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華留學生小説的一個回顧（四）
張奧列寫新移民的選擇與追求
微風(張威)博士在一九九七年編輯了一本書名爲《澳洲情人》的小說集。（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8年）他發現集中除一兩篇閃現出亮色之外，哀愁，悲傷，残酷，無望，絕望，瘋狂，荒謬，幾乎融滙到所有的作品之中。也許這是某種從一九八九年到一九九六年之間留澳中國大陸學生心靈歷程的“真實記錄”，但到底“這是一個问题”(微風，〈欲愛凝眸：悉尼留學生小說之樹上的幾片愛情綠葉〉，《東華時報》1997年11月7日；〈序〉，《澳洲情人》)。
如何看待當時澳華文學中鋪天蓋地的悲劇描寫？例如張奧列，他明確聲明他對此不以爲然。他說：“寫打工的痛苦、價值的失落，曾經是澳洲‘大陸新移民文學’的單一主題。悲劇盡管能賺取讀者的憐憫，但那畢竟只是生活的一個側面。作爲一個文學整體，應該是全天候的，既有電閃雷鳴的雨天，也有陽光明媚的晴天，而陰陽互轉交織更是常事。因此我不想一味去吐苦水，而是去咀嚼現實，寫東西文化的碰撞與理解，寫新移民的選擇與追求。”(張奧列，〈《澳洲風流》後記〉，《澳洲風流》，香港開益出版社，1996年12月，頁203)
張奧列身體力行。他的著筆點，是從澳洲華人的獨特視角去透視澳洲這個不爲中國人所熟悉的西方社會。《澳洲風流》中的幾篇短篇小說，如〈未成年少女〉、〈不羈的愛麗絲〉、〈瀟灑一回〉，不僅有生活原型，更有作者自己的感觸，浸透著作者的血肉與靈魂。
〈未成年少女〉(悉尼《自立快報》“大地”副刊，1996年3月10日、11日，收進《澳洲風流》，頁13-21；《澳洲華文文學叢書.小說卷》，頁50-57)對發生在兩代人之間的中西文化衝突作了生動的描寫。“未成年少女”名叫露絲，是“我”的房東(一對中國留學生夫婦)的女兒。“露絲那豪爽那隨意，很有點鬼妹氣質。她時常穿著褲衩，在家裡樓上樓下廳裡房裡走來走去，那件衫長得遮蓋著屁股，像沒穿褲子似的。她雖未成年，但像所有澳洲學生妹一樣，早已發育得完完全全了，那繃得緊緊、富於彈性的肌膚，迸發著青春的氣息。”(頁14)她媽說她是“黃皮白心的香蕉人，連祖宗都不認了”。故事便是以母女衝突展開，發展到女兒被母親打後叫來警察教訓母親、甚至離家出走。後來露絲在高考中進入全省一千五百名，上了報紙的龍虎榜。母親多天以來烏雲密佈的臉，才終於陰轉晴。
兩天後，露絲回家。母女倆不冷不熱，好像一切都沒有發生過似的。露絲整天和同學用英文‘煲電話粥’，而她媽，卻暗暗觀察著女兒的身子，看看有沒有起變化。(頁21)
這個結尾雖然暗示兩代人之間的中西文化衝突並沒有解決；這種文化衝突事實上並不能在短時間內得到解決。但可貴的是，作者的態度是正面的、理解性的；他顯然站在開放自我、更新自我的一邊。
閃現亮色：畢熙燕、蕭蔚、聞濤、沈志敏的作品
如果張奧列的短篇是一些生動的快照，畢熙燕(北京人，北京師範大學文學碩士，現為博士生並兼職於悉尼大學中文系)長篇小說《綠卡夢》(華夏出版社，1996年)則被認爲是一幅“全景式精細長卷”。它跨越八十年代“語言學校”時期到九十年代中國留學生爭取居留運動時期，廣泛而又生動地展示華人和洋人眾多階層的生活以及各色各樣人物的命運。與其它題材相似的作品不同的是，《綠卡夢》的女主人公周易令人羨慕地成就她的跨種族性愛婚戀，既得到真正的愛情，又獲得在澳洲的居留。它透露的這個信息無疑是重要的：愛情和居留可以兼顧，可以在不失人格自尊的前提下獲取。
聞濤(陸文濤，來自上海，現爲澳洲文化經濟促進會秘書長)看來熱中於歌頌跨種族的情愛。他的一篇曾獲澳洲中文創作文學獎的中篇小說〈奇緣〉(《自立快報》，“大地”副刊，1995年6月1-12日連載)是真正的奇緣：一位西人美女和一位中國男子熱烈相戀，而這位西人美女竟是死後靈魂出竅幻化而成的。作者綺麗的、朦朧如幻的敘述風格使讀者深深地爲這個“風流”故事所打動。幾年之後，聞濤在一篇題目爲〈紫蜻蜓〉(《東華時報》1999年7月15日)的短篇小說裡，繼續他的美好的歌頌。這是一個華人女性“我”和一個西人女性“卡羅”的同性戀故事。雖然最後因一方意外去世而變成悲劇，但故事散發著互相理解的人性美。作爲一個男性作家，聞濤也很表現出對女性(而且是同性戀的女性)的理解。請看這小段描寫：
半夜時分下起了大雨。
我被雨聲驚醒了，看到全裸著的卡羅靜靜地睡在我的身旁。微弱的路燈光透過窗帘的縫隙照進了睡房。
我輕輕地摟抱著睡熟的卡羅，側耳傾聽著涮涮的雨聲。一陣陣雨水的清香飄進了窗口。
突然一道閃電，接著就是轟轟的雷聲。卡羅被雷聲驚醒了。她發現我已經醒了，就轉過身來，開始親吻我……
蕭蔚(來自北京，北京第二醫學院口腔系畢業，現在悉尼醫療單位工作)稱心如意地描寫華人在澳大利亞稱心如意的生活。在短篇小說〈奶奶在這疙瘩扎下去啦〉(《東華時報》1999年11月11日)裡，她以令人開心的幽默，活靈活現地塑造了一位胸懷寬廣、意志高尚、扎根澳洲的老奶奶。這位老人使多少身強力壯的年輕人也自愧不如。用她的話說，她能把充當國際保姆的苦，處理成多元文化的樂，那才叫真本事呢。蕭蔚也有她的真本事。她在中國學牙醫，到澳洲要另謀生路；養家糊口之餘，還能積極進行文學創作。評論家劉楓曉說，蕭蔚的人品、才華、勤奮，和她對社會讀者的高度責任感，以及美好的家庭，都是她文學事業能夠成功的保證，此話完全不假(劉楓曉，〈令人開心的幽默——讀蕭蔚《奶奶在這疙瘩扎下去啦》〉，《東華時報》2000年2月3日)。
沈志敏的短篇小說〈與袋鼠搏擊〉（《澳洲華文文學叢書.小說卷》，頁1-9）極富想像力，構思本身就很奇特，它描寫一個失去工作的中國留學生遇上袋鼠的襲擊，把澳洲特有的、但也不多見的景象寫活了。張奧列編輯澳洲華文文學叢書小說卷時把這篇小說的題目作爲整部書的書名是有道理的。正如他說，小說中顯示動物的靈性與人的精神對應，這是絕妙的描寫；袋鼠借力跳躍及與人握手言和的細節，更是神來之筆。故事很實在，筆墨卻很空靈，展現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動物，人與自然的關係。他認爲，〈與袋鼠搏擊〉是近年澳華文壇難得的短篇佳作，既很澳洲化，又具現實性，寄寓著人生拼搏的勇氣及堅韌精神，可謂“澳味華風”——把澳洲風情與華人生態揉合一起。(張奧列，〈不事張揚的沈志敏〉，《澳華文人百態》，台北世界華文作家出版社，1999年10月，頁60-61；〈澳味華風小說情〉，同書，頁160-161)
神奇的“東方上帝的聲音”
沈志敏一部中篇小說〈變色湖〉(《原鄉》1996年第2期，頁23-51)榮獲二零零零年盤房杯世界華文小說優秀獎。這部作品最可貴之處是超越了“居留”的主題。沈志敏另一篇小說〈槍聲，響起在移民局門口〉也有對移民問題的深層思索，作品真實地反映出中國大陸留學生進退兩難的生存困境以及由此引起的生活煩惱和無奈嘆息，筆調沉鬱並略帶幾分悲戚。但〈變色湖〉有所不同。故事主人公江華帶著一把二胡來到澳洲闖蕩，雖然直到最後“居留”問題並未解決，但他顯然已經以他的二胡——“東方上帝的聲音”——贏得了澳洲人，特別是澳洲土著的心。讀者發現這是一篇東西文化交融的頌歌，一篇人性勝利的頌歌。
江華自己雖然命運未卜，但他並不怨天尤人，他甚至非常熱愛澳洲這塊神奇的土地。“澳大利亞天廣地寬，是上帝心情坦然的時候創造出來的。”顯然這也是作者的態度。請看下面的描寫——一個還是“異鄉人”對這塊土地的感覺：
每天傍晚，完成葡萄藤下緊張萬分的收割，我都要攀登到這一道小山崗上，喘一口氣，看著天那邊，燦爛多姿如火如茶的晚霞，漸漸地泯滅在波瀾壯闊的雲端之中，景色的含義顯得如此單純，又如此深奧，也許遠遠超出了人們的想象，山川湖泊和河流，千萬年來座落和流淌在這片土地的周圍，它們肯定比我更加理解消失中的晚霞。
我還發現，當晚霞消失不久，大地被暗沈沈的夜色完全淹沒的時候，很遠的地方會亮起一團火。那大地上的火，時亮時暗，但並不蔓延開來，隱隱約約，那邊似乎還傳來了人嘶馬叫和鼓聲，“那不會是鐵馬金戈的古戰場吧？”起初，我以爲是自己的錯覺，但是好幾個夜晚，我都看到了那一點火。(頁25)
作者描寫江華在一座古老的鄉村小教堂裡給人們演奏：
陽光從彩色的花玻璃透射進來，和二胡聲，和那一排排長椅上坐著的人們，共同營造起一種和諧氛圍。這座教堂並不華麗，內部也沒有高大寬敞的空間，和那些神聖的大教堂相比，似乎低矮了一些。然而，教堂內並不缺少上帝給予的情調。我想，平時間，牧師莊嚴的佈道聲傳入了每一個人的心裡，優美的風琴聲漫在每一塊磚縫間。今天，讓一曲二胡聲象泉水般地流入，讓人們增添另一番情趣，也許，這是上帝的一種新觀念吧。(頁36)
故事的結尾令人深省(頁51)：
真的改變了顏色，水變成了一片美麗的淺紅色，天上的朝霞灑落在湖中也難以分辨。山頭上的那排瀑布不見了，變成了涓涓細流，細流漫無聲息地在卵石縫間流過。
我佇立在紅色的湖邊思索著，一夜之間，水爲什麽由乳白色變成淺紅色，我無法猜出其中的原因。但是人呢？一夜之間，我變得心胸坦然了，無畏無懼，準備踏入牢籠，而那兩位移民局官員也改變了主意。是什麼讓這一切都改變了，是天地間的氣候和溫度，是山川水流中的礦物質元素，是人體之內的心理機制，是腦袋裡的腦組織結構？我知道自己不是一位萬能博士，無法回答。
水還是水，但是改變了顏色；人還是人，但是改變了一些見解。在水底的深處，在人類的心靈深處，卻有許多東西是難以改變的。大自然深處有著精靈，人的心底下面有著靈魂。
避免“錯誤的認同”：發掘人性
是否過於樂觀了？即使上帝已有一種“新觀念”，並非全部澳洲人都已一致認同，亦非每一個華裔新移民都有幸得以親身體會。問題的關鍵，可能還是前文談到的所謂“西方主義”、“東方主義”之類的問題。悉尼新南威爾斯大學鍾勇博士曾評論張奧列的美好的“風流”故事爲“烏托邦得令人難以想像”(鍾勇，〈筆下逸韻只得風流——評張奧列的新作《澳洲風流》〉，《原鄉》第3期，1997年12月，頁128)。評論有點尖刻，但我們可以這樣理解：澳華作家要在各個方面注意避免西方主義，避免所謂的“錯誤的認同”，在人性——不管華人或西人——的發掘上更下功夫。
新移民的選擇與追求的道路畢竟是不平坦的，其中有社會和人性的複雜的因素。早期一部表現所謂“人的本性的暴露”的作品是李瑋(來自北京，原爲新聞記者)的《遺失的人性》(北京出版社，1994年)。悉尼一家叫做“牛津俱樂部”的賭場是這部大約十五萬字的長篇小說的故事背景，所描寫的十幾個人物幾乎都是來自中國大陸的留學生，男男女女都不幸染上賭癮，雖然原因各自不同。
不少作品對中國人的“劣根性”給以無情的鞭撻。如在〈天堂鳥〉這篇小說中，金杏（湖南湘潭大學中文系畢業，先後在澳獲得教育學和文學碩士學位，曾在悉尼中文報紙任記者，現爲澳洲民族文化傳播公司創作人）描寫一個來自江西的女留學生如何騙取一個澳洲老頭的愛情。她達到去美國讀博士的目的後，便冷酷地立刻隻身赴美，把老頭拋在身後於不顧。相反，這個澳洲老頭倒是有情有義，矢志不渝。故事讀來令人心酸感慨。
大陸(陸氧，悉尼作家兼企業家，曾在廣州做編輯工作)的中篇小說〈賺點錢是不容易的〉(悉尼《華聯時報》1996年連載；《廣州文藝》1997至98年連載)寫了一些中國大陸留澳的新移民怎樣以“原始積累”的手段(泯滅良心、沒有道德的經濟奮鬥)向中產階級邁進的過程。這篇文字工力較深、很有黑色幽默的作品揭示了人性黑暗的一面。
李明晏(原黑龍江大學俄語副教授、翻譯家，現爲新州華文作協會長、自由撰稿人)被認爲具有“凝重而沉鬱”的風格，他對人性有多重探索。他的中篇小說〈愛恨恩怨在澳洲〉(《自立快報》，1995年3月11日至4月30日)寫了中國大陸新移民在澳洲的生存狀況以及掙扎、奮鬥的心路歷程，通過大偉、芳芳和梅梅這幾個主角的無休無止的紛爭及兩代人的愛恨恩怨，展示了人性惡，並表達了對健全人性的渴望。
還有命運。命運的夢魘看來要長久地壓在這些中國大陸新移民的心上。林達的短篇〈最後一局〉(《收穫》1998年第5期；《澳洲華文文學叢書.小說卷》，頁212-220)以下棋鋪陳，敘述“我”和一個叫“陳四”的人承包悉尼南部一個生蠔養殖場並最終失敗的故事。陳四從來沒有達到目的，和我從來沒有目的的效果一樣。“陳四說世界上只有兩種事是一本萬利的，一個是賭，一個是養蠔。後來的事實證明，陳四一件也沒說中。但我知道，這不是陳四的錯。”那麼，只能怪罪於命運了。命運捉弄人。命運不可捉摸。“我們跑到地球的另一個角落養殖海鮮，想想看，這件事本身就十分不可思議，還有整天價日在這個地方下中國象棋也不合時宜。”
二零零一年八月七日初稿於悉尼，為拙文〈精神難民的掙扎與進取——試談澳華小說的認同關切〉的一個章節。原文曾收進筆者文藝評論、隨筆選集《精神難民的掙扎與進取》一書中，並有一前言：“一般認爲，澳華文壇真正成型到現在不過十年時間。在這期間，澳華文學以一九八九年‘六四’前後赴澳的中國大陸留學生(包括出國訪問學者和以出國留學之名在外打工者)所創作的所謂‘留學生文學’(或稱‘大陸新移民文學’或‘新華人文學’)爲主體。本文試圖討論這期間澳華留學生文學中的小說創作以及有關評論。由於只是以有限的問題探討展開，不能一一兼顧，肯定會掛一漏萬，立論也會偏差，萬望讀者方家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