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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独者K先生
作者:张镭  发布日期:2017-11-14 07:51:19  浏览次数: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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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完单位安排的慰问后,我自己安排了一个“慰问”——我安排“慰问”的这户人家,不是困难户,是个“伤心户”。--也许称“慰问”不妥,所以加上了引号。

“伤心户”是我五年前认识的。五年来,我每年都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去看望他们夫妇一次。

五年了,我一直想写写他,可每次他都是摇头。这次,他同意了,但前提是:不能写他的姓名。

我说:“那就称你K先生吧!”

K先生的眼睛从来不与我的眼睛对视。准确地说,他不让我看他的眼睛。他太太亦然。

K先生家中有四口人。上有两个老人,84岁的父亲和81岁的母亲;下有两个中年人,即54岁的K先生和52岁的K先生的太太。

一般来说,像K先生这样的家庭,应有三代人。所谓上有老,下有小。下有小,不应该是指K先生,而应该是指K先生的孩子。

可是,K先生却没有了孩子。他的孩子于10年前,仿佛做梦似的,说没就没了。

K先生没有了孩子后,他就不再说“上有老,下有小”这句话了。

他怕说“下有小”。

他理解的“下有小”,不是指他们,而是指他们的孩子。

没有了孩子之后,他就成了家中的“下有小”。

好多次,我欲言又止--我想问K先生:“没考虑再生一个?”

K先生,聪明人。他不看我的眼,但他看了我的脸,更看了我的心。

“孩子过世五年后,也考虑过,也努力过,但没结果。”

K先生的太太后来告诉我,说:“两个人都是丢了魂的人,哪里还有那可能!”

这次去看望K先生,K先生刚到家,他也是有工作的人。

每次去,都没有过多的话。我发现这个四口之家,几乎没有语言交流。尤其到了节日,笼罩着这四口之家的,只有两个字:悲伤。

每次去,我便默然地陪K先生和他的老父亲各点一支烟,烟雾在房间里弥漫开来后,K先生的父亲会咳嗽几声。K先生便站起来,走到父亲的身后,轻轻地拍拍,依然一言不发。

老父亲把烟掐了,我和K先生也把抽了一半的烟,掐了。

K先生突然去拉他父亲的手。老父亲抬眼望了一望儿子,好像就明白了儿子的意思。K先生把老父亲搀回卧房,又回他自己的卧房,出来时递给我一本日记。“如果你真想写我,写我们这样的家庭,这本日记你带回去看看,千万别给我弄丢了,它就像我孩子的命。它现在成了我唯一的孩子。”

日记本很厚,少说也有十几万字。不知为何,我却不敢打开。但我却打开了手机,看k先生这几年所发的短信。

2013年春节,我接到K先生发来的第一条手机短信——

“要命的春节又来了。怎么办?我不知道。失去儿子的第一个春节,父母和我爱人险些都丢了命。第二年,我把父母安顿好,我和爱人一同去了一家寺庙。一听到鞭炮响,我爱人便会哭得死去活来。”

2014年春节,K先生的手机短信是这样的——

“还是不行,还是得走!在这个熟悉的环境里,我们都活不成。要不是我有老父、老母,我会决绝地离开这个地方。”

2015年,K先生从东北发来一条短信——

“父母放到妹妹家里去了。我和爱人来到了东北。深山老林里,有一家旅馆,除了我们,没有一个住店的。店老板是个极难得的好人,知道了我们的遭际后,把准备好的鞭炮收了起来。”

2016年春节,K先生去了西藏。

“感觉走得越远,心越安静。只要听不到鞭炮响,只要听不见孩子们的欢笑声,我们真想能走多远,便走多远。真希望余生一直在路上。”

“今年还出去吗?”我坐进车里,跟他握手时这样问他。他摇摇头,目光依然不看我,“不去了,不能去了,母亲前些日子摔了一跤,躺在床上,需人照顾。”

从K先生家出来,我径直回了我的办公室。

正是上班时间,我给在计生部门工作的朋友打了一个电话。朋友很惊诧:“你怎么关心起失独家庭了?”

不消说,K先生的家庭,正是失独家庭。

“独”,是独生子女,这是党和国家制定的政策,这一政策一推行便是30年。K先生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领取了独生子女证。但K先生哪里想得到,唯一的一个孩子说没就没了。没了,他们这样的家庭,就成了失独家庭。

我问朋友:“国家对失独家庭有什么政策呢?”

朋友说:“有啊!2001年颁布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规定,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死亡,其父母不再生育和收养子女的,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给与必要的帮助。……”

我问:“必要的帮助,指的是哪些方面?”

朋友说:“具体内容没有细化。”

我说:“那不是等于没说吗?”

朋友呵呵一笑。

而我,却怎么也笑不出来。

我想知道,出台计生政策的是国家,为什么不从国家层面上给予失独家庭以“必要的帮助”?地方政府只是这一政策的执行者,你让他们来给失独家庭提供“必要的帮助”,他们乐意这么干吗?即使乐意,你让他提供什么“必要的帮助”呢?哪些算是必要的?没有明确的细则,你让他们如何执行?

我第一次见到K先生的爱人时,K先生告诉我,不要与她说话,尤其不能安慰她。但当她看见我时,她还是哭了。她不说话,一个劲地哭。K先生也哭了。K的母亲一边哭,一边安慰儿媳妇。K先生的父亲没有哭,他耷拉着脑袋,手里头攥着的拐杖在地面上划来划去。突然,老人哭了起来,声音很大,很响,也很吓人。

K先生的老父亲突然停止了哭泣,他拄着拐杖,站了起来,他对我怒目而视,他把拐杖举起,对着我说:“你们这些搞计划生育的,都会遭天谴的!”K先生赶紧跑过去,对他父亲说:“你说什么话呀!我朋友不是做计划生育工作的。”

老人的气愤依然未消。

K先生对我连连说着对不起,可我觉得该说对不起的,不应该是他。我不能代表党,因为我连中共党员都不是,也不能代表国家,尽管这个国是我的国,我是这个国的一员。可毕竟我没有资格代表这个国。我不享有制定国策的权利。

失独家庭,为这代人所独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代人的悲剧,是那个国策造成的。不能说,不敢说国策是个坏国策,但对于失独家庭来说,这个国策该算什么样的国策呢?也许,我们没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但K先生有。可惜,K先生总是隐忍、总是沉默。也许,隐忍和沉默,正是他的答案。

如果计划生育是一个“奇葩”政策,那么,我们多年如一日的春节慰问,则显得不可思议。此话怎讲呢?不妨看看慰问是怎样的慰问法。所谓慰问,就是节日里给那些困难的人送去过节的礼物,让他们不致于过年过节了连一块肉也买不起。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想表示党和政府没有忘记这些人。但我的问题是:既然他们是穷人,我们为什么不去帮助他们解决穷困?难道我们的任务只是在节日时才帮他们一下,平素就没我们的事了?

如果每一年我们都要去慰问那么多贫困户,那是否意味这一级政府没有作为?如果一级政府的治下,贫困户那么多,即使无人追究我们的责任,我们也应感到不安吧!可是,你根本看不到不安。你看到的是,电视上有他们的声音与形象,纸媒上有他们的照片和讲话。在他们看来,他们去困难家庭是展示他们的亲民形象的。他们哪里知道,这种形象越多,越显示他们作为不够!

打一个不确切的比方:好比一个儿子苦不上饭给老子吃,只在逢年过节时才给老子送点东西。送就送呗,可你不能对人说:瞧!我有多么孝敬!更不能把这点事让记者跟着拍,跟着写,在电视上播,在媒体上发。因为——

第一,苦不上饭给老子吃,作为儿子,本应羞愧;

第二,逢年过节时给老子送点东西,那是应该的,不值得宣扬。

父母很风光,你怎么折腾都有情可原。父母都活到这份上了,过年时连块肉都买不起,你怎么还敢亮出自己的光辉形象呢?父母活成这样,你那形象光辉得了吗?

所以,我历来不赞同媒体宣传和报道领导慰问穷苦民众的事。这不是报道民众的穷困,这是报道当官的没当好公仆。

每次看见电视上出现这样的镜头,我都惊叹这些当官的人脸皮真厚。这分明是通告天下:我领导下的这个地方,还有这么多的穷人,需要我慰问他们,他们才能过好年。

其实,有几个穷人并不可怕,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着穷人。问题在于,我们每年都要慰问穷人,而且一年比一年多,这就值得我们思考了。

慰问中的不可思议,还有一桩。这一桩是我认识K先生后想到的,也是K先生的老父亲愤怒时表达的:“他不做计划生育工作,他不在政府里工作吗?政府里的人为什么能想到穷困户,就是想不到我们这些家庭?怎么就不来慰问我们?”

是的,我也想问:“为什么不慰问像K先生这样的家庭?”

K先生这样的家庭,叫失独家庭。他们不需要钱,不需要物质,他们需要精神上的慰藉。他们是响应国家号召的人,他们是国家政策的牺牲者,他们不能成为英雄,但他们却应该得到国家、政府的关怀与尊重。

他们不应该被遗忘,他们不应该被冷落。他们失去了孩子,他们成了老无所依的人。

基于此,我向党和政府建议,当你们访贫问苦时,别遗忘了K先生,别遗忘了千千万万像K先生一样的失独家庭。他们不贫,但他们苦。

我终于鼓起勇气,打开K先生的日记。这时,从日记本里滑落一张剪报。

剪报空白处写着:2017年1月3日,《参考消息》。是K先生写上去的。

这张剪报是美国沃克斯网站2016年12月29日的一篇报道。原题是:《你可能死于伤心吗?研究称可能》。

文章写道——

托德·费雪说,他母亲伤心而死:84岁的女演员黛比·雷诺兹12月28日因中风在家中去世。

托德对记者说,雷诺兹的女儿、他的姐姐凯丽·费雪12月27日因心脏病去世,这对雷诺兹打击“太大”。

据说雷诺兹这几年一直身体不好。凯丽·费雪上个月接受采访时说,雷诺兹这一年两次中风。

但是,我们仍然禁不住怀疑:人有可能因为伤心的刺激而死亡吗?

单个病例不能作为依据,但大量病例的数据集可以。

事实上,有不少研究专门针对这个问题。基于欧洲死亡率数据库开展的研究发现,失去亲人会提升死亡率。

研究发现,配偶、手足、子女——以及成年子女的去世,一直都与死亡率上升有关。

一项研究发现,失去10至17岁的孩子会让父母接下来一年的死亡率提高31%。这项发表于《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杂志》月刊的研究称,如果失去三四十岁的孩子,父母接下来的死亡率有所下降,“但从长远角度看,失孩父母的死亡率要高得多”。

研究人员指出几条更为具体的原因。

首先,失去亲人会让人感到巨大的压力。失去配偶、手足或孩子,人就失去了生活的支撑。

事实上,有一种病就叫“心碎综合征”。发病时,因为压力激增,心脏的左心室突发功能不全。《哈佛大学妇女健康观察》解释说:“具体原因不清楚,但专家认为是压力激素的剧增……将心脏击‘晕’。”这随后导致心肌细胞或冠状动脉细胞(或二者同时)发生变化,使左心室无法有效收缩。

此外,还有一些心理原因。

…………

这篇报道,多处文字下方被划上了波浪线。其中,标题被框了起来,框外是一连串惊叹号。

不用猜,这是K先生所为。

几乎是下意识地,我翻到了2017年1月3日这天的日记。果然,日记记载了这篇报道。

我是一个伤心的人,我们的家庭则是一个伤心的家庭;自打儿子走了以后。

今天,我在《参考消息》上看到一篇报道,原题是:《你可能死于伤心吗?研究称可能》,中文标题是:《研究称人可能死于伤心》。

我对此文很感兴趣,但我并不认为它有多么新奇。原因就在于,我的体会早于他们的研究。

我现在的病就叫“心碎综合征”。我父亲、母亲,我爱人都是这个病,好不了。

我会死于伤心,我爱人更甚。

儿子,原谅父亲,我还有父母,我不能扔下他们去见你。但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

儿子,你是不幸的,但又是幸的。幸的是,我们亲手安葬了你。而我们,我们呢?我们死了,谁来安葬?

我们老无所依!

抄录完这段日记,我的手机响了。我看了一眼屏幕,是K先生的。时间很晚了,K先生会有什么事呢?

“张先生,打搅了,我爱人…她走了…刚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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