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许多干部、知识分子和一般民众受到了极左路线的冲击和迫害，造成了大量骇人听闻的冤假错案，是新中国历史上一段令人不堪回首的往事。

文化大革命一结束，举国上下拨乱反正，平反昭雪工作迅速展开，报纸上悼念和追思受迫害者的文章几乎每天都有，无线电广播里诸如“因受迫害而含冤去世”之类的殇辞不绝于耳，极大地警醒着深受极左思潮侵害的人民，他们　反思过去，痛定思痛，决不让历史悲剧卷土重来，排除了文革流毒的干扰，取得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

社会尊重、敬仰那些遭到政治迫害的思想先驱和仁人志士，学习他们那种敢说真话、敢做实事的高贵品质，以他们为楷模成为了一种社会风尚，这种风尚又进一步发展为人们对阴暗面的监察、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和对人权状况的关注，使社会正能量不断累积，有利于改革开放的深化。

然而，政治上迫害人的现像毕竟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一段短暂的不协调的小插曲而不是主旋律，是社会主义制度尚不完善所产生的弊端而不是其本质性的反映。人民依然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中国依然是新中国而不是旧中国。只要坚持和改善共产党的领导，充分发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认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就一定能够杜绝悲剧的发生。不正视文化大革命中存在侵犯人权阴暗面的事实固然是不对的，但是将这些事实加以歪曲、渲染和扩大化，去恶意攻击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也是不对的。　　

一段较长时间以来，“被迫害”的含义被扩大化了，把许多个人成长过程中必须经历的正常的“被批评”、“受挫折”也当作不正常的“被迫害”去抵制了，这是一种错误的机会主义，是思想上的投机倒把。被批评、受挫折和“被迫害”是南辕北辙的两码事，是不可相提并论的。批评和被批评是人生历练所必需的，拒绝批评或缺少批评总是会使人难以进步。挫折往往是正确的先导、成功的先兆，没有挫折或挫折量不足将是一事无成。而迫害和被迫害是对人的摧残和被摧残，是毫无功德可言的。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把井绳误作毒蛇，错将受批评混同于“被迫害”，是玷污了作为中国革命制胜法宝之一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名声，使之名存实亡，使党员像害怕被迫害那样害怕批评，使党失去了免疫力和战斗力。在改革开放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中共党组织的机体曾经出现过大面积的腐败现象，其根源可能就在于此。

当“被迫害”成为金字招牌时，人们就会趋之若骛，为之上瘾，为之成癖，结果使本来是不幸的遭遇却蜕变为一种幸运的光彩，本来是无人钟情的痛苦经历却异化为一种人人争相沽钓的名誉。这一点对于澳大利亚的中国移民来说是个尤为敏感的话题。

改革开放初期，人口多、底子薄的中国在客观上需要“资本的原始积累”，需要一定规模的往外移民，但是那个时候西方国家对来自中国的移民仍然采取封锁、堵截和歧视的政策。１９８９年北京天安门事件后至九十年代初，为了打破西方国家的封锁，为了获得“永居”（永远居留）权，几万名在澳大利亚的中国留学生忍辱负重，假戏真做，为自己“被迫害”造假材料、假履历，谎称“回国将受到中国政府迫害”，“要与中国断绝关系”等等。这是迫不得已的无奈之举，是可以理解的，但它的后遗症影响也是不可小觑的。出于意识形态上对红色中国的围堵和对中国廉价劳动力与人才的争夺，澳大利亚政府实施了实际上是“以投降换居留”的歧视政策，是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诱降活动。

由于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个活动获得圆满成功，我们华人为自己能够生活在澳大利亚而感到幸福。可是人们不要忘记，此举是以污损新中国形像为沉重代价的，澳大利亚人民至今都弄不明白：从当年那么多人“被迫害”的中国到如今雄雄崛起的伟大中国是如何顺理成章的？这是澳中两国关系中有待解开的一个心结。“被迫害”已成澳洲的抢手货，澳洲是“被迫害者”的风水宝地，时不时总有一点来自中国大陆的专家、学者、教授、博士或其它的什么名人红人来此大放厥词，诉说“被迫害”之苦，那假仁假义，那失常心态，那歪扭嘴脸，那骗人把戏，足令华人同胞们深恶痛绝，不由扣问苍天：难道中国就不能给我们澳洲华人培养好一点的文化人吗？难道我们澳洲华人命该如此吗？

2016年8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