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分等级有利于学习无益于创造力。因为谁也不知道创造力会带你朝那个方向发展。只有确定了方向以后才能分出等级。可只要一发展，原有的秩序就非常容易改变。不分等级就是允许全方位的探索。而所谓的精英分子总是希望按照某一特定的方向推动社会。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攀登和探索都不是问题。真正困难的是寻找需求和方向。而分等级则是单一方位探索。孔子只看到等级带来学习上的好处，没有看到，也根本不知道创造力的价值。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三章有这样一段文字，“一个城市有坏的法律而固定不变，比一个城市有好的法律而经常改变是要好些；无知与健全的常识相结合比聪明与粗卤相结合更为有用。”这一段话，大有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的味道。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集权国家有集权国家该干的事情，而民主国家有民主国家该干的事情，聪明人审时度势，按照既有的环境干该干的事情。比如秦始皇书同文这件事情，民主国家就很难干成。再比如，民主国家要求所有的政治家懂得自我表现，那么，像诸葛亮这种‘宁静致远’需要别人三顾茅庐才肯出山的政治家绝对无缘染指政治。

仅从单一的方向思考问题，在科学上是十分可笑的。较为明显的例子就是明代思想家王守仁。他瞪着竹子想要理解竹子的意义，七天七夜，最后病倒也没能成功。十年以后，他学起了狐狸的做法，看到摘不到的葡萄就说它是酸的。认为，要想知道竹子，问自己的心就够了，不必去问外界。而四百年后的达尔文，面对生物却发现了进化论，一个完全不掺杂个人心态和感情的认识。这就是东、西方学术发展的不同方向。当然，结果也不一样，东方人驾驭个人心态的本事是世界一流的，而西方人，掌控地球资源的水平也是一流的。当今的世界各国都在竞相争夺自然资源，可是，也说不定有一天，人们会突然发现，争夺人心才是成败的关键。其实科学永远都在我们身边，只要你追求得法，它就是你的好朋友。但如果因为一次追求不得法而说葡萄是酸的，那么，谁也救不了你。王守仁的思维受到中国古代思想的限制而达尔文也受到西方古代分类学的影响，可是达尔文有条件突破这个限制。因为古希腊的学术就尽量不以本心为依据，而中国人最注重的依据就是本心。

王守仁的思路应该是这样，既然万物的道理是相通的一个整体（一以惯之），那么，我从一根竹子；一叶知秋就能找到万物的道理。但达尔文的思路是这样的，既然我从一根竹子中找不到线索，那么，我就寻找与它类似的竹子，类似的生物加以比较。看看有没有异同之处？既然道理是在各种生物之间而不在我心中，那么，各种理论就不会是一样的，没有统一的一以贯之，所以才是科学，分成科目的学问。

一个民族文化中，如果人人都不断的提出数学问题，那么，一定会先于其他民族发现各种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当然，这样的民族一定会首先抢先占有这些资源。

当物质丰富以后，集团就很难形成，因为，几乎找不到共同利益。连集团首领都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大家都在股票市场里面混，谁也不敢说绝对的正确，谁也不敢占山为王。

排斥科学、反对科学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宣传：人类历史已经证明，科学主义行不通。怎么会行不通？没人回答，因为这些人只要反对就成了，不必证明，就好像晋朝的贵无论者一样，只要说世界来源于‘无’就够了，不必解释什么是有，不必负任何责任。

此刻，大家又不说话了，乜辛然接着说，“所以说《言尽意论》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必由之路。对于我们已知的东西，即使不明白，也要尽自己最大的可能把它说明白，把自己最真实的感受说清楚，而不是为了面子憋在心里不说。这样，即使你这一代人没有弄明白，下一代人说不定就弄明白了。”

“照你这么说，我们的祖先不如我们，而我们不如子孙后代？”

场上出现了一阵骚动。这种话在汉代是没人敢说的，幸亏西晋的时候，言论比较自由。

乜辛然说，正是如此，“否则我们还要记录历史有什么用？记录历史是让我们知道更多的，古人不知道的事情。我们知道了，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就会有更多的考虑。当然，我们比古人更聪明。”

“我看你是本末倒置，你说，道德经的高度谁能够超过。”

乜辛然说，“这就是我们学术界总也找不到出路的根本原因。太崇拜‘舍末求本’了。这个‘本’是怎么来的，是被人怎样叙述的？谁也说不清楚，大家都在胡乱的解释祖先的‘经典’，而谁也没想到，祖先的经典也是来自对于‘末’的认真观察，认真研究。最后总结出一个‘本’来。但是，当我们有了更新的技术，比如‘放大镜’以后，对于‘末’的认识就改变了。当然，祖先所总结的那个‘本’也需要跟着改变。所以，我认为应该是‘以本求末，以末求本’。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