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照通讯地址在B国R市郊外的一间木屋找到分别近半个世纪的文友敬鲁。他招呼我坐下之后，为了招待我，特别出去到附近茶店买奶茶、点心。

我独自坐在敬鲁家简朴客厅的旧藤椅上。客厅里最显眼的是一个藏书柜子，这是客厅唯一最有价值的装饰品，里面有不少中文书籍。

我和敬鲁在半个世纪前是R市某华侨学校文学社的主要成员，我们一起往中文报刊投稿，当时有数份报纸有文学副刊。当时学校也出版过多本文学刊物，我们一起组织文学社的成员到南部海滨M市旅游等等。敬鲁是鲁迅的崇拜者，故笔名取“敬鲁”。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B国政府禁止出版任何华文报刊，关闭所有的华文学校。B国华文文学短暂的春天过去了，华文文学创作进入漫长的冬天，已长达半个世纪且看不到春天的来临。在禁止华文教育不久，我回到祖国，在华侨农场定居十多年，之后再到澳门。

这个区的电话极少，敬鲁家里当然没有电话，21世纪初有一部住宅电话在此时此地还是一件奢侈品，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手机、传真机、计算机、上网…等等在B国不普及，对敬鲁来说更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这郊区及客厅给我的感觉是：时光在半个世纪前的某一刻停止了，对敬鲁也可以这么说。可身体的新陈代谢却没有放缓，原来是20出头充满理想的青年敬鲁，己是一名古稀老者。

我激动的心还一下子不能平静，敬鲁买奶茶回来了，他喜形于色，我喝着他端来的奶茶，还是50年不变。对我这个血糖偏高的老人来说是不适合，可我还是喝了。

我取出几本书，有《香港文学》，该主编是我朋友。他要出一期世界华文“微型小说”专辑，东南亚多个国家的作品都有，B国历来是一个空白，很希望这一期有B国的华文作品。我推荐敬鲁的一篇作品，在这一期发表了。

敬鲁接过书，如孩童见到喜爱的物品，将书抱在胸前。看着离别近半个世纪的他，对文学的热爱，执着不减当年。我内心感叹：我们都生错地方。

“我很少看到新的文学作品，有作品在香港发表，对我来说还是头一次。”敬鲁笑的很甜，拿着《香港文学》翻来覆去看。

 我取出《香港文学》的稿费，30美元， 敬鲁睁大眼睛，说出一句：“文章还是有价的，只是没遇到伯乐，这是我一生最大笔的稿费，是在我七十岁以后。”说完之后脸上出现一种失望的表情。

 敬鲁原先住在市区，因城市建设，被安排到现居住的新开发区。从这里坐公共汽车到市区要两个钟头。敬鲁的两个女儿出嫁了，老伴又去世多年，孤独生活在市郊的他以读书为乐，两个女儿有负责他的生活费，他现在唯一的收入是帮十多名华人子弟补习中文。敬鲁曾翻译过多本中文武侠小说给B国读者，只是稿费很少。文化是人类共同的财产，是没有疆界可言，敬鲁是一位中华文化的传播者。

 “我收到你的信，就写了几篇小说。”他取一迭手稿“什么声音？” 敬鲁望着我。

我取出手机，是太太给我电话。听完电话我对敬鲁说：“一个好消息，你的小说《一把太阳伞》昨天在《澳门日报》发表…”。

敬鲁笑了，眼角有泪水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