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会议多。所以，才有“会海”一说。
我参加工作不久，即意识到这个问题。有一次，在会议的间隙，我竟然向一个领导发问：“我们的会议为何这么多？”这个领导随口答道：“我们的事情多！”
这个领导一路高升，我也一直“有幸”参加他主持召开的各类会议。
他很有激情，口若悬河。我讨厌开会，但有他的会议除外。
我讨厌开会，因为许多会议毫无内容，实在浪费时间。
我讨厌开会，因为会议开得太冗长。我们知道，领导讲话都是照本宣科的，可总有一些领导为展示自己的水平，常会抛开讲稿，天南地北、天上地下起扯开去。扯得听众恨不得叫他一声“亲爹”：放过我们吧！
一旦扯开去，他就收不住了，倒霉的是那些毫无办法的听众。
有人说，开会就是受罪，受活罪。
我已经逃会许多年了。但那个一路高升的领导，但凡他召集的会议，我倒愿意听一听。为什么听他的会呢？就因为他不胡扯？不，他也胡扯，但他胡扯得有激情。
我喜欢激情。因为生活把我们搞得太疲沓了，甚至于我都觉得，现在的人，简直活成了“活死人”。谁敢说，他还有激情？至于开会，哪一场会议是充满激情的会议？
有时，我颇同情那些在台上胡扯的领导。你看看他，一脸疲惫，面色蜡黄，一看就知道身体不好，或熬夜太多，或耗神太大。再听听他，声音微弱，虽有麦克风，也奄奄一息。
这个时代，人需要一点激情，官场也需要一点激情。最能体现官场激情的地方，其实就是开会的地方。那个地方，我们习惯性地叫它：会场。
“台上作风大会，台下呼呼大睡”。不要责怪台下的人睡觉。台上的人有气无力，云天雾罩，台下的人要是不睡觉，才真叫怪呢！
尽管如此，我仍反对台下睡觉。我认为，这实在是不尊重台上的人。可是这样的会议参加多了，虽说我学不来他们——呼呼大睡，可我也实在忍受不了——忍受不了什么呢？折磨。我觉得台上的人是在折磨我，折磨我的心灵和意志。
当我的心灵和意志受到折磨之后，我不再对呼呼大睡的人嗤之以鼻了。不能说那些呼呼大睡的人都同我一样，也感受到了心灵和意志的折磨，从而以呼呼大睡的方式，对抗台上的胡说八道，胡言乱语，浪费他们的宝贵时间。
对台下的呼呼大睡，不再嗤之以鼻，说明我对台上的人也改变了看法——这样的人，他值得我们尊重吗？
回过头去说说我那个领导吧。
我这个领导，他可不只是有激情。他常常能够解决我思想中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我们为什么总开会，我们为什么总陷入“会海”？
他第一次给我的回答，我至今清晰记得，他说：“我们的事情多！”可是，仅有这个回答，显然满足不了我。严格地讲，我思想中的那个问题，只以“我们的事情多”，并不能使我折服。我相信还有更好的解释。可是，谁会给我解释呢？
我这个领导，他又一次给我解释时，他是坐在台上。坐在台上，意味着他不只是给我一个人讲，他是给一群人讲。
他说，有人抱怨我们会议太多，说没必要天天开会，一天几会。有些事，一个电话就能够解决了，何必兴师动众开大会？今天，我告诉你，你不开会，你还干什么？你不开会，你还能干什么？顿了顿，他又接着说，不开会，你能知道我脑子里想些什么？你连我脑子里想些什么都不知道，你怎么干？……
我那天去参加这个会，一点心情也没有。可开完这个会，我知道今天我没白来，我有收获。最大的收获，当然是我这个领导关于开会的那段妙论。他批评得对：有一些人，“你不开会，你还干什么？你不开会，你还能干什么？”
至于会议的另外一个功能，即开会是为了知道他大脑里的所想。显然，我不能接受。不是我怀疑他的思考问题的能力，而是我认为，我们工作未必需要了解他的所思所想，何况他的所思所想，未必代替得了我们的所思所想。照他那么说，我们都成了不带头脑的人，不会思考的人了。照他那么说，我们做事情、干工作，压根不需要自己的头脑，有他的头脑就够了？他的思想，就是我们的思想，他的思想引领我们的思想？
昨天，来了一个朋友，此人刚退下来不久，可能是不习惯这赋闲的日子吧，他常给我打电话，昨天，索性跑来看我。一见面，他就说：“现在反腐反得厉害，会议开得少了吧？”我一愣怔：“你的意思是，开会也腐败？”他说：“那可不是！以前你也不是没开过，很多会议都放到风景区去开，还不就是游山玩水？一些会议，即便不放到风景区去开，也大都发点纪念品，或红包什么的。”
我一面点头，一面在想：看来，我们的会议多，不只我们的事情多，好处也多。可是，说实话，也许我没到他那个级别吧，我很少参加过他说的这种会议。
实际上，我想告诉他，反腐并未使会议减少。我也不认为，开会都跟腐败有关。
但我的这个朋友，却张口腐败闭口腐败。我有些惊诧。我说：“你以前除了会议上说说腐败，私底下就是有人敲你嘴巴，你也不说腐败这两个字。于今，怎么张口闭口都是腐败呢？”他说：“以前那是胡说，应景话。你还当真了？”我说：“你在上面胡说，我们在下面可听得认真啊！照你这么说，你在上面胡说，我们在下面胡听，回去后胡办事，怪不得很多工作都走过场呢，原来都是这么胡下来的啊！”
“其实，”他说，“开会，有时就是个应付，开给上面看的。你不开，上面说你不重视。给上面留下这个印象，这官你也就做到头了。实际上，像我们开的会，都是做做样子，而上面的一些会，则是为了体现权威。”
他接电话的当儿，我拿目光认真的瞅了瞅他，我觉得这家伙怎么这么陌生啊！这可不是以前的那个他啊！难道他有两副面孔，两副嘴脸？人前一副，人后一副？台上一副，台下一副？
我斗胆套用一句别人的话——“阅人无数”。可阅人无数又怎样？还不照样识人太浅？
说实话，以前我并不看好他。他给我的印象，是个不大用脑的人。但是，就他对开会的理解、认识来看，这个人被我错看了。反倒是他把我看高了。他一直说我看问题犀利！犀利个屁！
他抽烟很凶，一支接着一支。我印象中，没见过他这么抽烟。他说，别老说以前。以前端个架子，说些人不人鬼不鬼的话。那时活得虚，连自己都觉得不真实，不像话，不像人。幸好有退休体制，要不然，这一辈子都活成那个样，真是对不起祖宗，对不起自个儿。
我说，你变化真大！
突然，他问我：“你现在研究开会问题？”
我说：“你又开玩笑了，你可别这么羞我。就我这悟性，还能研究开会问题？我要是真想研究，那我必须先把你这个老师给拜了。”
他说：“你老损我。我以前是讲过一些假话，胡话，废话，甚至谎话，可那由不得我啊！在会议上讲话，你就得睁着眼睛说瞎话。”
我问他：“你在上面讲的那些睁眼瞎话，下面的人，有没有人能听得出来呢？”
他说：“都是官场中人，谁骗得了谁！大家都心知肚明，又何必说出来呢？当然，也有信的，比如你。”
我用手指指我的鼻子，“你说我？”他说：“是！”
“你的意思，就我一个傻蛋？”
“不，”他说，“不能说你傻，只能说你心地太善良，太相信组织。你只懂得明规则，不懂得潜规则。说瞎话，有时就是潜规则。”
“当然，”他接着说，“在会上说瞎话，不一定在生活中也说瞎话。”
我对着他摇头。
“瞎话说顺溜了，张口就能来，而且脸不红、心不跳。要知道，有些瞎话纯属拍马溜须，即便台下，你们也做得不错啊！”我说。
他站了起来。我说：“怎么，坐不住了？”
他哈哈大笑。“你还以为我是在台上啊，老虎的屁股摸不得？如今就一老百姓，你爱咋损就咋损，这张老脸厚着呢！”
原来，他站起来要去卫生间。
他从卫生间出来，我想好的一句话，愣是从嘴边咽到了肚子里。
我的这句话是——“这种睁眼说瞎话的会议，还要开多久呢？”
之所以把这句话咽回去，是因为这话跟他说、说给他听，没什么意义。即便他不退下来，跟他说也同样没意义。跟谁说有意义呢？估摸，有意义的那个人，我也见不着。
既然是退下来的人，也就没了往日的趾高气昂，高高在上和盛气凌人状了。我说中午一块吃个饭，他连个推辞都没有，直接就同意了。
我极少跟官员吃饭，主要的原因是我不愿受那份罪。我自由惯了。
我上了一瓶酒，可他立马摆手，说他浑身都是病，喝不得，喝不得。
没有酒，吃饭的氛围就略显尴尬。我想听他说话，可他却闷头吃饭，一语不发。
但沉默还是由他打破了。
他说：“我能知道你为什么不喜欢开会？”
我没有吱声。
他说：“你恨假话、套话、恭维话、谎话。你恨得要死。有人说你不喜欢开会，是你珍惜时间，不愿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无聊的会议里头。他们只说对了一半。我说的这一半，才最重要。”
我依然沉默。
我沉默，是我对这些话早没了兴趣。
他知道，所以他迅速转开了话题。
不过，转开的话题，依然与开会有关。
他说：“我手机里有一篇文章，我想你会喜欢的，我读给你听听。”
他读得结结巴巴——
“到中国开会去”，几乎成了外国政要、商界领袖和专家学者的口头禅。他们不是在中国开会，就是在去中国开会的路上。驻华机构一般给总部去电就六个字：“人傻、钱多、速来。”总部动员会上一般也只有六个字：“人傻、钱多、速去”。
到中国开会，可以享受头等舱、五星级宾馆、高出场费、高规格出行，享受高规格接待。与会嘉宾的想法很简单，路费住宿费可以报销，也勿须发票，反正有人买单，不去白不去，可以蹭吃蹭喝蹭玩，何乐而不为？有时与会的记者还会收到一个信封，里面装着所谓的车马费。
举办会议的人想法也简单，花钱请人来，说几句好话，图个热闹，图个面子，反正花的是纳税人的钱。
我说别读了，你把手机给我，我自己看吧。
原来，他读的是一篇文章，题为《到中国开会去》。
他把眼镜推到脑门上，不停地喝水。
吃完饭，他突然冲我诡异地一笑。
“我也想去中国开会。”他说。
这回是我冲他诡异地一笑了。因为，我知道，他又在睁眼说瞎话了。
他轻轻地摇摆着他的大头，脸上的表情非常复杂。
难道……难道……我想到了“移民”这个东西。
当我想把这两个字说出来时，他已钻进他的车，一溜烟跑了。
从车窗里，我看见他笑得更诡异。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七日，雨谷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