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弄堂 · 拟宋词》作者 金帼敏

弄堂老屋，
非景，是人世的器。
收柴米，
也收清晨的脚步。
几处旧影，几度人事，
门楣早换了姓名。
唯屋檐下，
烟火犹温，
认得人声。
不言优雅，却知分寸；
不问归处，自会收留。
风来挡，
雨来避，
一身一世，都在此停。
人世迁流，
一寸寸入砖缝，
低低压在檐影。
人与屋，
早已互作背景——
从此，再难分清。

第二章

上海的石库门弄堂，并非一视同仁。看似一排排相似的门楣，其实暗暗分着高低。进深、天井、朝向、门面气派，早就替住户标注了某种无形的秩序。

安义坊，是我们弄堂的名字。

这三个字乍一听，派头不小：安家乐业、安贫乐道、忠孝仁义、仗义执言——字字都正气凛然，像是写在牌坊上的人生理想。

可惜上海滩用“安义”命名的弄堂实在太多了。安义坊、安义里，满街都是，睁眼便见，和我们那一代人取名“建国”“跃进”“解放”“胜利”一样，响亮，却并不稀罕。

上世纪中末，我一睁眼，便坠入了这条弄堂。

它离江湖不远，离文脉不近，

距黄浦江、南京路、徐家汇、静安寺，皆在三公里的尴尬轴心。

嘈杂，繁乱，是一条不入流的三流弄堂。

我们弄堂的房子鱼龙混杂。

有典型的江南老院子，有一厅两厢、三层高的石库门；

沿街是联排商铺，老虎窗对着马路，迎着火红的朝霞；

也有无天井的法式公寓，阴冷而沉默；

还有更旧的那种石库门——前客堂，后天井，中屋，三层阁楼通着晒台。

往里走到尽头，再拐一个弯，

还有一排土砖瓦楞、栏栅低矮的平房。

木门一扇扇对冲着，像是随时要合拢。

小时候，我总觉得那一排屋子像戏里的牢房。

梆子一响，各饭入号；

铁链哐当，锁轴一抽，喀嚓一声，

仿佛下一秒就会有人被押出来，

“崇公道来提苏三——”

锣鼓一敲，唱腔便在脑子里响起。

可我偏偏爱往那里跑。

因为那里住着我好几个玩伴，

我最要好的同学菊娣，也住在那里。

弄堂里的人都叫那一排屋子“猪棚”。

其实不是。

后来我才知道，那更像是早年的马厩。

南京路跑马场在世纪初就有了，这一排房子，多半是当年为几十幢新石库门住户留下的配套。

只是到了我们这一代，马没了，人住了进去，可再没人记得它原本是干什么的了。

沿黄陂路弄口的正对面，是一段很长的围墙。

围墙头尾各有一家工厂，北面那头是马铁厂，南面这一段，是老字号的天厨味精厂。

白天机器轰鸣，夜里却一片沉默，像两头蹲守的庞然大物，把我们这条弄堂夹在中间。

我们主弄堂的进口处，有一面红墙。

墙的正上方，嵌着一块蓝底匾额，四角用钉子钉得笔直，不斜一分。

上面写着三个字：安义坊。

笔锋淡隐，有点书法的味道，不张扬，却很稳。

我一看到这三个字，就会想起一个人。

七十年代中，我有了第一份工作，在一家区装修公司当漆匠。

三年学徒，拜师学艺。

我师傅的师傅，我的师爷爷，是上海滩小有名气的“写字陈”。

他的名气，来自于他常常非常自豪地告诉我们这帮徒子徒孙：

“整条淮海中路上的商业牌匾，都是我写的！”

这话的稀罕，其实不在于他写了多少块匾。

稀罕在于——，我们只负责给他打底漆、拉格子，他却是站在梯子上，徒手挥毫，一气呵成，而且用的不是毛笔，

是油漆刷。

更让人惊诧的是——，他是文盲。

从小当学徒，没正经读过书。

可他写字的时候，那股子气派，

像是在写圣旨。

每次写完，他从梯子上爬下来，脸上那点藏不住的自豪，

绝对不亚于一个在奥运会上拿了金牌的运动员。

有好几回，在我们收拾工具、准备回去前，

他会偷偷拉住我们，小声问一句：

“刚才……看我写字的人多不多？”

我们当然听的懂其中的奥秘，然后我们

每回都会极其认真、极其夸张地告诉他：“哦，多得你都不相信！

刚才淮海路上26路电车都被围观的人堵住了，

后来连人民广场的交通警都叫来了，

才把人群疏散掉……”

他听完一般便不再响了。会默默地摸出一包二毛八分的飞马牌香烟，除了女的，老少各发一支，

然后挺着胸脯，踌躇满志地回家去。

据说每次这样写完字回家，他老婆就一定会去熟食店切一块猪头肉，汆一盘花生米，再到酱油店拷半斤料酒。

然后他就吃饱喝足，一夜呼噜到天亮。

所以不知是不是错觉，我们弄堂这块挂得有点高的“安义坊”牌匾，字迹确实与我师爷爷的题字很相似。

每扇石库门，都是左右对开的，且一般都不会两扇同时开启。

总是用内插销固定一半，只开一半。

除非有人搬家，或买了大件家具进来，

才会把两扇门一齐推开。

这种院门，不知为何，吱呀声特别大。

每天清晨，天还蒙蒙亮，你就会被那种声音吵醒——像有人在给梦收尾。

随着一些头发蓬松、睡眼惺忪的女人和男人，提着篮子去菜市场的，抱着柴火去点炉子的，弄堂便一点一点的苏醒了。

接着，一辆刷着黑柏油的方形粪车，摇着铃声开了进来。

紧跟着，哗啦哗啦的冲马桶声，和自行车铃声此起彼伏，像是约好了似的。

至此，弄堂一日的帷幕，就这样被彻底拉开了。

我们弄口一向热闹得有点过头。比如东南角有个自行车修理摊，我从记事起，它就在那里。那是我同学晓荔阿爸的摊位。水盆、打气筒、旧橡胶皮，常年霸占着半条人行道。

而且，这里是个谁都爱来“轧闹猛”的地方。理发的，裁剪的，窜街走巷的小贩，挑担磨剪刀的，扛稻柴的，卷着麦芽糖的，摇着爆米花小车的——

他们一到这里，就像被地面粘住了似的。

身子一蹲，缩头抄袖，靠在墙角，咧嘴逗趣，满嘴跑火车。

仿佛不讲上几句闲话，就对不起这块地皮似的。

那时候，上海滩有一档滑稽戏，叫《七十二家房客》。讲的是一幢石库门房子里，住着大饼摊的老山东，汰衣裳的小宁波，摆香烟摊的老杨头，

还有苏州裁缝、舞女、医生、流氓、警察，

丫头阿香，小皮匠……等等。

其中还有一个巡捕房的侦缉人员，名叫三六九，绰号“包打听”。

戏里面所有的角色，都不难在我们弄堂口，找到一名对应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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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堂里，另一个最有人气的地方，当属灶披间水槽旁。

我们前弄堂的每一幢楼，都只有一个做工粗糙的洗涤槽。

宽不过五十公分，有的装在厨房里，有的接在过道口，

却要供三四十口人合用。

每天清晨，一张张眉眼虚肿的脸，

一个个捧着刷牙茶缸、肩上搭着半潮半干毛巾的人，排着队，来这里接水、盥洗。

石库门的格局，是分层分区的。

底层是灶披间和客堂间，二楼是亭子间，三楼也是亭子间。客堂上面，是前楼厢房；厢房上层，是一半斜顶的三层搁楼。有些楼栋的三楼干脆做成晒台，

寸土寸金的地方，还要再搭出一间晒台披屋。

整幢楼看上去，就像一个塞满抽屉的大柜子。大的空间有一二十平方米，

小的，只有七八平方米。

上海滩的老式石库门亭子间，在文字里常常被写得很美。它们和鲁迅、和左翼文人，和萧红、胡风、茅盾、丁玲，

一起被捆绑进文学史。

让人误以为——亭子间是一种灵气充盈的书房，是感性与性感的发源地，是鸳鸯蝴蝶，是言情武侠，是才子佳人的温床。

可我见过的亭子间，只有一种：

螺蛳壳里做道场的无奈。

比如，和我同幢的龙龙姆妈家，八平方米的豆腐方块，要住五口人。

隔壁宝妹一家，她、她姆妈、阿爸、兄长，也挤在八平方米里。再往里，弄底德伟家，姐弟加父母，同样也八平米。

亭子间通常长宽不足三米。开门就是床。所以床单一定要铺得煞煞平，沿着床口再垫一条窄窄的裙边，怕来人把床单蹭脏。

被子要叠得有棱有角，像是要证明一种自持的体面。

房门上总挂着一块花布，挡视线。

那块布若没钩起一角，即使门没关严实，你走到门口，也要笃笃敲两下。

要是毛毛躁躁探头进去，碰上人家父母还躺在床上，双方都难免窘迫。

小时候，很多人家饭桌底下，还会养几只下蛋的母鸡。这个传统存在得并不久。好像在文革前，就被居委会一手提刀，一手举着小彩旗，

高喊着——“响应国家号召，城市不准养鸡养鸭！”

咚咚锵，咚咚锵。于是小鸡小鸭，

一夜之间，斩尽杀绝，禽踪灭迹。

每天夜深人静歇下来时，整幢楼就像一只闭上眼睛的兽。每一扇房门底下，

都会漏出一条细细的灯光，又像一根根金色的绳带，把各家各户拴在夜里。

把人的气息，堵在楼层的各个转角。

夏日的黄昏，几乎每间屋子里都会点上一盘蚊香。

蚊香上印着“茉莉花味”，写着：“芳芬扑鼻满枝芽，又香又甜人人夸。”

浓郁的蚊烟香，可以防蚊，也能遮味。

后来听说，一盘蚊香，等于抽进肺里五十根香烟。

我是在蚊烟里薰大的，听到这话，难免有些紧张。

前面说过弄底的马厩平房，那里住着我同学菊娣一家。

那一排房子，不但简陋，在室外的露天场地上，只接了一个水龙头，既无槽，也无棚，供多户人家使用。我经常会看见一排人蹲在地上，搓衣，洗菜，淘米，刷锅的场景。

旁边还有一幢老屋，独门舍院，青瓦粉墙，挤在这一片低矮平房里，显得有些突兀。

老屋的墙身有裂了好几道口子，篱笆也缺了几处，在那屋子角落的暗处，经常还会传来细细的啼声，像丝帛被慢慢撕开。

有人说是野猫在生崽。可我小时候，

老听《聊斋》里的鬼故事，

一听到猫叫，就会怀疑是狐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