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地是一位多产的、有才华的、比较成熟的作家。他具有细致的观察力、敏锐的分析力、丰富的想象力和圆熟的文字表现力。也就是说，他具有成为一名作家的比较全面的素质，虽然他并不是总能把他的这些能力发挥到最好状态。田地写小说、杂文和纪实文学，这里只就他的小说作品谈点粗浅看法。
田地早年在中国时以写新潮小说为主，出国前在中国已发表过不少作品，还得过省一级的文学奖，是辽宁省作协会员。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对于一名未经过专业训练的业余作家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田地目前的创作立足於澳洲，以本地华裔移民为主要读者对象，鉴于海外华裔移民的生活环境和欣赏口味，他将其创造路向由新潮改为大众化，以便读者读起来轻松愉快，由此决定了他的小说（这里主要指他在澳洲创作的小说，下同）具有通俗小说的某些特点，但是他并不剪断新潮小说的脐带，仍旧把从新潮小说那里获得的营养输送到他的通俗小说中来，因此就有了他自己的特点。他的小说某些可以算是单纯的通俗小说，而某些则可称为通俗化的新潮小说。要说明的一点是，这里说的通俗小说绝无贬义，通俗不等于庸俗，中国的四大小说名著中，除了《红楼梦》，另外三部《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在它们产生的当时都是通俗小说，只是后来才渐渐地被后人经典化了。
田地的小说以情节见长，他是编撰情节的高手，思路很开阔，虚构能力很强，一些故事并不需要生活中有影子或人物原型，他就能虚构出有声有色、合情合理的情节。很多小说能在一开篇就用扣人心弦的悬念牢牢抓住读者，比如《子夜手记》中那个行为古怪似真似幻的的阿珍，《月圆之夜》中那个神秘的魔幻游戏，《作为一种数学的谋杀》中的谋杀等等。田地既具有将单线发展的情节写得曲折跌宕的功力，也具备编织复线情节的功力。《月圆之夜》、《作为一种数学的谋杀》、《Yes/No 阿伟》即是以引人入胜的单线情节取胜。田地编织复线情节又兼采两种手法，一种是将同时进行的几条线交错编织在一起，如《今天是Public Holiday》、《子夜手记》，另一种是将异时进行的几条线交错编织在一起，如《丈夫不在家的夜晚》，这就使他的小说显得有立体感，好看。再如《两地书》通过“我”与朋友的通信来回环往复地铺垫情节，在中国的“朋友”委托“我”关照一个来到澳洲的美丽女孩子，先说是表姐，后来又说是恋人，再后来又说是同父异母的妹妹，“我”以杜撰的故事逼迫“朋友”一步步交代出真相，连读者都是到最后才知道“我”爱上的女孩是编派的，每一次情节转折都出人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最后推向高潮。这篇小说实在是一篇非常聪明有趣的作品，安排情节的技巧很令笔者赞赏。田地编织情节也有败笔，他有时把情节切割得太碎，打断故事必要的连贯长度；有时又使故事中的相同部分重复出现的次数太多，容易使读者觉得累赘或者罗嗦。
说到田地小说的情节，不能不谈到他强烈的文体意识。他曾经说过，怎样写的问题比写什么的问题更重要，这与我们长期接受的“内容第一，形式第二，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服务于内容”的文学观点是不一致的。何谓文体？笔者认为凡是对作品材料进行组织安排的艺术手段都可归入文体范畴，文体可分为语体和构体：语体是以词为最小单位，以句为最大单位的局部语符编码，它体现出某种语言风格；构体是以句为最小单位，为文本为最大界限的整体结构布局，它体现出某种结构特色。从纵的方面划分，文体可分为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表层结构是一种体裁区别于另一体裁的外部特征，如诗歌是有节奏的韵文，戏剧是由演员表演的代言体的叙事综合艺术；深层结构是每一具体作品的表达方式，诸如人称、视角、视点、时空调度、节奏、象征、变形、语言风格等。田地在文体上的追新尝试体现在深层结构方面。他总是不断地尝试变换叙事方法，比如在《今天是Public Holiday》、《丈夫不在家的夜晚》中采用的电影蒙太奇手法，在《子夜手记》中把一个故事通过不同的人物分别讲三遍的多视角叙述法，在《一年有三个季节》中以三个不同的名字写同一个人的不同生活领域等等。如果说以上手法还不算他的创新而是采纳了别人用过的新潮手法的话，那么由他组织几位作者采取接力式或者并列式的手法合写一篇作品，大概算得上他的创新了（也许我孤陋寡闻）。这种写法不同于数人按照商定的共同意图以同一语气合写一部作品，而是格外地强调每一作者的非全知性和他人思维的非可控性，信马由缰，跑到哪儿算哪儿。其作品有与千波、吴棣合写的《三人行》、《北京人、上海人、广州人》、《今天晚上吃什么？》、《酒色财气》及与老马合写的《两地书》，不失为一种可贵的尝试，确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受，也受到一部分读者的欢迎。然而，文学创作毕竟不同于生活，它是作家对生活的艺术提炼，是一种个体主观性很强的脑力劳动，如果作品处于不可整体控制的状态，是否能达到较高的质量，就还有待观察。但这种新尝试是绝对值得赞赏的，唯有敢于创新，才可能有文学的发展。
田地小说中的人物形形色色，但还是以他所熟悉的中国大陆背景的留学生和新移民为主要人物，在表现人物的手法上，基本是人物随着情节发展的必要性而出现，人物为表现情节而设计，以情节为主，以人物为辅，注重情节的连贯性，而不是相反地围绕表现人物的多性格侧面的立体性来设计情节，这样他小说中便没有多少性格特别鲜明的人物。当我们回忆他的小说时，能回忆起的是情节，而比较难回忆起清晰的人物面貌。这并不是说他不擅长写人物，而是说他把着重点主要放在情节上，事实上他在《子夜手记》中对於黄老先生和其子阿云的心理都有非常细致的描绘，遗憾的是作者对於该作品中最核心的人物阿珍的心理没有任何内部描写，这样对於情节发展的逻辑性交代得就并不完满，否则能使该作品更加生色。他这样处理也许是为了增强作品的悬念，说到底还是为了情节。《一年有三个季节》算是一个例外，作品主人公在三个不同的生活范围内使用着三个不同的名字，情节也分为三大块，互相之间基本上没有关联，分别用来表现人物在不同社会角色上体现出的性格侧面，合起来又是一个完整的人物性格，作者并不明确交代写的是同一个人，只透露少许蛛丝马迹，让聪明的读者去猜，这种写法是高明的。
田地的叙述语言普遍具有口语化的特点，亲切、活泼、机智、流畅，没有书生腔和文艺腔，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使读者很容易进入他描写的艺术氛围。田地告诉笔者，他写完作品后一定要朗读一遍，不顺口的地方必定改到顺口为止。在《嫖妓》（又名《黑猫从街角走过》）里，描写夫妻俩的对话就非常口语话，饶有趣味。他擅长抓住人物、景物的主要特点加以细致地描绘，所以营造的氛围很能给人以逼真感。比如《子夜手记》中描写那个灯光幽暗的餐室和夜半喝酒的穿海蓝色睡袍的神秘女郎，令人印象深刻。文学语言是很能测出作者艺术功力的东西，需要硬功夫，我认为小说最难的就是语言。作品一开头，情节和人物都还没有展开，如果没有悬念的话，靠什么抓住读者呢？就是靠语言。田地就能做到这一点。他的小说语言是老练成熟的，口语话却不是白开水。使读者一开读，就会觉得作品比较有专业水准。但他有时也口语化得有些过头，显得有些饶舌罗嗦。所有作品都是一种语言风格，也显得缺少些变化。他对于美文的排斥态度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优美的书面语言并不等于一定晦涩难懂，语体也需要多种风格以适应不同口味的读者。田地常常试图幽默，有时也能达到较好的效果，如《Yes/No 阿伟》那个有趣的结尾，但多数情况下他的幽默总是还差那麽点火候，让人笑不痛快。
田地的一些小说在内涵上也值得称道，比如在《关於种族歧视的报告》这个篇幅短小的作品中，作者通过“我”在巴士上错坐在老弱病残人特别座位上引来公众侧目这件事，写出了“我”因误会而臆想出种族歧视的过敏心理，批评了少数族群中一种典型的偏执化倾向。《丈夫不在家的夜晚》揭示了情爱与性爱的分离问题，肯定了情爱重於性爱。《壁画》这样一篇艺术意味比较浓的小说则含蓄地指出了书面历史的不可靠性乃至荒谬性。《今天是Public Holiday》包含了夫妻感情危机、宗教与科技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命运中微小事情导致严重後果等多重内涵。田地的多数作品写出了华裔移民的生活实态：老夫少妻、性苦闷、不择手段拿身份、谋生的艰辛、灵与肉割裂、中西文化差异造成的碰撞和融合等林林总总的现象都在他的小说中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具有相当的认识价值。但总体来说，田地小说中内涵较深的作品不多，这不是因为他不具备这种功力，而是在目前的这种紧张生活状态下和宽松的文化环境中，他一定程度放松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作品写得快而匆忙，显得草率，内涵的开掘和技巧的打磨不够。
田地小说中，性爱占着很重要的成份。性爱是人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作为生活反映物的文学当然可以写性。他的性爱描写充满了激情，尽管写得很暴露，但并不给人以龌龊之感，甚至可以说有相当的美感。中国人一向压抑性爱，避讳谈性，以致于到了性意识开放的西方社会，仍旧摆脱不了性压抑，不敢充分的去享受性爱。田地的性文学作品在反叛旧道德礼教，促进人性的复苏方面有着积极意义。但是性爱不是人类生活的全部，它是与人的多方面社会心理紧紧相关的，完美的性爱应该是建筑在情爱基础上，情爱是更加能够显示生活的多样性和更加容易打动读者心弦的东西，通过情爱和性爱来揭示生活中更深刻的东西会是更高明的写法。田地的某些小说能在一定程度上做到这点，如《丈夫不在家的夜晚》就是一篇内涵上有一定深度，艺术上也相当精彩的作品。但是总体看来，田地小说中的性爱描写多於情爱描写，他有时过分迷恋于性爱描写，孤立地写性，使性爱成为他某些作品的全部内容，冲淡了作品应具备的多层次的社会内容。性爱主题的反复出现也使得他的某些作品有雷同之感。
田地以他的众多的卓具才华的作品引起了本地读者的广泛注意，不管人们对他的作品有甚麽争论，他是澳华文坛一位不容忽视的作家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我相信他会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因为他具备不可低估的实力。
原发表于1999年8月3日澳洲《自立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