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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代
作者:张镭  发布日期:2018-03-18 21:44:41  浏览次数: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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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是用于思考的。思考就会产生一些问题,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大脑据说有两种:一种叫聪明的大脑,一种叫笨蛋的大脑。我的大脑,介于二者之间。

聪明的大脑,可以思考许多伟大的问题;笨蛋的大脑,几乎不思考。

我说我的大脑介于聪明与笨蛋之间,原因在于,我思考问题,但思考不出伟大的问题。比如最近一段时间,我就被这样一个问题困扰着。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身处的时代,是理智的时代,还是非理智的时代?

老实说,这个时代太闹腾了。一般来讲,闹腾的人是不理智的,可中国人实在了不起,他们真是与众不同。他们一边闹腾得不行,一边却极为理智地活着。

有人说,中国人的这种理智,不是与生俱来的,是残酷的历史造就的。残酷的历史告诉我们:要想平安地活下去,就要把嘴巴封起来。沉默,俨然成了中国人的一大“美德”。也许这不只是“美德”,还应该算作传统,但我却害怕这种“美德”,这种传统。因为,这种“美德”,这种传统,只会让我们生活的时代变得不理智。

不理智的时代是可怕的时代。那么,什么叫作不理智的时代?王小波写过一段话,不妨拿过来作为这个问题的答案。王小波写道:“我也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什么是知识分子最害怕的事?而且我也有答案,自以为经得起全球知识分子的质疑,那就是:‘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所谓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头认罪,承认地球不转的年代,也是拉瓦锡上断头台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杀的年代,也是老舍跳进太平湖的年代。”

王小波文中提到的伽利略、老舍,我们早就知道他们了。让我们觉得陌生的可能是拉瓦锡和茨威格。一个上了断头台,一个服毒自杀了。这两个人的情况是这样的:

先说拉瓦锡。

拉瓦锡是法国化学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被誉为“近代化学之父”。拉瓦锡自己也曾为此自豪:“我的理论已像革命风暴,扫向世界的知识阶层。”

然而,拉瓦锡本人却被另一种革命风暴所击倒。1768年,年仅25岁的拉瓦锡在成为皇家科学院院士的同时,还当上了一名包税官。他向包税局投资50万法郎,承包了食盐与烟草的征税大权。结果,在18世纪末的大革命中,成了被革命的对象,被送上断头台。当拉瓦锡向法庭请求宽限几天执刑,以便整理自己的化学实验结果时,在当时过激的革命状态下,他得到的是这样的回答:“共和国不需要科学家!”

拉瓦锡平生的最后一次实验,是在断头台上。当时人们一直争论断头机行刑时,人在身首分离后还能存活多久?于是拉瓦锡提出在铡刀落下后,他会尽量眨眼,以结束人们的这一争论。1794年5月8日,行刑后的刽子手提起这颗伟大的头颅开始计数,据说拉瓦锡一共眨了十一下眼睛。

再说茨威格。

茨威格是中国读者十分熟悉的作家。1933年希特勒上台,茨威格于次年移居英国,1938年入了英国籍。不久又离英赴美。1940年又到巴西。

茨威格身处法西斯势力猖獗时代,作家目睹了他的“精神故乡欧洲”正在沉沦,进而感到绝望,遂于1942年2月22日同他的第二位夫人伊丽莎白•奥特曼(33岁),在里约热内卢近郊的佩特罗波利斯小镇寓所内双双服毒自杀。他们死于这一天的中午到下午四点之间,服用的是巴比妥。警察赶来时,发现茨威格与妻子拥躺在床上,安详而平静。

茨威格的遗书,或许能对我们了解他的死亡有一定的帮助。遗书写道:“在我自觉自愿、完全清醒地与人生诀别之前,还有最后一项任务殛需我去履行,那就是衷心感谢这个奇妙的国度——巴西,她如此友善、好客地给我和我的工作以憩息的场所。我对这个国家的热爱与日俱增。与我操同一种语言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沉沦,我的故乡欧罗巴亦已自我毁灭,从此以后我更愿意在此地重建我的生活。但是一个年逾六旬的人再度重新开始是需要特殊的力量的,而我的力量却因常年无家可归、浪迹天涯而消耗殆尽。所以我认为还不如及时不失尊严地结束我的生命为好。对我来说,脑力劳动是最纯粹的快乐,个人自由是这个世界最崇高的财富。我向我所有的朋友致意!愿他们经过这漫漫长夜还能看到旭日东升!而我这个过于性急的人要先他们而去了!”

知识分子为何最害怕活在不理智的时代?王小波列出的这几个名人,就是问题的答案。答案很恐怖。他告诉我们,活在不理智的时代里的知识分子,要么会被送上断头台,要么就是服毒自杀,要么就是跳湖自杀。总之,就是一个死。

中国人比较坚强,一般不会去死。他们信奉的是“好死不如赖活着”。即使活得毫无质量,也绝不去死。像老舍那样去跳湖的人极少。但中国每年却有许多自杀者。这些自杀者不是老舍那样的自杀者。二者之间毫无关联。这些自杀者中极少有人因为政治,因为自由,因为时代的理智或不理智而自杀的。

谁也不会说今天的时代不理智,但谁又能说,今天的时代就是一个理智的时代?

人们不说话,不发表意见,不代表人们没有意见。人们保持沉默,不是他们天生就不爱说话。我一直问我自己:人,是始终沉默着、一言不发好,还是该沉默时沉默,不该沉默时一定要说话好?我认为,人是做不到永远沉默,永远不说一句话的。不管人类生活在哪个社会,人都是不能不说话的。即便把人的舌头割掉,人也会跳起来用身体表达情绪。

而对于知识分子而言,谁也不能剥夺他们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我认为,这也是人的最高权利!当然也是人的最高价值。如果一个社会连这个权力也要剥夺,也要侵犯,那这个社会,无论它怎样富裕,无论它如何强大,都算不得好社会。自然,也算不得理智社会。

把人送上断头台的时代,不是个好时代;让人活不下去、看不到希望而去自杀,而去跳湖的时代,还不是一个好时代;不让人说话、不允许发表意见,尤其是不让人说真话的时代,依旧不能算作好时代。

我们今天的时代,国强民富,媒体上各路人马都在表扬、歌赞这个时代,说这个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代。我很恍惚。恍惚啥?恍惚我们的中国梦。中国梦有什么恍惚的呢?那是多么美妙的梦啊!我恍惚的是中国梦的定义——何为中国梦?中国梦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何为复兴?百度一下,答案是这样的:重新兴盛,指衰落后再兴盛起来。

这就意味着,我们的中国梦,是要重新兴盛起来。而重新一词,意味从前的我们是伟大的、了不起的!

也就是说,在人类的历史上,在中国的历史上,我们曾经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一个伟大的民族,我们曾经有过最美妙、最辉煌的时代。

今天的时代,快要接近于历史上的那个时代了,但还不够,还要努力。

如果我理解的中国梦,乃是这样的一个梦,这样的一副图景,那我们还真的不能太高兴,至少,我们还不能这么自吹自擂。

那么,中国历史上哪些朝代,哪个历史时期是最伟大的?伟大仅限于国强民富吗?我心目中的伟大,是产生唐诗宋词的时代,是产生天才诗人、词人的时代,是产生伟大作品的时代。因为,那意味着那个时代是一个自由的时代,是畅所欲言的时代,是不必担心自己的思想受到迫害的时代。

我们需要这样的时代,我们需要这样的中国梦。如果中国梦里头包含着这一条内容,那么,我愿为中国梦的实现而牺牲自己的生命。

如果有人问我,可否给理智的时代下一个定义,我会毫不犹豫地写下这样两个字:自由。

“不自由,毋宁死。”听起来已经很老了,可永不过时。我最欣赏的还是茨威格对于自由的表达:“个人自由是这个世界最崇高的财富”。可惜,我们失去这个财富失去得太多了,也太久了。常听到一些人的“高见”,说,对中国人来说,有物质财富就够了。言下之意,我们只是个物质动物。

我们每个人都是物质动物,但物质动物难道就不需要自由了吗?失去了自由的物质动物,恐怕就只能做动物了,做毫无思想的动物了。

中国有太多这样的动物。许多时候,我们是奖励这种动物的!即便如此,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做这种动物。不管奖励的是金钱还是权利,我认为,我都会谢绝!——实际上,就连这个“谢”字都不该有。没有谢,只有拒。

为什么理智的时代,就是自由的时代呢?因为,只有有了自由,拉瓦锡才不会上断头台;只有有了自由,茨威格才不会服毒自杀;只有有了自由,我们的老舍先生才不会跳太平湖。

这些人物都故去了,不管他们是死于断头台,还是死于服毒,死于跳湖,他们终究死了。但是,那个时代也是不是也死了呢?按说,那个时代也该死了,而且非常该死。但历史的进程常常是:进一步,退两步。即便退一步,也和那进一步,扯平了。我们时常会惊异于历史的相似性。

中国人理智吗?如果中国人是理智的,那么他们是怎么理智起来的呢?是吃饱了之后理智起来的,还是沉默了之后理智起来的?

我们从小就被灌输要关心国家大事,甚至我们还有过要解放全人类的梦想。后者我们没有实现,那是因为全人类并不欢迎,也不需要我们去解放。我们只是对于前者,做得不赖。可问题也正出在这里。当我们开始关心国家大事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国家大事压根就不是我们的事。更大的问题还在于,当我们关心国家大事时,我们才发现自己并无发言权。难道我们只有关心的权利,而没有提出意见的权利?抑或我们只需要做到关心就够了,意见的事就免了吗?

忽然发现,我的写作,有许多篇什像极了提意见。当然,有的人不这么看,他们认为我是发牢骚。

发牢骚又怎样呢?发牢骚难道不可以吗?发牢骚难道不也是我的权利吗?为什么我会有牢骚?是什么因素导致了我有牢骚?发发牢骚总不至于犯罪吧?为什么有时候连牢骚也不让发,要一删而再删呢?如果自由不了,那就让人发一发牢骚吧,天塌不下来的!

当然,这不是一个发牢骚的时代,我甚至不知道这是一个该如何定义的时代。难怪,我总是一副迷惘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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