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张文锋与玉箫儿是柳川介绍认识的，张文锋几乎是在见第一面时就喜欢上玉箫儿了。

玉箫儿长得不算特别漂亮，但她的美却是很多长得漂亮的女孩没法比拟的。见过香山红叶吧？热烈灿烂，很美；雪原上的红梅，傲然冷艳，超凡绝尘，也很美；又或者富士山的樱花，花团簇锦，粉然一片，都很美。但试想想，如果你眼前是一幅白绢，绢上绣着一枝桃花，只有一枝，桃花也只有三五朵，粉红的，很精细。这绢里桃花是否比那香山红叶含蓄多情、比那富士樱花高雅脱俗、比那傲雪寒梅温柔可亲？

张文锋第一次见到玉箫儿时，就是这种感觉，他觉得他见过的别的女孩的美，要么太灿然太夸张、要么太孤傲太清高、要么太庸俗太婆妈，都不及玉箫儿的美得适中、可爱。

当年柳川见到玉箫儿的妈妈婉琳时，也是这种感觉。

那年柳川十五岁，在师范附中上高一。师范附中是全市有名的顶尖中学，师范的附小和幼儿园也都很有名。柳川的奶奶是师范的教师，他近水楼台，在师范上完幼儿园、附小和初中后，又直升师范附中高中部。为了方便上学，柳川自小就在奶奶家午饭和午休。

一九八O年九月一日，开学第一天，对于很多新生而言，是个非同寻常的日子，他们过五关斩六将，来到了市里名校、与全市最优秀的同学们坐在一起、见识全市最优秀的师资队伍，既激动又不安。

可是对于从小在此成长的柳川，就像往日一样，没觉得有什么特别。中午放了学，他背上书包推了单车便走。回到奶奶家住的大院里，他锁单车时感觉到有个女孩子也在放单车，身影似乎很轻盈，但他没有看她。他上楼时，她跟在后面也上了楼，他还是没有回头去看她。楼上有十几户人家，我没有必要一一去招呼或认识，他对自己说。

奶奶家的门开着，里面飘出午饭的香味。

“奶奶，我回来了。”不知为什么，那天柳川故意叫得比平日大声、响脆、亲甜。

“奶奶，我回来了。”柳川听到自己的回音。但一想，不对，这回音怎么变成了女声，而且还有点儿怯生生、细软软的？他转过身，在奶奶家粉白的墙边儿，他看到了婉琳，她像一株桃花美丽地开在眼前，温柔可感、含蓄幽雅。这株美丽的“桃花”使柳川的这一天一下变得特别起来。

玉箫儿与她妈妈年轻的时候长得几乎一个样子，只是个子高了些。五年前，当柳川在悉尼机场看到玉箫儿时，他想起与婉琳的第一次见面，忍不住就流下了眼泪。

〔2〕

玉箫儿不是那种特有钱的“小留”〔人们对小留学生的简称〕，她的母亲在医院做主任医师，父亲是个行政干部，明的暗的加一起，家庭年收入有二十多万，在扬州算是高薪的了，但要供女儿在澳洲读书与生活多年，还是相当的不易。学费加上食住、交通和零用，一年两三万澳元的花消，折成人民币一、二十万，占了家里总收入的80%。幸好玉箫儿在澳洲有人接济、扬州的物价也不算太高，余下的几万块钱，她父母量入而出也能过上好日子。

不是玉箫儿不体谅父母，出国这事儿完全是她父母做的决定，他们愿意穷尽所有为独生女儿铺开一条康庄大道，希望能通过出国留学来完成移民海外的目标。

玉箫儿是二十一岁来到堪培拉的，拿着一张大专文凭，达不到研究生门坎，只好从本科读起。她初时报读的是金算，她读得十分辛苦，原以为是自己英语不够好或者教育系统没适应，慢慢就会好的。她书读得刻苦用功，但半年下来仍有三分之一的必修课考砸了，只有重修。重修意味着重交学费，延长毕业时间。她硬着头皮又读了半年，实在读不下去了只好转修Marketing〔市场管理〕。

三年下来，玉箫儿可以拿到本科学士学位了。她到移民局一问，市场管理不是技术移民的优先行业，距离“独立技术移民”的门坎110分还差5分。她听人说拿到Postgraduate (高于学士学位的学位，包括研究生文凭、硕士和博士学位) 后可再加5分，于是又报读了一年by course的研究生。即将拿到研究生文凭时，听说移民政策又有修改，积分要过120才够。她这回去找移民代理了，代理对她的case没有信心，不愿意接。他说，你读的专业不对，读到博士也很难办。不如回中国去，中文是你的母语、英文又好，你可能会大有作为的。玉箫儿摇摇头：我父母把一生的积蓄都用光了，就是希望我拿到身份留下来。代理沉吟了一会儿说，那你得在六个月内找到一份与你学的专业相关的工作，工作满一年后你可以拿到工作经验分，那样就够资格了。

去哪儿找份与专业相关的市场管理？玉箫儿很苦恼，柳川也很焦急。

〔3〕

玉箫儿来澳洲留学没有去商业兴旺的大城市悉尼和墨尔本，而直奔消费奇高的小城镇堪培拉来，就是因为有个柳川舅舅在这儿。

可是柳川并不是婉琳的亲兄弟，因而玉箫儿又不符合“亲戚-技术移民”的资格。玉箫儿的一些同学是以“商业投资移民”过来的，人家父母兄弟全家一下子过来了。她去问了移民代理，发现自己家既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也没有相应的经商资格。玉箫儿很丧气，柳川也很为难。

“给她说门亲事吧。” 柳川的妻子子墨向丈夫提议。

“胡说什么？那么好的姑娘，怎么能够随随便便找个人去嫁？”

“谁说了要随便找人嫁去？”

“咱们认识的人又少？去哪儿给她说个好人家？”

“我看小张就很不错。”

“对呀，我怎么没想起来？”柳川激动起来，那可真是个上好人选呀，小张心眼儿好，又聪明刻苦，研究生时学得很好，后来跟了同系的一个教授读博士，现己在CSIRO〔澳大利亚联邦科学院〕找到工作了。只是不知人家有女朋友没有。

“没有，我问过了，他还没有女朋友呢。”

他们说的那个小张就是张文锋。

玉箫儿对张文锋不能说一见钟情，但也几乎是在同一时刻决定与他来往的。虽然这个男人己过而立之年，但他不太显老，相反地，他给人踏实、可靠的感觉。他个子不算挺拔，但五管端正。更主要的是他己经是澳洲公民，而且还有一份不错的工作，这是玉箫儿来往的那帮年轻的男性朋友中无人可比的。

张文锋不敢冒然约会玉箫儿，所以他们的第二次见面还是在柳川家。晚饭才开始准备，子墨的手指就给菜刀切伤了，于是柳川、张文锋和玉箫儿一块儿冲入厨房取而代之，把晚餐做得有声有色。

“你这凉拌豆腐做得好” “你的鱼也烧得不错呀”……

看着张文锋与玉箫儿互相欣赏、打趣，柳川很开心，他朝妻子笑笑：真是一对郎才女貌的好姻缘。子墨也长舒了一口气，轻声对柳川说：“大事总算有了眉目，我这心里踏实多了。”

〔4〕

柳川陪子墨到医院体检刚进屋，门铃就响了。

柳川开了门，亚洲杂货店老板老陈跌跌撞撞地扑了进来：

“老柳，我这回栽得惨了，你救救我吧。”

“出什么事了？我给你倒杯水，你坐下慢慢说。”柳川把老陈扶到沙发上。老陈今年四十五岁，个子高大壮实。才一月不见，柳川觉得他老了很多。

老陈是1988年底以读英语为名出来的，在堪培拉以吃苦耐劳而闻名，除了读书还打三份工：清洁工、洗碗工和杂货店杂工。后来，老陈搭了“六四”之车取得了澳大利亚的居留权，他把那亚洲杂货店盘了下来经营。那个亚洲杂货店卖的主要是中国食品，堪培拉华人有限，杂货店又多，所以老陈的生意初期并不好，为了降低成本，他每周自己开车到悉尼去进货。老陈夫妻起早贪黑，一年下来毛利也就两万多。“挣点人工费，就算给咱俩口子找份工吧，总比到华人餐馆洗碗强些”老陈安慰自己。

近十年，堪培拉的大陆华人慢慢多了起来，房价的飙升也使得爱买屋置业的华人日子好过很多，消费能力相应增长，才使老陈的生意起死回生。特别是近五年，大陆来的小留激增，他们消费能力奇高，杂货店的生意慢慢红火起来。三年前老陈把小房卖了换了套大房子，又把一对儿女送到了堪培拉有名的私校。儿女的学杂费加上外出活动经费，一年二万多，占了他店里收入的三成。可他出得甘心呀，这人己活了大半辈子不为儿女为谁呀！他那对儿女不单生得俊俏，书还读得特好，又乖巧懂事，课余常到杂货店帮父母的忙，谁见了都爱夸上几句。

可是，现在因为有人告他偷税漏税、付给工人比法定底线还低的工资和非法雇用无合法工作身份的劳工，他被罚款十万，分三年交清。

“那店我经营了十二年啊！我虽然没能靠它发财，但它毕竟能养家糊口、买房供屋、供我的孩子读书。”老陈心酸得说不下去了。

老陈的住房还欠着银行二十多万。如果按期交去罚款，店里的收入去了近一半，即使他不卖房，儿女的学费也不能指望了。可他的儿子正读高三、女儿读高二，在这节骨眼下转到其它学校，对他们的学习和情绪影响都会很大。

 “哪个龟孙子这么缺德？！” 柳川很替老陈气愤。他觉得老陈是个老实人，他自己虽然省吃俭用，但从来不刻薄雇员。唐人店的工钱是比政府法定的低，但付的是现金，雇员可以避税。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怎么能拿了好处还反咬人一口？其实，一个杂货店他夫妻俩一块儿打理也就够了，他头六年都没想过要雇人帮忙。

六年前，有个自费的留学生来他店里买东西，说起找工难的经历，眼泪都要掉下来了。他说，做什么都愿意、再低的工钱都无所谓，可是就是没有人肯雇佣他，他现在连房租都快交不起了。老陈知道，要办成个自费留学已经很不容易，现在他人已出来了，钱也花了不少，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学无所成就回去了。他们夫妻商量了一下，决定让留学生到店里来帮忙挣点生活费。这几年，老陈的身体不好，他也陆陆续续地雇过几个Part-time员工。

那个自费留学生就是张文锋，他落难时是老陈收留了他。张文锋一直对老陈充满感激，自然不会告他；第二个雇员是张文锋介绍来的，也是个要靠自己打工谋取生活费用的穷学生，人单纯老实，想来不会做那种事；而第三、第四个做的时间较短，老陈与他们也没有什么磨擦；目前还在店里做的只有玉箫儿，她的工钱是以前雇员的两倍，又是老朋友柳川的外甥女，当然不会告他。

谁会去告他呢？柳川与老陈猜想了半个晚上，依然毫无眉目。

“都是些心地善良的孩子，一起工作过，我了解他们，他们不会做那种事的。”老陈最后肯定地说。

〔5〕

两个月后的一天中午，玉箫儿到CSIRO来找张文锋。

看到玉箫儿主动上门来找自己，张文锋心里甜甜的。

“你今天不是要上班吗？怎么跑出来啦？”

“来看你呀。嗨，告诉你，我再也不用去那个杂货店上班了。” 玉箫儿好像很兴奋。

张文锋以为玉箫儿一定找到了更好的工作，要跳槽了，很替她开心。

“谁说我要跳槽了？是亚洲杂货店关门了。”

“真的？做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关门？” 他觉得很可惜，那虽然不是他的店，但他在那儿做了两年，他是靠在那儿打工的收入才把研究生读完的，他对那个店和老陈一家都有一种割舍不了的感情。

在陈文锋的印象里，老陈是一个待人诚恳、刻苦勤勉、善良朴实的人。陈文锋还清楚地记得，老陈的杂货店的后面有半间储物室，储物室的旁边有一个洗水间。去老陈店里上班的第一天，老陈指了指水龙头下、洗手缸里的一个小塑料盆、又指了指地上的一个水桶说：“洗手的水要倒到水桶里，澳洲的水资源太少了，我们不要浪费它。”每次水桶一满，老陈就提到后面的公路去浇树。张文锋到老陈家吃过几次饭，每次老陈夫妻都亲自下厨，把菜做得非常丰盛。陈太太每次都频频往张文锋的碗里夹鱼夹虾等昂贵的食物，临走还要把多做出来的菜装了给他带回去第二日吃。

“姓陈的破产了。” 玉箫儿比手划脚地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

张文锋越听心里越难受，他怎么也想不明白，那么好的一个人，那么小的一个杂货店，小本生意，怎么会有人去告它呢？

“老陈怎么办？”

“去顶我舅舅的班了。”

“你舅舅呢？”

“辞工在家照顾他老婆。”

“子墨？她不是好好的，怎么会要人照顾？”

“子墨子墨，你别叫得这么亲热好不好？听着都肉麻。” 玉箫儿吃醋了，嘟起了美丽的小嘴。

“在这儿大家不都这么叫吗？她到底怎么了？”

“得了癌症。”

“什么？癌症？”

“是，乳腺癌，不过发现得早，死不了。这叫恶有恶报。”

“你怎么这样说话？她可是你舅妈呀。”

“什么狗庇舅妈？她是我妈的情敌。”

原来，柳川确实不是玉箫儿的舅舅，而是她妈妈婉琳的初恋情人。

那初恋发生在他们见面的第一天，在柳川奶奶的家里，当柳川看着婉琳绢绣桃花般的美好气质，正木木得不知如何是好时，婉琳却低眉娇羞地叫了声“表哥”。奶奶从厨房里走了出来，她说：“柳川，这是婉琳表妹。她考到附中来了，她家住得远，以后就住奶奶这儿了。”

柳川“嗯”了一声，却怎么也想不起有这样一个表妹来。他晚上回家与妈妈说起，才知道那是舅妈的娘家那边的亲戚，平日与他们没什么来往，所以没见过面。柳川回到自己房里，很认真地把妈妈说的关系画在纸上。当他发现自己与婉琳家其实并无血缘关系时，心里踏实了很多。高中三年，他们虽然没有公开表白，但暗地里己两心相印。

上了大学，离家远，他们不再在父母家人的眼皮底下了，他们很快就手拖着手、大摇大摆地恋爱起来。

毕业那年，婉琳和柳川正式把对方介绍给自己的父母，结果两家都强烈反对他们相爱结婚，理由是他们是表兄妹。但谁都知道，他们不单没有血缘关系，连亲戚都攀得十分勉强，柳川只不过出于礼貌和规矩跟着自己舅舅的儿子叫婉琳一声表妹。

婉琳和柳川都与父母闹得差点要脱离关系了，奶奶才说，婉琳其实是她的亲孙女，柳川的亲堂妹，她是六个月大的时候给抱到她的养母那儿的，因为她的养父母生不了孩子。婉琳和柳川都伤心极了。长痛不如短痛，他们决定分手，婉琳很快就嫁了人，柳川也随着出国了。

“子墨与柳川认识时，你妈都己经结婚了。她怎么成了你妈的情敌？” 玉箫儿今天醋意大发，张文锋觉得有点儿可笑。

“我现在沦落到去帮别人扛箱子卖杂货，不就是因为她？”

“玉箫儿，这你可不能乱说啊，开玩笑也要有个分寸。子墨待你就像待亲外甥女一样。”

“她这是做给我舅舅看的，还不是为了她自己……”玉箫儿今天似乎找到了出气筒，一肚子的怨气往外倒。

张文锋越听越觉得不对劲。堪培拉生活消费昂贵，与很多澳洲人一样，柳川家也背着一屁股的房债，但玉箫儿自打来到堪培拉后，就一直免费食住在柳川家，子墨对此从无怨言。为了让玉箫儿符合“独立技术移民”的资格留在堪培拉，子墨还千方百计帮她找工作。可是，市场销售和管理是靠嘴皮子吃饭的，一个英文讲得结结巴巴、说话羞羞答答、又无永久居民身份的人，怎么与土生土长、大方成熟的当地人竞争？没办法，子墨最后只好找老陈商量。当时老陈己有了一个临时工秦书溪，不打算再雇人了。

子墨说，不用你发工资，我来给她垫，你只要给她挂个“市场管理”的头衔。她现在要有与专业相关的工作经验才够分办移民，你的杂货店不是叫“Asian supermarket”〔亚洲超市〕吗？子墨觉得，不管移民成与不成，让玉箫儿出来做点工作接触社会总是好的，假期和周末无所事事地呆在家里，慢慢会对生活失去信心和热情的。

老陈给了玉箫儿一纸聘书，上面写明聘她为市场管理，负责市场调研和新产品的甄选和上市。玉箫儿来店里上班后，老陈觉得过意不去，也出了份薪水给她，所以玉箫儿的工资就比别人的高了一倍。

可是玉箫儿并不喜欢她的工作。她觉得她是来做管理的，可老陈总是让她干些整理货架、抹尘拖地、帮客人找东西的旯杂事儿。碰到老陈不在，她还得与老板娘一起干些抬米、抬油的粗重活儿，而且老板娘对她的工作态度和工作质量都不满意。

“出点儿差错她就大呼小叫的。有一次，我把一批椰汁的价钱少打了两毛，她发现了，脸拉得难看极了，其实货也就卖了一箱，可看她那个样子，仿佛是钱少了一箱。第二天，我干脆把新进的豆奶的价打高了一块，就让你昨天亏掉的补回来算了，我心想。可这回，她更不高兴了，教育了我半天，说什么做事要认认真真、做人要踏踏实实、做生意要讲究信誉、不能想变就变、一天一个价……谁不知道做生意的人都是爱钱如命，啰哩八嗦的跟我假正经，听得我头发都发麻。”

工资上玉箫儿并没有觉得自己占了什么便宜。“你知不知道他们每天挣多少钱？有一天我暗暗地数过，差不多有一千块呢，大部分都是现金。利润可高了，像那种威花饼，杭州才卖一块二人民币，即食板栗在杭州才卖八毛，在这儿他们竟然敢卖一块五澳元，相当于十多元人民币啊，真够黑心！可是每次发工资时，他们可心疼了，俩公婆都一样，把钱捏在手里数了又数。那是我的工作所得，又不是他们的心头肉。同样是在超市上班，我一个同学的亲戚在Woolworths做，人家的工资比我高多了。秦书溪的工资更少，只有我的一半呢。‘姓陈的太抠门了，你应该去告他’。我跟秦书溪说，那个笨蛋竟然不愿意！真是一个胆小鬼！” 玉箫儿知道张文锋也在杂货店打过工后，仿佛找到了战友，说得更带劲了。

杂货店“市场管理”的头衔也没有给玉箫儿挣到什么好处，她找移民代理问过，人家认为那是一个self-employed〔自雇形式〕的小生意，请个“市场管理”自然有点儿挂羊头卖狗肉的味道，不愿意代理她的申请。

“老天真是太公平了，我牛刀小试，没想到真把姓陈的告倒了。” 玉箫儿说到这儿激动得双眼发亮，仿佛自己是个为民除害的英雄。

“怎么？！是你告的？！！！”张文锋看着玉箫儿漂亮的脸蛋，心里生出丝丝寒意。他觉得，对于老陈一家和子墨，她即使不感恩戴德，也不应该有大多不满，何至于如此憎恨呢？张文锋怎么也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他觉得头脑发晕心口生疼，忙借口要开会回到了办公室。

玉箫儿刚从前门走出去，张文锋就开车从后门走了。他觉得有必要去告诉老陈和柳川，是玉箫儿把老陈告到税务局的。

张文锋来到老陈的杂货店，真的关门了。他转往柳家，远远地看到柳川与子墨从湖边散步回来，手牵着手，恩爱而平和。子墨刚动过手术，脸色腊黄，身体消瘦。张文锋心里很矛盾，如果把真相告诉他们，他们一定很痛心。他看着他们进了屋，心酸酸地开车走了。他觉得脑子乱乱的、肚子空空的，遂绕到购物中心泊了车，准备到Food court去吃顿午饭。这时，手机响了：

“文锋，会开完了没有？”是玉箫儿的声音，优雅而甜美。他想起她那张美丽的脸，不知为什么，心里生出一种恐惧。

他没有应声，关了手机，把那Pre-paid的手机蕊片取出来丢到附近的垃圾桶里。他拐进一间电话亭，买了一个新的蕊片，把手机的号码换了，因为他不想再听到那个优雅而甜美的声音。 

2006年11月1日星期三日期  于堪培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