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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文评论

闲说都市繁华
作者:刘放  发布日期:2011-02-20 02:00:00  浏览次数:2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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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回国,都感受到人山人海的热闹。
    在上海、广州,无论是地铁、巴士,还是街道和商店,到处人头涌涌,都是人的洪流。又因为,在上海是“世博”会,在广州是亚运会,人聚集得更多,人潮就更为汹涌。广州亚运会开幕时,曾经宣布全市免费乘坐公交车,结果出现前所未有的拥挤,公交运输几至瘫痪。当局只好紧急刹车,恢复凭票乘车,这才又恢复了秩序。
    在上海、广州,最大的感受是已经没有了语言的障碍。在地铁、巴士,在商店,到处听到的都是普通话。尽管也是南腔北调,带着浓重的土音,但毕竟是普通话,听起来容易多了。这是因为外来人口、流动人口太多了。如广州,原有人口约四百多万,现在已接近两千万,都是外来人。
    我们知道,以往上海人、广州人都是很排外的。上海人将所有外来人都视为乡下人,动不动就骂人“侬江北人!”谁都知道,所谓的“江北人”与上海人也就一江之隔,历史上,他们从事一些较为粗陋的工作,如剃头匠、洗脚、磨刀匠等。乡下人穷,没有办法,只能做那些上海本地人不屑去做的行当。上海人这种歧视是很露骨的,也是公然的。那些来上海工作的外地人都会尽可能地学识上海话,以便成为“上海人”。不会上海话,上海人的圈子你就别想打进去。就连余秋雨那样人,在上海混了几十年,他自己都感到还不是地道的上海人。有些人在上海工作,找了上海老婆,成为上海女婿,一辈子仍被女家人看作是“那个乡下人”。这种歧视是入心入骨的。
    当然,令上海“阿拉”很无奈的是,掌握他们命运的不少领导人如陈云、江泽民、胡锦涛等都是江北人。其实说穿了,真正的上海人又有多少人?1949年时上海人口约三百多万,后来的许多人都是外来人。他们(及后代)学识了上海话,又继续歧视外来人。
    广州人就更离谱了。他们除了歧视乡下人,还将广东以北的所有人都视为“北方人”,俗称“北佬”。他们还有一种俚语叫北方人为“捞松”,其真正涵义我也不清楚。总之,他们骨子里总觉得北方人都比较野蛮,不那么开化,有点“非我族类”。是有那么点夜郎自大吧。当然广州人的优越感也是事出有因。广州靠近大海,是最早开放的门户,向来得改革风气之先。辛亥革命前后的风云人物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廖仲凯都是广东人。这一次的改革开放也是广东先行一步。开放初期,北方人来到广州确有乡下人进城的感觉。辛亥革命成功后,广东话差点成为中国国语,据说在国会仅以一票之差未获通过。
    在这一次的经济大潮中,四面八方的人都往沿海城市涌,珠三角、长三角,上海、广州更是首当其冲。这些外来人像洪水那样将城市淹没了。待上海人、广州人回过神来,这才发现到处都是外乡人!保姆是外乡人,小姐是外乡人,清洁工是外乡人,水电工是外乡人,商店售货员是外乡人,出租车更是外乡人垄断了。上海人、广州人想摆摆谱,说说吴侬语粤语也不行了,不讲普通话人家连理都不理你。  这就是“数量的优势”。历史上每一次的异类同化,几乎都以这样的方式进行――比如蒙人满人的汉化。然而,认为上海话、广州话将很快消亡,尚为时过早。在上海石库门里,在广州的街头巷角,方言仍占绝对优势。但这些语言曾经不可一世的地位,已大为动摇。普通话逐渐取代地方方言的趋势似已不可阻挡了。
     当然,海派文化、粤港文化对外地人的影响和冲击,也是强烈的,难于估量的。只要进了上海,进了广州,外地人都情不自禁地模仿城里人的生活方式,吃城里人喜欢的食物,穿城里人流行的衣服。港式“饮茶”几乎已遍及全国。那些讲普通话的艺人们说话都嗲嗲的,像扭了舌头。
    这种文化影响是交叉的,互相渗透的。这就产生、造就了大量的新城市人,他们也许没有城市户口,得不到公平待遇,但在数量上他们已成为都市里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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