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曾云：一为文人，便无足观。这多少让天下读书人寒心不已。是啊，文人能干什么？皇上开心时写个曲儿，谱个词。皇上不开心时打个趣儿，解个闷儿。闹灾了代写封罪己诏，出现祥瑞了就惊呼吾皇万岁，堪比尧舜。无怪乎连李贺都想投笔从戎了：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

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有骨气的文人还是有的。只不过较一般文人命途更加多舛，结局也不甚欢喜。例如太史公司马迁，只不过为好朋友说了句公道话就被汉武帝夺去了下半身幸福。杨修只不过抖了几次机灵，就被曹操开刀问斩了。可见文人的确是个高危职业，即使在号称最尊重知识分子的宋朝，也难免有文人抑郁而终，例如苏轼。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吃货们对苏轼的理解恐怕只停留在“东坡肉”和“日啖荔枝三百颗”的概念上，实际上苏轼不仅仅喜好美食，其诗清新豪健，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其词大气磅礴，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又工书画，可以说是一位文艺范十足的全才。

然而正是这不羁的才气，奠定了他跌宕起伏的一生。

苏轼的“高考”作文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其在文中写道：“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主考官欧阳修等慨叹文章奇峻的同时都不知道这个典故出自何处，待到苏轼来拜见的时候问这件事时，苏轼豪迈的回答道：“何必知道出处！”。晕死，这和说“是我自己瞎诌的”没有什么区别啊，关键是你诌给皇上看，那可是欺君之罪啊！不过还好，皇上这次没和他较真：天下文章一大诌，何况人家也承认自己的这个典故是诌的，那就算了吧！苏轼的狂放大胆可见一斑！这若是落在别人身上，恐怕早就跪地求饶了吧。

如果说杜撰典故算是苏轼的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少无知，那后来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则是其文人铮铮铁骨的正面写照，是他人生的一次冒死诤言。

事儿还要从王安石说起，时任宰相的王安石为改变北宋建国以来积贫积弱的局面，实施了一系列的变法措施。例如“青苗法”：在每年二月、五月青黄不接时，由官府给农民贷款、贷粮，每半年取利息二分或三分，分别随夏秋两税归还。然而这种借贷是强制借贷，而且利息偏高，有鱼肉百姓的嫌疑，再加上用人不当，使得变法使得变法成为了一场劫掠。

苏轼对此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连续两次上书神宗，抨击新法弊端。神宗虽然不同意苏轼的主张，但是看重其才华，想另当重用。可是王安石担心苏轼会阻碍自己的变法，对此极力打压，最终苏轼不得不请求远离京城，去杭州做了通判，自此失去了政治前途。按理来说，聪明如苏轼一般的人，对朝中风向肯定有所把握，他与王安石的私交也不是很差，只要稍微附和，便可如日中天，即使不附和，哪怕沉默，也不会落得如此下场。然而文人的秉性如是：为苍生立命、为天下建言。一旦认为自己是对的，便誓死捍卫。同样敢直言进谏的近代人物我只能想到一个人：彭德怀。

一个政治家苏轼倒下了，但是一个文学巨擘站了起来。然而魑魅魍魉的小人仍然不肯放过他，御史舒亶寻摘苏轼诗句，指其心怀不轨，讥讽神宗青苗法、助役法、明法科、兴水利、盐禁等政策。神宗震怒，下令逮捕苏轼。苏轼自知难逃此劫，可是此事牵连七十余人，如果自己一死了之，那与之书信往来的师生亲友也会蒙受不白之冤。<<麦田守望者>>中有一句话：“一个不成熟的男人是为了某种高尚的事业英勇地献身,一个成熟的男人是为了某种高尚的事业卑贱地活着”。对于士大夫来说，被审讯是一种耻辱至极的事情，“士有画地为牢,势不可入,削木为吏,议不可对”，许多士大夫在受到审讯前就已经自尽了，而苏轼挺身为自己辩护，抽丝剥茧将诗文解释清楚，是自己的就扛下来，不是自己的反抗到底，这又是何等的无畏与气魄。

最终，苏轼赢了，被免除一死，贬谪为“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虽然亲朋师友难免受牵连，但是没有被赶尽杀绝也算是中国文字狱史上比较美满的一个结局了。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是苏轼被贬的日子里，在其生活极其艰难的环境中写的，其间透漏出的又是何等的潇洒，也显现出了他大无畏的文人骨气。有这样的气魄，又怎能不写出气压古今、豪放天地的诗文。

鉴定一个文人是否有骨气，要看他是否敢于和大权在握的当政者叫板，是否敢于为真理而燃烧自己，照亮世界。从这一点来讲，苏轼已经足以与宁死不降的文天祥，怒骂朱棣的方孝孺相提并论。他们，才是中国文人的精神脊梁。凭这一点，谁又还能说书生百无一用？

诗蝉2015年8月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