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辈子 , 看得最多、感受最深的是：“中国人 ” 活得不易。

1966年之前,小孩子嘛,即便听大人说,也只是听一点算一点,真往心里去的,当时自然不多。 1966年的文革，是真实的一课。印象最深的，一是：读书人的惶惶然如丧家之犬，一张运动中六神无主的黄种人的苦脸，掩也掩不住；即便人与魂都在蜗居中，也怀著“寄生”的“原罪”感，无话可说；另一面是，看到了原本在台上的一向颐指气使代表着“镇压之权”的人物，也会一瞬间脱出了本相，大庭广众里穿个短裤衩子低倒了头的萎缩相，看人时，也流露出的无奈和准备着没来由会让人间疯子击打的恐惧眼神，一如两粒煤球闷燃了一夜，再不能炯炯然。这时你若有幸在一边看他（她），会猛然想起，这家伙不也是从他妈肚里钻杆子出来的么？同街头二癞子来到世上的来龙去脉本没有根本区别；你就会恍然大悟，人除了衣装还是要点别的身外挂件才能谈“人模狗样”的。

这些感悟，当时自然还没有能悟透，便到了乡下。这时，有权与无权，折算成人民币，已经差别不大；但如果你穷，家里没有几个儿子，猪圈里一年没有几只猪可以抬出去卖，怕还真是底气不足，做人就悠着点吧。穷了，就让人小看你。终究在人民公社那时代，全村一样穷的也还是稀罕得很，我是没见过。家家都只有一个小孩的，也没见过；儿子多儿子少就很在乎。猪养得好不好也很在乎。像前边提到几次的焦裕禄同志那样碰上的运道，怕也是绝无仅有，搞到几乎家家要出去讨饭的穷光景，落在那样的地盘上，人的天性反倒恍然地容易干净起来。

     到了城里的“革命干部”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我想这些顶着个冠冕堂皇的“革命”而下乡的“臭知识分子”，倒是活生生地让乡下人大吃一惊。一个人，可以如此什么也不干，每月能拿他要脸朝黄土背朝天干一年的农活才能挣到的钱，真让乡下人恨恨地认起“命”来，但又觉得无处可走，而且自己的孩子“书”也是不用读了，城里人读了书还要下来种田，这书还能读吗？那些年里，农村读高中的很少。

   好歹，国民经济到了要崩溃的份上，于是世道便有了转机。于是人人“焦裕禄“起来，就这么地、世道又辉煌起来，却又让小人物百无聊赖地悟到的一点认知渐渐暗淡起来，如萤火虫屁股底的光，实在不算是这个社会也需要的光源。这我也是很同意的：只要头顶的太阳一直照耀着，那是当然。

可是，很快地，又多年地读到、看到、许多二三流权贵们变换着的脸相，他们从高台坠下，即便在监狱还在供人观赏，说是“现场教育”。这同古时用透风的囚笼押着钦犯上京城，实质是一样的，但可以归纳出“文化传承”的味道；虽然戏里的囚徒，大凡倒是清官受屈，编成戏文世代为之鸣冤来的。所以，这倒不是侮辱他们这些在监狱示范的过气权贵。又常听传媒说，他们进了监狱便会唱红歌反思自己的背叛，痛哭流涕，一定要重新做人；好像承认自己有过许多年是兽类了一般。我便觉得还是该尊重他们这样的人格----人落到那份上，想死的心都有，还能认“道”么？更别提他们对自己监狱外的子女，总不忘叮咛他们永远不要从政，要清清白白地讨生活，这是肺腑之言，并非他们这些囚牢里的“家长们”真是因了唱红歌时分了神；人即便在牢里也有苦衷。终究是些二三流的权贵，人性未泯，无须联想开去苛刻了人。

一流的权贵呢？谈敢抽下属耳光的薄熙来，读到过他在牢里唱红歌的报道，思念革命前辈，尤其他的革命的父亲母亲。但我想他唱绝不会是如二三流的忏悔；他是能制造“红歌”档次上的，那是他赖以生存吃饭掌权的根本，否则，哪里来他这样的人物？石头里蹦出来的？

敢“装疯卖傻”的令计划，你一定也能读到（官方媒体放料出来）他的“双规”如今还大唱毛泽东语录歌， 这也是占据了他头脑半壁江山的吃饭本钱，从来信它的“一本万利”。说他“装疯卖傻”，那是怀著丑化他的心机，反把唱红歌神圣化了，其实这是不当的。因为，他虽然也巨富了，终究还有不平，还能问：为什么比他更坏的，依然没事？

这些人和事，很像是在重复1966年给过社会的启蒙。

我只觉得，至少是上面这些“他们”荒废了以往岁月给出的教训，更轻视了芝麻点大的萤火虫屁股上很清楚的那点光就能照出的暗夜的黑暗。

而这样的世道，留给我似的普通人物的抚慰，便只是：

快50年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