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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蓝色的雾”(一):安娜外遇的初恋与热恋--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三)
作者:熊哲宏  发布日期:2018-02-19 11:46:21  浏览次数: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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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是一个对人生的真谛充满悟性,并具有一种崇高的、“诗意的精神境界”的女人。当她与吉娣谈话时,似乎作为“过来人”(与吉娣的年轻和美丽相比),她说了如下一段充满人生哲理的话:
   

“啊!你正处在一个多么美好的时候呀,”安娜继续说下去。“我记得和熟悉这蔚蓝色的雾,就像瑞士那山里的雾一样。这蔚蓝色的雾笼罩着童年即将结束时那个幸福时代的一切,离开那又幸福又欢乐的广阔天地,路就越来越窄,等到走进那穿廊,那就有欢乐也有恐惧了,尽管那穿廊似乎也是光明和美好的……谁没有走过这条路呀?”

我把这段话解读为安娜的一个隐喻——“蔚蓝色的雾”。这种蔚蓝色的雾隐喻着女人一生所走过的路:只有少女时代,才笼罩着这“蔚蓝色的雾”——这是一个既幸福又欢乐的广阔天地;而后,女人的“路”就越走越窄;等到走进那“穿廊”即婚姻状态时,那就既有欢乐也有恐惧了——尽管似乎婚姻也有光明和美好的一面。

唉!哪一个女人没有走过“这条路”呀?

    婚外恋作为爱情的特殊形态,其突出的特征就是:婚外恋的过程,总是当事人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内在的心理冲突的过程;这种“心理冲突”是如此之强烈,以至于时而使人进入一个痴迷梦幻的神奇世界,时而又把人带入阴郁绝望的“罪恶”之渊。而揭示婚外恋者这种内在的心理冲突背后的心理机制,则是进化心理学家才有可能完成的任务。

外遇的初恋,与一般初恋在心理状态上有很大的不同。尽管爱情的发生都有刹那间一瞥的心动——通常所说的一见钟情,但这种“钟情”的心理效应,却有很大的差别。对此,托尔斯泰深谙其妙。

请看安娜与伏伦斯基的第一次见面:

伏伦斯基在火车车厢门口给一位下车的太太让路。他道了一声歉,就要朝车厢走去,可是觉得还需要再看她一眼,“不是因为她长得很美,不是因为她的整个身姿所显露出来的妩媚和优雅的风韵,而是因为经过他身边时,她那可爱的脸的表情中有一种特别温柔、特别亲切的意味儿”:

在这短短的一瞥中,伏伦斯基发现有一股被压抑着的生气,闪现在她的脸上,荡漾在她那明亮的眼睛和弯了弯朱唇的微微一笑中。仿佛在她身上有太多的青春活力,以至于由不得她自己,忽而从明亮的目光中,忽而从微笑中流露出来。她有意收敛起眼睛里的光彩,但那光彩却不听她的,又在微微一笑中迸射出来。

作者接着向我们暗示:是安娜在主动——她抛给伏伦斯基“风情之球”,紧紧握住他的手,并且“大胆地摇晃了几下”。安娜第二次看到伏伦斯基,是在奥布朗斯基家里,“不知为什么她心里顿时出现一种又高兴又慌乱的奇怪心情”。在吉娣家里的舞会上,当伏伦斯基走过来时,吉娣发现安娜“有意”不理睬伏伦斯基的鞠躬。舞会还没结束,安娜就要走。“您一定要明天就走吗?”伏伦斯基问。“是的,我是这样想的。”安娜在说这句话时,她的眼睛和微笑中颤动着的压制不住的光芒,“把他的心燃着了”。

一想到伏伦斯基,安娜就觉得心慌,她所以要提前走(回彼得堡),就是为了避免再和他见面。当她上了火车后,脑子里首先出现了这样的念头:“好啦,感谢上帝,一切都过去了!”明天就可以看到儿子和丈夫了,“可以照老样子过我的安安稳稳的、过惯了的日子了”。

随后,安娜拿出一本英国小说看,也看得进去,

可是她看起来并不愉快,也就是说,跟踪别人的生活足迹并不愉快。她太想亲身经历一番了。她看到小说中女主人公照应病人,她就想轻悄悄地在病房里走走;看到国会议员发表演说,她也想发表这样的演说;看到玛丽小姐骑马打猎,作弄嫂子,泼辣得令人吃惊,安娜也很想亲自试试。

这段心理描述让我们想起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夫人,是那样的浪漫,那样地充满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安娜一一回想了她在莫斯科所发生的事。想起伏伦斯基和他那张“多情的、温顺的脸”,想起自己和他的全部关系。渐渐地,她的“羞臊感”增强了。但她又调动了她的自我防御机制——合理化:“难道我怕正视这事儿吗?那有什么呢?难道在我和那个军官小伙子之间,除了一般的熟人关系之外,还有或者可能会有什么别的关系吗?”

托尔斯泰在这里所刻画的安娜的“羞臊感”,有其进化而来的心理机制,可以用特里维斯的“亲代投资”和“性选择”理论来解释。特里维斯做出了两个意义深远的预测:(1)为后代投资更多的一方(通常是雌性,但不完全是),择偶时会更加挑剔;(2)投资更少的一方——通常是雄性——在争夺异性时会更具竞争性。对人类而言,女性显然必须付出更多的亲代投资。要得到一个孩子,女性必须忍受十月怀胎的痛苦,而男性只需要花上几分钟时间。

今天,女性对怀孕的恐惧确实减少了,也可以“为快乐而快乐”而发生短期的性关系。但是,进化心理学提醒我们,人的“心理机制”是进化而来的。在避孕技术发明之前,人类的性心理——特别是性心理的机制——就已经存在;它所起的作用在女性那里甚至更加明显。因此,女性在面临外遇的初期,总是会发生意识(渴望爱情)与无意识(压抑爱情)之间的冲突。而安娜的“羞臊感”——托尔斯泰精到地表述为“她心里希望而在理智上害怕”,不过是这一机制起作用的表现。

随着伏伦斯基对安娜的穷追不舍——“您到哪儿,我就到哪儿,我没法不这样。”安娜的那种心里希望而理智上害怕的心态愈来愈明显。一方面,她动用了精神分析学所说的自我防御机制,特别是合理化,来为自己的羞臊感和不安心情作辩护:伏伦斯基说了些“傻话”,说了就算完了,而且我也回答得很得体。这事不必对丈夫说。还暗自思忖:卡列宁“毕竟是一个很好的人,诚实,善良,在自己的事业上很有成就。”回到家中后,“她心中的火花现在

好像熄灭了,也许是远远地隐藏到什么地方去了”。

另一方面,安娜又经常进出大的交际场所,常常遇到伏伦斯基,并在这种相遇中尝到欢乐,心荡神怡。尽管她从来不给他什么话茬儿,但她每次遇到他,心中就涌起一股兴奋劲儿,就像在火车上第一次见到他的那一天一样。她有时去参加晚会,原以为会遇到他却没有见到他,就感到无限惆怅。因此“她完全明白了,她是在欺骗自己”。

在安娜的表嫂培特西公爵夫人家里,那次公开的谈话(后来卡列宁也来了),表明安娜在初恋阶段的心理冲突达到了顶峰:她不准伏伦斯基说“爱情”这个词儿——“这个讨厌的词儿”。(当然,她立刻也感觉出来,她一用“不准”这个词儿,就表示她认为自己对他有一定的权力,这也就是鼓励他诉说爱情。)“我所以不喜欢这个词儿,是因为这个词儿在我来说有太多的含义,远不是您所能理解的。”

托尔斯泰在这里真是巧夺天工!一下了就道出了安娜与伏伦斯基之间的微妙的差异:安娜毕竟是“过来人”,她对爱情的理解——尤其是像她这样处于婚姻关系中的女人,与作为年轻人的、单身汉的伏伦斯基,是有相当的距离的。

《安娜·卡列尼娜》写到第二部第十一章,安娜外遇的初恋阶段方才收了笔——按我这个赏析者的观点看。因为这一次他们发生了第一次身体接触。但托尔斯泰的笔触,似乎给我们的心理学赏析提出了一个难题:

她觉得自己罪孽深重,大逆不道,所以她只有低声下气,请求饶恕;而现在她在这人世间除了他以外再没有什么人了,所以她就向他恳求饶恕。她望着他,浑身感到自己低下,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他这时的感觉,却像一名凶手看到被他夺去生命的尸体时的感觉。这被他夺去生命的尸体就是他们的爱情,他们初期的爱情。回想起这种为之付出羞愧难当的可怕代价的事,就觉得有些可怕和可憎。这种精神上被剥得一丝不挂的羞愧感使她受不了,也传染给了他。然而,不管凶手面对死者的尸体有多么害怕,还是要把尸体切成碎块,还要享用凶手谋杀的成果。

于是,凶手就像迫不及待似的带着一股狂暴劲儿扑向尸体,又是撕扯,又是切割;他就是这样在她的脸上和肩上拼命吻起来。……

诚实地说,要把这一段读懂,还着实不易。我权且作如下尝试:

托尔斯泰在这里要表达的是外遇中“情欲”与“代价”的关系问题。对安娜来说,她此刻所体验到的东西,更多的是代价感:她与伏伦斯基的爱情,是不可能的,可怕的,至多只是“更使人神往的幸福的理想”;伏伦斯基的吻,使她既喜悦,又羞愧和恐惧:“一切都完了,除了你,我什么都没有了。”这种精神上被剥得一丝不挂的羞愧感、这种为之付出可怕的代价的可憎感,使她受不了。

而对于伏伦斯基来说,此刻更多地体验到的是情欲的满足。这差不多整整一年来成为他生活中唯一的欲望,代替了他以前的一切欲望。此刻,这一欲望得到了满足。由于伏伦斯基没有安娜那么多的心理负担,他的爱可以为所欲为,带着一股狂暴劲儿,就像一名凶手看到被他夺去生命的尸体时那样,享用“谋杀”的成果。由此,托尔斯泰戏谑而略带讽刺地比喻说:他们的爱情,他们的初恋,就是被伏伦斯基“夺去生命的尸体”。

这里,作者也为这场爱情的悲剧性——安娜的自杀——埋下了伏笔。

如果说伏伦斯基的初吻并没有使安娜轻松宁静的话,那么后来接二连三的“噩耗般的梦境”,常常使她带着恐惧的心情醒来。她几乎夜夜都要做同一个梦。她梦见,卡列宁和伏伦斯基两个人一块儿给她做丈夫,两个人都拼命和她亲热。安娜的梦境极具象征意义,正是女性进化而来的一种心理机制——谋求长期的配偶关系——起作用的表现。

托尔斯泰向我们揭示,婚外恋的热恋阶段,与一般的热恋,在当事人的心理状态上同样有自身的特点。我认为,作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贴切的隐喻,我把它叫做“罗盘隐喻”。这个隐喻的提出与安娜的儿子谢辽沙有关。因为谢辽沙常常成为他们关系中的最大障碍,特别是伏伦斯基总是感到安娜的儿子那种带有疑问的、甚至带有敌意的目光:

有这孩子在场,在伏伦斯基和安娜心中都会出现一种感觉,感到自己就像一个航海者,从罗盘上看到自己高速航行的方向远远偏离正确的航线,却又无法停航,看到一分钟比一分钟离正确的航线更远,也看到,要承认自己误入歧途,就等于承认自己灭亡。

这孩子正因为用天真的目光看待生活,就好比是一个罗盘,可以指出他们偏离他们知道而又不愿意知道的航向有多远。

这个隐喻的深刻之处在于,它恰到好处地揭示了婚外恋者面临的一个爱情悖论:他们“知道”自己偏离了生活的日常航线,又“不愿意知道”自己偏离生活航线有多远。由于前者,他们依然我行我素,不顾一切地爱下去;由于后者,他们只好“自我欺骗”,为自己的行为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以求心理平衡。

安娜就是这样——哪怕是处在热恋的阶段。热恋中的安娜仍然免不了心理上的落差,甚至连伏伦斯基也能感觉到:“她以前是不幸的,但却是高傲的、心安理得的;现在就不能心安理得、不能骄矜了,虽然她尽量不表露这一点。”不论什么时候伏伦斯基问她在想什么,她都会这样回答:想着一件事,想的是自己的幸福与不幸。她在想,为什么这种事在别人身上,不算什么事儿,可是在自己身上就这么难受呢?安娜有时还想到:“我是一个坏女人,一个堕落的女人。”她在内心深处认为自己过的是虚伪作假的、不清白的日子,一心想改变这种状况。于是在和卡列宁一起从赛马场回来的路上,安娜正式向丈夫摊牌:“我爱他,我是他的情妇,我讨厌您,怕您,恨您……”

但是,第二天早晨她一醒来,首先想到的就是她对丈夫说的那番话,她觉得那番话非常可怕,现在她简直无法理解,她怎么会说出那样一些奇怪的粗鲁的话,也无法想象,这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她一忽儿想到管家就要来把她赶出家门,她的丑事就要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一忽儿又觉得伏伦斯基不爱她了。

她不仅觉得痛苦,而且对于她从来不曾有过的一种新的精神状态开始感到恐惧。她感觉到,她心中的一切都开始变为两重的,就好像有时物体在疲倦的眼睛里变为两重的。她有时不知道她害怕的是什么,希望的是什么。是害怕还是希望,害怕或希望的是已有的还是会有的情形,以及希望的究竟是什么,她都不知道。

当安娜收到卡列宁拒绝离婚的亲笔信时,就觉得有一种意想不到的可怕的灾难来到她的头上。她已经在内心深处感觉到,“她什么也无法撕破,再怎么也无法脱离原来的处境,不能这处境多么尴尬,多么窝囊。”安娜向丈夫摊牌,本来是想使自己的状况明朗化,现在,这幻想永远破灭了:

她预料到,一切还会像原来一样,甚至比原来还坏得多。她觉得,她在上流社会享有的地位,今天早晨她还认为是微不足道的,现在对于她就是非常宝贵的了,她没有力量用这种地位去换取一个抛弃丈夫与儿子、和情夫姘居的女人的可耻地位。她觉得她不论怎样努力,都不能刚强起来。她永远享受不到恋爱的自由,倒是要永远成为一个有罪的妻子,一个瞒着丈夫、跟另外一个风流放荡、无法共同生活的男人过偷鸡摸狗的日子的妻子,时时刻刻担心被揭露。

托尔斯泰对安娜心理冲突的这一段刻画,巧妙而又相当地到位!它揭示了一个重要的进化心理学的择偶原理:女人进化出了一种对男人社会地位的偏好;一旦获得了高社会地位的男性配偶,她的潜意识中就会有一种担心被失去的恐惧。这是怎么会事呢?

灵长目动物学家发现,猩猩、大猩猩,特别是黑猩猩,是一个具有严密的等级地位的群体社会,那些地位高的便支配和统治着地位低的。而人类学家相信,社会地位的等级性,是人类不同社会文明的共同特征。在现代社会,女性往往偏好社会地位较高的男性——特别是在婚姻择偶中,从心理机制角度讲,这是因为社会地位是判断资源控制量的最通常的线索,或者说,高社会地位无非是体现资源丰厚的线索。具体来说,较高的社会地位,就伴随着充足的食物、更广袤的领地,以及更优越的健康护理。社会地位高的男性还能给子女提供更多的机会。就世界范围而言,地位较高的家庭的男孩,长大后往往也能得到更多更好的配偶。人类学家伯茨格(L.L.Betzig)在一项对186种社会的研究中,发现高地位的男性一般都拥有更多财富和妻子,他们的子女一般也能得到更好的抚养。

除了人类学的考查外,心理学家还进行了大量实验研究,以证实女性确实有对高社会地位男性的偏好。巴斯想要探明的是,与选择短暂的性伴侣相比,在选择婚姻配偶时,人们更看重哪些品质呢?结果发现,相对于选择性伴侣,那些能体现未来社会地位的“线索”,在选择婚配对象时更具有吸引力。这项研究还表明,美国女人还很注重男性的教育程度和职业水平,而这些品质,也和社会地位密切相关。

对此,我们能得出什么结论呢?地位的等级性是人类社会的一般特征,而“对地位的追求”,男性往往比女性更甚!这样一来,经济资源往往就积聚到那些社会高层人士手中。从进化而来的心理机制看,远古女性偏好“高地位的”远古男性,也许能在某种程度上解决资源获取的适应性问题。而现代女性呢,无非就是那些繁殖成功的女性祖先的后代,因此也就继承了她们的择偶偏好。这是顺理成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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