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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讨

作为美学空间的个人心灵史
作者:庄伟杰  发布日期:2015-09-02 16:37:41  浏览次数:2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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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启代《汉诗十九首》系列及其生命精神解析


有位中国作家说过,诗人和“写诗的人”,是有着天壤之别的。正如鸡有翅膀能飞,鹰亦然。但鹰一飞冲天,翱翔高空,鸡顶多扑着翅膀,飞进后院的垃圾堆里啄食。固然,鹰有可能飞得比鸡还低,然而,鸡绝对不能飞得比鹰还高。同样都是飞,高度不一样,视野不一样,境界不一样,自然的,水平也就不一样。对此,笔者颇有同感。君不见,当下更多的“写诗的人”缺少的往往是沉潜的生命感怀,难以产生透彻灵魂的昂扬。譬如,写乡村生活少了以悲悯者的心态慰藉困惑的心灵;写自然风景多了令人窒息的小气,却少了“长河落日圆”的雄浑开阔;写爱情少了自古已有的痴心,多了“性”致勃勃的自我宣泄;写人生多了对媚俗妥协的认同,少了富贵难移的人格气象。如此这般,不仅缺乏善感、直觉和想象力,而且诗境平俗,难见境界。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谓“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面对当下铺天盖地,如批量生造的流水线产品的诗歌,之所以精品寥寥无几,之所以令人不敢恭维,究其原因,除了匮乏诗的创造性思维等因素外,关键的是难有境界。或者说,同样在写诗,真正意义上的诗人,所荷载的精神和思想力量,所涵盖的艺术和创造价值,是那些“写诗的人”所不能达到的境界。难怪乎王国维在论及五代南唐李后主的词时,用“眼界始大,感慨遂深”来加以形容,声称作为词人,李煜“不失其赤子之心”。诚哉斯言!翻开历史,若以阅世经历来看,李煜可能是风流才子“误做人主”,然就其词中的才情个性而言,他透过家国兴亡所发出的悲天悯人之情怀,无疑是达到了词的至高境界。无论是“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还是“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如此旷世哀伤,对人间悲欢的真切体验,对人生离合的真实喟叹,对生命忧思的真诚袒露,把充满人类良心之思救渡到字里行间,让那些幽闭的通往世界本真之路由此豁然畅通。

然而,环顾当下诗歌创作,却出现了境界与诗品的背离,或被过重的现实关怀所遮蔽,难见“眼界始大,感慨遂深”的诗歌格局和气象。这种境况形成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来自于功利至上的文化氛围,另一方面与作者自身的精神姿态和写作立场息息相关。这使得读者难以读到“从血管里流出来的都是血”的作品,自然难有其中的“赤子之心”情怀。尽管诗歌写作越来越趋于个人化行为,并返回到诗歌自身。但诗人的精神人格与诗学追求存在着重大的悖谬。事实上,真正的“个人”常常处于隐秘之中。多数诗歌呈现的“个人”只不过是经验、表象的不同,支配诗人写作的仍然是对某种社会公论、某种流行思潮的附和,精神向度却相当模糊。其直接后果是使写作日益走向表浅化,以至于缩减了诗歌的精神空间。这种文化境遇带来是一个日益粗糙的写作狂欢时代,即汉语言的审美和诗性价值日渐流失,写作的难度成为一种语言的放纵,诗歌的生产是量大而质劣,从而败坏了诗的品味。如此窘境,似乎潜藏着不容忽视的危机——当代诗人正在丧失对于文学的抱负。“文学抱负”是秘鲁作家略萨喜欢使用的词,他在《给青年小说家的信》一书中认为:“献身文学的抱负和求取名利是完全不同的”。他甚至把“文学抱负”和“反抗精神”紧密联系在一块。在他看来,作家对于现实生活的怀疑态度,“即文学存在的秘密理由——也是文学抱负存在的理由,决定了文学能够给我们提供关于特定时代的惟一的证据”(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给青年小说家的信》,赵德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6-7页)。略萨的观点同样适合于诗歌。一个诗人假如丧失了“诗歌抱负”,实际上就是丧失了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那就意味着他的写作激情已经枯萎,他在美学和精神上的探索之路已告终止。同时,真正的写作者是不应放弃反抗和怀疑的,也不应失去对文学(诗歌)的敬畏。当然从根本上说,诗歌无论以何种方式呈现,都必须按美的规律来运行。作为最古老的文学形式,诗歌有着人类最原始最本真的人性元素,并以美的规律展示人的精神追求。人类对其执着的恒常性所表现出的最高境界就是诗。汉语诗歌堪称最生动地展示出这一特质。

走过消费时代的紊流,一切文化都将在承续之中创新,继而敞亮生命的本真境界。于是,我犹为尊重那些在路上始终怀有“文学抱负”的诗人。他们未必是写得最好的,但面对他们笔下的文字,一次次地唤醒我们对于文学的热望,并引发我们对母语显示出的内蕴和尊严更加自信。诗人马启代花费多年心血凝聚的系列式组诗《汉诗十九首》,堪称是当代汉语诗坛的优秀诗作。就此而言,在当代汉诗创作领域,马启代应该是一位值得关注和期待的汉语诗人,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拥有文学抱负的在场诗人。

忆往昔峥嵘岁月,作为上世纪80年代校园诗歌和民间诗坛的活跃人物,马启代曾创办主编过《东岳诗报》、《东岳》诗刊。从此,诗歌像命一样一直在他的血脉里跃动着,于是一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自1988年出版第一部诗集《太阳泪》(与岩峰、谭践合著)开始,马启代接连推出《杂色黄昏》《苦渡黄昏》《魂殇》《火浴》等个人诗集,1993年山东文艺出版社倾情推出新诗史上第一部青年诗人的赏析专著《马启代诗歌精品鉴赏》,共有近百名诗人、诗评家参与(此书2006年再版)。此外,其诗论集《仰看与俯视》《桑恒昌论》,散文随笔集《心巢》《受难者之思》也相继问世。正当诗人意气风发、大展拳脚之时,一阵旋风从阴暗处袭来,令他猝不及防而身陷囹圄。在诗坛中的突然消失,是打入地狱真正炼狱;在现实里的坎坷曲折,令人感叹命运的无常;然而,在精神上,他却因拥有可贵的真诚和良心的秉持而变得格外富有。正是从这颗诗心里,奔涌出了一组组意味无穷却纷呈异彩的《汉诗十九首》。我们发觉诗人以自省意识进行自我重新调整,从命运低谷状态中飞升,让诗歌以自由的呼吸,并以直言的姿态行走在这个世界上。沉寂了16年忽又哑声两年的诗人,经过血泪般的洗礼,用带有灵光悟感和特殊能量的语码,让诗歌像山川一样庄严,像河流一样充满动感。窃以为,马启代在诗歌写作上往前迈出了一大步。它至少显示出马启代不同凡响的价值:包括生存的、精神的、审美的、历史的等多重成份。这让笔者禁不住想起鲁迅先生在《摩罗诗力说》一书中,对那个涌出了《西风颂》、喊出了“假如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之醒世警号的大诗人雪莱给予骏爽而精彩的一段评价:

况修黎(即雪莱)者,神思之人,求索而无止期,猛进而不退转……品性之卓,出于云间,热诚勃然,无可沮遏,自趁其神思而奔神思之乡;此其为乡,则爰有美之本体。奥古斯丁曰,吾未有爱而吾欲爱,因抱希冀以求足爱者也。惟修黎亦然,故终出人间而神行,冀自达其所崇信之境;复以妙音,喻一切未觉,使知人类曼衍之大故,暨人生价值之所存,扬同情之精神,而张其上征渴仰之思想,使怀大希以奋进,与时劫同其无穷。

其实,那颗难以焚毁的诗心不单为雪莱所独有,它属于古今中外勇于在荒漠中、在贫乏年代举起正直与良心之灯盏的一代代真正诗人。他们因正义而犯难,因良心而蒙冤,因采撷智慧之果而屡遭困厄。但依然砥砺前行,自甘淡泊,宁静致远。让觉醒的灵魂连接自然万象、人情世态。尽管魂灵是个体的,但内在心智点燃的诗意之光却能穿越生活表象,以大爱、大善和大美祭奠诗魂,引发同辈者甚至不同年代的读者以情感的共鸣。我想,马启代乃是其中之“这一个”。有《汉诗十九首》系列组成的雄浑交响诗篇为明证。

马启代的《汉诗十九首》,并非只有十九首,而是由共23组十九首叠加而成的(共计437首),洋洋大观,令人叹为观止。为何每一组不换个标题,或用之一、之二……之廿三来表示更利于分辩和研究呢?为何每一组都是十九首呢?为何命名为“汉诗”而非命名为“新诗”、“自由体”什么的?如此等等,皆是十分有趣且有意味的问题,也是一个值得猜度之“谜”。然而,不管怎样,从中我们起码的可以看出诗人的良苦用心:一则,用“汉诗”意味着沉寂多年重归诗坛后,诗人对自己的母语(汉语)的钟情热爱之心有增无减,也“标志着诗人完成了母语的诗学传承和人文精神的重生”(王忠民语)。二则,在整体上诗人保持一种良好的抒写自觉和探索姿态,尽力发掘汉语的诗性内蕴,达到古典与现代的完美结合,并企冀让诗歌突显中国风格和气派的语言特色。三则,马启代通过这些精心之作告诉我们,一个诗人要面对这个世界、面对历史发声,不仅是必要的,也存在着可能。这些对当代诗歌深具启示意义。由于一直以来,受到消费文化的影响,诗歌创作失去应有的标准,打着各种旗号的不同诗歌群体,尽管使出浑身解数,但诗歌写作模式还是难以突破和超越,甚至忽略诗最重要的探索,包括语言探索、叙述策略、建构诗歌的精神核心等。《汉诗十九首》改写了我对当代诗歌的固有看法。尤其是诗中所体现的对于诗性和精神性的坚守,让我重温了一个写作者的虔诚,领略到了语言和梦想回旋的韵味,体察到其中蕴涵生机活力的质素,真正领悟到诗歌的本质是不断创新。

马启代的写作是坚实而丰盈的、痴迷而纯粹的,在他那里,诗歌这个词是五彩的,有五味杂拌的气息,有冷暖爱恨的回响,有悲欣交集的深沉,是坚硬的,是柔软的,是闪亮的,着力呈现其生命的坐标图像,又唤醒现代人对母语的复杂情感。他以《汉诗十九首》,为自己找到灵魂的切入点。作为一种灵魂叙事,他重绘了语言地图,解析世道人心,把穿越于历史记忆中的诗意风景,注入创造性的元素。通过那些掷地有声的话语及其闪射哲思光芒的灵动表达,我们可以找到打开其瑰丽多姿、外冷内热的诗世界之有效钥匙;透过那一个个黑蚂蚁般密集的诗性文字符码,我们发现其诗因感于心而动于情,即从心出发,用心写作,苦心经营,其过程可以说是修心、养心而臻达于安心。确切地说,那是一部“心学”,是一个人的心灵史。

其一,良心与悲悯:诗性智慧的力量。读诗其实是读心,是一颗心走近另一颗心。或者说,是心与心的对话、是心与心的交流与呼应。因而我们谈论与探讨诗,研究与思考诗之本质特性,首先就意味着真诚与良知,意味着通过由心智灵光迸发的诗,去寻找和发现蕴含其间的痛苦与美的力量。这就是诗性智慧的力量。马启代深谙其中三昧。他倡导“为良心写作!”,即“坚守人道基点,悲悯情怀、怀疑精神、批判立场”的写作。这关涉到一个人的写作立场与精神姿态,同样展示出一种难得的“文学抱负”。对于马启代来说,诗的光荣来自于一颗鲜活的良心。无论是通过回忆、想象和现实感受的来记录苦难命运的“诗性日志”,还是在追忆与抒写中戴着镣铐的文字舞蹈;无论是在不息地飞翔与歌唱中寻找灵魂的栖居之所,还是历经风雨磨难之后带着疼痛、隐忍与克制的精神返乡;无论是透过落难岁月抒写灵魂与生命轨迹的诗美体验,还是在体悟与追问中攀援精神高地的美学历险……诗人精神活动的主体性一直占据重要位置,即以自己的良心和真诚,弹响岁月的沧桑,铸就诗的“沉钟”,去叩动和寻找通往人们心灵的殿堂。在《挂在屋檐下的冰凌》一诗中,我们听到那沉钟盘旋的回声:

不知什么时候,有一冰凌∕挂在屋檐下,孤独的,缄默着∕像剑,闪耀着逼人的寒光∥那是一段磨难的人生,浑身∕洋溢着脉动,是一条倒挂的河流∕波涛,都雄浑地凝塑着∥像一只上帝的手,已经抓住了什么∕像一枚透明的钉子,把一部时间之书∕死死地,死死地,钉透了∥夜里,我听到时间的呻吟,祷告∕它就在我的床头外面,监窗外∕我伸手可以拿到,用它,完全可以∥杀人,或自杀。春天啦∕它仍然独自面对大地,凛凛然∕我看到,历史的哭声,是一滴一滴血

这如同惊世骇俗之语,读后令人深受感染且受到强烈的心理冲击。在许多人止步的地方,诗人开始了自己的冷峻审视和沉静思考。一段备受磨难的人生,即使孤独如沉默之剑,依然闪烁逼人的光芒,让所有洋溢的脉动,像一条倒挂的河流。动静交错的诗性空间,呈现出一种高远的境界。那份特有的孤独感,由于受到良心的驱使,显得那样凛然,那样凝重。身在监内,独自面对春天、面对大地,诗人看到了“历史的哭声”是“一滴一滴血”。如此悲切的声音包含着苦难和忧伤,却显示出力量,其本身带有悲剧性色彩。

岁月的无情与命运的乖戾,促使诗人的诗风在“明月清风”中多了“黄钟大吕”。如同他自觉地承受并超越于苦难而生发的赎世意识。在以《减法》开篇的系列诗里,作者注重来自于主体内心的各种经验和体验,既突显个体生存的真实性,又肯定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即使陷入冷寂的斗室里。这种关注自我又回到自身的写作,或强调语言的切身性,或在自审中不断激扬主体生命力。如《疑问》《告白》《旁观者》《结局或开始》《谁是杀鸡的人?》《电脑屏幕的鱼》《春天,与桃花的私语》《一个人听雪》《一个转身》《春天的伤口》等诗作,对爱恨、冷暖、生死和存在等的意义追问,构成为直面人生最基本的存在价值和意义的关切,具有反省性、自主性、真实性的特质,有着诗人个体生命的温度与质感,尊严与本真。一方面显示了诗人对社会历史的深切解剖和智性思考,另一方面,通过警策醒世之言发出对于生命意义的拷问。

正因为拥有一颗有良心的诗心,使得诗人倾诉的不只是激情和诗性,更重要的是能进入更广阔的人性深处和学会宽容的心境。“后半生,我明白了许多∕想用藏起来的能力,专注一点∕写我的诗歌,爱我的亲人,还想做到∕宽恕仇家,清偿债务,并且∕时刻准备着,为了心中的正义∥赴汤蹈火……”(《落难自述》)。如此诗句固然慨然直白,然非历尽坎坷者难以道出,非渗透人生与社会者不能道。为了正义与良心的歌声萦绕于心,可以超越泥潭与深渊,超越无必要的仇恨与无价值的折腾。如是,可以感受到自然、生命、亲情、理想和智慧的祝福。作为诗人,当他的诗歌记录了生命的跫音和良知的敬畏,并获得一种审美智慧或者说特殊的心灵美学,本身就像“我来坐监,是上帝发的福利”一样坦荡,应是缪斯诗神给予的一份馈赠。福楼拜说得好:“一个作家在他的书中必须像上帝在宇宙中,既无处不在又无迹可寻”。一个经历磨难、充满悲悯情怀的真诗人,他的良心,在《汉诗十九首》系列组诗中就是“无处不在”又“无迹可寻”的一种境界。

其二,童心与真趣:灵魂回旋的绝响。如果说,良心不仅是指拥有一颗善良之心,还要有敬畏之心、感恩之心的话;那么,童心应是赤子之心、纯真之心,是内在的自由之心。爱因斯坦说过:“人需要有两种自由,一种是外部的自由,一种是内心的自由。”此刻,我的伟大同乡李贽那天真般清晰而响亮的声音——童心说,俨若一种伟大的启示录,令人想起他所主张的“声色之来,发乎情性。”用以表现出“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钱穆先生则将生命分解为身生命与心生命。这些独到的见地和精辟的言说,无疑的有助于我们理解和打开马启代生命的另一面——孩童之心。请听诗人2012年岁末的发声:“——什么样的分娩,才能诞生一个四十六岁的婴儿?∕穿越一千一百一十五个夜∕苦痛、怨愤统统被命运拿走∥中年的肉体,这佑护灵魂的外衣,在按部就班地老∕胸中扑腾不已的,却又是一颗嫩嫩的童心”(《临别二十行》)。痛愤一旦被命运带走,生命好像获得新生;人总是要随岁月而变老,但心灵可以不老。也许,世故会变为成长的悲哀,成熟则意味着停滞不前。可见,世界需要天真,人生需要童心。

当下社会众声喧哗,人际伦理乱花迷眼,彼此身份前倨后恭,让人看到生活的沉重、功利在作祟、单纯之难得。同样的,诗正在被权力所奴役,被金钱所侵袭,被道学所规范,被语言所遮蔽。真情真性真心正在文学中流失,文学面临困窘的挑战。置身于此种境遇,回归童心显得多么必要。哪怕是流涕恸哭,发狂大叫,也是向世人掷出响当当的真言真语真话。然而,一颗童心足可使人感到纯净而轻松,烂漫而天真。凭借童心可以进入山川原野、鸟语花香,举目皆是充满童话般的世界;凭借童心可以逆流而上,体验万事万物,倾听到令人心迷神醉的幽远天籁。

在马启代构筑的诗意空间里,无论是倾诉或沉思,还是诘问与独白,面对留有童年光影和母爱印记的故土,诗人似乎一下子变成纯情的孩童。体悟与自审,好像为散漫的心灵找到另一块可资飞翔和栖息的居所,从而唤醒沉睡于灵魂深处的情感因子。是的,“对于自身和历史,诗人有着孩童般的好奇和追问,有着哲人般的洞见和犀利,又用诗人般的诚挚和细腻,为我们抒写着美好而奇瑰的世界”(王忠民语)。由是观之,一方面是诗人回归童心,凯旋着对生命之真与世界之真的重新拥有;另一方面是找回了童心视角,并以此作为切入点坦然地看昨天、今天与明天。于是他眼中的景象,即画面感作为诗歌构思的起点,在一系列诗作里分明地呈现。“睁开眼,我看到泰山动了动∕我体内的冰层,发出了咔嚓的响声”(《埋在阳光里》);“河上,那使劲爬行的水舟∕前行十寸,后退一尺,就像∕河岸吞着流水,流水吃着舢板∕舢板啃着风,风老着岁月∕岁月,不声不响∕正一口一口,品尝着我的中年”(《阳光里,我看到家乡的河流》);“风,分推开秋晚,吹开芦苇和湖波∕向深处,听几只方言浓重的鸟鸣∕读出,一湖的乡音∥少儿的伙伴,额头上早积淀了∕一大把的岁月,让酒浇醒的童年,如惊魂的∕夕阳,醉在湖里,怯怯地翻飞”(《船行东平湖湿地》)……可以说,对于故乡的河、湖也好,一景一物也罢,马启代十分注重抓住对象的瞬间动态,每幅画面情感饱满,意境的营造都是在情与景、人与物或者物与物之间灵动构成某种关联,不仅表现了一种情景画面,更重要的是从更高的精神层面完成了自我心灵诉求,超越了一般话语的灵魂绝响。当然,他同样善于在所“见”的景象中留白。正是在空白处,意味如炊烟般冉冉升起。比如在失去自由的环境里,他看见《喜鹊飞过》,便在自觉与不自觉中,带着童稚之心发问:“可怜的鸟儿,你在想什么∕天空,难道也变成了一座牢房”?当《雪落在铁窗上》,即使“风与铁的摩擦∕像一声声唿哨,越过高墙∕我紧紧攥住,一把滚烫的雪。感觉∥那个童话般的雪人∕在体内,正慢慢复活”。哪怕因久违了而《回到故乡》,诗人也会发出赤子般的心声:“无论被时光断为几节,瘦瘦的∕身子,也能从风里站起来∥无论离家多久,背上的你∕也执拗地,趴在我精神的天涯∥孰繁?孰简?”尽管马启代诗歌总是灌注了巨大的情感能量,但他常常在关键部位,以诘问的方式有意味地让诗意留在空白之处。

其三,痴心与浩气:诗美体验的沉潜。诗人,应是灵魂大厦的建筑师,是高尚的行动者。当他仰望天空,看到希望,获得无穷的动力;当他俯首劳作,如痴如醉地耕种心田,不断地呼吸、挖掘、表达,翻出新的,盖住旧的,推翻、生产、创造,总想在铺展的生命空间里写出一行行动人的诗句,直到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并由此而获得了无尽欣慰和幸福。因此,当一个诗人把那颗鲜亮的诗心交给良心,显露童心,而且充满痴心,即使现实以痛苦和不幸来回报他的追求,依然执著而无悔,依然相信在诗中可以找回自己,实现自我人生价值。可见,痴心是一种情结,一种迷恋,一种坚守。或许,不痴不成诗,诗人大都是痴人。或装疯卖痴,或假痴未癫,或佯痴实秀。对于马启代而言,不论身在何时何地,也不管风吹雨打,自从与缪斯结下不解之缘的那一刻开始,就怀揣一份出生入死般的依恋,“走火入魔”般的追寻。从《汉诗十九首》一系列诗作中可以看到,诗已成为马启代的生命精神和生活方式。他试图进入一种诗的思考、诗的人生,诗的生活。因此,整部诗集充溢一股浩然之气,且深切地寄托着诗人美妙的理想和殉道的愿望。然而,他是沉潜型的,而非飘忽于水面的浮萍。《蚯蚓,是地下诗人》一诗中,诗人如此咏唱:

——蚯蚓,是地下诗人。最懂黑,所以不说话

唱歌,但像元曲或宋词

它让土地穿越身体,如诗人让黑暗穿越灵魂

……所谓精耕细作就是从泥土里打磨词语

它不以柔克刚,只以小搏大

为了躲开人类的挖掘,那些血腥十足的铁爪

它必须把自己向深邃里写

如此情状,何尝不是作者诗的痴心、痴心于诗的真实写照!读着这样沉稳而坚实的诗句,同样引发笔者陷入对存在、命运、灵魂包括未来的观望与省察,以及如何诗与思的自我审视。活在现实中的诗人,无时无刻不活在诗中,无时无刻不在用诗洞穿灵光。那种决绝式的“把自己向深邃里写”的精神姿态,洋溢着一股蓬勃的美学活力,升华成一种深邃的生命境界。于是,“不管我走了多远,还有多久∕我都会用诗篇沿途留下路标∕它们有的叫真,有的叫善,有的叫美∕都鲜活着我的那颗诗心”(《临别二十行》)。如此诗心就是一片痴心,何其可贵乎,何其稀有也!

我们说马启代是个“诗痴”,也许一点都不为过,眼前这400多首系列诗作就是最好的事实。恰恰正是这份痴醉神迷的劲头,使得他别具一双“诗眼”:《倒立时我看到:挂在地上的东西,高者为危》,《一地的残垣断木在叹息,有良知、正义、自由……》,《大风之前,故乡就贴下身子抱住那些睡下的先民》,《此时,夕阳充满了智慧,它安静地盘坐在水波之上,把佛光铺满河面》……难得的是,无论逆境还是顺境,他始终置身于边缘地带,企冀“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即便是《那场暴雨来时》,他照样用心扔紧信念。让我们倾听他此情此境的发声:

那场暴雨来时。天空还亮着太阳∕那片乌云遮挡的地方∕我的故国,已风雨飘摇∥雨点,拼命地捶打着车窗∕只见泪瀑,已听不清它们表达的内容∕此时,心跳被雨声淹没∕方向盘睁瞎了瞳孔,也找不到绿灯∥狂风拧着车辙,心攥着信念∕闪电如利剑劈来。一声响雷∕将之劈为,满地惊恐的眼睛∥我伸出双手,想扶扶东倒西歪的街道∕身后,那一座座倒下的高楼∕溅起时间的血肉∕虽然,那已不是我的河山

这是2010年圣诞节的翌日,诗人在泰狱所写的一首诗作,也是《汉诗十九首》系列组诗中的开篇之作。赏读着这首堪称力作的十四行诗,其中隐约可见自有一番气象。笔者又想起本文开头引用的王国维评价李后主词的那句“眼界始大,感慨遂深。”任何多余的评价都不及借用这八个字眼来得精辟和到位。

可以断言,马启代之痴诗情结,已溶入他的体内、他的血脉里,融进他的灵魂、他的生命流程。剪不断,理还乱。走不出,躲不开。或化成他心底最柔软的部分,或化为他的生活本身。哲人尼采如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良辰吉日(大意)。我想托此吉言,但愿今后所有写诗的日子,都属于启代兄的“良辰吉日”。是幸!


走向中年的马启代,将自己的整个身心沉浸于诗中,那是一种美丽的痛苦,也是一种甜蜜的求索。因为“用旧了许多笔头和时光”,《如今,思来想去,我只能选一个汉语的制高点,用意象把自己藏起来》。当一个现代诗人意识到在诗意的表现中都属意象的范畴,当一个人把诗与自己的生命融为一体的时候,他的诗便进入了写作的最佳状态。马启代以童真之眼观物,以率性之心言情,引领我们进入作为美学空间的个人精神世界和心路历程里,或抒胸中之意,或吐心底之气,或呈人世之象,这既得益于他情感的真挚,得意于他心灵的自由,更秉承于诗人主张的“意、气、象”之诗学观的浑然天成。企望选择一个汉语制高点的马启代,像一棵屹立于悬崖边的树,以前倾的态势永远穿行于风中。他力图让一首首诗与自我、与世界、与自然万物对话,并从自己的痛苦和人类的苦难之中提取良知和真诚。那是作为审美体验的灵魂叙事,是良心、童心、痴心三位一体孕育的万千气息、凝成的生命风骨和色彩所构成的心灵图谱。也许,这就是诗人着意寻求和营造的一种“自由意境”吧!

马启代以他《汉诗十九首》系列作品,打开了自身生命的若干向度。他的写作不同于专注和选择某一领域进行集中写作,然后去建立自己的审美据点的叙述方式 ,既非是固守一隅,也不愿只有一种情调。这些可能与他的生活经历有关,也因为所写的题材不同而有差异。笔者较为赞同评论家王忠民的看法:“马启代所专注的是梦牵魂绕的一种诗性体验,是那种混合着生命经验和命运血泪的抗争、倾诉和反思,它离不开主旨意象,但绝不仅仅是某一题材或某一领域的抒写,而是精神流变和心灵煎熬的诗性实录。”应该说,这是颇有见地的。而在诗人自己看来,当一种诗意感觉噬咬着自己时,他越来越专注于把这一感觉做深层的挖掘,一首诗往往饱含不了,便只有再写一首,还写一首……,即便这样,最终还是要留下不少美妙的感觉储存在生命深处,让时光去发酵。于是,面对囚禁的炼狱生涯,他迅速转化为一种涅槃再生的精神(写作)资源,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凝结为沉郁的诗意和血色的心声,同时率先倡导“大墙诗教”,堪称功德无量;对于故乡和整个存在世界,他又宛若孩童,捧出一幅幅简单中蕴涵着复杂、纯朴中带有深长意味的生存图景;作为诗歌创作者,他试图建构“新汉诗”精神,紧密联结于诗人的灵魂世界,并由此言说“存在”。这种诗歌带有理想色彩与悲悯情怀,旨在重写“心智之史”,恢复诗歌的精神含量。看得出,马启代诗歌世界的疆域正在不断开拓着。然而,谁也无法预言,它究竟会通向何方,又将为我们带来怎样的灵魂风景。

至此,本应收笔。然而,我想说的是,近来诗坛正热衷于谈论诗歌群体的地域性,认为最初以北京诗人为主体的朦胧诗群,继而是四川诗人的整体登场,及至后来的边塞诗,甘肃、江苏、浙江、山东以及云南、福建诗群的出现,都成为中国诗歌的劲旅,形成了丰富、美丽而神奇的诗歌风景线。“山东诗群”的确是崛起了,也涌现一批充满创造力和个性的诗人群落。但在笔者的印象中,诸多报道和评介文章,皆忽略了两位诗人的创作成就。一个是徐俊国(尽管他已移居上海),另一个就是马启代。别的暂且搁下,就说马启代吧。依愚浅见,马启代是当代“山东诗群”一个不可忽视的个案,无论从人生阅历、创作成果和鲜明的诗学主张(“为良心写作”),还是那种充满着生存关怀的理论气质,以及在这个时代中并不多见的理想主义精神,尤其是他倡导的“大墙诗教”及其展开的实践活动与理论建设,等等,都有着令人瞩目的成就。

或许,这正是马启代身上有别于他人的可贵亮点和诗性意义,也是其人其诗足以值得关注的理由。当然,他的某些诗学主张,笔者未必完全认同;他的诗歌作品已有相当的数量,但在诗歌文体上若要形成独具个人特质的话语风格,尚需不断探索并进入“有难度”写作状态中突破与超越。其实,面对泱泱诗国和庞大的诗人群体,一个诗人,穷其一生,哪怕只锻造出一首富有经典气质的、且能产生脍炙人口的、足以流传后世的精品杰作(笔者并非是提倡“一首诗主义”),也是值得颂扬的。如是,必然生发其文学史意义。因为真正的诗人不仅是创造者,也是生存者,更是人类文明的寻道者、悟道者和传递者。从马启代那里,我们再次感受到诗人与“写诗的人”是有区别的,也意识到“诗人”一词的真正含义和重量。凭借马启代身上所拥有的一切智慧、资源和能量,我愿意看到并期待迎迓他在《临别二十行》一诗里为自己设计的美好前景——

我会在自己开拓的那方精神的田园

坐在用汉语垒成的客厅里

沏上诗经和离骚的茶,煮上唐诗或宋词的酒

点上欧美现代派的香烟

摆上一大桌新汉诗的满汉全席

原载《中国诗人》201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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