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安义坊》记述了上海弄堂里普通市民在困境中生存的陈年往事，文字浸润着怀旧的气息与日常的温度。

作品特色：

作者文笔真挚，对话写实，力图重现六十年前上海街巷的肌理与烟火气。

故事横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末，在上海城区一条不起眼的三流弄堂里，芸芸众生在此展开各自的人生与命运。作者以近乎血肉般的情感，将那些曾令自己难过、痛恨、无奈的人与事，以虚构的方式重新安放。

文字中既有沉痛的忧伤、无解的愁绪，也有上海弄堂小市民在审时度势中的狡黠与势利，在忠厚善良中的责任与良心；既有怯怯地向时代与权力投去的疑问与谴责，也有对那些在星月黯淡的时空里倒下的乡邻，轻声道一声——“走好”。

第一章

城有深巷，弄有旧人。

我已离去多时，灯火却仍在。

偶然回望，不过拾起几页微黄的旧纸，

方才明白——

所谓乡里，不过是时光的影子。

城市是一册打开的书，

弄堂是其中的章节。

《安义坊》写的，是我曾经居住过的一条真实弄堂，

人物，皆是旧日乡邻的剪影，

一页页，都是血缘与日常的记忆。

三更灯火，五更天——那里是我的童年，

也是我的青春。

生命的根基，是记忆。

我离去已久，它却仍旧停在原地。

今天，先说说多年前的一个傍晚。那天，

我返乡，去探访安义坊。

它在上海，是一条极不起眼的寻常弄堂，

划归卢湾区。更早，则属法租界的地盘。

街巷狭长，曲里拐弯，旧墙生苔，门楣上

的门牌与字迹，早已褪色。

记得那是三月的暮春。

我搭43路，在徐家汇路黄陂路口下车。

黄陂南路从南向北是单行道，我便一路步

行。慢慢悠悠，跨过永年路，再过建国东

路，十来分钟，便到了合肥路口。

其路两侧的梧桐树，是六十年代我读小学

时，园林师傅与老师带着我们亲手种下小

树苗。如今早已枝干纵横，绿影婆娑。我伫立在弄口那棵老梧桐树下，仰头望着枝叶层叠。嫩芽密密匝匝，从浅绿到深绿，一层一层地承接着傍晚的余晖。

近乡情怯，让人心里发虚。

这条熟悉又陌生的弄堂，我已经不知道，还有谁认得我。

  当年一起疯跑的发小，不知是否还有留守的；那些早已飘散的长辈，却在我眼前，一个个清晰得像刚刚走过。

是我长大了么？为什么这些楼房的门、窗、屋顶，都变得这样低矮？

像是时间悄悄把它们按下去了一截。

墙边走道上，晓荔阿爸当年的修车摊已经不见了。

那堵曾贴满大字报、挂着居委会报刊栏的红墙，砖块大约早已风化，如今糊着一层黑灰、一层白灰，上面横横竖竖贴满五颜六色的广告纸。碎纸随风飘动，像一些来不及说完的话。

反倒是临街的门面房，红红火火。

私营小老板的腔势，真有点“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的意思。

原先晓荔家的位置，如今挂着一块“稳得福酒家”的金色招牌，亮得晃眼。我从她家后门侧着身子探头望进去，只见地上鸡鸭血水淌得到处都是，一时间竟不知该先抬哪条腿。

隔壁原来姜家姆妈沿着小菜场的那间门面房，还在，只是改成了鸡鸭血汤、生煎馒头的小店，打的还是当年的老字号。

我慢慢往里走。几乎没有人认识我。有人看着我，眼神里带着一点疑惑。

我几次犹豫，是不是该报出自己的姓与名，

还是报出“我曾住在这里”这件事？可这两种说法，都显得有些多余。

长亭短亭，笛声残。我的旧乡邻，早已与我一样，渐行渐远。

天翻地覆，换了几回人间。

我嘴角僵着一点笑意，既尴尬，又伤感。

原来故乡不仅是一个空间的概念，也是一个时间的概念。我是谁？我今天来做什么？

连自己，都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词语。

饭馆过去，原先的糟坊酱油店早已不在。

如今那间铺子改成了发廊兼足浴，两扇玻璃门晃来晃去。嵌在外墙上的三色斜转灯箱，暗掉了一色，像是少了一点力气。

按摩女站在门外，倚着玻璃门嗑瓜子，神情闲散。

再往前几步，是当年那家两姐妹共嫁一个小老头的地方。

大房孃孃曾经躲在搁楼老虎窗下的小烟纸店，如今却成了一间卡拉OK小舞厅。

“蓬拆拆、蓬拆拆”的声浪，一阵一阵地往外挤，仿佛非要把当年弄堂里阿旭的黑灯舞，彻底挤到无路可走。

脚踏车铺子倒还对口，如今成了二手地瓶车行。

只是车子全摆在外头，占着人行道，行人被挤得侧着身子走，难免招来几道白眼。

弄堂，像城市一样，在扩大。我忽然想起原先那条小弄堂。小时候，我们用洗衣板和砖头搭桌，打乒乓球，抓麻将牌，排长队。

如今在落日余晖仅剩的一丝通道里，我也壮着胆子，缩头缩脑地走了进去。

那些走廊、门扉、炉灶、水槽，还有那些简陋的木椽，横在我眼前，都显得有些塌陷。

和前门那一排亮闪闪的油漆、金光闪闪的牌匾比起来，简直像是两个世界。一位改了乡音的陌生邻居，客气地招呼我。

他一边说话，一边踢开几大包鼓鼓囊囊的彩条塑料袋，又撑开一把帆布沙滩椅，朝我挥了挥手，示意我在天井沿廊歇歇脚。

灰白的墙壁，窗檐的铁栅紧闭着。

潮湿的砖石散发出一股淡淡的霉味。

高高低低的几张桌子上，摆着压缩煤气罐。

如今的人家，早就不用煤球炉了。

可在我的记忆里，灶台旁，总是一堆一堆的煤饼。

而煤饼，其实也已经是一次进步了。

更早些时候，弄堂左边还有一家煤球店，煤球装在一个个大木箱里，我们用篮子去装，也用扫地用的笨箕去买。

那家店也卖引火用的木柴。

木柴太大，我们还得自己劈成小条、小块。

我记得，我家屋顶从没抹过洋灰，只是木结构的梁架。

我妈总说，我们这幢房子是我外公当年看着营造局造的，

扶梯、搁栅、梁柱、门窗，用的都是洋松。

可在我心里，洋松，不就是松木吗？

多半是从印度尼西亚，或马来西亚运来的。

那时交通不发达，父母那一辈口中的“洋货”，

大多指的是南洋、日本漂来的东西。

偶尔见到一罐铁皮咖啡，黑漆漆的，也不知过期多少年了，我爹却会说，这是正宗的美国货。

我说到这里，已经有点跑题了。

我真正想说的，是我家的天花板。

因为没有抹过石灰草筋泥，也没有如今这种塑料扣板，

后来，是我爹在弄口那家煤球店买来木柴条子，人站在桌子上垫着凳子，一根一根钉上去，再请房管所的人替我们刷的灰。

那时的人，总是实诚。

煤球店卖的柴火，本是用来引炉火的，多是碎片。可我爹跟店主说明了用途，那佝偻着身子的小老板，便从一麻袋一麻袋的碎屑里，替我爹挑出了一捆可以钉屋顶的木条。

那几年，正是大讲学雷锋的年代。

我不知道这个整天脏兮兮、缩在黑漆漆小店里的煤球店主，是不是知道外头正锣鼓喧天。

我只记得，在当时的我眼里，他就是雷锋。

时间在记忆里，总是走得很慢，却又不可逆转。

如今的厨房，早已全用上了压缩煤气。

可那窜出来的火焰，依旧像当年煤球炉的火，把两边的墙壁，舔得发黑。转角那处昏暗的楼梯口，

走出一个有点当年“小广东”模样的黄毛后生。二十来岁，穿一身紧身的格子呢西装，

外头罩着一件廉价的羽绒服。

他大大方方递给我一瓶蓝色的炭酸饮料，朝我摆了摆手，转身就忙去了。

我急忙起身，挥手道别，还没来得及说一句谢谢，他的身影已经斜斜地消失在墙角。

后弄原先海明家的方向，忽然飘来一阵钢琴声，好像还夹杂着几下手风琴的音调。我们小时候玩过的笛子、口琴，现在大概已经很少有人吹了。

辞别时，细雨不紧不慢地落下来。偶尔有汽车驶过弄口。

远风近雨，走着走着，夜色渐沉，雨草凄凄，我只穿着单薄的衣裳，渐渐生出一点寒意。

昔日的弄堂，像是稍稍歇了一口气。

喧哗与骚动，也有它自己的时代感。今夜无月，冷光像是埋葬了一些旧魂。

在这片老屋的瓦影之下，有人一辈子没有走远，有人走得极远，却始终在回望。

小广东父子、黎丽丽、宝妹、李伟、琴琴一家七口的合影、米店的朱老板、三号医生、

在电影制片厂上班的那户人家、住在一号里的那对父母，脊背永远挺得笔直的、曾任国民党旧党部秘书的先生、那个在保定军校待过、与日本人刺刀肉搏过的刑连长……。

这些名字，我如今都不用再担心，他们会踏月而来。

一条弄堂，半世人影。曾经的一切，如今像退潮一般，慢慢远去，化作远远的水雾。

留下的，也不过是一滩身后的水迹。几步路外，在雾气的光晕中，街灯发出微弱的亮。

那光，让脚下的路，显得有些孤寂。再远一点，有几扇亮着灯的玻璃窗，窗外摇曳着瘦瘦的树影。那是一家卖茶叶蛋、和串好的鸡汁豆腐干的小店。我搓着手，推门进去。

在塑料凳上坐下。

外头的阴天，外头的冷风，一下子，就被隔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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