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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随笔

怀念澳洲华裔学者叶晓青博士
作者:网站总编  发布日期:2010-09-01 02:00:00  浏览次数:3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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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叶晓青博士生前为澳洲麦克理大学中文系高级讲师,中国清史研究的著名学者,不幸于今年6月22日病逝。第一篇文是清华大学国学院刘东教授特撰文《学界痛失叶晓青》,以表悼念。第二篇是余婉卉 译自 《悉尼晨锋报》Sydney Moring Herald
原文如下:

       7月26日,远在悉尼的老友康丹(Daniel Kane)突然写信给我:“我有很不幸的消息。我妻子叶晓青6月22日去世。最近三年以来,她一直患癌症,但还是要过正常的生活。我们一月底匆匆忙忙离开了北京,因为她的腿疼得厉害,几乎不能走路,她怕是癌症复发,只好回到澳大利亚来检查。我们有一点后悔,走的那么仓促,没有时间跟你和在北京的其他的很多朋友好好地告别,但没有办法。检查以后,医生们说她只有三个月到六个月的生活了……”

      这简直把我惊呆了!要知道,仅只在半年多以前,即去年12月14日,我们才在清华国学院为康丹主持了一次“国学工作坊”。这位博学的老友

以“辽代汉语与北京话的起源”为题,报告了他本人利用契丹语文献对汉语词汇的音写形式,来考察辽代“南京”(即今北京)汉语诸语音特征的新收获。叶晓青当然也陪着外子同来,他们两人从来就那么形影不离。在讲演和座谈中,他的研究那么引人入胜,而她对这个话题又那么如数家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我怎么那么笨呢?怎么就什么都没看出来呢?——但也许不光是我,那场讲演的主持人是姚大力,可他前不久还来要叶晓青的电邮地址,说是在工作坊中顺便向她约了一篇稿,说明他也是什么都没看出来吧?晓青是我多年的朋友。她和康丹造访过我当年位于古城的小家,我们曾因陋就简地就在我的书房里,支起锅子涮羊肉;我也造访过他们后来在澳大利亚使馆中的家,非常豪华地留宿在他们的客房里。不过,还是让我从追忆的意识流里,摘取两个更加戏剧性的场景,以为永久性的定格吧:一次是在香港中文大学,我们碰巧都访问那里,当时正值九十年代初。晓青心事重重地问我:改革开放还能坚持下去吗?我则信心满满地望着窗外,指着朝着内地轰隆而过的运货车队,认定没人能阻挡那物流背后的经济动机。在那个节骨眼上,知识分子已显得相当孤单,但知识阶层自身还没有被外部的理论话语所颠覆和瓦解,所以彼此交流起来还心领神会,不像往后越来越心劳日拙……
 
还有一次是三年前,我在墨尔本开完会以后,顺便到悉尼来看看歌剧院。康丹和晓青开车拉我回家,不想路上却遇到大到恐怖的雷雨,不得已只好找个车棚停下来,专门让汽车避避雨。由此晓青特意告诉我,这部车子是他们新添置的,并且很为这次“鸟枪换炮”而骄傲。我这才稍微留意一下:那却正是韩国产的伊兰特,搁在北京也不过就是个出租车罢了。再联想康丹的资深教授外加系主任的地位,收入原本应当不错,更感觉这一对贤伉俪,真是志不在物质生活……
        呜呼,晓青夫妇向来都是成双成对的,所以她这么倏然撒手,不要说康丹本人了,就连我都感到闪得慌!事实上,就连他们这次访问清华国学院,也是各自准备了一个讲题的,记得她曾在电邮中说:
自己也可给你们讲个完全汉学的题目:藏红花作为不同用途的多次引进和丝绸之路的盛衰。这个题目我已准备了好几年了,这么小的题目,越做越复杂,域外与希腊罗马埃及,以及波斯等有关,中国史上,时间上牵涉到唐和元。
    只是,当时清华国学院才刚刚恢复,而国学工作坊也才刚刚启动,一下子无法同时安排两讲,所以就打算“以后再说”了,——而谁知压根儿就没有“以后”了呢!早知这样,我当然会先安排她来讲的。人生啊人生,简直不知什么时候,就会留下难以追补的遗憾!但愿晓青临终前编定、交稿给陈平原夫妇的遗著,能把她这个研究成果收纳进去。
回想晓青这一生,恐怕无论苦乐,都免不了要跟“偶然”二字相连,——偶然到澳大利亚去深造,偶然在那里跟一位老外结缘,偏又偶然地染上了这样的痼疾……要不阎王爷身边那对专门接引魂魄的小鬼,怎么一个叫做“黑无常”,一个叫做“白无常”呢?而她对这种偶然性所做出的反抗,从而总还显出某种必然性的,则一个要数她那即将印成书册的学术研究,另一个要算她豁出性命生下的儿子易安了。
所幸的是,康丹在来信中说,晓青临走前没有多少痉挛和挣扎:“她没有多少痛苦,只是越来越软弱,睡得越来越多,到失去了意识,过了几个小时,就离开了我们了。”但反过来说,她却又把痛苦留给了我们,让我们惊得半晌说不出话来,并久久地停驻在追思中。正因为如此,为了寄托哀恸之情,这里特地把2010年7月10日刊载在《悉尼晨锋报》(Sydney Morning Herald)上的讣闻摘要转载如下,——这样做也是为了让中国的学界知晓,又有一位同道离开了大家。
 
                                            ≈ ≈ ≈ ≈ 
《悉尼晨锋报》2010年7月10日:
叶晓青(1952—2010)20世纪70年代末,当中国刚从“文革”的动乱中抬起头时,一篇题为《近代西方科技的引进及其影响》的论文,震惊了大陆的权威史学刊物《历史研究》,更出人意料的是,其投稿人竟是一位初出茅庐、二十来岁的女学者。这篇功力深厚的文章研究了中国19世纪的知识分子曾如何应对西方的挑战;当时又正值中国面临新的开端,这又给了国人哪些启迪。它至今仍被视为20世纪8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文章之一。
        思考这篇文章的动机,萌生于某种特殊的环境。它的作者叶晓青,1952年生于上海。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不久,她被下放到安徽农村喂猪种稻。九年之后,她回到上海,数年之内便因一系列拓新之文,而跻身于中国最有前途的青年知识分子之列。
        叶晓青被上海社科院评为研究人员后又获得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博士奖学金。她的论题关乎上海早期的文化转变:它为什么如此迥异于中国的其他地方。当北京的知识界为“国粹”而忧心忡忡时,上海人却怀着极大的热望走向了现代性。为什么会这样呢?她为了探寻答案而追根溯源,发现了上海人的混杂性,他们来自中国的四面八方,既有动力又有雄心。她1991年的博士论文是一部拓荒之作。它从未被人遗忘,其影响力在过去的几年中还与日俱增,为新一代学人开启了新的研究领域。
在这期间,她遇到了康丹(Daniel Kane),他是墨尔本大学的一位汉学家。他们在国立澳大利亚大学的饭堂里开始了交谈,谈论中国哲学与传统文化,夜复一夜。这场始于1986年的对话,整整持续激荡了24年,因为他们结婚了。可时隔不久,叶晓青却罹患乳腺癌,为此她饱受病痛的折磨。
        即使如此,经过治疗以后,她仍然顽强地询问专家:自己是否还有怀孕的可能?尽管风险重重,那位肿瘤学家仍然强烈地支持她。这位医生名叫易安(Ian);而晓青和康丹在得子之后,就用此来为自己的儿子命名。
          叶晓青先在莫纳什大学担任讲师。1995年,当康丹被任命赴北京就职时,她也抓住这次机会,继续研究一个自己在研究早期上海时遇到的悬案。有位唱京剧的戏子,曾被指控诱拐年轻女子并强娶她为妻。可在经历过黑龙江的一段流放之后,他又露面与北京甚至还进宫表演。怎么会这样呢?
她由此探索皇室档案,那些文献如此枯燥,数百年来无人过目。她发现了另一座金矿,并开始研究皇室、社会顶层精英、戏剧表演者、底层之间的关系。她发觉,在这些阶层及其品味的交互影响中,这种戏剧——即后来所讲的京剧——得以发展。基于这一研究,她撰写出一长串论文,很多都发表于国际顶级刊物。
         1997年,康丹被麦考瑞大学聘为中国学教授,叶晓青也在基金会的支持下,在该校获得了专门研究的职位。她热情地投入教学,既启发了对中国所知甚少的澳大利亚学生,也让那些曾自以为了解中国的中国学生获益匪浅。他们位于悉尼西南部的家里,总是高朋满座,常有一群中国访问学者畅谈到深夜。
        叶晓青的癌症于三年前复发,而她则更为努力地投身于研究和写作。她原本计划赶在年底之前,完成关于仪式戏剧和皇宫的著作。而一旦发现自己来日无多,她更是全力以赴来完成这本书。她为此一直奋斗到四月底,而此书旋即被香港中文大学接受出版。北京大学中文系也建议叶晓青编出其作品选。她实现了这一建议,此文集将于今年年内出版。
叶相信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她的人生哲学基于儒家的世俗伦理、佛家的悲悯情怀,和道家的出世精神。她的谨慎求是,她的睿智和直觉,交融生发出一种罕见的学术洞察力。
在这个世界上,叶晓青留下了她的丈夫康丹、他们的儿子易安,和自己的兄弟姐妹,后者目前都生活在中国。(余婉卉 译自 Sydney Moring Hera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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