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鸥在另一本《半壁家园》Broken line (蓝山书坊：2013年6月出版)的序里，有对她刘家上几代的家族历史简短的交代： “爸爸一家独自留在了大陆。他的父亲则率大多数家庭成员去了台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两岸关系稍有松动，两岸刘家才重新联系上，才开始了解被隔断了的家族史。

   她写道： “在父辈的口中，他们对历史事件的叙述和解读与我知道的并不相同。我渐渐明白了这样一个事实：我所学过的历史不过是强权者的历史，是由胜利者任意涂抹，美化自己，丑化对手，捏造事实，掩盖真相的历史，由此我们曾经长时间地被愚弄。

   真正的历史在哪里？就在每个个人、每个家庭的生活经历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家史和个人历史的总和构成了历史。”

  我摘录这一段文字，是告诉今天好梦的年轻读者，有这样的家庭背景，刘家四姐妹中的老大，刘海燕，依然在“1965年为了写一部‘以反修为时代背景；以新疆为特定环境；以‘边境事件’（伊塔事件）为典型事件；塑造一个党委书记的形象，从而歌颂我们英明伟大的党，歌颂马列主义者对修正主义者的重大胜利’（摘自海燕日记）的长篇小说，她自愿远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那时的年轻人，也是有着“梦想”，只是那时描述梦境是用远较现在大陆从上到下的暧昧用语更清晰、更明确，同现实紧密关连着的。

   1965年！我还是高二学生，学校里正在搞教改。我回想那时的我，能理解海燕的这种冲动与大胆举动。而之后的1966、1967两年的学校文革岁月，到了1968年我们必须上山下乡时，记得也憧憬着能够支边，到新疆去，当个农垦战士。可大家向常州市革委会请愿后被告知这是大城市才有的安排，比如上海知青。当上海知青列车停靠在常州站时，我们老三届的毕业生还去热情欢送，送给不知名的朋友祝愿问候，希望建立今后的联系。我们班上有个同窗，后来竟然鸿雁传书，认识了一位上海女知青，过了一年多，他便去了新疆，在那里安家落户了，他是金坛人，那个文革时把县城所有的院墙用红漆涂抹过的地方。只是他后来很惨，最后带了一对儿女回到故乡，这里不想写下他的真名实姓，只希望他现在一切安好。

   我自己呢， 四个面向的政策一下来，妈妈居然被我说服，给1950年作为解放军进藏商业工作队的二舅去了一封信，询问可否到西藏去插队。二舅那时自然已经成家，他的大女儿那年随外婆来过江南，住过一阵子，一个小女孩（二舅八十年代退休时，好像是在西藏哪个县城当局长，但他的大女儿必须留在西藏）,回信看到了，很长，大意是生活很苦，进去就出不来了。我明白了二舅的意思。便作罢。

   这种奇特而天真的想法，同海鸥1965年选择一样，她宁可放弃留在北京当教师，也要争取上新疆建设兵团。还好神差鬼使没有如愿。但那种勇气，只能用飞蛾扑火来形容，虽然那时她大姐已身在新疆，后悔已晚（《我们的田野》---我们曾经这样生活的第二部分：二姐刘海鸥 消解的年华）。

所以，当读者看到该书的第一部分只是海燕的一封信时，标注的时间已经是1971年了，大姐海燕在新疆已经5个多年头。象一个蛾子，在火焰的烧烤下，依然敢扑楞着那伤残的翅膀，那信件里展示的她所处的世界，其荒诞与冷酷、不幸的随时可能发生，却同外边的世界一样，我想，一定也超出了二姐海鸥1965年想去新疆时的浪漫憧憬。1971年，人们对社会、对这个国家的认知，轮廓要清晰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