死于冬季》、《漫随流水》、《八月末》、《林花谢了春红》、《阮玲玉》等作品，无一不是让女性成为主人公。我如此不厌其烦地抒写她们，这是我愿意保持的一种以性别为边界的写作状态。
总之女性写作已经成为中国文学中必不可少的部分，而且是最为绚烂的部分。她们的作品充满了创造力，正在为中国文学的发展献演着最美丽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