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听到有些人批评中国人的民族素质、文明素质、精神素质低劣，更甚者则质疑中国人的民族性。经典的鲁迅对中国民族劣根性的挞伐和柏杨说的“丑陋的中国人”常得以引用来批评、嘲笑、甚至蔑视中国人。
最近，这种批评的主要依据是对比中国和日本两个民族在应付大灾难时所表现的态度，认为在大事件面前更能看出一个民族的真实形象，特别是日本在3。11大地震、海啸和紧随而来的核泄露危机中，日本民众坚强、镇定而守法的应对大灾难的态度，令人对日本人，大和民族在大灾大难的打击下整个社会的运作仍保持稳定有序印象深刻，也对在可能的核辐射阴影下的一些中国人一窝蜂抢盐防核的愚昧摇头，觉得这个民族愚蠢可叹、可笑、可悲。
笔者能感受到鲁迅先生和柏杨先生对中国人的批评是爱之深责之切的，也认为，对大家司空见惯的，一些令人诟病的中国人或海外华人的文明和精神素质都应该毫不留情地鞭挞批判，像鲁迅鞭挞阿Q，柏杨针砭“丑陋的中国人”那样一针见血，但，不能苟同一些人把负面的不文明的行为和精神素质说成是中国人或华人的民族性，造成一种概念的误导，把负面的一些个人或群体的行为标签为“中国人的民族性”，可笑一些中国人或华人竟因此而感觉自卑难为情起来。
文明素质、精神素质是通过一个人的谈吐、待人接物、道德行为、外表形象等表现出来的，这和一个民族的民族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个人良好的教育和修养加上社会的良好风气都能提高一个人的文明素质、精神素质，这当然跟整个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发展及有关氛围有极密切的关系，经济改善了，社会包括法制、教育和环境也会跟上去，与文明和精神有关的社会各种运作，包括人的行为也会跟上去。中国人有所谓“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说法，就是这个意思，但，这是人的“知荣辱”的行为和品德修养，不是一个民族的民族性。
民族性可以说是一个民族通过长年岁月的积累，生活的经验和教训培养提炼出来的遗传性格，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并在生活中自然地表现出来，也得到其他民族的认可，比如说，上下五千年之后，中国人勤劳安分，刻苦能忍，随遇而安，诚信重义，尊师重道，和平孝顺等都根深蒂固地烙印在大多数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的脑海和日常生活中，已经成为一个主流民族的标签，一种民族性：中华民族的美德。这些中国人华人在自己本国或者在天涯海角都不会是“丑陋的中国人”。话说回头，中国人华人当中当然也不乏懒惰虫、不孝、不忠、不义、贪婪等各种败类。
再说一些最司空见惯的不少的中国人华人令人诟病的不文明行为：随地吐痰、大声喧哗、目中无人、影响旁人、争先恐后、不按序排队、固执愚昧、崇洋媚外、爱窝里斗或者像鲁迅笔下的阿Q精神等，难道说，这些不文明的行为都是中国人华人专有的特性？事实上，这些“丑陋”都是个人的行为，是这个民族百多年来受压迫，经历的经济、政治、教育等各方面的低谷和落后的结果，相信新中国特别是它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发愤图强，假以时日，将逐步改善推动整个国家的经济建设，民众也将在国家进步的过程中抛弃上述的那些不文明的行为。
记得有一次，在阿德莱德的一个教师的论坛中，与会者更多的是洋人，一个来自中国的华人教师在她的谈话中表示她对中国人的厌恶不屑，笔者多么希望她是一时疏忽搞错概念，她借用了柏杨的名言“丑陋的中国人”，笔者震惊之余，反应是立即举手发言：“请别忘了那是愚昧的个人的丑陋行为，我们的周围不是有很多友善而可爱的中国人吗！”。
有一点笔者要强调的是，民族性也不是永远一成不变的。在历史的长河中，特定的历史阶段中的经济政治或地理因素会塑造一个民族特殊的民族性，比如：汉唐盛世中国人的崇尚礼仪；近代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的同仇敌忾，团结救亡抵御外侵；国家一穷二烂时期许多中国人的崇洋媚外，不守法规等，以至当代西方国家包括日本和新加坡的国民，那种强国富国的国民姿态，不亢不卑，自爱守法，因为他们的国家都跻身于发达先进强国之林，这足以说明当一个国家走上了繁荣富强的轨道，这需要一个过程，它的人民的民族性迟早也自然会在高素质的轨道上向前迈进！
2011年4月写于澳洲阿德莱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