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学术研讨

学术研讨

2014年澳洲及欧洲华文文学研究巡视
作者:庄伟杰  发布日期:2015-09-05 13:02:47  浏览次数:2153
分享到:


光阴荏苒,年复一年。就像大地是空阔的记忆一样,遍布于世界各地的华文文学,在各自不同的时空里、不同的语境中各领风骚,并且用母(汉)语作为精神的“拐杖”,伴随着时光的流动,不断腾挪或漫行于文化羁旅途中,所有簇拥的梦想比大地更加空阔。

面对华文文学在海外不同区域蔓延生长,开花结果,仿佛面对一片片葡萄园,令人目不遐给。当那些缤纷的文字精灵,在尘世里若隐若现,其中潜藏的奥秘如同乡愁,撩人心弦;或如夜之眼,总是在远方闪烁。当那些源自心灵深处的声音,像记忆的光焰燃烧着,所有发亮的符码,总在幽深的年轮里回荡……

作为中国文学的向外自然延伸,海外华文文学已然构成为独立自足的“第三文化空间”,并形成与中国本土文学迥然有异又彼此互动的视界,即具有不同于中国本土文学的独特内涵,成为全球化语境中值得关注的焦点和津津乐道的话题。诚然,要全面、深入和系统地研究海外华文文学,“除了需要学术勇气,还需要有破旧立新的学术眼光和智慧”(陈瑞琳语)。因为文学不是史学,是鲜活的个体创作的艺术。尽管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并非“显学”,但它处在中西文化相遇、碰撞的最前沿,在异质文化交汇中形成属于自身的新形态、新特征,其中诸多错综复杂的文化关系和矛盾都能在华文作家笔下加以呈现。“异”的文化特质、中华文化的相传承和融合某些世界性话语等特色,仿若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晴雨表。值得肯定的是,海外华文文学创作为研究者提供了寻求文化想象与阐释的新空间,提供了更为开阔的文化视野和更为丰富的研究领域。于是吸引了更多的研究者参与其中,驱动其学术内涵和外延在不断扩展中迅速地延伸。

文学有其自身的生态链。不同区域的华文文学亦然。自然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也呈现出某种不甚平衡的“倾斜”。从地缘学的视角观察,更多的研究者把关注点移向东南亚华文文学与北美华文文学,相对而言,对于澳洲华文文学和欧洲华文文学,无论是研究力度、认知程度和传播效应,明显的远远落后于东南亚、北美的华文文学研究。这固然有其诸如作家队伍创作实力与整体创作格局的强弱,具有代表性的文本与知名作家的多少等深层原因,同时也与不同区域华文文学的发生、发展、现状和历史流程等因素有关。


从学术研究的特点来说,一个年度毕竟太短了。在回眸之际,让我们携带一份热切的期待,去倾听2014年度海内外有关澳洲及欧洲华文文学研究的声音。

首先,吸人眼球的当属“访谈与对话”构成的风景线。引人注目的应是江少川编著的30多万字的《海山苍苍——海外华裔作家访谈录》,几乎囊括了目前在文坛上最具影响力的海外新移民作家,共达31位。访问的作家横跨美国、加拿大、欧洲、澳洲等。其中欧洲华文作家有虹影、林湄、章平、池莲子等四位,澳洲仅有庄伟杰一位。其余的均为美、加的华文作家,在比例上多少能看出一些端倪。所采访的内容涉及新移民作家的写作历程、代表作品、创作体会以及新移民文学的发生、现状与前瞻,涉及新移民文学与中国本土文学以及与外国文学的比较和关系等诸多方面。重要的是,这些访谈对于读者和研究者而言,有“第一手感”和“第一现场感”。诚如旅美学者苏炜所言,其提供的文学视界和史料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也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

作为当代文学批评的一种重要方式,与作家、艺术家和学者的进行访谈、对话和交流,是目前国际上备受青睐的一种批评文体,其特色在于具有现场感和真实感。由香港青年学者潘淑阳整理的《要怎样的文学——高行健与刘再复在香港科大的对话》(《华文文学》2014年第6期),为我们提供了两位文学大家对文学发出的富有真知灼见的思想对话与心灵交流,对于我们理解文学、欣赏文学、研究文学可以带来诸多启示意义。一方面,这个文学对话可以看作是著名学者刘再复对旅居欧洲的第一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华人作家高行健的文学观及其文学成就的一种带有理论洞见的评价。刘再复对高行健的研究,至今已经出版了好几本书。在对话和交谈中认为高行健“所要的文学”,概述起来大致有三个要点:首先,他要的文学是告别二十世纪大思路、大思潮的文学。第二,他要告别“文学介入”的大思路。第三,高行健所要的文字,可以用“独立不移,自立不同”八个字来表述。另一方面,这个精彩对话也是作为杰出作家的高行健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思考“要什么样的文学”和选择什么样的文学的深刻体会和独特见解。用刘再复的话说,“无目的写作境界最高,写作只是为了生命的需要、心灵的需要”。斯言诚矣!

就澳洲华文文学研究的情况来看,这个年度有多篇作家、艺术家访谈录值得关注。作家张明整理的《艺术必须是创造的,而思想是其灵魂——庄伟杰访谈录》(《泉州文学》2014年第11期)一文,恰好与江少川著作中的《庄伟杰的五度空间——庄伟杰访谈录》遥相呼应,宛若姐妹篇,从多方位、多视角与作家进行对话交流,其中不时迸发诸多新鲜的火花和亮点,这是通向作家心灵的理想路径。有意思的是,旅居澳洲的学者欧阳昱蝉联发表了四篇“对话与访谈”。其采访对象均为澳华著名学者或艺术家。在《Mabel Lee(陈顺妍)访谈录》(《华文文学》2014年第1期)一文中,与陈顺妍博士展开有的放矢的对话,让读者进一步了解这位饮誉东西方学界的著名华裔女学者的心路历程和学术人生。陈顺妍(Mabel Lee)现为悉尼大学中文系名誉教授,由于对近代、现当代中国思想与文学等方面的研究成就斐然,使她成为澳大利亚人文学院院士。必须提及的是,她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作品的重要翻译家和主要助推手。高行健的《灵山》《一个人的圣经》等书的英译本经由她在英语世界进行了广泛的推广和传播。早在1990年代,她就陆续撰写了高行健创作研究的大批论文,成为“高行健研究”基础的重要学者之一。《子轩访谈录》(《华文文学》2014.4)、《呼鸣访谈录》(《华文文学》2014.2),围绕着文学与艺术、现实与理想、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乃至生存境遇与艺术追求等话题分别对两位旅澳女画家进行访谈与对话。由于子轩本身是一位诗人,先写诗后画画,其中的因缘及其对文学的理解和看法,让我们隐约窥见了旅居海外的艺术家的生活现状。另一篇《归来的“另类”艺术——关伟访谈录》(《华文文学》2014.6),这个篇幅较长的访谈,从“归来:机遇与挑战”、“澳洲华人艺术的另类”、“绘画、文学与阅读”、“近期艺术活动”、“个人经历与创作理念”、“‘多元互化’与文学发展”等方面对旅澳著名艺术家关伟进行多方位多层面的交流畅谈。关伟堪称是澳华文艺界的独特个案,曾参与多项颇有影响的中澳艺术交流活动,多次获得澳大利亚政府艺术基金,包括2008-2010年度澳洲政府颁发的最高荣誉艺术基金。如今穿梭于澳中两地,其作品在复杂的象征性绘画符号中,有力地体现了当今社会、环境的两重性。这是他丰富的文化储备、对社会和现实的高度关注,以及对艺术史的广博知识使然。

访谈(他人)和被访谈都是平等的对话与谈论,也是一种开放式的交流与探讨。李珺博士的《文字的淘金之旅——欧阳昱访谈录》(《华文文学》,2014.5),既涉及访谈对象以双语为媒介积极融入澳洲文学界,并对海外华人文学创作与推广投入了极大精力的话题,又触及到华裔文学在澳洲文学中的境况、乃至华裔作家在澳洲主流文坛的边缘化地位。

其次,通过跨文化视野与比较诗学展开探讨研究堪称特色。如果说华人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意味着提高了汉语写作在国际上的地位,具有重大语言学意义;那么旅居欧洲的高行健当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无疑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重要话题。旅居美国著名学者刘再复撰写的《高行健莫言比较论》(《华文文学》2014.4),可谓立论高屋建瓴,观点颇有见地,视野开阔而又情理并茂。在刘再复看来,我们定位一个作家最重要的是看他的文化、血缘,看他用什么语言写作。高行健在加入法国籍前后,始终坚持用汉语写作。他的两篇代表性长篇《灵山》、《一个人的圣经》是汉语写成的,其余大多亦然(除了三个法文写作,但后来又用中文重写)。据说,高行健的作品迄今已翻译成40多种文字,共有300多种外文版译本。这充分证明了汉语写作已经走向了世界心灵的高度,我们必须面对这个事实。刘再复指出,高行健莫言的共同点有:一是超人的勤奋,二是惊人的原创性。同时从主体论、创作论、作品论三个角度分析比较两位作家各有千秋且又卓然自成风貌。野芒发表的《两个世界:从高行健到莫言》(香港《文学评论》2014年12月第35期),则在对两者的比较分析中引发出一系列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譬如,文学究竟和政治有什么关系?文学的经典性与大众化、通俗化等颇为敏感和容易引起争鸣的话题。

记得笔者在2013年欧洲华文文学研究略述中曾说过,高行健无疑是整个华文世界乃至世界文学中的一个独特个案。面对这样的独特个案,永远有谈不尽的话题。但反观当下学界和批评界,对高行健的研究还远远不够,也远远不足。令人欣慰的,本年度“高行健国际研讨会”在香港科技大学举行(2014.10.24),多位蜚声海内外学界的著名学者于研讨会上就高行健的著作交流意见,并对高行健在多个文学艺术领域的卓越成就给予高度评价。这些学者包括陈顺妍、刘再复、方梓勋、张寅德、魏简、季进、梁鸿、杨慧仪、刘剑梅等。此外,本年度尚有多篇研究高行健的文章值得留意。如景晓莺的《论高行健戏剧艺术的借鉴与创新——〈车站〉和〈等待戈多〉戏剧手段之比较》(《华文文学》2014.5)、郭冰菇、曹晓雪的《〈灵山〉的禅意分析》(《华文文学》2014.2)、萧盈盈的《言无言和相无相——庄子和禅宗在高行健作品中的现代相遇》(《跨文化对话》第32辑)等。前一篇认为高行健的《车站》借鉴了《等待戈多》的某些戏剧手段,但两部作品产生于不同的社会背景,具体的影响源不同,在现代主义戏剧风格上有所差异和区别,并指出高行健在创新中体现出对中国传统表演艺术手段的回归。后两篇围绕着创作主体的精神世界、文化积淀、思想理念等方面作为关切点,着重探析高行健作品充满禅意气息和庄子精神,正是这些因素的无处不在,成就其作品最具深意、最为精彩和动人之处,也折射出作家自身潜在的生命意识和精神境界。

在当代华文世界,“金梁并称,一时瑜亮”是人们常用来形容金庸、梁羽生两大武侠小说宗师的一句话。由于步入晚年的梁羽生移民定居于澳大利亚,为澳华文学文化界增光添彩,这是澳华文学的荣幸。青年学者艾自由在《从梁羽生驾鹤西去说到金庸加入中国作协》(香港《文学评论》2014年12月第35期)一文中,对30年前加入中国作协的梁羽生驾鹤西去和金庸加入中国作协这个耐人寻味的文坛史实,及其引发的诸多热议和联想,展开回顾、比较和评说。澳华学者何与怀撰写的《麦琪:心灵之旅已经结束》(《华文百花》2014年第1期),传达的是一份鲜为人知而又令人感叹的文坛写真式史料。曾经夹在著名诗人顾城与刘湛秋之间的紧张“三角关系”中的澳华女诗人梦琪,终于走完了现实人生之路。这位原名李英的澳华诗人作家,因为顾城的一部遗作《英儿》而引起诸多传说,因为一部《爱情伊妹儿》曾一时洛阳纸贵。她生前希望时间能使传说中的“英儿”,成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和独立情感的“麦琪”。以上两位学者提供的“见证式”文字,的确值得一读。

尽管海外华人用非母语写作并不属于华文文学(范畴),但从旅裔、血缘和根性等因素加以观照,可以带来新的学术生长点。欧阳昱的《澳大利亚英语文学中的华人写作》(《华文文学》2014.2),旨在讨论澳大利亚华人、华裔作家在长、短篇小说、剧本和非小说等领域的英文写作。该文从跨文化视野来加以审视,认为澳大利亚文学中的华人英语写作方兴未艾,从中隐约可见华人在融入当地主流社会之后的人生姿态、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欧阳昱的另两篇文章:《回译、自译及创译》(《华文文学》2014.1)、《双语人生》(《华文文学》2014.5),则从不同语言文化的比较谈论自己的写作体会与心得。作者根据长期在澳中两个不同国度的中英双语写作和翻译活动,结合自身的经历探讨了文学、文化翻译中面对的回译、自译和创译此三种活动。这些无不得益于作者本身拥有的“双语人生”。

再者,备受关注的华文女作家成为热门研究对象。当今世界华文文坛,一个特别醒目的现象是海外女作家掀起的创作热潮,大有一马当先,不让须眉之势,欧洲和澳洲的华文女性写作亦然。旅居海外女学者陈瑞琳“谈海外华文女作家的历史挑战”(中国网,2014-12-30)时认为,女作家创作的一个新特点,是开始走向跨国界、跨族群、跨文化的写作方向,她们能够自由地在“原乡”和“异乡”之间巧妙地切换,无论是历史的回首还是现实的反省,无论是怀恋的寻找还是超越的兼容,不仅表现出“跨性别”的崭新视野,而且呈现出多元化的创作格局,当然,在海外女性作家高涨的创作热情面前,一个严峻的历史挑战也摆在面前,那就是女性作家的创作将如何肩负起华文文学走向世界文坛的大使命?如何进入到更深重的人类命运的关怀,如何展现出“地球人”的广阔视野?这,显然是当代海外女作家所要面临的大跳跃。例如欧洲的华文女作家,已从上世纪的“散兵游勇”进入到“骑兵纵队”的方阵。生活在人类文明的源头,欧华女作家特别善于用他们的灵性之眼看世界、感知世界及表达世界。但是,有关欧华女作家的研究却一直是相当的薄弱。比如:被誉为半部欧洲华文文学史的赵淑侠,其创作的拓荒意义并未得到深入的挖掘,更有她近年来创作的历史人物小说,其中所包含的情感价值以及人文主义的精神本质也都未能得到足够的阐释;英国作家虹影,其作品内在的女性主义力量也远远被忽视。当代法国小说家赵宝娟的创作,其勾人心魄的绝品小说,几乎无人问津。有关荷兰小说家林湄的作品,其中所张扬的宗教精神在学术界也是忌讳莫深。此外,近年来在法国崛起的新移民女作家山飒,这位留学法国的中国女孩所创作的小说《围棋少女》,在法国已经销售了12万册,并被译为英、德、韩、日等17种语言出版,作品先后获得法兰西学院奖、龚古尔处女作奖和新年奖、卡兹奖等,中文版的《围棋少女》也已在中国出版发行。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自冷战结束后,统一后的德国逐渐取代了英、法,而成为欧洲文学的心脏,德华文学也随之兴盛起来,其中以女作家的贡献尤其显著。如麥勝梅女士笔下的德国風景,复旦才女穆紫荆的创作,新移民作家刘瑛的小说等,都有其特别的意义。除此而外,在欧洲的华文坛上,比利时作家郭凤西笔下的欧洲风情,西班牙作家張琴的文學空間,法国学者作家杨翠屏的创作,也都非常值得研究。由此可见,歐洲的女性文学创作正在踏入一个开花结果的成熟階段,她们的努力需要得到掌声。关于澳华女作家的整体评价,近年来虽然也是“众生喧哗”,但是很多作家都成为“昙花一现”。冷静剖析她们的作品,大多创作还属于个人的移民故事,张扬的是海外“新移民文学”中早期的猎奇题材和传记色彩,例如麦琪笔下的爱情故事,虽然有浓郁的个人生命烙印,但在境界上则缺少大情怀和大关怀。因此,澳华文学需要在整合后再出发,在坚持中提高与升华。

虹影和林湄,无疑是本年度欧华女作家中备受关注的代表性人物。刘晓伟的《创作与传播的合谋:对虹影的一种解读》(《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4.2)、俞丽虹的《跨文化视域下华文作家虹影的女性书写》(香港《文学评论》2014年2月第30期),分别以不同的理解方式和不同的视角出发,对虹影及其作品进行解读。前篇参照拉斯韦尔传播学“5W”模式中的主体、渠道和内容展开分析,认为虹影是一个自觉的文学传播主体,善于利用各种不同的渠道促进文学传播。并且,她的文学创作内容往往契合社会热点,容易引起媒体的兴趣。后篇则立足于跨文化视野,分别围绕着“跨越太平洋的雨虹——跨越文化与性别开阔书写”,“父权之叛——对于男权的颠覆与解构”、“女子之行——对于女性的历史地位的重塑”、“身体之现——对于通俗两性欲望的超越”解析虹影的女性书写,认为虹影作为海外女性新移民作家“三剑客”之一,并没有囿于当代女性主义写作者们普遍身体写作、闺阁私语的模式的这一偏激桎梏,而是在中西文化交汇的开阔视域中进行女性主义写作,通过释放女性潜能来颠覆男权,真实地袒呈女性寻找自我认同的过程,以叛逆不羁的个性和越轨而热烈的笔触,关注人类的共同命运和人性的终极追问,并致力于实践“超性别写作”。

《欧洲时报》(2014.10.18)以《林湄的“沙漠树语”:谈欧洲华文作家群体的“边缘生活”》为题推介林湄。这篇采访式的文章,让我们更加真切地感知和了解到一个旅居海外的女作家如何“播种——破土——缠枝——开花”,经历了人生三起三落仍矢志不渝地坚守文学,并游走在中西文化大山的“谷底”间,从而找到了“地球村”的视角,在自己的精神家园里不断探索和耕耘。从十年前推出长篇小说力作《天望》之后,林湄又十年磨一剑,重磅推出了一部融汇中西人文探索的“天”字号长篇《天外》。难得的是,她以“地球村”的视角来关注人性与命运的关系。在欧洲生活长达20多年,林湄认为自己的最大收获是,对“文学即人学”有了再思,没有国界、种族的区别,而置身于地球,要写人性的东西,要超越过去。此外,女学者钱虹对旅法女作家吕大明散文及其艺术追求展开持续而深入的研究,同样值得一阅。钱虹以《一株优美典雅的华文奇葩》(《长安学术》第六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为题,高度评价这位“名字往往容易使人误解其性别”的华文女作家的“文化散文”彰显的审美价值意义。

相对而言,澳华文坛尚缺乏具有代表性的女作家,整体写作实力较为均衡,且偏重于文化散文和文学小品创作,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相对滞后,尚未形成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大作品,因此,多数女作家作品尚难进入研究视野。澳华学者庄伟杰、何与怀博士曾先后选取了多位较为出色的澳华女作家进行专题评论,但澳华女作家群体至今依旧未能真正引起外界的关注。而这,唯有留给时间去作出公正的检阅和回答。

另者,整体考察与宏观把握也是研究者着力探讨的话题。这类研究文章相对有其难度,需在大量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方能自如驾驭。黄万华《欧洲华文文学:远行而回归中的文化中和》(《天津师大学报》2014.2)是作者多年来对欧华文学的历史进程和现状不断追踪、寻找和把握之后,对欧华文学的重新认识。如果说,几年前他在《平和长远散中见聚:欧华文学的历史进程和现状》(《华文文学》2009.6)一文中,将“散中见聚”推广至整个欧华文学,并用“平和淡远散中见聚”八个字概括了欧华文学总体特点的话,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观察、思考和积累,又从欧华文学呈现的精神气象和诸多现象发现:“远行而回归中的文化中和”在某种意义上已然展示出新世纪欧华文学的重要走向。而《欧洲时报》(2014.12.18)记者、华文作家黄冠杰发表的《欧洲华文创作现状一瞥:坚持用文字拥抱精神原乡、文化原乡》,则重点介绍了欧洲的文学组织与华文作家现状,为我们了解欧华文学的生存状况提供了新信息新动向。该文开章明义地指出,欧洲华文创作与亚洲相比,无论从作品的质量和数量上都逊色,这与移民人群的职业有关,也与生存状态有关。早期从事创作的大多数来自于台港等地的移民,随着大陆的改革开放,部分学者持续移居欧洲,但数量有限,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尚不多见,大多还是从事学术研究。至于从事外语写作者,尽管创作内容与祖籍国有关,但已经属于另一种表达方式。像法兰西院士程抱一等。重要的是,仍有一些文学组织和写作者,依然坚持华文写作,用文字拥抱精神原乡和文化原乡。

反观澳华文学研究,近年来从宏观视野谈论澳洲华文文学现状和历史进程的文章并不多见。何与怀博士的《澳华文学是一块不断崛起的新大陆——也谈“澳华留学生文学”的衰落与嬗变》(详见《澳华文学网》),以在场者和见证者的身份,通过翔实而丰富的资料,经过一番梳理和描述,重新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当代澳华文学的“全景图”。


从一个年度有关欧洲及澳洲华文文学研究现状可以看出,除少数取得重大成就或具有广泛知名度的作家作品外,这两大区域的华文文学在国内并不为广大读者所了解和认知,于是未能更多地引起学术界和批评界的垂注并进入研究视野,且不说与亚洲语境下的东南亚华文文学相比,即便与同处于西方语境下的北美华文文学比照,无论是欧华文学还是澳华文学,在中国大陆和整个华人世界所能产生的影响或引起的反响的确难以望其项背。造成这种尴尬局面的真正缘由究竟是什么呢?这当中除了存在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同时有其潜隐的更为深层的内在因素制约着,并非三言两语能够述尽。况且,华文文学在不同的时空和不同的文化语境中的生长态势,乃至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视角进行观察、思考和评价不尽相同,都在无形之中影响着华文文学的传播与交流。诚然,在已经形成的作为独立自足的“第三文化空间”——海外华文文学的总体格局中,澳洲及欧洲华文文学便无条件地成为这个“华文文学共同体”的当然成员,只是至今尚无法改变这两个区域处于弱势文学的状态。

尝试着把2014年澳洲华文文学及欧洲华文文学研究情况综合在一起,展开一番粗线条的回眸与巡视,挂一漏万在所难免。这固然与笔者有限的阅读范围有关,同时也因为资料匮缺而难以尽如人意。据此,不难发现,尽管海内外学术界和批评界对欧洲及澳洲华文文学研究已取得了或多或少的收获乃至长足进展的趋势,但从整体上而言,相对显得较为滞后。首先,从横向上观察,与北美(美加)华文文学研究对比明显不足;从自身的向度上看,与欧洲及澳洲华文文学创作势头相比,研究状况也显得有点迟钝,尚未能及时跟踪、全面立体、有序有效地反映出这两大区域华文写作的真实风貌。次者,如何转换研究视角,尽可能调动更为丰富多样的研究方法,在对研究对象的整体把握和透视的基础上,注重对具体作家作品个案的深入研究,尚需加大力度。再者,如何增强问题意识,寻找新的学术增长点,不断拓开视域,扩张研究领域,以理论带动问题的生成,提升学术含量和品质,为海外华文文学的诗学理论建构提供更有说服力的依据和更多的可能性,同样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文海茫茫贵涉远,学林深处有奇津。放眼全球,除了中国本土文学外,自然延伸并旅行于世界各个角落的华文文学,在全媒时代特定的历史境遇和文化语境中,一方面是创作视角的日趋多元和复合互渗,另一方面是呈现出一种动态式的不断变化的新态势,从而形成了华文文学的多元、差异和混杂性特征。看得出,对于华文文学叙事来说,蕴含着相当复杂而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需要寻找更为多样的途径和理论思考以及诠释模式来加以解读。唯其如此,才能让创作与研究产生互动,并在不断拓展中寻求到文化身份的新认知,寻求到文化想象与阐释的新空间,有效地推进华文文学创作的发展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作为海外华文文学重镇的北美华文文学,还是崛起势头明显的欧洲华文文学和逐渐进入爆发期的澳洲华文文学,值得探讨的话题相当丰富。可见,忽略或轻视任何区域华文文学的创作价值、整体趋势和研究意义都是不足取的。因此,如何进一步揭示和把握包括澳洲和欧洲在内的华文文学创作的规律,及其与中国文学之间的视界互动;如何把它们放置于世界文学的格局中加以进一步审视,从而确立其在海外华文文学世界中的合理位置;如何从历史和文本承传角度阐释和展示作为特定区域所形成的新文学形态、尤其是对其中形成的经典性文本的研究,探讨其中内含的文化意蕴和文学特质,为世界性的汉语文学研究拓宽新视野、打开新思路,等等,其潜在的意义不言而喻。如是,澳洲及欧洲华文文学研究就有可能走出窘境,吸引更多的研究者主动地把眼光投向这里。而这,正是我们所热切期待的。

原载古远清主编《2015年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年鉴》2015年夏日急就于国立华侨大学




评论专区

  • 用户名: 电子邮件:
  • 评  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