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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论的当代性反思与本土性建构 ——兼及当下文学批评存在问题的思考
作者:庄伟杰  发布日期:2015-12-10 17:33:22  浏览次数:2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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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是人力所无法抵御的。倏忽间,新世纪已旋转了十五圈年轮。尽管20世纪被称为“批评的世纪”,但回首百年中国文论的运行轨迹,不难发现,20世纪中国文论史俨若一部精神蒙难的问题史。如果说,从先秦到晚清的文学理论,才能作为正宗的中国文学理论;[1]那么,进入20世纪,承受欧风美雨熏染、入侵与冲击的文论,就难以归属为“正宗”的中国文学理论了。因为,在西方强势话语笼罩的尴尬处境中,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从西方搬来的许多“新名词”、“新花样”的大轰炸,令人如堕烟海,莫衷一是。对此,更多的中国知识者是不加分析地将西方话语装进自己的大脑沟回中,而自身则糊里糊涂地迷失在理论的路上,或变成为西方话语的整体挪用,或把最大热情双手捧献给西方文论,或在丧失参照系之后加剧了自身的理论话语的严重匮乏。

无庸讳言,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嬗变中,的确面临着一系列亟需审理的重要问题,譬如,怎样把握和权衡中西之争、古今之争这个语境中的文学理论在发生学与发展进程中交错变化的复杂关系;怎样厘清一个世纪文学理论遗留的关键性问题,寻求重构新世纪的中国文论与话语形态的风貌;怎样不断扬弃那些过时的理论框架,解决文论话语的本土化与全球化的问题,铸造全新意义上的中国文论品格或模式,等等。着实非同小可,值得深加探究。然而,自90年代至今的学术界却有重学术(史)而轻思想(史),重作家作品流派研究而轻理论整体把握透视的倾向,导致中国当代文论的研究变得相当艰难。加之在百年文论史的背景上,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总是处于古代文论、西方文论、马列文论的“三角关系”纠缠的紧张语境中,且难以达成新的整合和价值重构。足见当代中国文论一直在漂流中浪迹,尚未能找到自己的根和本体。以此观之,置身于全媒体和全球化时代,如何以中西文化思潮大冲撞大会合为出发点,对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由古代向现当代的转型,进行历史与逻辑的叙述和阐释,为当代文学研究全面深入展开并找到真正属于自身(本土)的理论阐释模式,就显得十分重要而迫切了。

其实,关于文化界的本土性话题,近年来在海外文学艺术、比较文学、美学和社会学等领域方兴未艾。例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海外汉学家刘若愚、叶维廉、程抱一等在《中国诗学》《中国诗画语言研究》等著作中,皆对中国诗学思想和诗歌语言展开了有的放矢的论述,尽管较少涉及清晰的“本土性”意识。令人欣慰的是,为了改变中国当代文艺理论批评界唯西方文论是瞻的积习,从而有效地克服西方文论的局限与缺陷,个别清醒、睿智且富有远见卓识的当代学者,以个体化的方式,直面真理,自信从容,或听从生命本真的召唤,或拒绝盲从任何绝对理念,以开阔的学术视野,注重对当代现象加以审视,并梳理流行思潮中那些潜在的问题,重新思考当代文论的本土性建构。引人注目的是,孙绍振、张江等重要学者已经意识到,并直截了当地展开了带有创意性和开拓性意义的深入思考。孙绍振近年来极力倡导“建立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学”,[2]并提出“建构文学文本解读学”。[3]他从西方文论中发现并注意到:我们引进的那些西方理论,我们热情追随的“大师”,是不是“一匹特洛伊木马,或者是一种计算机病毒”呢?是不是“反过来控制了机内原有的程序”,对我们的理论建构“产生破坏性效果”呢?孙绍振以自己的深湛学识和敏锐眼光,觉察到西方文论(家)的“野心”和“无知”,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的理论预设涵盖世界文学,可是他们对东方,尤其是中国古典文学和理论却一无所知,他们的知识结构和他们的理论雄心是不相称的。西方文论失足的地方,正是我们的出发点,从这里对他们的理论(从俄国形式主义到美国新批评,从文学虚无主义的解构主义到结构主义,从读者中心论到叙述学)进行系统的疏理和批评,在他们徒叹奈何的空白中,建构起文学文本解读学,驾驭着他们所没有的理论和资源,与他们对话,迫使他们和我们接轨,在文学文本的解读方面和他们一较高下,也许这正是历史摆在我们面前的大好机遇。”[4]因为,“西方文论一味从概念(定义)出发,从概念到概念进行演绎,越是向抽象的高度、广度升华,越是形而上和超验,就越被认为有学术价值,然而,却与文学文本的距离越来越远。文学理论由此陷入自我循环、自我消费的封闭式怪圈。文学理论越发达,文本解读越无效,滔滔者天下皆是,由此造成一种印象:文学理论在解读文本方面的无效,甚至与审美阅读经验为敌是理所当然的。文学解读的目标恰恰相反,越是注重审美的感染力,越是揭示出特殊、惟一,越是往形而下的感性方面还原,就越具有阐释的有效性。归根到底,这使文学理论不但脱离了文学创作,而且脱离了文本解读”。孙先生结合自己长年积累的经验和思考,经过一番细致考察和充分例证,认为“不论是反映论还是表现论,不论是话语论还是文化论,不论是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还是美国新批评的悖论、反讽,都囿于单因单果的二元对立的线性哲学式的思维模式。文学解读上的无效、低效似有难以挽回之势。”[5]的确,正视西方对之徒叹奈何已长达百年的问题,如今我们理应抓住机遇发出自己的鲜明声音,“以寻求新的解决方案和道路。”这是他个人以雄辩的思考力和理论洞察力所作出的坚实回应。

如果说,孙绍振已然意识到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在接受西方文论时应该有所批判和反思,一方面应在创造与借鉴中厘清中国传统文论与西方文论各自的优劣势;另一方面是立足本土的现实并在文化上主动反映和创造新的文艺理论形态,而非被动接受。那么,张江则是在充分肯定了当代西方文论建设产生的积极影响的同时,有必要对当代西方文论本身进行辨析,考察其应用于中国文艺实践的有效性,并最终思考中国文论的重要问题。近年来,他在《当代西方文论若干问题辨识——兼及中国文论重建》[6]、《当代西方文论的理论缺陷》[7]、《强制阐释论》[8]等一系列文章中,全面、系统而深入地对当代西方文论存在的问题和局限进行充满学理的思辨和分析,并富有创见地提出了当代西方文论的根本缺陷是“强制阐释”的观点,在学界产生了振聋发聩的效应和反响。在张江看来,尽管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在中国受到学界的高度推崇,却始终面临着一个难以解脱的“悖论”,即一方面是理论很“繁荣”的局面;另一方面是推动中国文艺实践蓬勃发展的理论少之又少。譬如,影响广泛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文论就无法提出科学的审美标准,指明文学理论生成和丰富的方向,更无法指导文学创造和生产。盖其源在于,当代西方文论诸多学派本身的重大缺陷和通病使然。其主要局限有:脱离文学实践,用其他学科的现成理论阐释文学文本、解释文学经验,并将之推广为普遍的文学规则;出于对以往理论和方法的批判乃至颠覆,将具有合理因素的观点推延至极端;套用科学主义的恒定模式阐释具体文本。当代西方文论生长于西方文化土壤,与中国文化之间存在着语言差异、伦理差异和审美差异,这决定了其理论运用的有限性。对此,张江高屋建瓴地提出了自己精辟而独到的见解,表明中国文论建设的基点:一是抛弃对外来理论的过分倚重,重归中国文学实践;二是坚持民族化方向,回到中国语境,充分吸纳中国传统文论遗产;三是认识、处理好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关系问题,建构二者辩证统一的研究范式。

从张江和孙绍振的理论洞见和发出的急切呼声中,看得出他们共同关注的焦点是中国文论的当代性反思和本土性建构。并在无形中构成了一种理论空间的合力,即既涉及到当代中国文论的现实境遇、话语形态、价值基点等多重层面,又涉及到中国文论重建的问题。同时,驱使我们思考如何在中国文论的实践中实现本土性,如何在本土性(中国特色)的理论批评实践中凝练出当代中国文论发展的有效路径。因为“文艺理论表明一个民族文学反思的高度,而文论批评则表明文学思想家群体自我关注和思想交锋的程度。文学理论既是体验性的精神活动,又是理论构筑的理性活动——通过一种体系性的宏观阐释,舍弃那些偶然局部的东西,而将其整合在统一话语模式中”。[9]唯其如此,理论的逻辑活动与文学的体验活动才能在文学理论批评中产生互动和呼应,让“灰色的理论”还原为文学“生命的常青”,并以理性之光烛照被历史遮蔽的文学文本。

由于中国文论在当代中西文化碰撞和交流中,走了一条曲折逶迤的道路,于是在当代话语场中,存在着成堆的问题。譬如传统与现代文论的持续位移,让创作与批评阐释常常处于“混战”中而难以获得相近相通的意向性;文学理论与批评的话语紧张,致使难以走出西方的阐释框架而形成自己的独特气质;文学理论批评精神的多维失落,远离了文学文本的特殊语境和价值关怀;独断决定论与绝对相对论文论,造成了学术研究的深度匮缺和文学的大面积失衡;而文论的基本问题转向、文学研究的“中心”转移、文学性让位于文化性、文论批评的思维转向等,则给当代文论批评造成了诸多的话语断裂。如是,致使文学理论批评仅仅满足于“炒事件”,或沉醉于文本形式的漩涡,或局限于学术规范的讨论,让文学批评变成为一种表演,其直接结果是批评出现了对象的缺席。而且问题背后还潜藏着更深的问题,且连带着其他诸多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尚待揭示和厘定,使得中国文论的重建在21世纪的今天依然显得十分艰难和沉重。然而正是艰难与沉重,才更有开拓的价值和重构的必要。

直面当代中国文坛,我们看到,在批评的缺席中,出现了多元乃至无序的零散状态,或呈现出一种媚俗化和非学理化的倾向。从当下文学批评的现状来看,或脱离当代文学的问题语境和价值关怀,或对文学本质理解上存在严重的偏差,或在批评中缺乏基本的原则和标准。至于那种热衷于不断抛出新组合词和生硬堆砌各种术语,好讲一些新大话、新套话和充斥其中的“正确的废话”,云里雾里,佶屈聱牙,却未能触及问题的要害和具体的评价,纯属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伪批评”,对文学创作既无法产生互动效应,对文学受众也毫无启发之益,对文学批评领域及当代文论的建设更是一种莫大的伤害。

当代文学批评存在的诸多问题,认真盘点,关键的是缺乏问题意识与历史意识,以及急功近利思想的作祟,致使批评丧失了最基本的价值评判,进而失去独立思考的立场,也失去了最基本的可信度。而缺乏真正批判精神和学理规范的语言失禁,以及标榜“怎样都行”的言说方式,往往无视“问题”本身,任意解释和界定文学文本。无论玄学式批评、酷评式批评,还是操作式批评、廉价式批评,其可信度都是值得质疑的,也造成了当代文学批评的困境及其危机的表征。追根究源,一方面是在文学日趋边缘化和大众化的境况下,面对那种跟着消费走、跟着市场跑的写作,由于现行的理论疲软或乏力,缺少对当代文学实践主动介入的有效性,更缺少当今时代所需要的文学观念的积极建构,导致文学批评在价值判断和思想方法上出现严重的错位。另一方面,由于在当代消费文化转型中,现实越来越在物化的过程中变得与精神相疏离,文学理论似乎陷入眩晕状态。而在现实撞击之下和理论界的重新分化之中,多数批评家要么奉行于谈论一些关于文学“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之类的高深话题,缺乏现场感和介入能力,也缺少对批评对象的整体了解和把握;要么干脆扮演“帮闲”的角色,过度顾及人情因素、简单理解作家对批评的需求,竭尽所能地一味说好;要么热衷于投身研究国外引入各种热门时兴的“主义”或更为时髦的“文化研究”。凡此种种,其结果是当代文学理论与当代文学实践越来越疏离,对当代文学的阐释力和浸透力越来越弱化。所有这些,与当代批评没有建立自己的主体性精神有关。“因而在本土化与全球化的张力中,显得目光游移不定,脚跟不稳,方法论或此或彼,既多元又无元,最终丧失了自己的判断力和批判品格”。[10]这无疑提醒我们,要捍卫文学批评的尊严,必须从批评的品质做起。因为文学批评作为一种社会存在,首先是一种文化存在,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真正的文学批评应是一场审美层次和创作观念的角逐式的对话,需要批评家具备哲学与美学史观,具有良好的理论思维训练和历史分寸感,并以人类思想的最高视点,对关涉文学的诸多问题,或融学理与艺术感受为一体,以美的形式传达批评立场和真知灼见;或进行归纳、总结、分析、判断以营造交流对话氛围。从某种意义上说,批评是良知的体现与文化精神的确认,是一个批评家审美能力和理论修养的表征。倘若文学批评从价值判断中、在思想对话中、在意义发现里逃遁,那么文学批评就等于从生存的根基中自我放逐,就等于让批评的思想品格自动流失。不仅如此,随之也会丧失了批评的灵魂和自信,从而削减了对研究对象的感应激情,继而失去对作品的评判依据。

如何解决当下文学批评存在的问题,或者说,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文学批评应该是什么样的。一句话,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学批评?直面现状,的确需要深入反思一下当代文学理论存在的问题,以现代人文精神为价值关怀坐标,从而对其自身的理论立场和理论观念进行必要的调整或重新确立。为此,笔者以为,至少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解决问题,才能进一步介入并推动当下中国文论及其话语体系的自身构建。

首先,应当自觉寻找文学理论创新的立足点,重构自身的话语谱系。重提文艺理论创新这个老话题,是因为它关系到当下文学批评如何冲破观念的藩篱,立足于中国当下的现实,重新确立文学批评与当代生活的关系。如果中国文学理论家能原创性地提出问题和思考问题,并通过对当代生活的介入,建立自己的问题意识,重塑批评主体,就有可能使文学创作的积累创新与文学批评的学术增长互动协调,保证文学研究的资源共享和知识增长。尽管从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现实来看,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变革和文化潮流的涌动,中国文论在总体上有所突破、调整和变化,但中国文论的现代型知识体系转换及完整的理论建构仍属于未完成状态。确切地说,目前仍未找到进入中国当下文学的理论,为“原生性”文学理论建设服务或有效地阐释当下文学实践的理想路径。可见,唯有面对中国社会现实和文学现实原创性地提出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进行文学理论的整体创新。而对中国文论的传统资源进行有效的现代性转换,无疑的是其立足的基点。至于西方文论,倘若搞不清其理论来源、现实语境和演变逻辑,而是盲目地生搬硬套,就难以在“拿来”中变成为中国文论创新的有机元素。诚如张江在《强制阐释论》一文所言,“一个成熟学科理论必须是系统发育的。这个系统发育体现在两个方面。从历时性上说,它应该吸取历史上一切有益成果,并将它们贯注于理论构成的全过程;从共时性上说,它应该吸纳多元进步因素,并将它们融为一体,铸造新的系统构成。”[11]因此,中国文论及其话语谱系的创新或重构,应立足于中国当下的社会文化和文学的现实,反思各个层面上文学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从根本上增强问题意识、历史意识和价值关怀,即找到与变动的现实生活相关联的连接方式,驱使文学理论与批评成为对当代社会和思想富于洞察力的回应,在重新建构自己的话语系统中找到自己的文化位置。

其次,应以文学本体价值观有效地构建新的文学评价体系,并确立自主意识。如何才能构建新的当代文学评价系呢?首要任务是作为中国本土的文学本体要从西方的“强制阐释论”中剥离出来,使之具有相对独立的价值、独立的艺术品格,并获得自身独立的合法性和文化空间。因为“文学创作是作家独立的主观精神活动。作家的思想和情感支配文本,以在场者的身份活动于文本之中。即便有真正的零度写作,作家的眼光以至呼吸仍左右文本内在的精神和气韵。作家的思想是活跃的,作家的情感在不断变化,在人物和事件的演进中,作家的意识引导起决定性作用。文学的价值恰恰聚合于此。失去了作家意识的引导和情感投入,文学就失去了生命。”[12]显而易见,文学批评研究是对文学的批评研究,如果脱离了文学,离开文学本体,不对文学文本进行分析和解释,文学批评研究根本就无从存在。而一旦脱离了文学文本,所谓的文学理论只能陷于空谈,抑或成了后殖民、后现代性、技术理性、权力话语、性别等西方流行话语的注脚。一切外部因素只能作为文学本体存在的一种文化场景,而不能作为影响文学自身价值的合理因素。如是,文学本身就能真正获得一种自主的话语权。这方面,我们可以从当代文学场景中真切感受到这种变化的迹象。例如曾被遮蔽于历史烟雾中的张爱玲、沈从文等作家,还有“民间文学形态”中的“潜在写作”等现象,就是在回归文学本体之后才得以引起世人的广泛关注。

可见,构建当下新的文学评论体系或美学原则,乃是顺应文学创作规律的历史需要。当然,忽略了在中国本土上生长出问题以及围绕这些问题所形成的中国经验,其带来的后果只能使当下文学批评研究产生惰性以至于“伪命题”的四处横生。因而,反对“不读而论”的概念推理式研究,倡导富有情感交流且具有个人洞见的对文本的解读式批评,显得相当重要,这方面恰恰是西方文论(在文学审美价值方面)表现得极其软弱之处。诚然,随着当代社会发展的日新月异,文学在艺术形式、创作观念、审美情趣等也必然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与之相适应的文学评价体系,也只有在不断修订和完善中才有可能符合文学的发展流程。而摒弃对西方流行理论和学术运作模式的机械仿效,从中国当代文学内部寻找标准和方法,重构自成体系的新的美学原则和理论体系,其独立价值就有可能自主地凸显出来,从而与西方文论展开平等的对话。比如,近年来李泽厚提出的“情本体”论就是从中国经验出发而生成的一种美学原则,当然还需要在具体实践和运用中加以检验。

再者,以开放的视野和思维方式丰富文学批评的手段,确立中国文论的整体观。在全球化浪潮中,特别是进入全媒体时代和后工业社会思潮的影响下,这个世界变得太快了。置身于这种特定的氛围中,我们看到一切事物都在加速变化或者转型,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似乎都浸淫着后工业社会商品化、市场化的气息。文学,作为人类文化的审美创造和存在方式,总是受到文化形态的直接影响。文学身份的认定、文学形式的选择、文学审美标准的形成,总是与文化形态的表现以及文化模式的选择相关联或互动,因为文学毕竟是文化的产物。处于动态的社会文化伴随着各种因素的作用而发生变化,文学同样在社会文化思潮中出现一系列变化。而与之相关的对于文学的批评姿态、批评话语及其理论也会随之变化。对于当下中国文学叙事来说,由于蕴含着相当复杂而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驱使我们必须以开放的视野和思维方式,寻找更为多元的途径和理论思考以及诠释模式来加以解读。如近年来由中国学者提出的文学伦理学批评,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方法,旨在从伦理视角阅读、分析、阐释和评价文学,认为文学是特定历史阶段社会伦理的表达形式,其在本质上是关于伦理的艺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学伦理学批评不仅立足中国文学批评的特殊语境,解决当下中国文学研究的问题,同时又放眼整个世界文学研究的发展与进程,也是中国学者对世界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可见,只有拓宽视界,广泛汲取其它各种文化资源,才能提出新的问题,打开新的切口,在调整和转化中构建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批评模式,以便进入文学文本所能呈现的意义空间。进一步说,才能真正建立起批评与现实、历史的有效关系,让创作实践与理论批评产生真正的互动,有力地促进当下文学创作的发展可能,从而确立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整体观。

综观所述,走出西方文论“脱离文学实践”、“偏执与极端”、“僵化与教条”所形成的“强制阐释”(张江语)的阴影,增强独立自主意识,树立起真正属于中国文学理论自身的学术尊严、思维导向与精神气质,充满自信地创造出自己的理论方法和美学原则,势在所趋。中国现当代文学坎坷的历史文化命运表明,文学的存亡兴衰与整体文化息息相关。文学理论与批评的现实力量和文化维度,除了体现在微观意义上的对作家个案或具体作品优劣的价值判断,更为重要的还体现在对于文学史的“重写”可能。当代中国文论一旦建立起自己特色的价值尺度和话语谱系,以求更加切实地符合当代文学自身的发展特点,那么可以断言,文学批评研究其实维系着文学史的整体命运。换言之,一部当代文学史假如失去文学批评研究的参与,将会失去活力和明确方向。当然,作为一个文学评论家或文学研究者,面对当代复杂多元的文学现象这一问题,要作出令人信服的解析能力和深刻独到的审美判断力,就必须以开放的胸怀吸收多方面的养份,武装和强大自己的精神世界,甚至要充满怀疑精神和探索意识,拥有一种独立不倚的生命姿态,包括评论家人格的独立和批评风格的独立。“也许只有这样,才能评论今天以世界文学为营养的中国作家的作品,也只有这样,才能有资格做文学的领航者和守夜人”。[13]而这,正是我们所热切期待的。

2015年元月中旬于华侨大学


参考文献:

[1]参见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1年版。

[2][5]熊元义:《建立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学——文艺理论家孙绍振访谈》,《文艺报》2013年6月17日。

[3][4]孙绍振:《建构文学文本解读学》,《文艺报》2013年9月6日。

[6]张江:《当代西方文论若干问题辨识——兼及中国文论重建》,《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

[7]张江《当代西方文论的理论缺陷》,《文学报》(新批评专刊)2014年7月31日、8月14日连载。

[8]张江《强制阐释论》,《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另见《文艺争鸣》2014年第12期。

[9][10]王岳川:《中国镜像——90年代文化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367、391页。

[11]张江:《强制阐释论》,《文艺争鸣》2014年第12期。

[12]张江:《当代西方文论的理论缺陷》(下),《文学报》(新批评专刊)2014年8月14日。

[13]雷达:《重建文学批评的精神形象》,《文艺报》2013年2月6日。

原载CSSCI来源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文艺争鸣》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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