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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随笔|大精神与大艺术
作者:吴中杰  发布日期:2023-10-29 12:14:18  浏览次数: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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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家们比较看重美学的理论形态,他们常常把美学史写成美学理论发展史。有人还专门从古籍里寻找“美”这个字眼,把“美”字的相关表述加以编排,借以串起古代美学思想的发展线索。其实,有“美”字出现的地方,未必讲的是美学,而理论形态也只是审美意识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美学思想并不完全表现在美学理论的表述中,美的创造涉及多方面的因素。鲁迅说:“非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即无大艺术的产生。”并慨叹道:“但中国现在的精神又何其萎靡锢蔽呢?”(《苦闷的象征•引言》)他认为这是当时中国没有大艺术的原因。可见时代氛围和作家的精神境界对于艺术创作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中国古代曾经有过思想非常活跃的诸子争鸣时代。据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其中比较可观者,有九家。这“九家之术,蠭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而在这些学派中,关涉文艺较多,或者说,有系统文艺观和美学思想的,则是儒、道两家。后来汉武独尊儒术,儒家经典成为官方哲学,在思想界占据统治地位。但是说来奇怪,在文艺上起大作用的,却是道家思想。徐复观在《中国艺术精神》一书中,就把《庄子》看作是“中国艺术精神主体之呈现”,并说:“在现时看来,老、庄之所谓‘道’,深一层去了解,正适应于近代的所谓艺术精神。”这里说出了历史的真实,虽然他本人是有名的新儒家代表人物。

为什么道家在政治思想上不占统治地位,而在艺术思想上却能起到主体作用呢?我想,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道家的精神宏大,思想开阔,能推动艺术家创造力的发挥。

儒家的哲学偏重于政治伦理,在美学上也追求思想功效,重于实用。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又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这样就将艺术家的想象力束缚在名教和实用精神之中。而道家则海阔天空,自由驰骋,无所拘束。老子讲“无为无不为”,讲“无之以为用”(《老子》),这虽然不是直接谈文艺,但却说出了艺术创作的规律。庄子则说得更形象生动:“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庄子•逍遥游》)气魄之大,想像力之丰富,无与伦比。

儒家原来也并非全无审美情趣,《论语• 先进篇》记孔子与四位学生的对话,孔子叫他们“各言尔志”,别的三位说的都是治国安邦的大志,只有曾点说的是个人的小志趣:“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詠而归。”不料孔子却很赞赏曾点的志趣,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这很有点浪漫情怀,富有审美情调。但可惜这样的记载并不多,孔子给人的印象,总是挺直腰板坐在车子上,一路颠簸,到处谋官求职,想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却又到处碰壁,所以别人说他惶惶然如丧家之狗。到得汉代大儒董仲舒,则更是一心只读圣贤书,三年不窥园,简直是毫无生活情趣,还有什么审美可言?

道家则根本没有把官位看在眼里,而自有生活的理想与情趣。老子西出函谷,就是要避开官场学界之争,自走流沙之路;而庄子则更是卑视官位,追求自由生活。《秋水篇》记庄子有一天在濮水边垂钓,楚王派了两个大夫去请他出来做官,庄子手拿钓竿看都不看他们一眼,说:“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气魄之大,很有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意思。

当然,我并不是要求文人都去归隐。而且,隐士也未必都清高。有些人挂着隐士的招牌,目的是将名气做大,引起朝廷的注意,可以应征出山。这种做法有时比正常的仕途还要快捷,所以称做“终南捷径”——终南山是当时的隐居胜地。于是,孟浩然在王维家中见到皇帝时,才会唱出这样自我表白的诗句:“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疎。”而后来又有讽刺明人陈眉公的诗云:“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衙。”这类人的精神,其实是萎琐的,并不清高。

而庄子所看重的则是艺术家特立独行的性格和自由自在状态。他在《田子方》篇中说,宋元君要人为他作画,招来许多画师。画师们在接受命令之后,都拜揖而立,舐笔和墨,准备作画。这类画家非常之多,屋里挤不下,还有一半等在外面。这时有一个画师很悠闲地走来,拜揖之后,并不站立在那里,马上就回到宿舍去了。宋元君派人去察看,只见他解衣般礴,放开双腿箕坐在那里。君曰:“可矣,是真画者也。”这种特立独行,气态自适的精神,可以看作庄子对于艺术家的品格要求。《庄子》一书对于后世文艺的影响,即与这种精神有关。

但这种精神状态的养成,不但取决于作家个人的思想襟怀,而且与时代氛围有关。为什么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会出现那么多的艺术大师,而中世纪则不能?就因为那时的改革开放思潮,激发了人们的创造性的缘故。恩格斯赞赏道:“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给现代资产阶级统治打下基础的人物,决不受资产阶级的局限。相反地,成为时代特征的冒险精神,或多或少地推动了这些人物。那时,差不多没有一个著名人物不曾作过长途的旅行,不会说四五种语言,不在几个专业上放射出光芒。”(《自然辩证法•导言》)他还举了列奥纳多•达•芬奇、阿尔勃莱希特•丢勒和马基雅弗利、路德等人为例,他们都是在多种领域内取得伟大成就的人物。

对于魏晋六朝的学术文艺,后人颇多非议。唐宋的古文运动,就是针对六朝文而来的,苏轼说:“自东汉以来,道丧文敝,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潮州韩文公庙碑》)这是把魏晋文章都看作“衰文”了,——其实,苏轼本人也不是正统的儒家,他写了许多充满道家气味的诗文,如“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之类。但他毕竟属唐宋八大家之列,与古文运动有涉,所以推崇韩愈是难免的。而此文流传很广,影响了许多人,“道济天下之溺,文起八代之衰”几成为对韩愈发起的古文运动的定评。

但是也有反对的,如章太炎。他特别称颂魏晋哲理,欣赏六朝文章,说:“魏晋之文,大体皆埤于汉,独持论仿佛晚周。气体虽异,要其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可以为百世师矣。”而对韩愈辈,则痛加批评:“夫李翱、韩愈,局促儒者之间,未能自遂。权德舆、吕温及宋司马光辈,略能推论成败而已。欧阳修、曾巩,好为大言,汗漫无以应敌,斯持论最短者也。若乃苏轼父子,则佞人之戋戋者。” (《国故论衡•论式》)鲁迅也是六朝文章的赞赏者。他将那种不拘礼仪、特立独行的作风称为“魏晋风度”,而特别欣赏嵇康的文章,曾参照诸本,反复校勘《嵇康集》,使成善本,并肯定曹丕反对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称那个时代为“文学的自觉时代”。(《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何谓“文学的自觉”?就是审美意识的觉醒。即人们超越实用功利的文学观和艺术观,而从审美的角度来看待文学艺术。人类原始艺术的出现,本来就有从实用到审美的发展过程,而在汉武独尊儒术之后,我国的文学艺术,又覆盖在社会功利之中。到得魏晋时代,儒学衰微,老庄抬头,个性张扬,这才又有了审美意识的觉醒。可见审美意识的觉醒,与个性的张扬有关,而在西学东渐之前的古代,个性张扬又往往与道家思想相联。

魏晋士人崇尚清谈,而清谈的主要内容则是《易》《老》《庄》。《老子》《庄子》是道家的经典,《易经》虽属儒家五经之列,但它其实是一本卜筮之书,讲的是玄理,与一般儒经不同。后来,又有名僧加入清谈,则又增加了佛理。所以,当时的清谈,主要是一种汇集了中外思想的哲理探讨。它打破了儒家的教条,对开阔思路,提高思想境界大有好处。后人常有“清谈误国”的指责,这其实是要把思想回归于儒学教条的说辞;而当日某些执政失政者也有此种反思之语,则是推卸责任的说法。其实,清谈与务实本来并不矛盾,正如理论探讨不会妨碍实际工作,反而能提高工作质量一样。有些人只顾清谈,而不理实务,则是他自己失职,与理论探讨何干?

当时的清谈内容和士人风度,《世说新语》中多有记述。《世说新语》属于何类著作,论者颇有分歧:有说是史籍,有说是小说。说它是史籍的根据,是因《晋书》《南史》等正史都采用了其中的材料。但以史籍视之,该书对人物的记述却并不完整,如写王衍,只记他口不言钱、蔑视俗务的清高一面,而回避其治理无能,失政误国的罪愆一面,颇有误导读者之嫌。但如果将本书作为一部文学作品来看,则其取舍方法也就无可厚非了。因为它本不在完整地记录一段历史事件,或全面评价一个历史人物,而只是为了突出某种精神,渲染某种气氛而已。

《世说新语》要突出什么精神呢?就是清高脱俗,天马行空,我行我素的自由精神。全书正是围绕着这个主旨而取材的。

这样,它就不写司马氏迫害嵇康的政治背景,不写钟会的探子身份,只写嵇康的简傲态度:“钟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识嵇康。钟要于时贤俊之士,俱往寻康。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扬槌不辍,傍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钟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继而再写嵇康视死如归的气慨:“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请学此散,事靳固未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文王寻亦悔焉。”

类似这种大气度的描写,还很多。如写谢安在大风浪中的镇定:“谢太傅盘桓东山,时与孙兴公诸人泛海戏。风起浪涌,孙、王诸人色并遽,便唱使还。太傅神情方王,吟啸不言。舟人以公貌闲意说,犹去不止。既风转急,浪猛,诸人皆喧动不坐。公徐云:‘如此,将无归?’众人即承响而回。于是审其量,足以镇安朝野。”谢安甚至在事关生死存亡的战争中,也十分镇定:“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并不像时下的影星球星,有一点小胜利、小成就,就大呼大叫起来,得意的感觉简直无法表达!

《世说新语》中表现个性自由的地方很多。从刘伶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卿何入我裈中?”到王子猷雪夜乘小船访戴,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答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都充分表现其适性而行,不拘常俗的态度。连豪门择婿,也要找一个不拘谨于俗礼的人,这就是众所周知的郗太傅不要“咸自矜持“的许多王门子弟,而独选中坦腹东床的王逸少(羲之)的故事。而在许多脱俗怪行的背后,所表达的其实是真诚。如说:“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诀,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阮籍对于母亲的死,并不是不悲伤,只是不讲究治丧的礼仪而已。他表现出的是真诚。

还有,对于人体美和自然美的欣赏,也是个性觉醒的一种表现。

古希腊古罗马的绘画雕塑,有许多是表现人体美的,而我们的儒学则重视伦理观念,对人体美往往采取遮蔽态度,连《关睢》这首爱情诗,也一定要说成是“后妃之德”,更不要说是赤裸裸地表现人体美的艺术了。汉代也有人物品鉴,但讲的是贤良方正,是道德规范,到得魏晋时代才有所突破,《世说新语》就有许多谈论人体美的篇幅,还专门列出《容止》一章加以表现。如说:“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萧萧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云:‘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如弧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如若玉山之将崩!’”“时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怀,李安国颓唐如玉山之将崩。”“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谢公云:‘见林公双眼,黯黯明黑。’孙兴公:‘见林公棱露其爽。’”等等。

自然山水,本乃天成,它的存在,先于人类。但要认识它、欣赏它,却要等到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的必要条件,就是人对自我的认识。只有自我认识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欣赏外在世界。这时的山水,才是我的欣赏对象,其实也就是自我感情的外化。《世说》中说:“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宗白华赞曰:”好一个‘秋冬之际尤难为怀!’”(《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好在什么地方呢?这就因为此处将自然景色与人的感情融为一体了。而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更是写得情景交融,通过写景,抒发了个人感情,表达了人生哲理。他写“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目的是写“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詠,亦足以畅叙幽情”;他写“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是为了表达“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接着,就进一步大篇地表达他的人生感悟:“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取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

这个时期,山水诗、风景画的出现,就与这种对自然美的感悟有关。任何山水诗、风景画,都不是对自然景色纯客观的描写,而总是所写者景,所抒者情也。否则,就只剩下了躯壳,而失却了灵魂。

这也就可见,人的自我认识和精神境界,与艺术发展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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