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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爱读书的人” --我的老师汪应果先生
作者:赵江滨  发布日期:2017-11-09 14:26:33  浏览次数: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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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算得上是汪应果先生的“老学生”了。原因有二:一是自1994年考入南京大学攻读研究生起,我就一直在汪老师门下求学,硕士、博士连读了整整五个寒暑,谈不上焚膏继晷、青灯苦读,但这一过程也别有一番甘苦在心头。二是在读研之前我已在部队、工厂历练过,继而又在高校工作有年,虽然长进不大,却也熬了一番资历,此番求学确实当得起“老学生”的名号了。

长时间在汪应果老师门下受教,照理对汪老师的学术、思想和人生会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当初我也是这么想的,但其实不然,一旦真将思绪聚焦到这个话题,我发现自己竟失去了这份自信……稍一思索后我意识到,汪应果先生其实是一位多栖型学者:既是一位在多个学术领域卓有建树的学者,也是一位文学创作颇丰的作家,后来得知汪老师还是一位功底颇深的业余画家。非但如此,汪老师还是一位密切关注社会发展,力图让思想与时俱进的现代知识分子。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汪老师就在南大筹建了“文化经济研究所”,躬身探寻传统知识分子向现代新型知识分子的转型,还在权威刊物上发表了颇有影响的CIS方面的专业论文。

一位才华如此广博,思想如此活跃,涉猎如此广泛的学者,要想一语概括论定,自然是枉然和徒劳的了。

汪老师最初以巴金研究著称于学术界。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出版的《巴金论》现在已经是巴金研究领域的经典著作了,研究巴金的人都绕不开这部具有开创意义的学术论著。作为一个巴金的研究者,“研究对象的主体化”同样鲜明地烙在了汪应果先生的学术研究上,那就是在学术研究中渗透着对社会的强烈道义责任感。然而汪应果先生无疑不是占据某一研究领域便不再挪窝的传统学者,以他的才华和兴趣,他似乎更希望在学术的更广阔领域开疆拓土,以使天秉之智焕发出更大的学术和社会价值。

求学期间汪老师不经意间说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他说,“我不是一个学者,我是一个爱读书的人。”这是一句似歉实傲的自白,显示了他与那些孜孜矻矻在一个狭小的学术领域耕耘一生的传统学者不同的学术旨趣和人生追求。
  给予我深刻印象和极大影响的,还是汪应果先生九十年代初出版的《科学与缪斯》,这是一部充满天赋、卓识和思想的奇书,非普通学者所能为。这部著作堪称是八十年代人文社科界“方法论热”后的集大成之作。当初文艺学“方法论”的讨论,尤其是人文社科研究对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借鉴,对突破既往陈旧僵化的学术研究状况,起到了极大的启蒙和推动作用,“方法论”热潮催生了大量的学术成果。不过科学与人文的联姻显然不像想象的那般容易,“方法论”热的大潮过后,留下的能够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成果非常有限,这其中的缘由可能就是,搬弄方法容易,但真的对科学思想和方法融会贯通并不容易,换句话说,大多数科学方法论的提倡者和实践者们对科学理论和方法的知识性欠缺阻碍了科学方法在人文社科领域走得更远。

汪老师则不然,他对自然科学的兴趣一直很浓,汪氏三兄弟都曾在重点大学学习,除了汪老师学文,其他两兄弟学的都是自然科学,专业交流和影响是难免的。而我在与汪老师的日常交流中也察觉到,他对量子力学、耗散结构理论乃至高等数学都曾花功夫钻研过。有件小事很说明问题,有一次汪老师搬家,一大堆书籍和笔记堆在门前,一位路过的数学教授看到一摞高等数学的演算笔记,好奇地上前翻了翻,以为主人是一位专业数学工作者,当得知主人是一位文科教授时,大为惊讶。因此,《科学与缪斯》成为文艺学方法论大潮中的一个精彩的例外并不奇怪。它借鉴系统论的方法和理论对中国文学史尤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某些重要现象进行了别开生面的探究,两者之间的思维跨度很大,但过程充满了令人惊奇的高度吻合,结论每每既出人意料,但细思之后又无不在理论逻辑的牢笼之中。这部书对知识积累偏重文科的人来说是既有颇多启迪的火花,又存在诸多理解的艰涩之处。坦率地说,至今我都不敢自信的说自己对这部书的思想完全理解了,但每次翻阅都有愉悦的收获,常读常新。

我以为——而且多年以后更加坚信,这是运用耗散结构理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最富于创见的一部著作,书中新理论新方法新观点新术语俯拾皆是,散发着思想和智慧的光芒。书中对耗散结构理论的把握内行准确,对耗散结构理论的运用圆融老道,绝不勉强生硬。其中对中国古代文学终结的分析透辟新鲜,对《狂人日记》成为现代文学开山之作的“奇点”的分析别开生面。日后我在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时,也非常偏爱“奇点”这个说法。而从“对称破缺”的角度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两次“左旋”的描述,蹊跷而又奇妙,我相信即使有人对此不完全认同,但要想否定也非易事。书中的许多观点犹如一个个具有很大学术价值的科学命题或“假说”,诱人思考,有待证实,当然,即使“证伪”也足以体现其价值。关于“时间之矢”在现代文学思潮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也是一个具有全新诠释价值的发现,在文学思潮的发展演变与自然科学的“胚胎重演”现象之间架起了一座普遍联系的桥梁。

人文和社科领域固然有其独特性,但不应对此无限夸大,因为人类毕竟是自然乃至宇宙的一部分,正像十九世纪丹麦文艺史家勃兰兑斯所说的那样:“人是大自然的子宫孕育出来的”,这虽属诗意的表达,但我以为更触及了生命的本质,自然界的规律应该宿命于生命之中。

概括来看,《科学与缪斯》是一部嫁接于科学理论和方法之上的文学史研究专著,它所包含的全新理论和全新方法,全新地阐释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得出了超越既往和超越时代的一系列新观点和新见解。随着时间推移,我相信这部书还将不断显示其卓识和远见。

我的求学生涯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就是自研究生入学后不久即在汪应果先生的建议下开始对现代著名作家、后来客居台湾的无名氏(卜乃夫,1917—2002)进行研究,整个读研期间算得上以无名氏始,以无名氏终:先是和汪应果先生合作了评传《无名氏传奇》,后又以无名氏和《无名书》的思想和艺术为题完成了另一本书——也就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边缘者的生命关怀与文化创造》。

我对无名氏的了解最初很有限,是汪应果先生的指导和热情推动了我的这项研究工作。

早在1987年的时候,我在徐州师范学院(今江苏师范大学)参加《中国现代文学词典》的编撰工作,其中作家条目中就遇到“无名氏”,零星的资料最后指向的是——该作家“建国后定居杭州”,再无下文。这个贫乏的信息给予我的瞬间提示是几分神秘;进一步的指向是,这个作家很可能是“文革”中极少数没有受到大的冲击的作家之一——因为大凡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作家一般在“文革”后都会为其公开平反,但时间已到了八十年代后半叶,公开的材料仍然没有发现任何此方面的信息,这更增添了几分神秘!记得当时在场的一位老教师看到无名氏这个辞条时晃着头冒了一句,“无名氏的小说,有意思!”至于如何有意思则不得其详。后来与一位学生聊天,他也得意地晃着脑袋说,最近读了一本无名氏写的《塔里的女人》的小说,想不到中国现代文学竟还有这样吸引人的作品!此前大陆的文学史著作从来没有提及过无名氏其人,我对无名氏茫然不知,窘迫中支吾着不置可否,但心里却记下了这部小说。后来有空去书店时,果然发现了这部上海书店影印出版的散发着久远气息的神秘小说,于是将它放在了案头。

在进入无名氏研究之前我对这位作家的了解就是这些了。所以当受命研究无名氏时心里没底,进入无名氏研究这个领域后,便一边阅读花城出版社推出的五册一套的《无名氏文集》和他寄给汪老师的手书年谱,一边揣摩这个神秘作家,至于是否能在他的身上发掘出什么饶有深度的学术话题,心中并无把握。

其实对无名氏心存类似狐疑心理的人也并非我一个。那时江苏某出版社的一位编辑获知汪老师手上有神秘的《无名书稿》后,便心有好奇,向汪老师借阅,想一探究竟,看看是否具有出版价值。后来我去取书的时候,他却一脸茫然地看着我说,看不出《无名书稿》有什么价值。然而又过了几年,当我和汪应果先生合著的《无名氏传奇》出版后,伴随着一个小小的无名氏热,江苏文艺出版社竟不失时机地推出了有关无名氏的《谈情》《说爱》两本小书,蹭了一下无名氏热。

说这些无他,主要是想说在无名氏研究这个课题上我是被动和茫然的,是汪应果先生前瞻的学术眼光和执着的热情,影响和支撑着我对无名氏研究的信心,并持续推进着无名氏研究的进程。多年以后让我感慨颇深的是,这个学术课题的价值几乎都是以滞后的形式不断显现出来的,后来大量的无名氏研究者们几乎都参考过我们这本评传,好几位学者后来见到我时都提到当初的无名氏研究成果。直到2014年,“国立台湾文学馆”在编撰出版“台湾现当代作家研究资料汇编”丛书《无名氏卷》时,专门收入了我们这本评传中《<无名书稿>纵横谈》这一章,这是当初进入这个领域时绝没有想到的,汪老师在其中扮演了引领和助推者的角色。而时间则是学术研究价值的最好验证者。

汪老师的思想是崇尚自由的,学术作风是民主的。他对研究生的指导不侧重琐碎细节,而更注重学术思维、学术眼光和学术方法的培养和塑造。其实到了研究生这个阶段,文字表达和篇章结构等方面的写作问题固然仍需要训练,但那些基础方面无疑是研究生以下阶段的任务,而不应该成为研究生指导的重点。汪老师的这种寥廓大气的学术和思想风格对我影响很大,也很对我的个性。跟汪老师读研的时光是轻松愉快的,谈文论道,如沐春风。

了解汪老师的人都知道,汪老师的俄罗斯文学修养很深,他对俄罗斯著名作家和诗人的作品非常熟稔。有一次研究生聚会中,汪老师兴致很高,现场即兴用圆润漂亮的俄语演唱了一首俄罗斯歌曲。而在写作中汪老师也可以做到信手征引普希金、马雅可夫斯基、莱蒙托夫等人的诗行。

汪老师早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读本科的时候是学生文学社团的负责人,文学创作的种子大概在那时就种下了。而我第一次领略汪老师的文学风采是在他的文化散文《灵魂之门》杀青的时候,书稿付梓前汪老师和我与高雷讨论书名,最后认定《灵魂之门》最具表现力。这部大文化散文著作是思想和激情的交响曲,除了家国情怀,还萦绕着对生命终极意义的玄思。作品以独特的思想和风格获得了很好的社会反响。南京某医院有一位绝症患者,最后的日子里痛苦地纠缠于病痛和死亡,后来意外在病榻上读到《灵魂之门》,精神豁然顿悟,不再困惑和畏惧,明白了生命的意义,临终的焦虑终于平静下来,最大的心愿是希望在临终前与作者见上一面……

令人惊奇的是,汪老师文学创作的爆发是在退休以后,似乎长期来自生活和情感积累的文学冲动在摆脱职业生涯的桎梏之后终于获得了迸发。以后的几年间他不顾高龄和眼疾的影响,笔耕不辍,接连推出了三部长篇小说——《海殇》、《烽火中的水晶球》、《北方的白桦树》,和一部思想随笔——《文化忧思与生死奥秘》,均在海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其中《海觞》波澜壮阔,从甲午海战切入,全面回顾、反映中国海军成长的悲壮历程,从历史的高度提出了南中国海的海权问题。《烽火中的水晶球》则描写了一场极具个人色彩的沦陷区人民的另类抗战史,让读者看到了一个童稚视角的、民生层面的、家国背景的艰难时世,抗战题材在这部小说中获得了另一叙事层面的艺术呈现。《北方的白桦树》以日记体的形式,叙述了京师大学毕业生岳翼云因“反右”问题的牵连而流落东北,在复杂的社会形势和险恶的人际环境中收获了真诚浪漫然而无望的爱情故事。小说描写了“反右后”知识分子的生活和精神历程,揭示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灵魂裂变。

目睹汪老师高龄后的旺盛创作状态,让人感慨不已。在我的视野中,人过七十仍然勤奋创作并且成绩斐然的并不多见,维克多·雨果的最后一部长篇是七十岁创作的《九三年》。二十世纪的中国作家一般在六十以后就基本停止了长篇的大制作。这种状况也不意外,因为文学创作是一个对精力和体力消耗极大的劳动,年老体衰是生命的规律,自然汪老师也不例外,但有一个情况却支撑了汪老师能在年事已高的情况下仍能创造力不减,那就是汪老师出色的身体状态。

据我所知,年轻时的汪老师就是一个运动爱好者,游泳、举杠铃、跑步,甚至拳击格斗,都有训练,因此体能条件非常出色。有一次汪老师撸起衣袖,臂膀上的肌肉凸起,几乎是我的两个粗,这让我在自愧不如的同时领教了汪老师出色的身体状况。而且汪老师的体育爱好从未间断,一直保持到现在。

出色的身体状况甚至还帮助汪老师充当了一回“侠客”。有一次汪老师在一家酒店大堂遇到一男子殴打一妇女,周围冷眼围观者不少,上前制止者则全无。汪老师全然不顾年龄和身份,“路见不平一声吼”,挺身而出制服了肇事男子,将其扭送公安。有关媒体听说后专门采访报道了这件教授见义勇为的事迹。事后我们当学生的世故地劝汪老师,社会乱象非我们个人所能管得了,为安全计还是少管为好。但汪老师不以为然,在向我们复述事情原委的时候,示范了一个漂亮的反关节动作。

出色的身体状况当然仅仅是维系创作的前提,使汪老师老当益壮、再创佳绩的还有赖于他的巨大的创作热情——那种求索历史、求索人生、求索自己家族之谜的强烈冲动,以及对历史和社会的那种舍我其谁的道义责任感。从《海殇》到《烽火中的水晶球》,再到《北方的白桦树》,以我愚见,汪老师的创作一部比一部好,人生境界和艺术境界渐渐臻于炉火纯青的地步。而每一次阅读汪老师的大作我都会被文字所灌注的生命力和艺术力所打动。读完《烽火中的水晶球》后我写了一篇小评论,汪老师阅后回复道,“写得很好,要言不烦,有股精神力量在文中激荡。”当然这是对学生的鼓励之词,然而最后这十一个字确实道出了文章之事的精要,其实汪老师的创作一直就是对我们的极好示范。   

每每受教于汪老师的新作,也每每感到做为学生的愧怍,然后则是鞭策和振作。老师在前,自不容学生懈怠。汪老师是我的老师,也是我学习的榜样,虽因愚钝而不能至,但心向往之则是永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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