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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的涅槃与重生--《何与怀诗评集》印象
作者:行迈  发布日期:2019-06-10 12:05:44  浏览次数: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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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博士以他杰出的奉献,先后被文化界推选为悉尼华文作家协会荣誉会长、澳大利亚华人文化团体联合会召集人……,成为本地华文文坛名副其实的“三人”一体。这三人不是别人,就是奠基人、提携人和推动人。《何与怀诗评集》,是归纳和总结华文新诗的历史性著作之一,而且是南太平洋地区第一本翔实评述了二十一位诗人之多的现代诗歌评论汇集。要评论何博士这本《诗评集》,却不是我这个普通的自由撰稿者所能胜任的,我所能做的,不过是就此书的总体内容谈一谈主要的印象。那末,我的印象是什么呢?归结为一句话,这本书为华文新诗经历涅槃与重生的历史提供了生动和难忘的实例与解析。

中国新诗发端于一百年前的1917年。那一年的2月,《新青年》杂志在第二卷的第六期刊出了第一批(八首)白话文诗歌,作者是胡适。而第一本白话文诗集也是由胡适所著,即《尝试集》(1920)。次年,郭沫若发表了《女神》,在思想艺术上展现出白话文诗歌的崭新面貌,从而进一步确认了中国现代诗歌发源的地位。在1917年之后的短短十几年里,白话文诗歌方兴未艾,构成了民族大众文化的一个突出代表,并造就了一代诗人。初起的诗人有胡适、郭沫若、徐志摩、刘半农和俞平伯等;接着就有朱自清、鲁迅、陈独秀、闻一多和沈尹默等;再后来有冰心、何其芳、戴望舒、田间和艾青等。这些诗人先后组成了许多诗社,如胡适和徐志摩等所代表的“新月社”、郭沫若所代表的《创造社》;朱自清及冰心等人所代表的《中国新诗社》等等。与此同时,有着不同特色的诗歌派别也相继形成,如“人生诗派”(朱自清等);“湖畔”诗派(冯雪峰等);“新格律诗派”(徐志摩等);“新月诗派”(闻一多等);“象征主义诗派”(李金发等);“七月诗派”(胡风等);以及整合了新月派与象征派的“现代诗派”(戴望舒等)。这些诗人、诗社、和诗派,启迪民主与科学,讴歌人性与爱情,评击封建与压迫,崇尚理想与进步;既有现实主义的内容,又有浪漫主义的形式。综观以上,在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之后,中国新诗经过十几年就发展到蒸蒸日上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在时间上,那是处于民国的前半期[3,4]。

若以1931年“918事件”为界,后面的十八年可算作民国后半期。在这一时期,抗日运动和农民革命构成了时代的主旋律。在中国大陆所流传的现代文学史中,“左翼作家联盟”主掌了这个时期新诗的主流。其中有一大批青中年诗人、诗社和诗刊,以及优秀作品相继涌现,比如丹辉等人领导的晋察冀《铁流社》和王亚平等人在重庆发起的《春草诗社》;胡风在上海和武汉主编的《七月》和《希望》诗刊,以及在重庆出现的《诗歌月刊》和《诗文学丛刊》等十来种现代诗歌杂志;在诗歌作品方面如艾青的《向太阳》与《火把》;田间的《假如我们不去打仗》和《大堰河》……等等。

然而,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延安整风”为文学创作画地为牢,规定了为革命战争服务的框框,由此,民族抗战的大众文学在此被转化为革命运动的“机器”[6,7]。一场朝气蓬勃的现代诗歌运动到四十年代就被卷缩在阶级革命的战线之内了。只有少数的抗日诗歌比如田间的《抗战诗抄》,以及胡风关于民族抗战诗歌的论述等,零零星星地和以重庆为中心的全民族抗战文学相呼应。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开始,倡导“民族抗战大众文学”理论的胡风就被罗织罪名受到诽谤和内部批判。到1955年“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在全国展开,及至“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直到七十年代中期文革结束,本来从1941年开始就已经遭受了十年整肃的中国文学与诗歌,又接连遭遇了二十五年的筛查、围剿和批判。武装到基层的红色恐怖,“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无限上纲”,把爱民爱国甚至是爱党的知识分子当作了潜在的反动势力和敌人进行严酷的打击。越是充满才能和朝气的作家和诗人越是首当其冲地成为诽谤和诬陷的对象。而他们当中具有独立性格和自由思想的精英,更加在莫须有的恶名下遭受到残酷非人的迫害。这使得年纪轻轻的中国新诗遭遇了一场横跨三十五年的真正的“凤凰涅槃”。中国新诗的队伍,在衰退中还发生了蜕化。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新诗的主要发端者之一郭沫若,他从一个为反压迫呐喊的斗士蜕化为一个屈膝在专制和压迫之下高喊万岁、父亲、和爷爷的可怜虫。曾经在时代脉搏上争相跳跃的中国新诗,除少数转化为“边缘”文学和“政治讴歌”文学之外,几乎是全军覆没。

而《何与怀诗评集》所评论的诗歌与诗人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

《何与怀诗评集》的犀利之处,一开篇就接连夺人眼球。余光中当然是享誉世界华文诗坛的重要人物,白桦一生的经历可圈可点,可歌可泣。我也注意到诗人流沙河。他的一首《故园九咏》,在“庄子让我心安理得”的自我理念之下,辛辣地讽刺了他所看穿的那个红尘滚滚的时代,也反映出他在角落里怅望癫狂的那种无奈。在他的《草木篇》于1957年受到严厉批判以后,这个曾经踌躇满志的青年诗人不得不蛰伏如蛩虫,或养鸡磨豆腐,或给幼儿当马骑,“心安理得”地与无人的天地合而为一了。像流沙河这样因诗歌文字入罪而被一顶“右派分子”帽子扣在十八层地狱达二十多年的诗人,还有接下来被评述到的公刘和昌耀。这些诗人只是那五十五万同命人中的几个例子。他们或在荒凉遥远的戈壁,或在冰火双重的祁连山,任由苦役、饥饿、凌辱和绝望噬咬着他们曾经的忠诚,隔离着他们未曾泯灭的理想。类似遭遇厄运的还有蒙受冤狱后被长期迫害的诗人梁宗岱。在《诗评集》作者的笔下,他们作为文学和诗歌精英而遭遇的苦难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无古人的。我曾在一首诗歌中概括他们的命运。他们就像高山上的劲松和磐石,由于一场雪崩似的高位塌方而被席卷到一个脊骨破碎了的社会之底层,在那一潭堰塞湖般的死水中一边无声地咆哮一边等待着另一次地动山摇的变迁[8]。

《何与怀诗评集》的价值并不只是在于披露新诗涅槃后的悲催和萧条,而更是在于展现出了未曾浇灭的火星如何重新燃起一堆堆熊熊的篝火。诗人食指就是其中最早的一颗火星。早在1967和1968年文革如火如荼之际,食指就从大字报的汪洋大海和打砸抢杀的烽烟里跳跃出来。他以《鱼儿三部曲》和《相信未来》的诗歌,一方面揭示生命被冰冻的现实,另一方面告诫人们冰融春来的未来就在前面。被万岁和千岁们挟持而行表面上随波逐流的中国民众特别是青年人,争相手抄和传阅食指的诗歌。思想的点点星火,就这样在如冰的大地和如血的残阳下滚动向前,漫漫变为点燃万灵的火球。

及至上世纪70-80年代,随着对文革的反省和批判,食指又领先以《疯狗——致奢谈人权的人们》等诗歌,把人权和自由的意识重新带领进入人们的心境和语境。正如《诗评集》作者何与怀所指出,“食指诗歌的出现代表了现代诗歌在当代中国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复兴。他的诗直接影响和推动了稍后出现的北岛、舒婷、顾城、杨炼、多多、江河、芒克等代表的、后来被笼统称为“朦胧诗”的现代诗歌创作潮流。”

我在此对“朦胧诗”作另一个注释,那就是“觉醒诗”。“朦胧诗”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带着现实之核心和浪漫之外表的觉醒词汇。在食指等觉醒者的诗歌带动下,年轻的、中年的、和被政治塌方压制二十多年的老年作者们,都纷纷加入到觉醒的行列。《诗评集》首评的流沙河、公刘、昌耀、和梁宗岱等人,也像青春焕发的诗写者一般,把他们的文字,送上了时代的快车。1978年,一幅“拨乱反正”的铁牌被挂在了时代快车的车头。那年,带有耶稣赴难色彩的中华烈女张志新被正式平反,而带有复活色彩的中华新诗随之像试飞的雏鹰,在阳光中伸展开双翅,直搏长空。流沙河的《哭》、公刘的《刑场》与《哎,大森林!》、昌耀的《慈航》,就是一大批觉醒诗歌中的先行者。《诗评集》如此举一反三地评价他们的诗歌:“愤世嫉俗、忧国忧民、蕴含深刻的历史反思和对未来的高度警诫!”

在1979年第8期的中国《诗刊》杂志上,刊登了诗人雷抒雁讴歌张志新烈士的诗歌《小草在歌唱》。这首诗把巾帼英雄藐视强权坚持真理的不朽形象,用大地的永恒加以了定格,又以覆盖大地的小草给予了寓言般细腻的呵护。诗人告诫人民,“跟她一起,就会看到光明和希望”。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把屈原投江当作士大夫和傲骨诗人坚守真理和气节的精神。然而,2253年后的1975年,张志新因为坚定地和真理站在一起而被残酷地杀害,从而在三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上,首次家喻户晓地颠覆了主动求死的士大夫精神,而书写出为真理而坚持抗争的雄伟篇章。

在这方面,我不得不强调一下何与怀诗评集中所评述到的白桦和他的诗歌。在我看来,白桦是中国现代诗歌的脊梁之一。所谓诗歌的“脊梁“,就是在诗歌中用生命点燃时代烽火的人。1981年,白桦所写的电影《苦恋》在全国范围受到有组织的批判,从而把这个被人遗忘之“右派分子”,和他“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现代士大夫精神推到了全国人民的面前。1997年7月15日,在秋瑾烈士就义90周年之际,白桦开始撰写新时代的“离骚”诗篇,题目就是“从秋瑾到林昭”。这首诗继承了中国诗祖屈原的求索与天问精神,为我们寻求人本之来源、人本之去处和人本之愿望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呼声。正如《诗评集》作者所评述的:“此诗所代表的是中国知识分子——中国人的最高良知,是人类灵魂的最终颤动!就这首诗所达到的思想高度和艺术深度而言,它抵达一个几乎空前的水平,将在中国诗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现在,白桦的《从秋瑾到林昭》和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已经传遍了神州的大江南北和世界各国的华人社区。华夏子孙对这些诗歌趋之若鹜。这揭示出一个真理,即如我一首诗歌评论的题目所说,“诗歌是抽打时代脉搏的响鞭”[9]。脱离了时代的脉搏,诗歌就脱离了文学的宗旨,也将失去读者心灵的共鸣。何与怀在《诗评集》里借诗人食指的嘴说道,“当今这个社会,诗歌太不要脸了,诗歌已经太惨白了。”我认为这里说的是,在中国新诗重生的时代,诗写者要走稳前行的脚步,不要回头,不要朝花街柳巷和豪华大院探头探脑,“不要诱惑诗歌,也不要被诗歌所诱惑”[10],而要在时代的浪潮上,演奏出历史的强音。中国新诗的崛起需要一代诗写者像张志新那样走出时代的陷阱,为文学的沧海和皓穹披荆斩棘地活着。我用两句诗来概括诗写者们在中国新诗重生后的历史使命,那就是“填海将身作顽石,补天碎玉当泥坨”。

如果说作者对前几位诗写者的评述开启了新诗涅槃与重生的话题,那末作者对接下来十多位诗写者的评述,便是展现了新诗在重生后走向复兴的绚丽花絮。特别可贵的是,评述到的大多数人都是活跃在澳洲和新西兰的诗写者,这为大洋洲在中华文化圈中的地位腾升加注了重重的一笔。与怀兄作为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的发掘人,并未把眼光停留在那些在文坛光环内外频繁进出的诗人,而是把目光集中在他最熟悉和最了解的诗写者身上。他们或是他的朋友与学生;或是他并肩为伍的文友;或是他悉心采访的笔耕者;或是他崇敬和共勉的兄长。正是由于这样的背景,评述者才能直达作者的内心,也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掘出文字背后的时代气息和人文精神。也只有这样做,评述者才能揭示出诗歌复兴的持续动力。

作者潜心着墨的大洋洲诗写者首推德高望重的黄雍廉先生,他是悉尼地区华文文学处女地的重要开垦者。雍廉先生不仅在悉尼创立了第一个华文作家协会,而且还担任了这里第一个现代诗歌团体《酒井园》诗社的顾问。与怀兄在《诗评集》中重点评述了雍廉先生的《唐人街》和歌颂屈原的《四海龙舟竞鼓声》等诗作。《唐人街》这首诗不仅传遍了海内外,而且被中国大陆著名诗评家毛翰教授推荐编入中学课本。而《四海龙舟竞鼓声》这首诗是雍廉先生于2007年为悉尼作家协会“第15届端阳诗会”而撰写的。这首诗在诗会当场被语言学者赵立江朗诵,成为这一届端阳诗会的活动高潮。

与怀兄对大洋洲华文文学的扶植与传播不仅局限在文字方面,还在于许许多多的社会活动方面。仍以黄雍廉先生为例,何与怀博士于2017年11月10日在悉尼Bayside City市区图书馆召集和主持了“黄雍廉逝世十周年纪念”的活动。在该次活动中,与怀兄向五十多位与会者介绍了《丹心一片付诗声》这篇归纳了黄雍廉先生对中国新诗杰出贡献的诗评文章。纪念会还成为了诗歌朗诵会,包括悉尼雨轩诗社的艳阳朗诵了《唐人街》;还有同为雨轩诗社成员的本人朗诵了自己创作的《致黄雍廉》一诗。在这首诗的结尾处我写道,“离别十年,你推崇的现实主义没有沉默。展望未来,南太平洋的文坛将更加红火!”

是的,南太平洋的文坛和诗坛在过去十年中真的是越来越红火了。这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华裔移民人口在澳洲迅速增加,达到一百二十万人,即相当于三十年前的一倍;二是因为华裔新移民多是有学历有文化生活要求的人群;三是随着中国经济的繁荣和新移民的奋发图强,新移民在经济上能够快速打下基础;第四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本地有像黄雍廉和何与怀这样杰出的以及一大批热衷于传承和推广中华文化的新移民。就以诗歌为例,光是悉尼本地除了已经有十多年历史的“悉尼诗词协会”和“酒井园诗社”,还于近年来成立了“悉尼雨轩诗社”、“全球汉诗总会澳洲分会”、“悉尼诗词研究会”等诗歌团体。这些团体每周通过文字的或声音的载体,向澳洲、向中国、向全球传播着华语诗写者成百上千的原创作品。就如与怀兄在《不断崛起的新大陆》这篇近作里写道的,“澳华文学几乎从无到有发生了巨大变化。今天,澳洲各地各种作家协会、诗社、笔会以及大大小小的文学网站活动频繁,各种体裁与题材的华文文学作品一批一批出现,其中一些还相当优秀。我把这种文学现象以‘不断崛起的新大陆’形容之,就世界华文文学而言,或就作为世界华文文学一部分的澳华文学而言,应该是十分恰当的比喻。”[11]

大洋洲华文现代诗歌的发展可谓是欣欣向荣。前面提到,诗写者队伍在迅速扩大、诗歌团体在相继涌现、诗歌作品在不断得到广泛传播。在诗写者及其作品方面,《何与怀诗评集》给出了许多具体和生动的例子。拿诗写者的特征来说,中国新诗派别的名称,比如朦胧诗派、人生派、现实主义诗派以及新时代派等等,都不再适合给我们新涌现的诗写者进行分类。这是因为多种原因。首先,他们沐浴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诗重生的春风,对朦胧诗派做过新纪元里的果敢剖白;为人生诗派按照新的时代理念作过提升、在现实主义诗派的骨肉里融入了浪漫主义的气血和经脉。其次,《诗评集》所评述的后面这十四位作者,大都生活或曾经生活在思想自由的大洋洲地区。他们既不受体制内教条的约束,又有着更加广阔的视觉及文化感受空间。在他们作品的主题中,生活与情怀、人性和人道主义、博爱与理想、地域文史、时政题材、女性题材、以及对灵性和哲悟的追索等等,都有机地融合在一体。因此,同北美洲华文文学类似,大洋洲文学特别是诗歌,体现出一种全方位之新世纪新时代的美学,更加富有人文精神和对读者的吸引力。

《诗评集》里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诗写者许耀林,他的《向灵山走去》和《故乡》等诗歌,“处处闪烁着他对友情、爱情、亲情、乡情以及由此深探到的生命意义的执着与赞叹”。比如映霞,她的爱情系列诗歌展现出一种“用尽死亡的力量去爱”的那种为爱一去不回头的情怀。她把情人的爱比作是突然盘旋在她“黑暗天空上的雄鹰”;她把经历爱情描绘为一个“原始女人”被唤醒的历程,就好比是“闪电劈开了雪山的胸膛,甘泉从更高的地方涌来”。这些炽热的语言对爱情的意义做出了彻悟后的剖白,为初入门者送来殉爱者心灵深处的回响。比如艾斯,他的《新西兰的微风》诗集,“内容丰富,有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有对人生的思考,有对爱情的追求,有对故国的关注,还有是记录和思考当下新西兰移民生活”。比如张晓燕,她的《爱的河流》“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还真会有如此执著纯净、缠绵悱恻、无怨无悔的爱情”。她“唱出了一首永远的情歌”,表达出“‘断肠也要做历史的回望’这一感天地泣鬼神的志向”。她在《哭墙,雕像,纪念碑》里,非常难能可贵地紧贴时弊抨击那些用无数生命换取财富的贪腐者,并昭示出在人们心中“已建立了虽然无形却永存人心的一堵哭墙、一组雕像、一座纪念碑”。

我无需罗列《诗评集》里所有作者与作品的例子,但在《诗评集》中,所有的例子都说明现代诗歌的春天已经,至少在这个美丽的南太平洋大陆,来到了每一个角落,并以春熙的阳光直透大地,用温润的和风细雨充实着人们真实的生活和灵魂。

《诗评集》还通过对各类诗人的评论,深入地介绍和讨论了现代诗歌的创作动力、方向、与表现手法。比如,作者在推荐和评述了冰夫一系列诗作之后总结道,“诗人自忖并非自我放逐;而且获得一种开阔胸怀:天下事,人世情,了犹未了,不了了之;边缘人什么都应该品赏,甚至孤独也算一种财富。人到晚年,并不气馁,因为有生命沉甸甸的厚度。他仰望澳洲天空,发现满天星斗闪烁……”是呀,这的确是诗坛前辈老骥伏枥,为新一代诗写者的创作意愿及努力树立了执著的榜样。与怀兄还以冰夫为例,归纳了一些诗歌创作的本质与方向,认为诗歌“绝不仅仅地停留在一般技巧层面上,更主要并更重要的,是在灵性深度上”;“不管是中华文明还是西方文明,都有其辉煌的一面,也都存在着许多不足和缺陷。只有认清相互之间的缺点和长处,以他者之长补己之短,才能促进自身的健康发展”;“华文文学世界过去没有出现全局性背叛和脱离中国传统文化,现在也没有整体性地向中国传统文化回归。这种以所谓回归传统与否作为着眼点的论述肯定会歪曲整个华文文学世界丰富多彩的面貌。”这些阐述为新诗的复兴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并预示出灿烂的前景。

《诗评集》的作者还以余光中的《乡愁》等诗歌为例指出:“语词由狭窄的能指意义空间拓展到广阔的所指语义空间。诗歌言志,咏情,是情志抒发的艺术,最忌讳空洞无物的抽象说教。为此,诗人们往往选取一些称之为意象的情感对应物来抒情言志,从而使诗歌具有含蓄蕴藉、韵味悠长的表达效果。”这些探讨,无疑坚定了诗写者们进一步在创作道路上不息磨砺的信心。

在谈到诗歌的表现手法时,人们往往会以为这只是属于技巧层面的东西,只要多借鉴多练习,熟了就能生巧。其实这是比较肤浅的认知。诗歌的灵感、意象、语境、和表现手法是相互融合的一种潜质,很难加以分割。只有从自己的生活和生命出发,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发挥个人独特的风格,才能在创作中表现出诗歌特有的魅力。在这方面,《诗评集》进行了精彩的案例分析和归纳。比如在评论刘虹的诗歌时,诗评者精辟地分析了作者的人生及诗品同其作品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正如被引用的刘虹自己所言,“一个人之所以选择诗,首先来自于他历万劫而不泯的率真与求真的健康天性;其次是超乎常人的敏锐的疼痛感,和一颗朴素灵魂对世界深切而悲悯的抚触”。诗评者推荐和评述了刘虹的成名作《致乳房》,并对这位被评为一级作家的业余女诗人赞誉道,当“诗写的意义几乎降到冰点的时候,刘虹的诗写不屈不挠地闪烁着意义的光芒”。可以说,诗歌内涵的社会与人文意义才是诗歌的灵魂,而表现手法则是这种灵魂通过作者身心和手指时的一种水到渠成的转化。刘虹当时疑患乳癌。《诗评集》是这样剖白作者的心灵状态与其作品之间的血肉联系以及与读者之间的情感联系的:“所有读到《致乳房》的人都能感受作者的痛苦以及她在痛苦中对自己精神疆域的坚守。这首诗现在誉满海内外,但它是在一种多么可怕的状况下写成的啊!”评论者最终作出如下的归纳:“在这块土地上,一个心地高洁、精神丰富、有灵魂持守的女性深刻的自我认定之上的对痛苦宿命的担当”;“自然流淌出的是高标于世俗之上的一个大写的人,对生命和世界的审视与浩歌”。

用自己对世界的科学观察和哲理感悟来写作,是诗写者能够把诗歌的意象推向纵深启迪的一条有效的路径。在这方面的探索非常富有社会现实的和文学审美的意义。《诗评集》最后评论的两位作者非马和西贝,有如喝喊“芝麻开门”似地,在诗歌的繁花异境中为我们指引出一条又一条幽婉的蹊径。非马是一位核物理学者,他的诗歌简约到极致,好像只留下了原子的核,但其意蕴却直点灵犀,往往使读者拍案叫绝。诗评者准确地抓住了《鸟笼》这首诗作为一个精彩的例子,全诗总共只有十七个字,“打开/鸟笼的/门/让鸟飞/走/把自由/还给/鸟/笼”。最后的一个“笼”字何等振聋发聩!评论者把这种寓意不凡的表达称作“反逆思考”,亦即物理学中作用与反作用原理在思考方法上的引伸。这种对事物透彻和全面的理解反映在诗歌上远远不只是技巧的运用,而是作者用诗歌对宇宙真理和人类社会现实的的一种贯通的穿透。正如诗评者举例说明的那样,“在政治领域,非常清楚,禁锢的施加者在钳制他人的过程中,其实自己也往往陷入无形的囚笼;唯有松解禁锢,还他人自由,禁锢者也才能走出自囚的牢笼。”非马的其他诗作《醉汉》、《黄河》、和《龙》等等,都“用凝炼浓缩的语言营造惊奇的意象,表达具有多重内涵和象征的内容;他不但对社会人生热切关怀而且以冷静的哲理思考见长;而且两者相得益彰”。这些,都是《诗评集》从非马诗歌里总结出来的现代诗歌发展的阳光之路。

如果说佛家有“禅悟”一说,那末诗家可否有“诗悟”一说呢?我想是有的。要悟才能懂明白的诗歌从某种意义上是在引领读者的心灵,朝着未曾领略过的境界走去。诗歌到这里是一步精神的跨越,而这,便是女诗人西贝诗歌的特长。《诗评集》用了耐心提炼过的语言来阐述这种诗写者的可贵探索。西贝是一位数学学者,她如何通过《静守百年》诗集在其作品中“实现了诗歌与数学的统一”,不是可以读懂的,而只能悟懂。只有逐步地解剖了“诗的多维空间和意象构造”之后,读者才能领悟到西贝诗歌里的意象群体和神韵。诗评者列举了《形体的秘密》、《玻璃中的女子》、和《当轮到我们》等等好几首西贝的诗歌为例,逐一阐述了诗歌意象纵深走向的“莫比乌斯带”以及如何从“意象丛”中去领会那种“非平庸”的寓意和神智。例如《当轮到我们》这首诗,用死亡时刻视觉所作之最后的和无序的搜寻,来展示出“用意象的丛生去填补死亡留在我们心底深不可测的空寂和茫然”。这是一种本能的对生存的怀念,它无声地震撼着读者的心灵,引导读者在提前意识死亡的同时去领略生存的深度感觉和意义。

总之,要理解非马热烈的人生关怀和多重内涵的哲理与象征性;要理解西贝诗歌意象“莫比乌斯带”般的纵深走向和“非平庸意象丛”的精神造诣和诗句结构,读者一定要阅读《何与怀诗评集》的原文,那里面翔实的分析和画龙点睛的归纳与讨论只字都不容错过。

本世纪初,我在一篇评论雪阳诗歌的文稿中提出“断层思维”的概念,并分别同雪阳和黄雍廉讨论过。两位文友没有多少共鸣,但也不表示反对。现在想来,针对非诗歌文学和逻辑学的“线性思维”来说,“断层思维”的概念还不足以概括诗歌的思维特征。若采用“非线性思维”的概念,那就可以包含“断层思维”、“意境论和境界说”(王国维)、以及《何与怀诗评集》里所论述的“反逆思考”、“莫比乌斯带”意象和“非平庸意象丛”等等思维概念。这里要强调的是,现代新诗在探索和发展的道路上有着广阔的空间和前景。诗写者们要在创作前博览群书和纵观各家,但也无需在创作时遵循什么固有的模式。如能把前辈和平辈写者的精萃消化在腹中,并着重突出各自的特色,那便最终能从侧溪里撑出一艘远航的轻舟。

结语:在百年新诗的发展历史中,由于地理疆域和政治藩篱的隔阂,又由于文学评论队伍的弱小,有许许多多诗歌作品在报纸上和杂志上一经发表后就在文学史上销声匿迹了。文学作品的评论更是因为中国历年政治运动的干扰而没有持续性发展的可能。这种状况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得到好转。到21世纪后,中国国内文学和诗歌评论随着文化的复兴和新诗的重生已经热烈地开展起来。例如在文学评论方面,自1984年以来一份《当代作家评论》期刊就已经创办了三十四年,并进行了三届“当代文学优秀批评家”的评选。其中最近的第三届评选于2016年举办,经过一批著名作家的集体评议共推举出五位当代文学批评家[12]。相比之下,诗歌评论方面则显得比较分散,除了在《诗刊》和《星星》等诗歌杂志中有不定期的诗歌评论以外,还没有出现专门的诗歌评论杂志。在比较大型的诗歌评论专著方面,有方环海和沈玲的《诗意的视界》(2012年)和谢应光的《中国现代诗学发生论》(2013年)等,也都是在近年里出现的。海外华文诗歌系列性的评论就更加凤毛麟角了,一般是在文学评论当中挟带评论一下诗歌和诗写者。《何与怀诗评集》无疑是第一本澳大利亚华文现代诗歌评论专著。不夸张地说,我还没有搜寻到其他系列性评论中国国外华人诗写者及其作品的专著。因此,何与怀的这本诗评集不仅见证了华文新诗在涅槃后的重生,也见证了新诗在南太平洋的蓬勃发展。所有这些,无论是在大中华诗歌文学史或是在澳洲的华文文学史上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最后要说的是,《诗评集》既不是诗歌比赛的评委,也不是诗写者文坛排序的佐证。诗歌与作者的价值是在读者的心中,而诗评的价值,就是帮助读者去发掘作品深层的内容和价值并学习和掌握这种发掘的方法。

(原载于《何与怀诗评集》附录,2018年10月2日完稿,2019年2月18日修订。)

参考资料:

[1]行迈,《华语文学的韶光——祝贺何与怀博士主编的“澳华新文苑丛书”新书发布》,新书发布会,2017年8月。

[2]行迈,《我所认识的何与怀》,澳华文化界表彰暨祝寿活动,2017年5月。

[3]百度文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现代新诗的诞生与发展》,2014年10月10日。

[4]百度文库,《中国现代诗歌史》,2018年9月。

[5]百度文库,“中国新诗”关键词查询,2018年9月。

[6]《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1942年。

[7]百度文库,《延安整风历史碎片》,2017年9月。

[8]行迈,《高位塌方》,《澳洲新报.澳华新文苑》,2017年7月。

[9]行迈,《诗歌是抽打时代脉搏的响鞭——也谈百年新诗》,《澳洲新报.澳华新文苑》第852期,2018年7月。

[10]行迈,《诗歌的诱惑与坚守》,《澳洲新报.澳华新文苑》第827期,2018年1月。

[11]何与怀,《不断崛起的新大陆》(澳华文学漫谈),《澳华网》,2018年9月20日。

[12]《当代中国文学优秀批评家”是怎么评出来的?》腾讯文化,2016年12月10日。




评论专区

潘学峰2019-06-11发表
写的透出了学术功底!看来南半球华文的灵魂还是在悉尼。觉得阿德莱德南澳那边也有基础。衷心希望“东学” 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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