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家贞在悉尼举办了《红狗》新书发布及讨论会，由南溟出版基金会和新州华文作协、悉尼华文作协三家联合主办，这样的高规格在悉尼华文文坛的新书发布史上是没有过的，到场的文学界、学术界知名人士和普通读者之多也是罕见的，原计划容纳50人的会场进来了大约80多人，座无虚席，许多人只能站着，可谓盛况空前。会场讨论热烈，听众专注无喧哗，也非常难得。组织方的成功运作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齐家贞的独特经历和这本新书的感召力。
大多数读者其实都还没有读到这本书，报纸上一些文章对此书的品评大约起了相当的宣传作用。我有幸事先得到家贞大姐的赠书，得以先睹为快，书是一口气读完的，很抓人。正如齐家贞自己所说，这是写一个“非正常活着的人”的个人生存史。生存是每一个生物最基本的需求，上至万物之灵的人类，下至蝼蚁苔草，用现在官方的说法，生存权是基本人权，但是就是这样最基本的人权，在一个号称是人民国家的某段历史时期，是得不到基本保障的。除了不少人非正常死亡外，更多的人是非正常活着。齐家贞提出的“非正常活着”概念很有意义。非正常活着的人比畜牲活得还苦，比死去更难受。齐家贞为了求学策划偷渡出国，于是她立马被专政机器从求发展层次打压到求生存层次。我们看到出狱后的齐家贞如何拼命为生存而挣扎，狱外的生活甚至比狱内更艰辛，狱内至少有一口饭吃，有一张床睡，犯人之间有人格上的平等，但是狱外一切都要靠她自己去拼力，还要忍受普通人对于贱民的歧视。她的工作没有保障，随时可能被剥夺，她干最多的活，却拿最低的工资，她没有自己的住房，经常寄人篱下“打游击”，中国那样大，却没有她存身的地方。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同时我们又看到她顽强的求生意志，她不甘沉沦，在巨石高压下艰难地寻找伸展枝丫的缝隙，她养金鱼谋生，她争取进修读书机会，她当上电大教师，她寻找爱情等等，这就是人性的光辉。如果说杰克·伦敦在其名作《热爱生命》里写出了一个人为保持其生物生命的所体现的顽强，齐家贞的《红狗》则写出了她维持生物生命和提升社会生命的双重坚韧，这是对于生命的礼赞，也是对摧残生命者的鞭挞。齐家贞不光写了自己的非正常生活，而且写了她一类人的非正常生活，譬如林樵为了拯救右派弟弟的精神，不惜把自己的妻子让给弟弟使之成为真正的男人。一生正直清白的作者父亲被生活逼得说要做坏人，作者情人汪进的妻子被逼无奈的非正常婚史等等。齐家贞为她自己也为她的同类立了一个历史存照。
齐家贞写她的自传是采用文学的手段，文学不同于新闻或者历史的是，它需要很多细节，需要用文学的语言进行细致的描写。她的书吸引人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其精彩的文学描写。里边的人物都描写得如此鲜活，没有概念化的扁平人物，没有绝对的好人坏人，主人公不讳言自己的性格缺点，警察里也有好人暗暗帮她，受迫害者中也有以别种方式折磨他人的，这是现实主义的胜利，它使得作品更加真实可信。作品中有许多情景交融的描写，十分动人，请看这一段：“我平生第一次那么专注认真，那么无比艳羡地观察每栋房子，……..无论那些房子多么陈旧残破，多么狭小丑陋，住在里面的人，无论男女老少，有钱无钱，无论两代混住还是三代挤聚，都是幸福的，都比我有办法。揣着肚子里的孩子走啊走啊，街灯亮了，房子里的灯也一盏跟着一盏亮了。电灯象光明的眼睛注视着我，没有一盏属于我。突然想起监狱里的小监房，老天爷啊，你就是给我一个小监房我也感激不尽，我就有地方生孩子，有办法活下去了。”这多么象欧· 亨利小说《警察与赞美诗》中那个希望被警察抓入监狱过冬的流浪汉的境遇，读来让人惊心动魄。作者善于把人物内心的纠结写得合情合理，一波三折，比如写作者与爱慕她二十多年的狱中难友汪进的感情纠葛，她过去碍于犯人身份一直不回应他，但心里却深爱他，出狱后偶遇，汪提出做爱的要求，作者很想接受，但是出于种种顾虑，硬把他赶走，然后自己嚎啕大哭，后悔得要命，十天后她才下定决心，给他发出一封短信“你快来吧，我的爱”。当他们互相拥有后，作者却梦到她家的墙壁成了大屏幕，她和汪进的一举一动都显现在屏幕上，邻居们全是观众正襟危坐观看他们的表演。把人物曲折的心理描绘得淋漓尽致。齐家贞在真切地描写她的物质生存状态的同时，精细地写出了她的精神状态：对亲人的歉疚、对丑类的鄙视、对恩人的感激、对爱的渴望、对不公正的愤懑等等，时时把读者带入到感情漩涡中与她同悲同喜，这就是文学力量。作品语言流畅，有浓郁的地方风味，一些四川俚语恰到好处的运用，也突出了人物性格，增加了作品的生活气息。
中国历来有说法叫做文史不分家，司马迁的《史记》既是历史又是很好的文学作品，但是中国的正史记载的是大事件、大人物、著名人物的历史，普通人的生活是排除在正史之外的，而且正史也常常有被统治者歪曲篡改的嫌疑。要了解某个时代鲜活的生活实况，需要去读野史和笔记小说，比如《世说新语》、《太平广记》、《录鬼簿》之类。换言之，好在除正史外有那些所谓“杂书”，今人才得以了解古人的生活细节，正史是骨，“杂书”是肉。我认为齐家贞的《红狗》首先是一部优秀的纪实文学作品，同时也具备了史料价值，为后人保留了一段官方历史不载的普通人的“非正常生活史”，可以弥补官方治史的遗漏，让后人通过那些活生生的细节还原历史。许多发行量很大的流行作品可能时髦于一时，过十年二十年之后就不会有人再翻了，而我相信齐家贞的《红狗》是会在未来研究中国问题和历史的学者那里列为参考书的。
期望齐家贞写出更多的好作品，不辜负她的曲折一生。
原发表于2010年澳洲《大洋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