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纪实文学 真理之川从它的错误之沟渠中流过
——泰戈尔
艾路明，武汉大学序哲学系78级学生。进入大学不久。他开始酝酿一项直游长江的计划。
1981年暑假，他用塑料袋装上仁丹、阿斯匹林、云南白药、蛇药以及人民币和全国粮票，在武汉郊区的长江边，活动了一下四肢，对着送行的同学们挥了挥手，然后投入长江向崇明岛，击水而去。
——亚屏、绍培、《向大海》
《青年论坛》1985年第2期
拿破仑对欧罗巴说过，你们不要去掠扰中国那头巨狮，他一旦醒来，会震撼整个世界。
公元一九四九年一个晴朗的日子，毛泽东站在紫禁城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真的站起来了吗？是的，中国人民在旧世界的剥削者、压迫者、侵略者面前站起来了，却在“大救星”毛泽东的面前跪了下去。
中国这头巨狮醒来了吗？是的，它在漫长的沉睡之后，苏醒过来，挪动身躯往前走了几步，可她太疲惫、庞大的骨架支撑的是瘦羸的肌体，常在苏醒一阵后又睡睡回笼觉，在迷离的梦中一边与往昔的梦魇叙旧，一边编织未来的神话。
当我们的祖先把狮子的形象从海外引进之后，他就失去了跳跃的身姿，被抽去了生命的活力。走遍中国广袤的大地，所能看到的石狮子几乎都是嘴牙裂嘴威严地蹲坐着，凝固成永恒的静穆。也许，这就是东方人的实用主义吧，取其凶猛相为我司阍镇邪，至于那跳跃动的生命力，见鬼去吧。在中国，龙才是真正的主宰，生命力是龙的专利品，这只要看看北京故宫里的雕龙、画龙有多少种姿态，就一目了然。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不也有些象狮子么？更其可悲的是，象征皇权的龙在形式上被打倒后，却躲进了狮的皮囊里。
如果说中国曾经以翻天覆地的政治革命震撼过世界，那么现在却是世界以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震撼着中国。打开封闭多年的铁窗。我们看到的是人家骑着火箭远远跑在我们的前面，把我们甩在牛车吱嘎的超英赶美的童话中，我们象后羿， 曩者射日之功可夸，如今天却找不到追赶嫦娥的升天仙药。
但我们还是想当神行太保。国内衰败使得改革成为任何人，包括专制主义信奉者都无力拒绝的历史必然要求，然而在改革势力中，共同点仅在于力图国家富强，其中有一部分人并没有抱着民主的理想。有人醒了，有人还想睡着，或者还想让老百姓昏睡。中国巨狮似醒非醒。
当我们回首浩茫的历史，可以看到每个民族的觉醒和崛起都离不开思想启蒙，总是思想的启明星点燃了新世纪的朝霞。佛罗仑萨燃起的人文主义火炬，驱散了整个欧洲的中世纪黑暗，迎来了近代工业文明；法国的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等一代哲人的思想启蒙浮汁，哺育了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产儿；没有十九世纪俄国民粹派所作的大量理论宣传和马克思主义在俄国播下的火药，就不可能有推翻沙皇的二月革命和无产阶级十月革命的炮响；中国新民主主义运动的序幕是由一代知识青年高举“科学、民主”大旗，广泛宣传马列主义而拉开的。
同样，关于真理标准的理论讨论引导当代中国走出了现代迷信的幽谷，进入了迎接新时期太阳的无垠港湾，但是其些实用主义者只是把思想解放运动作为清除障碍的权宜之计，当他们拄着权杖顺利地走在平坦的道路上时，对进一步的思想解放就抱着矛盾态度，即希望它推动经济体制改革，使国家富强，又害怕它唤醒的民主要求危及国家的安定和他们的政治地位，于是就有了思想理论界的风风雨雨、翻来覆去。老一辈学者们大多心有余悸，于是思想解放的历史重担不得不主要由青年一代挑上肩头，顶风冒雨。
于是就有了全国第一家青年理论刊物《青年论坛》，它由湖北省社会科学院主办，创刊于1984年，很快便以其理论联系现实的学术品格、勇闯理论禁区的探索精神、敏锐泼辣的战斗风貌，清新活泼的爽利文风在理论界独竖一帜，风靡全国，发行量达到四万份，被读者誉为“当代青年的思想库”、“新时代《新青年》”。正当它轰轰烈烈如朝日喷薄时，却于1987年初被迫夭折了，寿命仅仅两年多。它的兴衰成败是整个中国思想理论界的缩影，也是当今整个中国政治态势的缩影。
历史给《青年论坛》年供了什么？《青年论坛》给历史留下了什么？
第一章 无可奈何花落去 似曾相识燕归来
他在电服单上写下两个字：九江。
“什么意思”
“我每到一处，都给学生会发报。他们懂。”
“不行”。
“为什么”？
“为什么？谁知道你这是什么接头暗号？谁知道你是不是在打九江大桥的注意”。
哭笑不得，极度的疲惫不容他再申辩，他只好在“九江”之前加个“到”字。于是乎，九江长江大桥安然无恙了。
——亚屏、绍培《向大海》
前一个时期，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而我们有些同志又表现出不应有的软弱，甚至对于搞自由化采取了放任的态度。结果，好人得不到支持，坏人猖狂得很。极少数人错误的甚至反动的言论，对一些学生闹事起了煸动、怂恿的恶劣作用。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反对这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一是要靠共产党员的思想的坚定性和党的纪律的严肃性。…………二是要运用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有力武器，打击极少数的触犯刑律的人。
——《红旗》杂志评论员《坚持人民民主与政》
《红旗》杂志1987年第2期
1、《青年论坛》已遭查禁，本 摊尚有少车存贷，欲购从速！
大学生们抢购一空
大自然与人或者说人与大自然总是好象有某种神秘的默契。
进入深冬时节，山青水秀的武汉大学校园就变得很是萧索。珞珈山上曾经是翠涛泻玉的法国梧桐支楞着树枝在冷风中鸣咽抖下最后几片黄叶，交叉路口的花坛一片凋零。北京大学有一个“金三角”，武汉大学有一个“金三岔”，朝北的岔路通向校行政大楼，朝西南的岔路边有一排展览学生作品的玻璃橱窗，朝东南的岔路两边分布着邮局、阅报栏、书店、菜场和个体书摊。金三岔是多种大道消息和小道消息的集散地。不入前，这里聚集的灼热而膨胀的政治空气，把武大的学生队伍推向省委，他们在省委礼堂高喊了一阵“要民主，要自由”的口号后，被省委领导疏导回来了。此刻的金三岔似乎很平静。严寒中，在此走动的不少学生们裹上棉大衣，戴上棉帽或围巾，捂着口罩，只露出一双双眼睛，扫向阅报栏和书摊。
两个干部模样的人，走到书摊前，目光迅扫描，掠过花花绿绿的各种封面，最后停留在一本三十二开、色彩朴素、并不怎么起眼的杂志上，刊名是《青年论坛》。他们的脸色骤然阴沉、伫立了片刻，买了两本《青年论坛》，跨上自行车，匆匆向省委方向骑去。
几个小时之后，一辆小轿车飞驶而来，从车走下两个三十多岁戴眼镜的知识份子模样的男人，上前与摊主交涉事情。
“我们是省社会科学院的”，那位稍胖些的眼镜说，“这位是张思平副院长，我是《青年论坛》主编李明华。”
“哦，你就是李明华！”摊主好奇地打量着这位被大学生们钦佩的主编。《青年论坛》是他摊上唯一可见的理论刊物，倒不是因为他对理论有什么兴趣，只是因为这刊物卖得动，大学生常来问新的一期《青年论坛》到了没有。也是从大学生们口中，他熟悉了“李明华”这名字。
李明华中等个，穿乳白色羽绒衣，皮肤白皙，团团脸，睛镜片后的双眼透着和善的目光，唇上胡茬青青，头发很随便地抹向左边，整个给人随和温厚的印象。
他身旁的张思平清瘦，嘴唇微微有点儿翘，上身习惯性地略略前倾，脸上浮着友好的笑意，开口却说的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省委宣传部已经下令停止发行《青年论坛》87年第1期，有人向省委报告你的摊上还在卖，省委领导指示不能再卖了”。
“为什么？”
张思平指着摊子上的一张当日报纸说：“你天天卖报，难道还不明白吗？”那张报纸上赫然印着的黑体大标题是：进行一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
“好吧好吧，不卖了。”摊主机灵地搪塞着，把《青年论坛》收了起来。
看着两个不速之客乘车离去了，摊主立即写了一纸广告贴在墙上：“《青年论坛》已遭查禁，本摊尚有少量存货，欲购从速。”
象一阵卷来一条龙，大学生们在书摊前排起了长队，一边互相询问着关于停刊的消息。牢骚声、叹息声响成一片。《青年论坛》是他们格外钟爱的刊物，那里边有时代的兴奋点，有启迪他们心智的思想火花。现在它却停刊了，怎不令他们惋惜。
《青年论坛》被抢购一空-----奇妙的逆反心理！
这一幕发生在1987年2月9日。
让我们把时钏倒拨到二十五天前——
早晨，阳光明媚，一辆满载刚印好的《青年论坛》1987年第1期的卡车驶入座落在武昌东湖风景区的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在一排简陋的临时办公平房前停下。
青年论坛杂志社（以下简称青年论坛）的发行部就在这平房里占着一间十五平方米的房间。
青年论坛的工作人员们（以下简称论坛人）全体出动卸车，一眼看去，十来个青年男妇女没有一个算得上体格健壮的，大多都有文弱书生的味儿，却都争抢着多杠几捆杂志。今年杂志的订户数比去年几乎翻了几番，活儿是比过去更重了。心里却甜滋滋的。然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风声已经一日紧似一日，他们尽管自信与各地学潮无任何组织上的联系。《青年论坛》也没有发表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言论。但是覆巢之下无完卵，他们提心吊胆地等着可能到来的巢覆，但是在巢覆之前，他们还是照常工作着。
恰好社科院院长兼院党组书记夏振坤打这儿经过，见着这帮朝气蓬勃的小青年，他清癯的面颊立即浮现出笑意。
美术编辑邵学海递给他两本刊物：“夏院长，先睹为快！”按照惯例，刊物发稿前都要经主管院长过目把关（起先由夏振坤主管，后来由张思平主管）,印出后都要送他一两本。夏振坤一般很少提否定性意见。
“哪里哪里，我学习一下，”夏振坤爽朗地笑着说。
回到办公室，他戴上老花眼镜，翻开《青年论坛》浏览，眉头渐渐锁紧。他们发现登载的“跨世纪的中国”学术讨论会发言摘要中有很多偏于肯定西方文化的言论，最突出的是这样一段话：“在并没有谁明确提出过’全盘西化’甚至’西化’的今天，居然有的人忧心忡忡地要警惕全盘西化，而一些学者也附和论道’现代化不等于西化’。这种对’西化’的恐惧心理实质上是对’开放’政策怀疑和抗拒的心理，实质上是对’开放’政策的怀疑和抗拒的心理；”夏振坤的心头一阵紧张：中央现在正批判全盘西化论，《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已经把这个问题上升到“全盘西化”就是全盘否定社会主义的高度。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因为宣扬了一些“反动观点”被开除了党籍，《青年论坛》的这些文字要是扩散开来，省委和中央追究下来，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他是四十年代加入中共的老地下党员、武汉进步学生运动的组织领导者之一，当年和国民党作斗争是很有一股锐气的，将油印传单、小报秘密地散发到大学生中，越是引起敌人的恐惧，他就越是高兴，哪怕冒着杀头的危险。1957年，这个左派却忽地成了右派，被贬到一个农场里干了二十几年，复出后调入省社会科学院当副院长，后升为院长。历史老人好象一位喜欢花样翻新的导演。每每指派人变换扮演截然对立的角色。他昨天让你演斯巴达克斯，今天让你演凯撒。你纯真时，他让你当本色演员，你成熟了，他让你当性格演员，你获得成熟，同时就失却了纯真。“今天隐机者，非昔之隐机者也。”现在的夏振坤面对青年人办的刊物居然也恐惧起来，赶紧打了一个电话给主管青年论坛工作的副院长张思平，要他尽快向省委宣传部汇报《青年论坛》的问题，请示处理办法。
张思平接完电话，立即心急火燎赶到李明华家中，问李明华怎么办。杂志社社长兼副主编王一鸣，其时已下派到某县挂职锻炼，他是在院里指定《青年论坛》两位负责干部人必须下派一人的情况下，发完1986年7月号稿后，去赴所定两年之任的。李明华只好独自拿主意，他先是惊了一下，继而坦然地说：“问题不大，那根本算不上什么“自由化”言论。”
张思平立刻打电话向宣传部作了汇报，宣传部要他带上刊物去一趟。张思平约李明华一道去。李明华觉得当面向宣传部领导作些解释也好，便答应了。后来因张思平临时有事走不开，李明华只好独自前往。
穿过有吵兵把守的省委大院大门，往前走数百米，就到了宣传部那幢样式呆板的灰色大楼。在李明华的感觉中，宣传部就象是一家货色齐全的调味品商店，酸甜苦辣视市场行情的涨落而抛出。他有时在这里受到灼热的赞许，有时又被叫来受一通警告和训诫，这全决定于中央和省委对《青年论坛》采取何种态度。
理论处的处长和一位副处长板着严肃的面孔接待了李明华，问：“刊物什么地方有问题？”
李明华翻开带去的杂志，说：“夏院长认为这些地方有问题”。
处长们把有关段落读了读。
李明华解释道：“其实这算不上什么问题，并没有说全盘西化好，只是说现在并没有谁提出全盘西化，因此犯不着神经过敏，对影击拳，去批判全盘西化”。
处长要李明华等一下，他去向宣传部长王重农汇报，少倾返回说道：“王部长不在，这个问题很严重，你们先把这期刊物的发行停下来再说”。
“那怎么行！刊物根本没有什么大不得了的问题，而且，停发要损失几万块钱。”李明华急了。
“现在还能考虑经济损失吗？主要是政治损失问题。”副处长说。
李明华问：“那么经济损失谁来负担呢？”
没有人理睬他。
宣传部历来是只考虑“政治损失”的，从中宣传部到地方宣传部概莫能外，因为上级考察他们的工作仅仅是以“政治效益”、“政治损失”来评判的。至于“政治损失”怎样估量，某种被上级认定的“错误观点”或“反动观点”散布后，到底有多少群众受到其影响，是否会造成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人民对党的离心离德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怀疑，宣传部官员们是无法说清楚的，因为宣传部没有民意测验机构。他们的工作只遵循一个简单的原则：“服从上级，凡是与党中央不一致的言论就是错误的乃至于反动的，凡是散布这类言论就会造成政治损失。照此推论，党中央的话便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党中央已经掌握了全部真理。那么，还要理论工作者干什么呢？
另有一种“政治损失”对宣传部官员们来说却是不言而喻的：不坚决执行上级指示，等着受处分、丢乌纱帽儿吧。前车之鉴还少吗？最近的一例便是中宣部长朱厚泽的下台。其实还不止于丢乌纱帽。宣传部系统有它的一套行为规范，就象足球规则，即使一个排球运动员进入足球场，他也得按照足球规则踢球，否则不仅会被罚下场，还会被认为是笨伯。不想遭人耻笑，他就得按足球规则踢，久而久之，便由被动地服从规则到自觉地运用规则。查禁《青年论坛》的责任并不仅仅在于某些部门和某些个人，而是我国整体意识形态管理体制的问题。
但这时候没有道理可说。泰山压顶，停也得停，不停也得停。理论处诸领导责令李明华立即回院向院领导汇报，并马上停发杂志不得迟延。
李明华忙得好久没有上街了，他顺带到省委旁边的书店里转了一圈才回到院里。政治责任感很强理论处长已经先于他赶到社科院，敦促赶快查封刊物，在场的青年论坛副社长周晓佑重申了经济损失问题。夏院长说：“经济损失你们先不要考虑。首先是政治损失问题。”院党组立即作出决定：请市邮局给已经发往刊物的各地邮局拍电报，通知停发刊物，就地销毁；尚在本市邮局未发走的刊物全部运回来。
过了两天后又决定派人赶赴北京，把运到北京的刊物就地销毁。一家由省出版局、工商局批准创办，应受到法律保护的公开刊物，不经过出版局、工商局和法院的许可。仅由党的宣传部的一位处长下达口头指令，就这样被查禁了。
2、今天，思想之火仍然只能盗运
市邮局门口看守自行车的老头注意那个女人好一阵子了。她在邮局门口的台阶上徘徊足有半个小时，即不进去，又不离去，又不象是在等人，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单薄瘦小的身子独立寒风，仿佛全然不觉隆冬的酷寒。
她就是周晓佐，青年论坛副社长，受命通知邮局停发他们的刊物。
这份杂志是她和杂志社伙伴们以及作者们用心血和汗水浇灌的奇芭，是他们用一缕缕情丝编织的五彩梦，是他们用金色的年华冶炼的金子，是载着他们的理想飞翔的青鸟。她忘不了，去年9月为了扩大1987年的杂志发行量，他们兵分五路奔走祖国四面八方去播种希望，大家都是白天踩着太阳的火轮四处宣传，晚上把火车当旅店，枕着车轮的隆隆声把好梦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
她和杂志社的一位工作人员孙之芯去的是东北，一下火车就冻得“筛糠”——衣服带少了，想买衣服没有钱，索性在大街上跑步热身驱赶严寒，把一张张征订启事贴在大街两旁。她忘不了在辽宁大学召开座淡会，一亮出《青年论坛》的牌子。到会的人数便大大超过原定人数。小会议室容不下，临时改到大会议室，仍然围了个水泄不通，好些人只得站在两旁过道上，那闪闪一片的年轻热情的黑莹莹的目光象是一块亮晶晶的煤炭，呼唤着“给我以火！给我似火！”火，啊！她介绍《青年论坛》情况的发言真象火，燃烧得满堂的干柴噼噼啪啪响——啊，那是掌声？还是青年们热血沸腾的呼声？大学生们向她们投来的话语都是滚烫的：“我愿意按期订阅《青年论坛》”“我愿意义务为你们推销刊物。”“我一定把自己最得意的搞子投给你们。”…………
会后，其它一些学校闻风而来。请她俩去点“火”。《青年论坛》之火烧红了白山黑水，也烧红了她们眼里的血丝…………。
东北一役，大获全胜，全东北的订数由1986年的三百份猛增到了三千，奔赴华东，西北、西南和湖北省的四路人马也纷纷凯旋，凡是播种了希望的地方，都收获了丰盛的果实。到1986年底。总订数已达三万八千。征订尚未截止，订数还在源源不断增加，再加上零售数，可以达到四万份。工作量是增大了很多，但心里却美滋滋的：《青年论坛》是全国唯一的自负盈亏的理论刊物，四万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亏损局面的扭转，意味着杂志终于能够生存下去，意味着员工们有病可以不必因为担心负担不起医疗费而不敢就诊…………，全国绝大多数理论刊物发行量一般只有几千份，需要国家予以大量财政补贴（这也是必要的）。甚至连许多文艺刊物都亏损严重。理论刊物要想自负盈亏简直难于上青天，论坛人硬是敢于冒险提出自负盈亏，硬是上了这个青天。凭的是什么？凭的针砭时弊倡导改革的号召力，凭的是真理的巨大吸引力。
为了庆祝打了发行翻身仗，杂志社的全体同志兴高采烈地聚集到周晓佑家，包了十斤饺子。文学编辑陈刚指着饺子说：“这些饺子屁股真大。”平时不爱开玩笑的李明华说：“这样说太不文雅，应该叫大臀饺”他煞有介事的命名惹得大伙儿哄堂大笑了。胜利之时，李明华和周晓佑没有忘了给在乡下的挂职锻炼的王一鸣寄去报告喜讯的“家书”。
订数的猛增也给工作带来了新的困难。纸张不够，又搞不到平价计划纸，就连高价纸也得人托人开后门批条子，不得不靠通过不正之风搞来纸张印成刊物，再去宣传反对不正之风。这就是当今中国滑稽的现实。批条到手，还得赶到造纸厂，等着现场生产出纸张马上运走，否则就抢不到手。原定的印刷厂家因厂小印不出这么多杂志,不得不转厂。纸张和排好的铅版要用汽车从武昌运到汉口，汽车一路颠覆，铅版里的铅字直往外跳。为防止铅版错动贻误工期，周蓝佑不得不将她柔弱的身躯趴在铅版上压住，如同黄继光堵枪眼，趴了几十里地……。
这辛辛苦苦编印出来的刊物，现在却要停止发行，就象西绪福斯把石头推到坡顶，重滚到坡底一样。院里可以向省里交待了，可论坛怎么对得起那些心忧天下，日夜撰文的作者！怎么向满怀期待的数以万计的读者交待，几万份刊物算是白印了，那日夜兼程的外出宣传，那一丝不苟的看稿改稿，那跑纸张印刷的忙碌都将付诸东流。更要命的是要造成三万多元的经济损失，财力脆弱的杂志社哪里背得起，将大伤元气。她不是杀死亲子的美狄亚、武则天，下不了这个手，可她是共产党员，回去怎么向院党组交待？
她看了看表，已经十一点多钟，时间不允许她再犹豫，她没有走向邮局业务室，而是来到发货仓库，决定摸摸发货情况再说。
仓库里邮件堆积如山，几位邮局职工正忙忙碌碌地装邮包，装的正是《青年论坛》。周晓佑与他们已经不是一面之交了。
“请问《青年论坛》已经运走了一些没有？”
“走了一些，还有一些马上发走”。
“北京的和本省的发走没有？”
“北京的走了，本市的也走了，本省的还没有，东北和上海的也没有走，但已经装邮包了。”
周晓佑知道向这些普通工作人员透露点实情关系不大，便约略淡了一点。
一位年轻的工作人员说：“《青年论坛》办得不错嘛，我就蛮喜欢看。什么自由化？中国的事情搞不清白。你们管它呢，赶快发出去，生米煮成熟饭，谁又能怎么样？不过，你莫让我们的头头知道”。
周晓佑感激地道了声谢。就象安泰从大地汲取了力量，犹豫彷徨一扫而尽，她毅然离开邮局，决计回去从事一场复杂的战斗。
乘上过江渡轮，依着船舷，极目远眺，心绪顿如壮阔的长江一般开阔而悠远。浩浩荡荡的长江从天际奔来，冲开龟山与蛇山形成的天然关隘，一泻千里地向东流去。龟山脚下有一片石矶，传说大禹治水时曾停立石矶上视察过水情，故名禹功矶，大禹吸取了他父亲堵水失败的教训，采取疏导方法冶水成功。他父亲鲧盗了天帝的息壤堵堙洪水，而洪水是堵不住院部的，他彻底失败了，被天帝下令杀死在羽郊。这古老的神话蕴含着多么深沉的启示啊！
江西上风很大，浪也就很大，几点雪白的江鸥浮在水面上随波逐流，显得那么柔顺那么娇小而不起眼，忽而拍打翅膀升腾而起，迎着风从浪尖掠过，转瞬直冲云霄，显得那么勇武、潇洒，同一只江鸥，陷身于浪和超越于浪，竟有如此不同的形象。
啊！浪，你的一生仿佛与浪有着不解之缘。小时候，你在长江里游泳，就幻想着驾一艘船象辛伯达那样迎着风浪去周游世界。到了“跟随毛主席在大风大浪里前进“的年月，你却没有了跟随的资格，在小学，中学一直担任学生干部的好学生，一下子成了“狗崽子”。“大风大浪”倒是把你的家庭冲得稀巴烂。再后来，上山下乡的浪头把你抛到长江边上的湖北监利县。你与当地农民一样风里来雨里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啊，不，息不了，伴一盏昏黄的油灯，在知情同伴们的如浪鼾声中，让思想在书页的白浪中翱翔，从白居易的《新乐府》联想到今日农民的贫困，从《第三帝国的兴亡》联想到文化大革命的疯狂，从李林甫、秦桧联想到当朝权贵，从布鲁诺联想到许多可尊敬的人的灭亡…………后来，卷来了招工回城的浪潮，没有把你卷回去，却从城里卷来了你家庭的黑材料。招工浪潮一浪又一浪把你那个知青组的九人卷走了八个，独独把你推得越来越远，象是搁浅在沙滩上的一条小鱼，一条安徒生童话《海的女儿》中的美人鱼，只能对着大海默默的流泪，发出永恒的叹息。乡下一呆就是五年，岁月的波浪印在你二十三岁的额头上，乡下媒婆便浪潮一般地朝你卷来。啊，为什么想赶的浪潮赶不上，不想赶的浪潮偏偏来呢？你不甘心认命，使出浑身解数办病转回了城，“知识青年”成了“待业青年”，一年又一年，眼看着青年下去就将不再是青年，有的人能够选择命运，有的人只能被命运选择。当一个并不符合你的理想的招工机会出现在她面前时，你别无选择心一横，进了一家生产圆珠笔的集体所有制小厂，厂在汉口，家住武昌，从此每天乘过江渡轮渡乘风破浪。你能写会画，能歌善舞，于是在厂里也是乘风破浪，由工人而以工代干而正式干部而厂办主位，遇到的浪头也越是大，全厂的生产、销售、政工样样都管，你对我国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中的一些弊端的感受也越来越深。正在这时，迎面扑来了改革的浪潮。
抑或是幸运，抑或是不幸？1985年下半年的一天，一位朋友愿意介绍你调到青年论坛去。你说，把《青年论坛》拿来看看再说。他拿来了。吃罢晚饭，你靠在沙发上拿起刊物，装祯实在不咋样，可打开封面读下去，便立刻有一股强大的磁力吸引了你，再也放不开手。那一篇篇拽着火、闪着光的文章道出了你想说而不敢说或者说不清的心里话。你越读越激动，就象在茫茫黑夜中发现了一盏明灯。一口气把几本杂志全读完，猛吸几口属于新的一天的略带潮湿的空气，周身血液沸腾。“喔，喔，喔”响起了雄鸡的第一声啼叫。丈夫惊醒了，揉着惺忪的睡眼问：“你还没睡？”你兴奋地奔到床边俯身说道：“我去”。
你调入去年论坛当了一名普普通通的发行员，发征订单、包书、搬书跑邮局，什么杂事都干，你很快便看出发行量不大，而印刷数过多，浪费了资金，占住了库房。你提出了一整套合理化建议，设法拓宽了发行渠道，使发行量猛增。李明华称赞你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有里程碑的意义，你以精明能干，吃苦耐劳赢得了大家的信任。社长王一鸣下派后大家一致选举你当了副社长。
渡轮鸣了几声汽笛，停靠在武昌中华路码头，周晓佑上岸换乘14路公共汽车赶回社科院。
社科院虽然座落在风光秀丽的东湖之滨，但本身却因基建尚未完工，显得十分寒碜：一道粗陋的红砖围墙框着几排简易平房，布局乱糟糟，这是办公区，院机关和部分研究所在这里办公。如果不是门口挂着那块堂而皇之的招牌，你准会以为它是一个街办小厂。生活区与办公区一路之隔，有几幢宿舍楼。由于办公用房不够，部分研究所暂在一些宿舍套间里办公。紧挨生活区的东边，是将来的办公区。一幢十一层高的办公科研大楼正在施工中。
青年论坛编辑部在一套三室一厅的宿舍套间里，不过，三室中的两室内归另一单位使用，只有一间十二平方米的小房和一个狭窄的厨房属于青年论坛，都被办公桌椅、书架、文件柜挤得满满登登，七、八个工作人员侧身其间。常常是一人走路，得几个人起身让道，碰鼻子碰脸也怪亲热。来了客人，编辑得让座，自己就只能站着。“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苏格垃底建造屋舍，有人说太小，他回答：“只要能容纳真正的朋友就行了”。
周晓佑回到编辑部时，主编李明华正在焦急地等着她。尽管他明知她此行的任务是通知停发刊物，却又朦胧地希望这不要成为现实。
“我没有通知邮局。”周晓佑劈头便说，接着汇报了在邮局仓库所了解到的情况。
李明华先是心头一阵轻松，继而沉吟片刻道：“那还得找个由头向院里交待。”
周晓佑说：“我想，就说没有找到邮局办事的人。咱们拖一天是一天，争取多发走一些刊物到读者手上”。
“好吧！你就这样去跟夏院长说”。
夏振坤听了他的汇报后也无可奈何，只嘱咐再抓紧到邮局跑一趟。
李明华和周晓佑商量了一下对策，决定尽量拖延，不去通知停发刊物，同时将读者直接汇款到杂志社订购的三千多份刊物悄悄寄出。
这是一个胆大包天的决定，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他们这样做简直是在拿自己的党籍冒险，但是为了刊物，为了读者，为了自己的信念，他们也顾不得这许多了。
周晓佑很快安排了卡车，停在离社科院几百米外的公路上，以免本院的人看见，她带着两名临时工将脚踏三轮车停在发行部门口装杂志，用纸盖好，然后象当小偷似的东张西望，蹑手蹑脚往院外转运。
刚刚行到院门口，迎面正好走来院机关一位主任，“鬼子来了”！不知怎的，周晓佑的脑子里突然冒出了一句电影里的台词，手直发抖，周晓佑的额上沁出了汗珠。
“你们在运什么？”主任很严肃地问。“杂志查封了，不能再往外运了啊！”
“不是运的《青年论坛》，运的别的书。”周晓佑撒了个谎。我这是怎么了？一天之内就撒了两次谎，我可一向是个诚实的人啊。
幸好！主任象电影里好糊弄的鬼子一样没有检查。“嗯”了一声，走开了。他们赶快逃离，急急如漏网之鱼，一口气，将三轮车推到卡车旁，然后是第二趟、第三趟。他们选择了检查较松，发运速度较快的汉阳火车站邮局，又和那里的工人们一块加盖了邮戳，直到杂志装进了邮袋，他们才稍稍松了口气。
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盗了火种给人间，遭到宙斯的惩罚，被缚在高加索山，任山鹰啄食五脏，鲁迅当年曾称自己是从西方盗思想之火给中国人的盗火者。在八十年代的今天，思想之火仍然只能盗运，这到底是盗火者的悲哀，还是禁火者的强大呢？他们如同“普罗米修斯”，身已被缚，还要盗火，他们无畏地敞开了胸膛啊…………。
3、今晚，有重要新闻；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
1987年1月16日，夜。武昌水果湖。
邓剑秋副院长生病在家休息，社科院党组会议移到他家召开，头面人物基本上都聚集到这陈设很一般的客厅里了。
这位头发花白、面容清瘦、风度翩翩的年长者便是院长兼党组书记夏振坤了，他斜靠在沙发上，面含微笑啜饮着绿茶。这位社科院有名的“菩萨心肠”总是一副温文而雅的样子。
坐在他右边的是副院长兼党组副书记邓剑秋，其身材瘦而长，大有“刺破青天锷未残”之势，长脖上喉节高隆，一说话就上下抽动，发出浓重的湖南口音。他是文革前毕业的研究生，现任二把手，主管人事、政工方面的工作。
位居第三的副院长冼守章很谦和地坐在比较靠边的一把木靠椅上，胖胖的脸上浮着弥勒佛般的笑容，下巴上那颗毛泽东式的大痣显示着他的与众不同，胖胖的手指捏着纸烟意味深长的吸着，喷出的青烟顺着他梳理得一丝不苟的三七开分头缓缓升腾弥散。他是前两届院领导班子的第二把手，有强烈的权力欲，早就 觊觎着第一把手的宝痤。为了当上省人大代表，他曾授意院政治处副主任提他的名，不经群众投票选举，就报到了省人大。为了把他的亲信、情报资料室一位相貌、作派都很象江青的女编辑蒋某某拉入党内，培植自己的帮派势力，他不惜拆散情报资料室，把反对蒋入党的几位党员统统赶到图书馆，还美其名曰机构改革， 几天之内便突击发展蒋入了党，并封她以情报所所长官衔。由于他在群众中不得人心，省委也有所闻，在组建新的一届院领导班子时，他由原来的第二把手降为第三把手。以前排名在他后边的夏振坤因深得人心，学术造诣深，跃居第一把手，占了他觊觎已久的位置，后起之秀张思平又以咄咄逼人之势冒了出来，大有把他继续往后挤的趋势，这怎不令他咬牙切齿。他是南下干部，解放后以小学文化程度被保送进大学研究生班提高。前两届院领导班子成员多是文化程度不高的老干部，开会时他便常夹着本外文书抓空隙翻翻，本届领导班子成员都是高文化结构的，他开会读外语的节目也就悄悄取消了。他的年龄很难说准，以前说是比夏振坤大一岁，后来他弄了张证明来，又变得比夏振坤小了一岁，他分管情报研究所和外事方面的工作。
坐在另一把木椅上的是最年轻的副院长张思平，他才三十五岁，八十年代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的是经济学专业，分到省社科院后，一头扎进长江的经济开发研究中，写出了大量理论联系实际的论文和调研报告，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重视，被评为国家级的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并且被提拔到院级领导岗位。他分管长江经济研究所和后勤方面的工作。
挨着张思平坐的这位方脸膛，戴眼镜，皮肤微黑身板厚实的中年男子，是院秘书长李文澜，八十年代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的硕士，他曾经是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把该所治理得井井有条，后被提拔到现在的岗位上。此刻，他手拿着笔记本准备做会议记录。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关于《青年论坛》的问题，所以李明华也被叫来列席会议。
张思平看了看手表，说：“我建议在开会之前先收看一下电视新闻联播，省里通知今天晚有重要新闻。”
邓剑秋打开大彩电，正好在播国歌，接着便是新闻联播，播音员用极其庄重来的声音播道：“中共中央政治局一九八七年一月十六日举行扩大会，胡耀帮同志在会议上检讨了他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期间违反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在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上的失误，并请求中央批准他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会议对胡耀邦同志进行了严肃的开导式的批评，同时也如实地肯定了他工作中的成绩。扩大会议作出如下决定：一、一致同意接受胡耀邦同志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的请求；二、一致推选赵紫阳同志代理党中央总书记；三、以上两项决定，将提请党的下一次中央全会追认；四、继续保留胡耀邦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职务…………”
听完这段新闻，大家感到形势发展到了异常严峻的地步，连总书记都下台了，看来中央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决心非常坚定，任何人都挡不住。
在这样一种凝重的气氛中，党组会议开始了。
首先由李明华介绍青年论坛近来的情况：“遵照省委宣传部和院里的指示，我们已经采取了措施，派专人赶到北京邮局，拦住了发到的所有刊物；另外，通知了武汉市邮局，向全国各地邮局发出了几千封电报，通知停发刊物，在邮局剩下没发走的刊物全部拖了回来，经过结算。杂志社城付给邮局电报费、手续费、损失赔偿费共计三万多元，我们付出了一万四，余下一万六无力支付，因为账上经费所剩无几了。”事实上，由于青年论坛同志们的有意拖延和院党组的睁只眼闭只眼的放松敦促，尽管停发刊物的指示最终不得不执行，但已有相当一部分刊物到了读者手中，这一点，李明华当然不会说。
冼守章冷冷地盯着李明华的眼睛问，“你们《青年论坛》在北京发行多少？安徽发行多少？上海发行多少？哪个地区发行量最大。”
他所点的这三处地点都发生过大规模学潮，李明华一听，就明白了他的用心所在，便答道：“发行量最大的是四川，东北、江苏。”
冼守章又问：“你们刊物的读者多半是些什么人？
这又是一个用心良苦的问题，李明华说：“读者很广，比如党校的教师和学生，干部、工人，普通高校的教师，当然还有一些大学生。他特意把党校列到前头，把大学生列到最后。
冼守章见问不出他所期望的结果来，只好作罢。
其他同志又善意地问了一些情况，李明华一一作答。然后，夏振坤要司机开车送李明华回去。党组别的成员继续留下来讨论应对办法。
当着省社科院党组成员们紧张地讨论着怎样跟上政治形势的时候，省文联党组书记，著名画家周韶华却离开文联，离开家，躲进省政府第二招待所的一套客房里，百事不管，闭门作画。
宣纸摊在桌上，他提笔饱蘸墨彩，仰头闭目，精骛八极，心驰万里，构思着作品，而此时的他本身就好象凝固成了一尊雕塑作品：北方大汉的魁伟身躯，微褐的面庞上，一张有棱有角的嘴绷得紧紧的，眼镜片折射着灯光闪闪发亮，花白的头发象波浪起伏在他坚挺的头颅上，左手把腰，右手平举着一支大毛笔，他的艺术造诣名闻天下，工国画，揉和西洋画法，创造了自己的独特风格，擅长大写意，笔力雄健，寥寥几笔，就能勾勒出气势极其宏大的画卷。他年近花甲时，还曾不辞辛劳，沿着黄河千里跋涉，创作了规模宏伟气吞山河的组画《大河寻源》，轰动了中国画坛，国外还给他出了作品专集。他不仅艺品高，人品也高，他的嫉恶如仇，刚正不阿是有口皆碑的。
蓦地，他睁开眼俯身挥毫“唰唰唰”几下，纸上便出现了一片涛涛翻卷的大海，接着换了大笔，又是“唰唰唰”几下，海上出现了一片阴云密布的天空。
有人敲门。
周韶华没有挪身，只说道“请进”。
进来的是青年论坛的美术编辑邵学海，他与周老是忘年之交。
“对不起，周老，我打搅您了。”小邵说。
“不碍事。”周韶华答道。
小邵走近，只见周老在乌云下、浪尖上勾勒出三只白色的海鸥，在风浪中展翅搏搏击。
小邵不由得击节叫好。
周韶华眯缝着眼对着画端详了一阵，才舒了口气，放下笔。
“您躲到这儿，真是让我好找啊。”
“算你有本事，找到了。”
“您想在这儿避风？”
“我病了。”周韶华笑了笑，“我们文联有人主张把我们办的《美术思潮》杂志的主编打成自由化，我都顶了。省委宣传部打电话要我们对《美术思潮》进行整顿，我说要整你们来整，我不当打手，然后我就“病”了。
邵学海也不由得笑了，但这笑不免有些苦涩。
“听说《青年论坛》已经遭查封了？”
“是的。我来就是要告诉您这事。”
周韶华沉吟了片刻，缓缓道：“这一点也不奇怪。你们不要惊慌失措，只要相信真理在自己一边，就要敢于坚持，现在毕竟不是’文革’那时候了，搞运动缺乏群众基础了，搞不下去的。”
邵学海点点头。
“李明华最近怎么样了”
“日子不太好过，但精神还顽强”。
“那就好！你叫他有空到我这边来聊聊。”
“周老找我有什么事？”当第二天邵学海转告口信时，李明华这样问道。
“不清楚，大概就是谈谈心吧。”
杂志社停止了正常运转，正好闲着，李明华索性登上自行车去见周韶华。
周韶华是《青年论坛》的坚定支持者，曾经欣然应约为《青年论坛》的“前辈寄语”栏目写过稿，当省委要求每个厅局级干部推荐两名年轻干部作为第三 梯队时，他全然不顾领导层对《青年论坛》的批评和《青年论坛》潜在的政治风险，曾大力推荐李明华，并且认真负责地调查过李明华的生活经历和德才情况。
自行车沿着大道不快不慢地行驶着，路旁一株株落尽了叶的梧桐迎面而来，又隐到身后。逝去的往事也朝他迢递互进，纷至沓来…………
命运之神对李明华即不厚也不薄，1949年他出生在一个极其普通的工人家庭里，没有值得炫耀的父母、门第，但有值得自豪的红色出身。红色出身不能当饭吃，家庭生活是困窘的，生活从小就教会了他俭朴和勤劳，加之聪敏好学，自从进小学后，他就一直担任学生干部，这个红旗下长大的孩子小学三年级就开始迷上了红色大部头。什么《烈火金刚》啦，《青春之歌》啦，《创业史》啦，《敌后武工队》啦，《野火春风斗古城》啦，《林海雪原》啦，《红岩》啦…………能找到的都找来啃，那些铁血丹心、铮铮失骨的英雄人物成了他心目中的偶象，他常幻想着有朝一日自己也创功立业成为英雄。读书虽未破万卷，却已经下笔如有神了，他的每篇作文都被老师拿到班上宣读、评析、传阅。后来嘛，光自己写觉得还不过瘾，读初二时，在老师支持下办了一个全校性的文学墙报，刊名叫《晨钟》，他当主编，这专刊把全校都震了，连老师都成了热心读者。文天祥诗云“辛苦遭逢起一经”，李明华则可以说是“辛苦遭起一刊”，早就与办刊结了缘。“晨钟”没敲多久就哑了。因为“文革”的炮声盖过了“钟声”，“干戈寥落四周星”，我们的主编之星也就陨落，后来，他就只有随着知青大军到乡下去听上工的晨钟了。襄阳那地方好苦，尽管晨钟、晚钟都十分嘹亮，一天2分值却只有三、四角钱，红薯当饭，大米当肉，真正的肉当然是比米饭更难吃到的。这里的蚊子倒是比人幸运。可以肆无忌惮地叮人肉，而且货源充足。全大队几百户人象除了大队长家和大队会计家外，没有一户买得起蚊帐，打摆子疾病简直成了此地风俗，而饥饿、病羸的农民却要承担那样繁重辛苦的田间劳作。李明华过去根本想象不到中国还有这么穷的地方，新社会的农民居然还这么苦。尽管苦，农民们却是那样的善良，如同绵羊般温顺，勒紧裤带，也要如数上交公粮、牲猪。逢年过节弄点“好吃的”，也要把知青们请去作客。中国的农民多么可敬可爱，又多么可怜可悲啊。李明华感到中国过样下去不行，要改变现实，就要寻找社会的更深刻的东西，于是，一个文学青年便转向哲学。象捧读圣经一样，他虔诚地拜读了当时提倡读的马列毛的六本哲学著作。一盏油灯驱散屋里好多黑暗，他由此踏上了哲学之路。
记不清是哪本书上说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哲学家乘船，他问艄公：“你懂得哲学吗？”艄公回答：“不懂。”哲学家说：“那你就失去了一半的生命。”艄公问：“你会游泳吗？”哲学家答：“不会。”艄公说：“那你就要失去全部的生命了，因为船快翻了。”
哲学青年李明华在修了几年地球之后，被招工到客轮上当了一名水手，他的一半生命是行船，另一半生命是哲学，他会游泳，所以不至失去全部的生命。有一次螺旋浆脱落水中，船抛了锚，他冒着三月春寒潜入水底打捞，从此失却了一些听力。工友们与农民一样生活贫苦，社会主义为什么搞得这样穷？他常常思索这个问题。
1973年底，他那行船的一半生命行进了省航运学校，捎带着把哲学的一半生命也带了进去，上课时间学的是轮机专业，与“材料力学、”“水力学、”“内燃机原理”打交道，业余时间却是与卢梭、伏尔泰、笛卡尔、黑格尔、马克思神交。两年后毕业留校任教，校领导安排他数哲学，哲学便成了他的全部生命。
1978年恢复高考，这位哲学教师又变成了武汉大学哲学系的学生。“文革”把人们的生活历程全搞乱了。他是一位勤奋的学生，就象追赶太阳的夸父焦渴万分，要把知识的大海喝干。
大学打开了他的视野，在他身边的同学中间，有那么多才华横溢的青年，思想上发生着互相影响。进校时正赶上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思想解放运动如火如荼。他象火中涅盘的凤凰飞出了现代迷信的重重叠嶂，顿觉万里清廓，天宽地广。学生们探索空气很浓，学生刊物如雨后春笋，他成了全校性学刊物《大学生作品选》的第二任主编，再一次与办刊物结缘。到毕业的时候省社会科学院《江汉论坛》编辑部到武大毕业生中物色编辑，许多老师都一致推荐他，于是他终于成了一名职业编辑，而且成了一名出色的编辑，还利用业余时间做学问，工作两年，发表了十多篇论文。
红灯！他在十字路刹住车，也刹住了联翩的思绪。大街上车水马龙。市声喧嚣。他随眼向路边瞟去。一个书摊子上摆满了印着美人头，拥抱接吻的男女、挥拳舞剑的武侠的封面的书刊，还做着醒目的广告：美人窟，一个男人和他的三个情妇，男妓、山洞里的裸体女尸，飞天黄龙剑…………简直不堪入目，这些书刊并没有受到反“自由化”的触动。天下之大，独独容不下一份严肃地探讨国家前途命运的《青年论坛》。他实在想不通。
绿灯放行，继续往前骑，由热闹的解放路拐入稍微幽静些的紫阳路，再一拐，就到了省政府第二招待所。
周韶华见到推门进来的李明华，立即放下手中的画笔，上前紧紧握住他的手：“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义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你们的情况我都知道了。不经磨难，成不了大事。要挺住，眼光放远点。”
“周老，前些时忙，难得抽时间来看望您。现在得感谢他们让我清闲了。小邵说您找我聊聊？”
“坐下谈。”周韶华说，接着，详细询问了《青年论坛》停止发行的过程，鼓励李明华不要气馁动摇，末后说：“我送你一件礼物。”
他起身从书橱里取出一卷画，“你打开看看。”
“给我？”李明华心头一热，周老这样的大家，多少有地位的人都难得求到他的画，他却主动送画给我，这真是情重如山哪！
李明华小心翼翼地展开画，啊！搏风击浪的三只海鸥，画上题着一句诗：“沦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一切尽在不言中…………
他凝望着周老那刚毅而慈祥的面孔，不由得热泪盈眶…………
4、“代表人民利益”的党的声音为什么和人民的声音不一致？
恐惧和利益，是国家机器的两种润滑剂，政治运动则是能够同时大量灌注这两种润滑剂的注身器，注射器一压，我们的平时因某些零件锈蚀而运转缓慢的 国家机器便加速运转，做不做功、做功多少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每个零件都要摆出跟随主机旋转的状态，才不至于因跟不上速度而崩坏被更换。看看我们声言三年大见成效的整党是如何的全党行动而又收效甚微吧。看看83—84年的“清除精神污染”怎样的声势浩大，连婆婆们也积极查禁迪斯科吧，而今天连这些婆婆也跳起老年迪斯科，难道不是很滑稽么！
鸡脖子上的毛一被拔去，接下去就会是刀斧相加。《青年论坛》1987年第1斯被查封，杂志社的生存也就危在旦夕了。为了防范这种结局。李明华提出对杂志社进行改组，他从主编位置上退下来，让下派的王一呜回来主持主编工作。后因考虑到此方案的“换汤不换药”色彩太浓，难得蒙混过关，又改提为让许苏民顶上去，以求得省委放青年论坛一条生路。
许苏民是哲学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一位个儿不高斯斯文文的江南才子，年龄较李明华稍轻，科研成果累累，在中国学术界最高级别的杂志《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都发表过论文，在学术界已颇有一些名气，《光明日报》登载过著名作家、记者戴晴对他的专访，他是青年论坛的兼职编辑，也是重要作者之一，思想是相当解放的。
编辑部开会讨论了李明华的建议，大家都舍不得李明化离任，但迫于形势，也只好同意丢卒保车，一致表示：“明华暂时下野，但人不要离开编辑部。许苏民来我们接受，别的人来我们就抵制。”
改组建议得到了主观副院长张思平和院党组的同意。张思平到宣传部汇报改组设想。宣传部负责人问：“许苏民有没有自由化言论？”
“据我所知没有。”
“他是不是中共党员？”
“不是。”
“那不行。《青年论坛》主编必须是党员。”张思平回来告诉李明华和许苏民；宣传部要求选派“可靠的党员”主持《青年论坛》的工作。
李明华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提出让周晓佑当挂名主编、许苏民当副主编的方案。
第二方案立即报到宣传部。宣传部负责人说：“你们不要搞什么改组了，省委马上要开会讨论《青年论坛》的问题。”
社科院党组先后同意了第一、第二政组方案，说明对青年论坛还是持保护态度的。
1987年1月21日。夏振坤院长在他兼任寝室的简陋的办公室里接到了省委书记关广富打来的电话：
“老夏，跟你打个招呼，我要在省委常委会上点点《青年论坛》的名了。”
话很简短，却有着丰富的潜台词。如果他真是认为《青年论坛》完全有必要整顿，大可不必对一个下级打招呼，公开点名就是了。打招呼，是不是要表示歉意，表示自己是出于做样子给上级看而不得已呢？
社科院内，冼守章的心腹们忙得不亦乐乎，纷纷通过各种途径拐弯抹角地向杂志社的工作人员索要《青年论坛》1987年第1期。工作人员均以“上级已下令封存，任何人都不得启封”为由，将他们顶了回去。
1月22日，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决定：“对我省前一段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例如《青年论坛》杂志等，要着手清理。”
1月27日，春节前夕的农历腊月二十八，省委常委又一次召开办公会，听取了省委宣传部关于《青年论坛》简要情况的汇报，正式以会议纪要形式作出决定：对《青年论坛》进行整顿，杂志社全体人员集中学习中央文件，统一认识，端正办刊思想，认真清理错误观点。编辑部班子问题待后由省委宣传部和省社科院提出具体意见。《青年论坛》的问题查清后，由省委宣传部向中宣传部写一报告。这决定中有几点值得注意，其一，只说“整顿”，没有说“停刊”；其二，整顿完后，编辑部班子要改组，这意味着刊物还要继续办下去；其三，向中宣传部打报告，意味着《青年论坛》的命运如何，最终将裁决于中宣部。
1月28日，农历腊月二十九（这年没有腊月三十），是春节的前一天，社科院已经放假，各家各户都在忙着备办年夜饭了。冼守章却没有闲着，公而忘私，上午从宣传部给社科院办公室打来电话，声称要青年论坛马上送二十本《青年论坛》1987年第1期到宣传部去，以便于省委常委们审阅（已经作出整顿决定，难道还没看刊物？！——作者注）。院办公室值班人员找到李明华，被李明华托辞拒绝了，下午，宣传部便有人驾临社科院，当面催促李明华交出了刊物。
一个革命化的春节！
2月9日，夏振坤接到省委一位负责同志的电话：“老夏，已经通知了《青年论坛》停止发行，怎么武大的书摊还在卖呀？”社科院党组立即派出张思平、李明华前往书摊交涉，于是发生了大学生抢购《青年论坛》的那一幕情景。
事实上，“整顿”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成了“停刊整顿”，即不仅停止发行87年第1期，而且停止编辑出版以后的各期。
许多不知情的读者仍纷纷汇款或直接到杂志社订阅87年的杂志，当得知停刊，都非常惋惜。
不少已经办了订阅手续的读者，因未收到1987年第1期《青年论坛》，纷纷写信，打电话询问刊物情况，湖南岳阳工商银行四化储蓄所读者刘岳平甚至打来电报：“贵刊是否停刊？相见恨晚。言论出版自由！”
为了对读者负责，2月3日，杂志社向读者寄出了通告：“接中共湖北省委指示，《青年论坛》一九八七年第一期停止发行，杂志停刊整顿。具体事宜，容后通报。请读者谅解。”
到了4月份，杂志的清理整顿已毕，但由于邓力群的一句话，复刊无望，杂志社不得不于5月3日再次向读者发出通告：
……从一九八四年创刊第一期《青年论坛》至现在，我们总计出刊十四期。两年多来，《青年论坛》的读者与日俱增，一九八七年的发行量超过四万。《青年论坛》作为一份思想理论刊物，能赢得众多订户和最广泛的读者，与您和广大读者的支持是分不开的。《青年论坛》给历史留下了一些什么，她的读者是有目共睹的！
现在，《青年论坛》奉命停办了，虽然我们尽了很大努力挽回，这非但您不悦和不愿意，而此时我们也是深感痛惜。
……您如果是通过邮局订阅的《青年论坛》杂志，就请到该邮局取回订款；若是直接从《青年论坛》发行部邮购的，那就等候我们发出的退款汇单。请您和您的朋友不要再来信询问有关订购事项，不要再汇来订购款了。谢谢！
5月11日，杂志社向设在各地记者站的记者、通讯员和其他同志发出通告：
…………奉上级指示，杂志社要停办了。此刻，我们怀着极复杂的感情，同你们，也同我们的办公室告别。
…………
在杂志的创办过程中，承蒙诸位的关切和支持，你们视这份刊物为生命。为她宣传组稿，为她推销发行…………你们不计时间，不计报酬，你们忘我的工作，默默地奉献，在你们身上体现着一代热血青年为可贵品质。可以说：没有你们，刊物不可能力得如此兴旺。而今，在刊物即将停办的时候，我们常以回顾起你们的热情关情而感悦。也常为无以答谢诸位而感不安，仅此寥寥数语。怎达我们由衷的感激之意？
…………
停刊消息传出后，读者表达对停刊看法的来信象雪片一样飞向编辑部。让我们来作一点摘录，以窥一斑吧…………
原《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谢韬：“贵刊停刊整顿，甚感歉然。…………你们的一些文章有见解，有锐气、有力度、常获启发，对思考甚为有益。…………世界上古今中外哪一个开拓者不是在荆辣丛中披霜饮露度过的？躺在豪华舒适的安乐椅上是不理解开拓者的。需要的是共鸣、砥砺、辩难解惑、同志式的帮助与交流…………生长和发展的东西就是力量所在。”———这样一位身居要位的老年理论家，不惧怕政治牵连，大胆地对危难中的青年理论工作者表示同情和鼓励，是多么可贵！
山东泰安师专教育教研室青年教师张宠：“《青年论坛》夭亡了，多么令人惋惜！象失去了一位良师、一位挚友。
吉林电气化专科学校院建军:
“《青年论坛》正如我前方的一颗火星，然而它却熄灭，它在我心中留下的将是永远抹不掉的痕迹。”
四川马尔康县中学校何飚：“论坛，我认为是新时代的《新青年》，也是我学习、思考中国现实与发展的良师益友。…………得知了贵刊停办的噩耗，当时仿佛有一种失落感，这以后总感到少了一位多好的朋友！但《青年论坛》在我思想中播下的种子已经萌芽！”
河北 城县读者聂彦超：“得知《青年论坛》终于停办了。这将是历史的遗憾，天下之大，竟容不下一纸刊物的生存。《论坛》不在了，但它的精神永存…………我相信，中国的历史在前进，改革还在前进，历史将会做出恰当的选择。”他在另一封信中写道：“作为《青年论坛》的读者，我愿为停刊造成的经济损失，尽微薄之力。”
读者田美：“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你们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不也在经济方面作了许多可贵的探索吗？并且你们所说的自由与民主也并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与民主啊。即使在某些方面有错误，读者自己也会辩别。为什么非要把《青年论坛》这棵幼苗扼杀在摇篮之中呢？——并且，我们的党是允许改正错误的呀！”
吉林大学研究生周家平：“当我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大学生的时候，是贵刊给了我一个观察社会的全新的视角，使我认识到理论思维的魅力，那时，我暗下决定，我写的文章一定要和《青年论坛》上的文章一样潇洒，我的第一篇论文应发表在《青年论坛》上，当我的大学毕业论文得到老师赞赏，要我发表在学报上时，我拒绝了…………《青年论坛》的停刊整顿，我总觉得是一次灾难，中国学术界又要陷入万马齐喑的局面吗？”
陕西宝鸡市读者栾希亭：“如若被停刊，本人87年所剩之钱希望能寄来86年第4期之前的期刊…………要不，请编辑们买烟抽完了事，不必寄来现金。谢谢！祝同志们精神愉快，关注国家改革之心永存！”
福建松溪县二中教师陈辉致信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领导：“贵院主办的《青年论坛》我很珍爱…………即使《青年论坛》中的有些观点不符合现实的政治需求，但作为一家之说，而且仅存于纸上，还不致于产生怎么样的恶果，我看还是应允许《青年论坛》存在下来的，与其压制，阻止冒芽，倒不如顺其生长，做好疏导工作。贵院应以有如此一份深得读者喜爱、在青年中间能形成一股强大的阅读《青年论坛》文章的凝聚力的刊物而感到兴奋和自豪。我，作为一个读者，热切地希望贵院领导在对待《青年论坛》这份刊物的问题上应慎重。在当今刊物林立的竞争世上，一份刊物要想得到读者由衷的欢迎是不容易的呀！”
这里引述的只是大量读者来信中的极小部分。另一方面，自《青年论坛》创刊以来，编辑部、社科院党组、省委宣传部从未收到一封从政治上批评《青年论坛》的读者来信，这些不都足以看出民心之所向吗？人们不禁要问，声称“代表人民利益”的党的声音为什么和人民的声音不一致呢？无非两种情况，要么是党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代表人民意志，要么是党的某些领导人并没有代表全党的意志。
5、乱曰
《青年论坛》主编李明华:
《青年论坛》上要求改革的言论那么激烈，呼唤自由、民主的声音那么有力，因此早就被人盯上了。甚至早在1985年底就被中央负责意识形态的某位领导点过名。所以，在87年初的“反自由化”高潮中《青年论坛》首当其冲，则是不足为怪的，也就是说：它的停刊，是早就被人算计好了的。
至于省社科院领导人在风头上主动将《青年论坛》拱手交出，并主动从中找出几条“错误”言论，这只是加速了《青年论坛》的停刊。其实此举大可不必，事后，省委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多次解释说：我们当时并不想把《青年论坛》怎么样，可是社科院自己把《青年论坛》作为自由化的问题报上来了，在那时的情况下我们能不处理吗？
当时有好多刊物的第1期都有与中央口径不一致的内容，照样发行不误，也没倒什么霉。周韶华顶住上边压力，后来照样当选为党的十三大代表，夏院长说到底是怕担责任，所以把“皮球”踢给上边。
湖北省社科院院长夏振坤:
青年论坛的小青年们不了解上层的情况，把问题看得太简单。纸是包不住火的。我如果不向上报告，也会有人去报告，到那时上头追究下来，院党组就被动了，我可能会靠边站。如果上头委派冼守章主持整顿工作，青年论坛的同志们的日子会象现在这么好过吗？当时院党组里只有我在省委领导面前可以说上话，我对关广富书记说：“青年论坛的问题你就不要管了，我会全权处理。”院党组对青年同志们采取了保护态度，没有处分任何一位同志。院里曾经有人提出开除李明华的党籍，我们都顶了，李明华的检讨至今还压在我的抽屉里没有送上去。当时如果我不出来挡住，院里其他领导没有人挡得住。《青年论坛》的问题坏就坏在和中央的政治背景挂上了钩，卷到政治漩涡里去了，中央的某个大人物早就盯住了它，要用它作口实扳倒耀邦同志，后来还专门向省委宣传部过问过《青年论坛》的处理情况。哪里瞒得过去？形势那么严峻，当时谁敢顶？连省委书记们都顶不住，不得不做点样子给中央看，我顶得住吗？李明华他们怪我不敢顶，他们自已敢顶吗？上头不让印，他们敢印吗？如果不和政治背景挂上钩，《青年论坛》的境况就会好得多，即使说点过头话，也不要紧，《美术思潮》的情况与《青年论坛》不大相同，它没有卷到政治漩涡中。
院里同意办《青年论坛》的本意是想给本院的青年科研人员提供阵地，并没有想攀龙附凤，后来论坛的同自己与外头挂上钩，就摆脱院里领导。他们拿稿子来给我审，《论一九五七年》那篇文章，我认为与中央口径不一致，提议做大的修改后再发表，王一鸣说：“德平同志（胡耀邦之子）同意发表。”那我还好说什么呢？后来还有好几篇文章都是这样，完全不听院里的。我只好干脆不管了。结果他们捅出了漏子，又要院里来担担子。我如果是小人的话，会对他们那么宽容吗？省委和宣传部对他们也是采取了保护态度的。宣传部把我们的清理报告迟迟压着没有往上送，就是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遗憾的是，青年论坛的同志们还责怪我们。
青年论坛编辑喻承祥:
夏振坤与其说是为了保护我们，不如说是保护他自己的乌纱帽，身为共产党员，为什么没有坚持真理的勇气呢？我们编的稿子要经他签字才能发排，即然他对有些稿子有意见，应该拒绝签发嘛，为什么因为害怕“政治背景”而签字呢？签了字，你就得负责，不能单纯怪我们捅了“漏子”。其实，当官的谁都不高兴别人忽略了他的权力，谁都要管事，但谁都不愿承担具体责任。悲剧就在这里！
青年论坛编辑王绍培:
《青年论坛》停刊，反映了我们政治体制的问题，现在看来，《青年论坛》一点问题也没有，但已经停刊了，损失是巨大的，也很难追究个人责任。中央下来的风，省里也不得不屈从。运动一来，宁左勿右。“右”，会开除党籍，“左”，无人开除党籍。
妥协即可以现实地保存力量，但也容易导致一系列的妥协，理由只要找总是有的，往往看来很合理的事情，结果却可能更坏，而看来很天真的做法，结局却可能更好。
本文作者:
当我听取被采访的人们各持一端的陈述的时候，就象是看日本电影《罗生门》，常常感到人言难测。
《青年论坛》的停刊，既是我国政治体制的某些弊端造成的，又是人们的文化心态即使然。鸟在笼子里关久了，即使笼子蚀损了一个洞，它也不知道怎么往外飞。
尽管我国宪法声称保护言论出版自由，但是至今没有一部具体的新闻出版法，马克思指出：“没有关于出版的立法，就是从法律领域里取消出版自由“（《全集》第1卷第71页）我国不是采用法律手段，而是采用行政手段管理出版业的。党有权决定任何出版物的生死存亡，其执行依据是党的政策和领导人的讲话，这些政策和讲话往往只有一些大的原则，缺乏衡量出版物的具体的、精确的尺度，必须通过执行者的理解能力来实现，这就导致了人治，必然遵循“强权即真理”的逻辑。更何况党的政策固然有时很英明，但历史实践证明，它并非总是正确，有时甚至出现严重的错误。要求出版物的内容与党的宣传口径完全一致，必然导致对出版自由和真理的扼杀。
党的政策通过党员来执行，党的组织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里头有一个含混处，没有界定是单指行动上的服从，还是指行动和言论都要服从。结果，在实际执行中往往被理解为后一种情形。于是，当“上级”和“中央”犯错误时，党员就处在两难境地，他要服从党纪，就不能坚持真理；他要坚持真理，就无法服从党纪。这个悖论苦恼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员。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好党员。不应该以他是拥护还是反对党的决策为准绳。毛泽东反对王明为首的党中央、反对对了；张国涛反对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却反对错了，只有实践才是检验好坏是非的唯一标准。要解开共产党人面临的悖论，必须明确：第一，要求党员服从党的决议转别是重大决议有一个前提，就是这决议应该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党内公意的体现，这才能使大多数党员的个人意志与党的集体意志保持一致；如果决议是少数人制定的，就没有理由要求全体党员绝对服从。第二，即使党的决议体现了公意，仍然难免有少数党员持不同意见。而且真理有时可能在少数人一边，所以应该将行动和言论区别开来，“行动一致，讨论自由和批评自由——这就是我们的定义。只有这样的纪律才是先进的民主政党所应有的纪律。”（列导语）也只有这样，党纪才能与宪法保持一致，否则，党员作为公民，其言论自由受到宪法保障，公民作为党员，其言论自由却受到党纪的约束，这不又是悖论吗？这些年来不称为运动的运动，到底有几次体现了党内公意！党员不是仍有人因言遭祸吗？可是有多少人对此公开提出过有力的质问呢？
在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下，夏振坤的心态在党员干部中是有着相当的代表性的。由于他曾深受极左运动之苦，因此对现在的某些政治运动的态度不是认同性的，只是迫于形势消极应付，不愿在运动中对别人落井下石。
只要不危及自身安全，他也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他人施以一定保护，所以他说抛出刊物是为了保护论坛人，这不是不可信的。然而，也正是由于对政治运动有切肤之痛，他会害怕再跌回到噩运的泥潭中，失去好不容易才获得的社会地位和实现自身价值的条件，使劫后余生无声无息的埋没，他的主动上报之举也就未必不包含保护自我的考虑。不得不装模作样地跟“风”，却不愿跟得太紧，总要拉开一段距离，瞻前顾后，举步维艰，——这就是老“运动员”们的典型心态，这当然不是一种英雄气概，但毕竟不失为正直的人所可采取的立场，这已经是一种历史的进步，由于这种进步，在中国已经很难有掀起什么狂热的群众政治运动了。但是，这种精神状态对于历史的进一步发展，仍然是消极的，假使专制主义重临，他们就可能被动地充当帮凶。因而，必须把消极引向积极，即使在多数人不懂得民主自由的情况下，少数懂得者也应该旗帜鲜明地对侵权行为表示反对。少数人之成为“出头鸟”不是因为他们走在了多么前面，而是因为多数人的退缩。唯一的办法就是每个人都不要考虑别人怎么做，从自己做起，敢于在民主和自由遭到压制时挺身而出，大家都往前迈一步，也就不会使少数人显得特别突出而遭受打击了。我国现在的政治环境比“文革”时确时宽松了些，因此，要求将民主共识化为争取民主的共同行动，并不是超越现实的空想。
第二章 无边落木萧萧下 不尽长江滚滚来
每当他到一处上岸，人们不听说他要游到上海去，无不鼓励，钦佩争相为他签名作证他的日记本上，记满了各种性别，各处年龄的人名。
在鄂城的码头上，一位老船长拍着他的肩头，把他拉到船上的青年中间，笑骂道：“你们这些胀干饭的来看看。这小伙子一人游到上海去。你们谁敢吗？多做点事就叫娘老子。比比，你们害羞不？”后来老船长命令他船开到江中心让路下水，并拉汽笛给他送行。
——亚屏、绍培《向大海》
在全国人民紧紧围绕着党的总任务齐心奋斗的伟大事业中，涌现出许多工作有生命力的新事物，这种形势要求理论界的同志走出书斋，到群众中去，到实际中去，认识新事物，研究新事物，对冲破多年“左”的禁锢破土而出的新事物，给予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说明和指导。
理论界的很多同志是这样做的…………写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文章。这些同志的工作也可能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他们研究新事物地热情，是应该首先肯定的。
…………
实践常常走在理论的前边，这不奇怪。便是理论落后于实践，距离拉得太远，总不是理论界的光荣。迅速发展的大好形势要求 论界的同志急起直追。
——本报评论员：《理论界要有研究新事物的热情》，1984年4月12日《人民日报》。
1． 省委书记说：“改革之风已经吹进社科大院”
《青年论坛》创刊于1984年。在这之前的几年，关于直理标准的讨论象火炬引导中国人民走出了现代迷信的黑暗峡谷，看到了开阔无比的蔚蓝大海，人们惊异地发现大海对面的世界天高楼林立，人民非但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反而生活得很富裕。航天飞机已带回月球的泥土，自由女神高举的火距已在一百多年前烧毁了专制主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再一次痛切领会到这句歌词的含义，于是“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要现代化，要民主要改革，改革洪流浩浩荡荡。八亿农民首先用他们饥饿的肚皮孵化出了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到1984年，已取得空前的成就，但是，改革过程中也冒出了许多新问题，需要通过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来加以解决。另一方面，共产党和人民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城市际经济体制改革的艰巨任务，同时，改革不能单一在经济领域中进行，要有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等的配套，实现全方位的改革，这必将引起一场全面的社会革命。改革迫切需要理论的说明和指导，否则就将陷入掣肘境地和盲目状态，就可能付出巨大代价甚至导致失败。我们的共和国就象是撞开了北冰洋的坚冰驶入太平洋的巨轮，需要指南针指引航向，需要领水员视察水情以避开暗礁。但是，1984年理论界的状况如何呢？教条主义和“左”的痼疾仍旧根植在一些人头脑中，某些固有的理论模式和社会经济体制模式，已经成了万古不易的祖传秘方。不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从我国国情民情出发，而是从原则出发，把原则当成了具体的行动计划和指导方案。一发现有“离经叛道”之论，就会刮起扫荡之“风”，使理论界的空气沉闷，很多理论工作者不敢去碰那些比较敏感的现实问题，理论游离实际的状况普遍，经院习气盛行，而一些青年人研究现实问题的有思想有见解的文章却无处发表，这与已经到来的改革高潮极不适应。
阳春三月，春风又绿江南岸，东湖风景区山青水秀，风光旖旎，沿湖的垂柳丝吐出了嫩绿的叶芽，新荷从湖水中落出了尖尖的叶角，平坦的湖岸上芳草如茵，含苞欲放的花朵迎风点头，传播着春的信息，万物萌动着无限生机。
东湖之畔的湖北省社会科学院这时正蕴藏着一场内部改革，院党组号召所属各单位提出各自的整改方案。江汉论坛编辑部的全体同志痛感自已刊物的发行量小，发行面窄，尽管在理论界有一定影响，但由于刊物内容距现实较远，对实际工作部门影响较小，省委也不满意，因此一致主张对刊物进行改革。大家提了许多方案，有人主张把《江汉论坛》分成经济版和文史哲版；有人主张另办一个注重实用理论的刊物作为《江汉论坛》的补充；还有人主张办一个《哲学文摘》。几种方案一时议决不下。
为了使改革方案切实可行，编辑部副主任荣开明带着老编辑马基松、青年编辑王一鸣、饶建国，奔赴十堰、襄樊、随州、安陆等地，考察工厂和农村的改革现状，了解刊物的社会影响。每到一地，实际工作部门的同志都向他们提出许多在改革中碰到的令人因惑的新问题，希望能够从他们这里得到理论上的回答，但是他们很难回答。刊物在实际工作部门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他们的心情是沉重的，感到深深的自责，又从这沉重的自责中升腾起灼热的岩浆般的昴奋，刊物的改革势在必行，一定要拥抱现实。
在回武汉的火车上，随着车轮滚滚前进的铿锵声，王一鸣、饶建国这两个二 十来岁的小伙子反复议论，觉得还是另办一个刊物好，刊名应该简洁响亮，就叫《青年论坛》，最好推举一个年轻的党员出来挑头办。李明华比较合适，他是党支部委员，比较得到领导和群众的信任，又是出色的编辑，业务上拿得起，做学问也有一套，便于与学术界的交往，为人处事也非常谦和勤谨。
回到编辑部，他们立即找到李明华，把此行的所见所闻所想告诉他。李明华深表赞同，一拍即合。又与李肇文、张君、张仲良、程涛平等几位中青年编辑一谈，也都积极响应。大家一起出谋划策，提出了办刊的一些具体设想。在征得编辑部领导同意之后，他们决定征求社会各界意见，使办刊设想完善后，再向院领导汇报。
要征求社会各界意见，李明华和王一鸣自然首先想到了他们的母校武汉大学，于是去武大找熟识的老师和同学们联络，得到异乎寻常的热烈反响，好多人都说：“你们只管办，我们可以为你们写稿，当兼职编辑还可以帮忙推销刊物。”他俩在回来的路上兴冲冲，珞珈的夜路不好走，弯弯曲曲，坎坷不平，两个近视眼，高一脚低一脚，王一鸣一不小心摔了个大跟头，膝盖鲜血直流…………
经过若干次这样的夜访，武汉各大专院校、科研机构的反应就模了个八九不离十。他们又向全国几个大城市的青年同行们发出征求意见信，同样是反响热烈，回信纷纷如雪片，希望他们积极筹办《青年论坛》，并提出了好多建议。从这众多的来信中，他们深切感受到激荡在全国的思想潮流正在寻找喷发的闸门，而这闸门将要由他们的双肩历史性地掮起，一种难以言说的自豪感和悲壮感在他们的胸中油然升起。
6月12日，他们向院党组递交了一份书面初步设想，当时的党组书记沈以宏、院长密加凡、副院长夏振坤都表示支持。沈以宏在他们的《设想》上批示道：《江汉论坛》的建议……这是一个良好风气的兴起。……今将创刊《青年论坛》的建议印发给大家，请全院的同志共同来讨论。
全院职工热烈地讨论了这一设想，普遍青示支持，青年科研人员尤其积极。
6月20日，他们又就创刊一事写信给省委书记关广富。21日关广富作了批复：“看来改革之风已经吹进社科大院。经济改革必然伴随社会科学的活跃，理论和实践是相辅助成的。望能在改革中社会科学有所建树，改革者的呼声对我们太重要了。”
省委书记的批示给了他们莫大鼓舞，立即由李明华、王一鸣、李仲文三人组成了一个筹备组。6月30日，筹备组向院党组递呈了一份正式请示报告，经院党组略作补充修改后，以社会科学院名义报送省委宣传部。
报告中阐明了刊物宗旨，其要点是：（1）探讨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具体化问题，探讨中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2）回答当前青年中带普遍性的重大理论问题。（3）研究改革中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4）开展学术争鸣，反映青年理论工作者的最新学术成果。关于刊物的领导和管理，提出了由省社科院主办，政治上受院党组领导，行政上归属《江汉论坛》编辑部，实行主编负责制。主编由杂志社工作人员民主选举产生。任期一年，可连选连任，其年龄不得超过四十岁，杂志社经济上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因为暂时还不可能做到自负盈亏，因此申请省里给予一定补贴，提出了补贴的三种方案，供省里任选一种。
在他们向院党组递交初步设想的同一天，一个偶然的机缘对《青年论坛》的创办和兴旺以及后来的夭折，都产生了莫大的影响。
那天，省委宣传部组织了一个总结民办的黄鹤书刊发行社改革经验的会议。社科院派出部分同志参加，李明华和王一鸣也在其中，会场上，主持人介绍到会的领导同志时，指着一位中等平头的白白净净书卷气很浓的中年男子说“这位是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驻湖北联络组副组长胡德平同志”。
胡德平！早就听说过这个名字，他不就是胡耀邦总书记的儿子吗？据说他与乃父一样毫无官架子，以前作为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人员参加江陵古墓发掘工作，与其他工作人员一样不怕脏不怕累地处理古尸，给人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王一鸣对李明华说：“我们与他谈谈吧，争取他对我们刊物的支持。”很难设想他在这种场合下会对此行为的利弊得失进行周密的思考，他想到的是：在中国，弱小的事物需要来自政治领导屋的支持，《青年论坛》急需解决经济问题。
李明华也是心同此理，立即将筹办《青年论坛》的设想简要的写在一张纸条上，在散会时，递给了胡德平。
胡德平当时未对他们作出任何表示，过后向他的北大校友省社科院哲学所所长李步楼了解李王的情况。证实了确有《青年论坛》一事。两天后，他打电话给李步楼，约李明华、王一鸣和李步楼同去与他会面。
会见是在胡德平下榻的东湖宾馆进行的。斜斜阳光透过白纱窗帘柔和地散布到客房里，湖面上拂来习习凉风，把一阵阵热烈的蝉鸣送入屋来。一见面，胡德平就笑着迎上来，与大家握手说：“你们的设想很好，有人说历史上的改革从来没有成功的，这不对，农民起义也是改革嘛，也有成功的，我认为我们的改革是可以成功的，更何况我们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搞改革，共产党绝不会让改革者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又说到：“刊物要成为党联系青年的纽带，要多发些研究现实问题的文章。现在有好多问题值得研究，比如股票问题，我看是可以讨论的。《青年论坛》里头可以探索经济改革，你们能不能帮我借套《资本论》来，我想再认真读读。异化问题可以不谈，人道主义还是要讲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人的价值等问题也可以研究。周扬写了几篇文章。有人要把他打下去，后来也没有把他怎么样。要提倡自我批评。我对你们办刊是很感兴趣的。办刊号我可以帮忙。”
后来，胡德平果然对省委副书记钱运录说：“希望省委多支持《青年论坛》。”
也许事情本来就该这样，也许是由于有了这位特殊身份的人物的支持才这样。《青年论坛》一路绿灯。
7月19日，省委宣传部发出文件同意列办《青年论坛》双月刊在国内公开发行。
不久，省财政厅选择了筹备提出的办刊经费补贴的三个方案中的一个，一次性拨给开办费五万元，指明以后由杂志社自筹资金，自负盈亏。后来，杂志社的同志们在筹办刊物过程中发觉五万元根本不够用，又请求胡德平在钱运录面前说了几句话，钱运录将《青年论坛》的申请报告批转给了黄知真省长：《青年论坛》是新生事物，德平对《青年论坛》很关心，希望省里面追加五万元开办费。请黄省长考虑将此报告批转给省财政厅，同意追加五万，以后还是自负盈亏。（大意）由此可见胡德平的作用和省长的勉为其难。
胡德平还为《青年论坛》先后写过两篇文章，其中的《为自由鸣炮》一文发表在创刊号上，在外人看来，即表明了他对《青年论坛》的大力支持，又给刊物的政治倾向定出了基调。
胡德平主要是在《青年论坛》的创办之初起到了把它扶植起来的作用，后来尽管与杂导社保持着联系。但只是作者与刊物间的一般联系。也没有提供多少实际帮助。一年多后，当杂志社面临经济困境时，曾派人去北京找他帮忙解决点经费，他无能为力。
在中国这种封建传统深厚的国家里当某个事物直接或间接地与某个大人物联系到一起时，就罩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人们就要产生丰富的联想，正象电影蒙太奇一样，两个各自独立的镜头的并列在一起，就能够产生某种超乎其独立意义之上的相关意义。社会上便有种种关于《青年论坛》政治背景的过分夸大的揣测和谣传，甚至说《青年论坛》是胡耀邦授意办的。
这层所谓“政治背景”即给青年论坛带来一些好处，使某些部门支持它，使某些对它不满的权势人物未敢对它轻举妄动，也给它带来了灾难，使它成为党内派系斗争的牺牲品。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2、登高一呼 应者云集
8月5日，壮丽的晚霞在西天燃烧，火炉城武汉没有一丝风，气温高达摄氏三十八、九度，沿街的法国梧桐纹丝不动，每一片叶子都在焦灼地喘息，渴盼着雨露甘霖…………
李明华、王一鸣、李肇文在武昌火车站登上北行的38次特快列车，象孙猴子钻进太上老君的炼丹炉一样。他们的磨炼从这里而开始了。
编辑部已决定把李明华、王一鸣调出来专办《青年论坛》，要李肇文作为筹备组成员暂时协助他们工作一段时间。此行的目的是到几个大城市宣传刊物宗旨，寻求各方支持，联络作者队伍，建立健全记者站。没有事先与各地联系，全靠身上揣着一些盖公章的介绍信和私人介绍信去闯天下。
火车沿京广线风驰电掣，跨长江、跃黄河、穿过在夜色中沉睡的莽莽中原，向首都北京进发。他们如同几滴滚烫的血液流向祖国的心脏，要给它的搏动增添几分力量…………
王一鸣是第一次上北京，他坐在靠窗口的位置，久久地将目光投向穿外，尽管窗外是浓浓的夜色，什么也看不清。他的祖籍在鄂西大山区。三年困难时期，当农民的父亲携带全家迁徙到长江边一块狭长的荒滩上，成了垦荒农场的农工，小一鸣就是降生在这块遍布芦苇的荒滩上，伴随着他的成长的是饥饿，好多年，全家六口人每餐只有一斤八两饭，他常常是三下两下扒完自己碗里的饭，可怜巴巴地朝兄弟姐妹们碗里探望。他回想着长辈们勒紧裤带艰苦创业，硬是渐渐地把荒滩开垦成了良田，还盖起了一憧幢房子，办起了学校。这种坚忍不拔的创业精神和强烈的变革意识深深地渗入到他的血液中。所以他后来有恒心连续三年参加高考才考入武汉大学经济系。经过顽强努力，在众多的才华横溢的青年中他开始冒尖。到了高年级时，他成了系里学生刊物的主编，刊物成了他“鸣”的园地，再后来就“鸣”入了《江汉论坛》编辑部，但他希望的是用自己真实的嗓音鸣得惊人，因此，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创办《青年论坛》中，为杂志的创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青年论坛》能实现他探求真理的理想吗？现在要到首都去闯荡一番了，他年轻的心不由得泛起走入历史的激动。
北京以她明丽的阳光和晴朗的蓝天向这几位外省青年敞开了怀抱。他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招待所安顿好住处，美美地睡了一个午觉，养精蓄税，为的是明天马不停蹄的奔忙。
入夜，华灯初上，他们在宽阔的长安街上，来到坦荡如砥的天安门广场。夜晚的天安门广场空旷、宁静、灯光疏落，有一种神秘凝重的气氛。曾经有多少英雄的故事在这里上演啊。他们仿佛听到“五四”运动和“四五”运动的呐喊在广场上隐隐回荡，而现在，他们也将走进历史去扮演角色。让我们在历史上留下一点回声吧———这想法使他们激动不已。
7日上午，他们在团中央找到了在那里工作的武汉大学校友、青年诗人高伐林。老友相逢，自然亲热异常，高伐林曾经主编过很有影响的全国性大学生刊物《这一代》，这刊物后来迫于政治压力停办了。现在老朋友们要创办青年刊物，他自然非常支持。
李明华等问起几天前给团中央寄出的《关于青年论坛筹备情况的服告》是否收到。报告的内容是希望得到团中央支持，有些栏目想与团中央合办，高伐林说报告刚刚收到，叫他们立等，他马上送给领导批示。过了一阵儿，他兴冲冲地拿着报告回来了。团中央宣传部长江洪的批示是“对此刊应予以支持和关心。”团中央书记李源潮的批示是：“建议省团委了解一下情况，团中央可原则上鼓励，但不参加编委，不合办栏目。”书记处书记刘延东的批示是“同意源潮同志意见。”
首战顺利，他们即刻一阵风似地刮向中国青年报社。《中国青年》杂志社、中国青年出版社。支持、支持、支持，一片声的支持。青年报社同意为《青年论坛》发消息，青年出版社负责人同意今天出青年论坛编的书。已过了吃午饭的时间，肚子饿得咕咕叫，买了几个包子胡乱塞饱肚子，又赶往全国政协委员秦德君家拜访。他们并不认识她，仅仅只是从报纸上读到她在政协会议上呼吁支持青年人办刊物的发言，便决定寻求她的支持。这位好老太太一见如故地接待了这几位陌生青年，把他们介绍给自己的女婿何维凌。何维凌是“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委之一，热情邀请他们参加次日下午召开的编委工作会议，可以在那里结识北京思想理论界的中青年精英。
第二天他们如约而去，见到了金观涛、包遵信、唐若昕、王小强、王晓鲁、刘青峰等一批声誉鹊起的中青年学者，旁听了编委会议。然后，北京学者们听取了他们关于《青年论坛》的设想，纷纷表示乐意为之撰稿。热情好客的王小强还把他们请到自己家里恳谈，这位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的智囊人物阐述了自己对体改的许多新颖而深刻的见解，使几位外省青年深受启发。
此后，他们又跑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农村发展研究组、经济日报社等一些单位，了解了理论界动向，结识了新朋友。
13日中午，在崇文门附近的豫园春餐馆他们设宴款待聘请的北京记者站全体成员，其中有高伐林、远志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硕士生，后来的《河殇》的撰稿之一）、胡平（北京出版社，后调到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陈东升（国家经贸部，《管理世界》常务副主编）、陈恒六（中国科学院）、季思聪（中国青年报）。
李明华、王一鸣、李肇文举杯向朋友们敬酒。李明华说：“感谢各位大力支持，今后北京方面的工作就仰仗你们了。有一句话说在头里：本刊由于经费困难暂时不能付给大家活动经费，你们为我们推荐稿子，推销刊物，报告信息，都是尽义务，我们仅仅只能付点邮费，如果以后刊物赚得到钱了，再争取给大家一点补偿……”
客人们纷纷嚷道：“这样就见外了不是！你们的事就是我们的事，咱们别的不图，就图有个阵地让咱们说真话就够了。”
王一鸣说：“好，为了我们共同的事业，为了《青年论坛》的兴旺，干杯！”
酒是好东西，它有水的外形，火的性格，这些外表文质彬彬的小伙子们几杯酒下肚，周身的热血便沸腾起来，他们谈论着祖国的前途，人类的命运，自己的事业，愤愤的牢骚、美妙的设想、激烈的辩论、恢谐的打趣响成一片，他们对办好《青年论坛》充满信心，预感到它会成为新时期的《新青年》，象明灯启迪国人的心智，象火炬焚毁陈旧的藩篱，象号角，奏响时代的旋律……
从豫园春出来，李明华、王一鸣登上南下的火车，直奔上海，李肇文因另有任务，返回武汉。
李明华、王一鸣一到上海，由武大校友周民锋联系好的几位热血青年，立即来到住地恳谈，他们答应分头去联络各大学的青年师生来开座谈会。李明华、王一鸣还找到上海社科院杨建文等青年科研人员联络。他们诚恳的态度，澎湃的豪情赢得了上海同仁的共鸣和信任，答应协助他们成立记者站，杨建文为站长。
第二次座谈会定在他们下榻的新亚饭店的客房里召开，各大学离市区都较远，天气又这样热，有人愿意来吗？这是他们所担心的。出乎意料，来的人数大大超出了邀请人数，很多未列入记者名单的人都想当义务记者，为这份属于青年人的刊物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一位研究生缠着他们说：“我的交际很广，让我当你们的记者吧，我一定能对刊物起作用的。我可以连邮费都不要你们出。”此情此景，怎不令他们感动万分。真是得道多助啊！
第三个目的是南京，乘火车穿行在秀丽的江南水乡，可以看到一幢幢崭新的砖瓦农宅繁星般缀在稻穗飘香的绿色原野上，这改革带来的新气象更坚定了他们投身改革的信念：只有改革，中国才有出路。
出了南京火车站，已是傍晚，人生地不熟被拉生意的人骗到郊外的一个小旅社，他们发现上当，吵了一通，又乘公共汽车赶到市内，提着沉重的旅行包沿路找旅社，每到一处，得到的回答都是“客满”。为抓紧时间，晚饭一直没顾上吃，走了大街又穿小巷，两腿象灌了铅，越来越沉，肚子不停地提抗议，好不容易找到一家浴池旅社，办了登记手续，提着行李往里走，被服务员拦住：“嗳，等洗澡的顾客都走了，才能住旅客，你们先出去玩玩，十点钟以后再来。”
他们简直傻了眼，愣了好一阵才想起来问：“旅行包能暂存一下吗？”
“不能”。
没办法，只好又提着沉重的施行包到大街上流浪……
第二天到南京大学，学校已放暑假，留校未走的青年教师和学生们听说要办个青年理论刊物，都赶来听他们的介绍，有学生问：“闯理论禁区的文章你们敢不也发？讨论现实政治问题的文章你们敢不敢发？”
“只要言之有理，持之有据，我们就敢发！办《青年论坛》就是为了进行理论探索。”
南大师生很振奋，给他们提了很多好的建议，并且组建了阵容很强的南京记者站，这个记者站可谓人才济济，当今中青年理论界一些赫赫有名的人物，如洪银兴、刘东等，都是当年南京记者站的成员。连日奔波，哪儿也没顾上玩一玩，现在任务都圆满完成了，他们才想起该到紫金山去瞻仰一下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陵寝。
巍峨的紫金山龙盘虎踞，长长的石阶从山脚向上延伸，仿佛直接天宇。他们怀着崇敬的心情拾级而上，来到中山先生灵堂前。斯时天风浩荡，林涛澎湃，极目俯览，河山壮丽，抬头仰望，“天下为公”四个大字高悬灵堂。想当年，中山先生和他的战友们为唤醒我们这个沉睡昏死的古老民族，为了这片河山的繁荣富强置生死于度外，干出了一番多么惊天动地的伟业啊！大丈夫当如此也！今天，站在这里，这两个后生无比激动，不由得感到一股浩然之气从胸中凛然升起，仿佛有前辈的英灵附体，昭示着他们去干一番新的伟业，去勇敢地献身，去书写一页新的历史……他们以“天下为公”大字为背景，拍下一张气宇轩昂的照片，觉得是把自己献上历史的祭坛。
3、想干大事业的小人物们
回到武汉后，李明华、王一鸣开始着手调集人马，组建杂志社班子。
院里总共拨给了杂志社六个正式事业编制，也就是该院的正式职工编制。人手仍嫌不够，遂向省编制委员会申请增加编制。
杂志社派人为此事跑了无数趟，先要问申请程序，然后请院里打报告，然后再到省编委问收到报告没有，没收到又得回院里去问，报告收到了，又要等省编委的头头们开会研究。头头们又老是因这事那事凑不齐，好不容易凑齐开一次会，还不一定轮得上讨论《青年论坛》的事。杂志社从1984年8月开始跑编制，一直跑到1985年1月底，才批下来六个自负盈亏的编制，也就是国家不给工资的编制，其实，这种编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跟聘临时工差不多。
杂志社陆陆续续调进了一些人，为了叙述的方便，我在这里集中把他们介始给读者认识一下。
王振亚：1984年8月毕业于武汉大学法语系，起初被分配到郑州一个金属研究所，到那儿一报到人家说：“我们没要求分大学生来，既然来了。就呆着吧。”那可真是名副其实的“呆着”，没有外文资料可译，闲得无聊，与他同时分去的一位女大学生就整天价捧着一堆小人书在办公室里看，王振亚受不了这份闲，要求退回学校改派。李明华在武汉大学和本院的政治处、科研处之间跑了好多趟才把他要来，让他当了文学编辑。
喻承祥：1984年9月到杂志社工作，人事关系后来转入。他是华中师范学中文系八二届毕业生，有一颗躁动的心，喜欢社会交际，可以称得上社会活动家，说起话来滔滔不绝，你要准备与他谈话必须首先把小便排干净，你常常可以从他嘴里听到许多宏伟的计划，但他说是忙得没有时间去完成。他毕业分配在一家工厂的子弟中学教书，却时时想着找几个志同道合者办一份《大众心灵美学报》，为了给这张报纸找一个挂靠单位，他到《青年论坛》杂志社联系，李明华、王一鸣说：“我们正差人手，你就调来和我们一起办《青年论坛》吧。”他把他们的办刊宗旨一看，觉得比他那份报纸更来劲，当下一拍即合，很快便过来，为杂志社的事跑得满天飞了。
王绍培：武汉大学哲学系八二届毕业生，李明华的同班同学，一副文静深沉的样子，你很难看出他出身于个体户家庭。他父母早先也是国家职工，收入少，养不活一大家人口，才辞职干起了个体木材生意，父新爱坐茶馆，与别人海吹一通，就吹成了“反革命集团份子”，关进大牢，绍培小小年纪就尝到了探监的滋味。父亲放出来后，全家下放农村。他没有受到多少正规的学校教育，但喜好自己读书，脑瓜子也灵，回城后当了两年待业青年，为了能分到一个工作，不得不常给居委会的老太太们读报纸以换取她们的好印象，直到有一天，一纸武汉大学的入学通知书把他招走了，令居委会的老太太们瞠目结舌了老半天。在大学里，他编过系里的学生刊物《求索》，学习成绩是不错的，但很少听课，一头扎在图书馆里作精神漫游。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武汉市的物资储备中专当教师，学校新成立，没有什么学生，倒是种了不少黄豆，教师们常常得去侍弄，祖国的园丁嘛。他觉得孤寂、闭塞、无聊得简直没法待下去。一天，回到家中，见到李明华留下的字条，问他愿不愿意去办《青年论坛》。当然去，他立即向学校打了请调报告。“我们是不会放你走的！”校领导说得斩钉截铁。他却在9月份径自为杂志社审起稿来了。突然有一天，校领导告诉他“你可以办调动手续了”他象被猫放生的老鼠一样感到诧异，后来才知道，是青年论坛搬动了省委副书记钱运录和武汉市委书记王群出面打招呼，学校才不得不放行，那会儿，青年论坛真有点天之骄子的味儿。
邵学海：一个业余美术作者，文革前的老三届，下过乡，用锄头在田里作画，回城后在武汉市的一家建筑公司当泥瓦工，瓦刀便成了画笔。因为有美术特长，后来当上了工会干事。1984年8月他到上海参加画展，在从南京返回武汉的船上邂逅了李明华、王一鸣，都是武汉老乡，攀谈得很投机，李、王凭言谈看出此人有能力，当即问他是否愿意来杂导社当美术编辑，他只当是开玩笑，便随口答愿意，回到家也就忘到脑后去了，没过几天，单位领导拿出青年论坛发来的商调函，向他寻问究竟。他赶紧跑到杂志社说“我们素不相识，难道你们仅凭一面之交就信得过我？”“我们看准了就是你”，“我可没有文凭呀！”“我们不讲文凭，只讲实际工作能力。”这种在小说中才能读到的事竟然现实地让邵学海碰上了，他除了感激之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他的调动遇到了原单位领导的巨大阻力。中国的人事管理常常就是这样：人才含在嘴里觉得是块骨头，吐出去又觉得是块肉，也是多亏省、市委书记们对下边打招呼，他才被“吐”出来。
陈刚：长江边长大的农村孩子，武汉大学中文系七九级学生。谁当官或者有官方色彩，他就跟谁过不去，喜欢顶牛。1983年毕业时他拿到的是一张肄业证，原因是他从来不上在他看来观点过时的政治经济学课，老师给打了零分。半年后补考，肄业证才换成毕业证，然而他是系里公认的才子，写小说，小说便印成了铅字；写诗歌，诗歌就上了最高一级诗歌刊物《诗刊》；写文艺评论，便招来众多的读者来信，不是称赞，就是严加指责。到哲学领域里去打个转，印着他大名的哲学论文就上了省级刊物；他还奇迹般地熟练掌握英、法、俄三门外语。一个怪才！他写的现代派诗很少有人读得懂，但你不得不赞叹那词汇的丰富，语句的华美。他那略略显长的脸上常浮着神秘莫测的笑容，与人说起话来，总是半真半假，象他的诗一样朦胧。毕业后他被分配到《黄石报》报社工作，经王一鸣介绍于1985年下半年才进入青年论坛杂志社工作，丢掉了原来的“铁饭碗”成为集体所有制人员，而且因种种原因，户口好长时间转不来武汉，只得吃黑市粮。
王麓怡：女，原是一家集体小厂的工人，1984年底在报纸上读到《青年论坛》的招聘启事，跑来应聘，因为写得一手规范的美术字，被选中当秘书。
黄逸筠：杂志社里唯一的老太太，过去先后在几个条件很好的大机关里当会计，退休后，好些单位以丰厚的报酬聘请她当会计，她却来到青年论坛看看情况，不看则已，一看吓一跳，会计室居然挤在一间狭小的厨房里，和她过去的办公条件简直有天壤之别，杂志社出的工资也低，可她却被这帮热血青年心忧天下，艰苦创业的精神感动了，看着他们期待的目光，她不忍心让他们失望，二话没说，答应应聘。
汪里程：原是某厂工人，应聘当上《青年论坛》下属的“大学生服务社”经理，他干的时间不长，后来因未全力配合杂志社当务之急的工作，受到批评，而他本人对杂志社领导人也有意见，离开了。
周英姿：女，原是某集体小厂工人，经人介绍应聘为杂志社的收发员，没干多久，突然病倒，经检查，发现是心脏病，便住进医院，给杂志社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杂志社负责人才后悔先前没有对应聘人员进行体检。
蔡崇国：笔名沉扬，李明华的大学同学，中南财经大学教师，他没有正式调入杂志社，只是兼职当副社长和编辑，在杂志社干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干系很大，他也是《青年论坛》的主要作者之一，轰动一时并遭到某些人非议的《论一九五七年》一文即是他的成名作。
这些员工大部分都是非常出色的，特别是几位编辑精通业务，才可能选编出那么多好稿子。
此外，还有一些在杂志社短期工作过的职员和临时工，时有进出。
这么一帮年轻人（黄会计除外）怀着崇高的、世俗的，或者即崇高又世俗的各种动机，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走到一起来了。
有了人就得有地方办公。社科院办公大楼尚未盖好，办公用房非常紧张。《江汉论坛》编辑部匀出一间十二平米的小房给青年论坛，可这房做了编辑部就不能做发行部，做了发行部，编辑部就没地方摆。最后老院长密加风发扬风格，把自己的办公室让出来做发行部，才算勉强缓解了问题。这样的办公条件一直持续到杂志停刊。常有记者来采访青年论坛，见到如此简陋的办公条件，不由得在其文章中感叹道：“这陋室却编出了海内外的奇文。”
杂志社创办伊始，千头万绪，大家忙得不可开交，“自负盈亏”，这话说说容易，干起来可就难了。
首先得千方百计降低刊物成本。印刷厂得选一家收费便宜的，于是在全市范围内招标。然后是跑到几家厂实地考察，权衡比较、谈判、讨价还价，总算找到一家便宜厂，拍板成交，此项可为他们降低成本近一万元。不过，便宜是便宜了，印刷质量却比较差。
发行得自己干，交给邮局发行费太贵。自己干虽然又麻烦又累人，得抄地址，填发行单，打包裹，不过，以平均订户一万计算，每年可节省一万三千元。
还得争取搞到计划内平价纸，跑宣传部报批，宣传部批转给省出版局，出版局却说无计划可批。只好买高价纸，每吨高出平价纸二百元以上。那些拿着国家定额补贴的刊物，享受的是平价纸；《青年论坛》得不到定额补贴，却反而得买高价低，一场不平等的竞争。
4、雄鸡三唱，东方欲晓
他们的宣传工作有了成效，稿件源源不断从祖国的四面八方飞来，就文章的总体水平而言，不能说深如大海，但是却明澈活泼如小溪，提出了好些新问题、新观点、新思路。这仅仅是开头呵，编辑们相信，有了小溪就会有大江大河，就会有大海，他们对刊物的质量有充分的信心：它一定能够在理论界打响，是的，震动中国的思想界！
编辑部托胡德平出面约请胡耀邦给《青年论坛》题词，胡耀邦说：“儿子支持的刊物，老子题词，不太好吧。”没有题。胡德平自己给杂志社写来了很有分量的文章《为自由鸣炮》，这对论坛人无疑是一个有力的支持。
著名美学家李泽厚寄来了祝贺创刊的文章，他写道：
“……的确是时候了，是我们年青一代在社会科学、人文学科领域显示自己力量的时候了。
这个力量因为种种原因曾经被忽视，被低估，甚至被压抑，闪烁着新知洞见的稿子在抽屈里或橱柜中积压尘封，尝试开辟新探索的文章或被看作奇谈怪论，功底不实……。当然，年轻人的处女作、新产品总有着各种各样的毛病：幼嫩、单薄、论据不足、说理未透，甚至有时还想入非非，走火入魔……。但是，所有这些又有什么了不起呢？大树不能一天长成，而圣人也难保不说错话。只要他们是在科学地严肃认真地攻读、思考、探索、研究，我们就没有权利去嘲笑或阻拦。青年一代对祖国人民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激昂热情和忠诚赤胆，我是感受到了，我完全相信他们。”
编辑们马不停蹄地看稿、改稿、划版，整个编辑部超负荷运转。创刊号定于1984年11月出刊。一直到了11月11日，稿子还未编完，而第二天便是按合同规定的发稿日期，过期是要向印刷厂赔款的。大家一合计：加夜班。黄会计年龄大，家住得远，也偏也不听劝阻地留下来，帮忙计算字数，编页码，一直干到晚上十点才回家，年轻同志们继续挑灯夜战……
宿舍区的灯一盏一盏熄了，已经是就寝的时候，李明华的妻子汪汉菊左等右等不见丈夫回来，便安顿女儿贝贝睡下，自己跑到办公室看究竟。
办公室是静悄悄的，大家紧张而有条不紊地伏案工作着，偶尔彼此商量几句。中国的改革思潮在他们的笔尖下翻卷，燎原的思想火花在他们的议论中迸发。
汪汉菊悄悄退了出来，回家煮了一大锅热腾腾香喷喷的面条端到办公室：“你们这些不要命的，快把肚子塞塞吧。”
大家这时才感觉到肚子真有点饿了，欢呼汪大姐送来“救命粮”，三下五除二，将面条一扫而光，然后喝几口浓茶，洗把冷水脸，继续干。汪汉菊也留下来帮忙抄稿。
宿舍区所有的灯光都熄灭了，只有编辑部办公室的灯光在一片黑暗中闪烁，显得格外明亮……当雄鸡报了第三遍晓，晨曦跃上窗棂的时候，所有编稿工作终告完成，每个人都伸伸懒腰，揉揉疲倦的眼睛，彼此对视着欣慰地笑了。
王一鸣说：“我长这么大，还没有听过鸡叫从一遍到三遍。”朝窗外看去，一抹绚烂的晨曦在东方天边拉开了太阳的序幕，草叶上滚动着黑夜溃逃留下的泪珠，大路上影影绰绰地晃动着早行者的身影，传来坚实的足音……
大家稍稍睡眠后，又聚拢来召开了一次被称作“10·12”会议的重要会议。会议宣布创刊号已经发稿，杂志的筹备阶段即告结束。大家进行了形式上的民主选举，决定由王一鸣任社长兼副主编，主要负责杂志社的决策与规划，领导全盘工作，并负责审经济学及边缘学科稿件，李明华任主编兼副社长，负责有关编辑，出版方面的全盘工作，并负责审哲学、历史、文学稿件，蔡崇国任第一副社长，负责内务管理和对外联络；喻承祥任副社长，负责开发实业的具体工作。以上四人组成社务委员会。决定成立“大学生服务社”，进行经济开发，开辟财源，贴补杂志和改善职工福利。汪里程任经理，承办发行部和营业部。决定成立“《青年论坛》政策研究组”，由5—6人组成，作为杂志社的智囊班子。决定当前应该集中人力物力办好且确有把握的几项实业，战线不要拉得太长。会议提倡每个工作人员都成为学问家、活动家、企业家。会议还公布了关于工作人员报酬、奖罚、报销等事宜的暂行规定。
分析一下这次会议是饶有趣味的，应该说它为杂志社奠定了组织基础，为杂志社工作走上正轨创造了条件。但是由于青年们的不够成熟和缺乏独立办杂志的经验，也给他们后来的工作留下了隐患。首先，杂志社成员们是从四面八方来的。有些人过去互不认识，筹备期时间短，彼此了解都很有限，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民主选举带有很大盲目性。尽管李明华，王一鸣这两位发起人作了一些预先的安排，但他们对某些人的了解也不透彻，安排难免未尽合理。蔡崇国未正式调入杂志社，只是兼职干，不常在杂志社上班，安排他当副社长显然是不恰当的。而且这种预先安排使民主选举显得有些象走过场。如果先安排一个过渡班子，民主也好、指定也好、都行，过半年之后再选举一个正式班子。这样可以即使于大家相互有一定的了解。使民主选举建立在真正体现选举者意志的基础上，又不致于使不称职的人在过渡班子任上待得太久贻误工作。其次，在人员的具体分工上，存在着多头管理、职责不明的问题。蔡崇国即管内务，又管对外联络，他没有分身术，怎么可能管理得好？他的一项具体分工是管理大学生服务社和开发其他实业，而这与喻承祥负责开发实业负责开发实业的具体工作量是重叠的，容易造成扯皮现象。其三，没有制定必要的汇报检查制度，这就使得工作系统缺乏监督督促机制，不便于及时发现和纠正错误。
杂志社将干部任命名单报给社科院政治处，受到政治处负责人的批评：“你们这样做是不遵守纪律，没有组织原则，杂志社经济上独立，组织上还受院里领导，怎么能够不经过我们就自己决定干部人选呢。这个蔡崇国都不是院里的人，怎么能当第一副社长？我们政治处只承认李明华是经我院正式任命的江汉论坛副主任，分管青年论坛工作。别的人的任命一概不承认。”
杂志社则认为青年论坛是自负盈亏的独立单位，应该有较大的自主权，于是照样我行我素，视杂志社的选举为有效，但是毕竟因为没得到院里的承认，有的同志或多或少对自己分管的工作产生了踌躇放手的态度。
一个蜇伏的危机便悄悄的向他们逼近了…………
5、乱曰
夏振坤:
《青年论坛》是改革的产物，在改革的初期，确实起到了鸣锣呐喊的作用，仅仅只是呐喊的作用，由于缺乏科学的基础，难免被人抓小辩子，这是它失败的原因之一。用这个刊物扶植青年理论工作者的想法是好的，但是和政治背景挂上钩，就把事情搞坏了，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是它失败的第二个原因。
办青年理论刊物我是欢欣鼓舞，但是我不赞成卷到政治漩涡中。青年论坛后来完全跟在中央的一部分人后边跑了，在相当一段时间，有事情根本不请示院党组，这是不对的。我对耀邦同志是很尊敬的。但是我主张，搞学问的人应该清高些，只追随真理，而不追随权势。否则你就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性。上层人物并不能给你什么真理，除非你是想从那里得到名利地位。真理要靠自己探寻。掺杂了名利地位的考虑，是搞不好学问的。
王绍培:
《青年论坛》成功的主观原因是我们这些编者怀有很多理想的东西，我们各自的经历和学到的知识告诉我们，中国必须改革，才能前进，也可以说广大青年的共同思想，我们感受到了：通过《青年论坛》把它表达了出来，向人民指出了时代的需要。我们这些人也不是怎么样，换了别人也同样可以干。《青年论坛》之所以有那么大影响，还应该归功于作者们，他们是当今中国思想理论界的精华。我们青年人没有什么可失去的，而可能得到什么。我认为在办好刊物的前提下，达到一些个人目的也无可厚非。
我觉得我国非常需要《青年论坛》这样的刊物，而且不止一家，要有很多家，现在很多家刊物千篇一律，实际上只是一家。有人说《青年论坛》学术性不足。如果把《青年论坛》办成纯学术性刊物，就失去了自己的风格，因为纯学术刊物太多了。德平在我们编辑部说过：“你们刊物应该象《新青年》那样大力鼓吹改革。”《青年论坛》就象道破皇帝的新衣的小孩子一样敢讲真话，对于推动思想解放，推动改革是起了很好作用的。当然必有一些具体的不足，如某些具体观点不成熟、偏激等等，但是中央的文件也有出错的呀，何必对青年人求全责备呢？在中国、最需要保护的是勇气。
在中国目前，要按程序办事，好多事情就办不成，不得不借助非理想的封建习俗的方法去办，事实上要人比普通人起的作用大，这是中国现实。《青年论坛》基本上还是按组织程序办事的。每期刊物的稿子都送主管院长审查，重要会议也请院领导参加，刊物还登过夏院长的照片。不过，我们与上层的联系，客观上造成一种喧哗，容易引起基层领导的不高兴，不舒服，觉得自已受了冷落。
李明华:
如果说邓力群以“政治背景”为由禁止《青年论坛》并不使人感到意外的话，那么，有些曾经支持过《青年论坛》的人也把停刊的原因归结为“政冶背景，”就太令人感到惊讶了。《青年论坛》遭到查封的根本与原因是它的思想锋芒。假如我和王一鸣1984年6月12日没有偶然地碰到胡德平，假如胡德平没有为《青年论坛》写文章，《青年论坛》，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就能幸免于难吗？沉扬的《论一九五七年》、黎鸣的《重述历史唯物主义》、胡平的《论言论自由》、本刊同仁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等文章，能在某些部门的检查下滑过去吗？人们只要回忆一下，在《青年论坛》之前，没有“政治背景”，的上海《社会报》和《深圳青年报》都被查封，在《青年论坛》之后，又有《世界经济导报》的改组，就很清楚了。再设想一下，假如现在有人开始筹办一家杂志或报纸，其宗旨是冲破某些禁区鼓吹民主，即使它完全避免了有关“政治背景”，就能避免查封的命运吗？反过来说：在一个法制健全的国度里，报刊会因有“政治背景”便不经任何法律程序而遭查禁吗？
更何况“《青年论坛》的政治背景”一说是很可笑的。耀邦同志或许从来就没有翻过这本杂志。有党的总书记作“政治背景”的《青年论坛》杂志社，竟会为了一点可怜的办刊经费不得不到处乞讨，它的工作人员的薪金福利低于今天中国的任何一家杂志社的编辑的待遇。“政治背景”的好处又有多大呢？
王一鸣:
《青年论坛》是先定下办刊宗旨，才得到一些高官和权威的支持的。我们并不专向他们寻求支持，也向学术界、出版界、工商界的中下层人士寻求过帮助，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上层人士支持就避而远之。
喻承祥:
我们按正常途径程序办事时，也吃亏。不能光指责我们不按程序办事。上头命令《青年论坛》停刊。难道就合程序吗？
《青年论坛》作者李晓明:
这个意义上可能说，《青年论坛》是中国知识分子从“在沙龙中呼唤改革”的文化自觉走向实践的文化自觉的桥梁。
《青年论坛》作者许苏民:
《青年论坛》是雷鸣前的闪电，它的历史作用不可低估。有些人说《青年论坛》浅，我也觉得《青年论坛》在某些方面不够深沉，但是它却能引起理论水平并不是很高的整个中国干部、群众、青年学生的共鸣，适应他们的阅读水平启蒙不能离民众的水平太远。《青年论坛》虽然浅，但是澄彻见底，体现出一种很少有学究气的明快风格，更显得旗帜鲜明。《青年论坛》也登过一些有比较精湛的学术素养的文章，如胡平的《论言论自由》等。《青年论坛》上发表的一些有关政治学的言论都是学术前沿的一些问题，而且与中国的政治改革息息相关，也可以说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说明了一些问题。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青年论坛》是中国知识分子从“在沙龙中呼唤改革”的文化自觉走向实践文化自觉的桥梁。
本文作者:
改革与传统体制的松动如同破冰船的前进与冰的让开一样，是在国家要富强、人民要幸福的历史必然的要求下出现的共生现象。《青年论坛》说到底是历史必然要求的产物，重要的问题在于确定《青年论坛》的价值所在，我想主要有两点：一是以其内容为改革出谋划策，廓清障碍；二是以其自身的存在为争取言论自由的真正实现铺垫着道路。
中国共产党早就提出了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四化”一时成了人们的口头禅。但是，单有经济的现代化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国家现代化。完整意义的国家现代化包括经济的工业化、政治的民主化，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三者互为因果，构成一个宏观系统，经济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经济的发展既决定着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变化，又依赖于它们的变化，经济的起飞需要政治体制的民主化作跑道。君主立宪对于英国十八世纪下半叶的工业革命的促进，证明了这点，而德国凭藉专制制度尽管强迫实现了工业化，却把国家一而再地引向战争的毁灭之路，工业化的成果付诸东流。纵观各国历史，政治民主化从来不会从天而降，都是人民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争取来的。这种斗争又要靠民主意识的指引，而民主意识必须通过新闻出版媒介才能得到广泛传播。《青年论坛》在当今中国就是充当了这样一个历史角色，尽管它不单单是传播民主意识。
鲁迅先生把他的第一部小说集命名为《呐喊》。呐喊实在不是一件值得讥讽的事情。当着许多的世人昏睡着的时候，你温文尔雅，引经据典地向他们论证醒来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实在不如一声粗野的呐喊更有效。当年的《新青年》不也呐喊么？当年田间的抗战诗歌不也是呐喊么？它们却都在历史上占据了地位。当今中国不乏学术刊物，这些当然是需要的，但是现在更需要的是勇敢的呐喊，《青年论坛》这样做了，尽管嗓音还显得有些粗野，难道不是难能可贵的么？何况它也发表了一些在学术上非常严谨而有分量的文章。
由于缺乏政治民主，出版物才呼唤政治民主，但没有政治民主保障出版自由，对民主的呼唤又似乎不可能，能够呼唤民主仿佛标志着已经有了政治民主，而有了政治民主，对民主的呼唤又成为不必要。这实在是饶有趣味的问题。其实，这里边有一个假象，即恩赐的“宽松”冒充了民主。只有在这种恩赐的暂时宽松的条件下呼唤民主才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能的，但随时可能随着“宽松”的收回而归于沉寂。希望和风险同样巨大，《青年论坛》正是在这独特而复杂的历史环境下诞生和灭亡的。
当“文革”的长夜被旋转的世界抛给历史后，真理的太阳时隐时现时地在云峰雾谷间跌荡，这时，《青年论坛》象眺望太阳的高高哨楼在中国的大地上崛起了，支撑着这哨楼的是四根柱子：第一是编者们的献身；第二是领导者的支持；第三是众多作者的响应；第四是读者的欢迎。缺少了哪一根柱子，哨楼都会立足不稳。而其中最不牢固的是领导者的支持，因为中国大多数的领导者们是随着政治风向摆动身躯的。更何况又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论坛人希望把刊物办得泼辣、大胆、敢于触及时弊，而基层领导却希望它谨慎、稳妥，与中央口径保持一致。基层领导很难提供使《青年论坛》成为独树一帜的刊物的可靠保护，这就决定了论坛人不得不寻找更有力的领导者的支持。现在《青年论坛》夭折了，人们尽可以事后聪明地说是因为论坛人不循规蹈矩、找政治靠山造成的，但是，假使他们循规蹈矩，一切听命于基层领导，《青年论坛》还会是人们所见到的那个虎虎有生气的《青年论坛》吗？还会有如此之大的社会影响吗？论坛人面临着两难选择：要想刊物长期生存，就得平平庸庸；要想刊物轰轰烈烈就得短命灭亡。这就是中国改革的困难与复杂之处。如果说论坛人不循规蹈矩是某种错误的话，那么某些领导者认为这是错误，却又慑于所谓“政治背景”，为“错误行为”开绿灯，不也是一种错误吗？关于手段的正确与错误的辩析有时候是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关键的问题是：成功，还是失败！《青年论坛》既是成功的，又是失败的，他们看到了中国国情，寻求上层支持，一荣俱荣，却又未看透国情，一损俱损。
你要与封建主义决斗，你首先得遵循封建主义的决斗规则。如果你战胜了，可以废除这规则；如果你战伤而败，那么到一边包扎好伤口，准备再战吧；但如果你战死了，就把你的剑留给下一个决斗者。
也许，尽量掩饰一些刊物的思想倾向性，让各种对立观点兼容并蓄，不失为一种自我保护的方法。但是，就算《青年论坛》依靠了某种政治势力，就算其思想倾向一边倒，也并不违法呀，这并不成其为停刊的理由，相反，却暴露了我们某些领导人的排斥异端的狭隘性，声称需要“百家争鸣”，《青年论坛》还仅仅只是一家而已，就容不得了。
道理归道理，在中国，考虑现实的可行性才是最大的道理，怎样既能敢进取，又不给自己潜伏下危机，这是每一个有志于改革的青年应该深长思之的。
第三章 东边日出西边雨 道是无晴却有晴
还不到栖霞山，一艘军舰疾速向他驶来。被人当作“水客”抢救，这是第五次了，他急忙摇动手中的小红旗，大喊：“我是游泳的，不是落水”。
——亚屏、绍培 《向大海》
中央已经发出《关于坚决、妥善地做好报纸刊物整顿工作的通知》。进行报纸刊物的整顿，一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二是充实和加强舆论阵地的重要建设。各级党组织和宣传部门要高度重视，严格按照中央的要求，做好这项工作。对于属于六种重点整顿的报刊，要进行认真清理和分析，确属错误严惩的，该停刊的要停刊，该合并的要合并，该改组的要改组。在前一段的清理中，发现《青年论坛》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发表了不少有严重错误观点的文章，省委早已决定该刊停刊整顿。
——《扎扎实实抓好几项工作——关广富同志在全省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
《宣传工作》（湖北）1987年第10期
1．鸡蛋里边挑骨头
中国的政治运动或者不称之为“运动”的准运动象是一种奇妙的注射剂，对于它抗拒愤怒有之，过敏战惊者有之，精神亢奋者有之，反应冷漠者有之。一九八七年春节前后的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就处在对这种“针剂”多种反应的复合状态中。
春节鞭炮的硝烟刚刚散尽，青年论坛杂志社的全本工作人员便奉命集中对刊物进行自我清理。院里成立了一个“清理协助小组”，由副院长张思平任组长，江汉论坛编辑部一位负责人任副组长长，三名有硕士学位的科研人员为组员，他们的所有业务工作都停下来，和论坛人一道全天坐在简陋的会议室里把那从创刊到停刊的十四期《青年论坛》从头翻到尾，从尾翻到头，寻找“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这很骨稽，刊物停刊了，再来找应该停刊的理由，就象先把一个人枪毙了，再来证明他是否犯了罪。在座者都是奉命行事，到底有几个人相信这种清查是有意义的，只有天知道，重要的问题是，怎么向上级交差。
张思平是在被推上了副院长的领导岗位后接夏振坤的手，分管青年论坛杂志社工作的。他对杂志社一向热情支持，从不横加干涉，送给他审查的稿件未枪毙过一篇，在我们这样一个讲究论资排辈的古国，多少人爬了一辈子，也只捞上个科级、处级职位，象他这样年青就当上了副厅级干部，难免不遭人嫉恨的，尽管当上副院长后，前后左右到处撞见笑脸，但他深知，自己就象处在舞台的聚光灯下，四周暗处有许多双眼睛在盯着他丝毫毕露的一举一动，随时等着伺候他的不小心。现在，他这个分管青年论坛的人担任清理组长长，处境是很微妙的，清理《青年论坛》也就是清查他自己，不查出点“问题”来，难以交差，会被上头认为文过饰非，不与党保持政治上的一致；若硬要查出“问题”，一方面自己于心不忍，另一方面又证明了自己确有“问题”，同样是“不与党保持政治上的一致”。而且在清查过程中，稍有言语不慎，就会给自己增添新的“问题”，不久前发生的一桩事还令他不寒而栗。那是在院春节联欢会上，每个单位都要出节目，大伙儿起着哄，要院长们也登台献艺，张思平推辞不脱，只好说：“新歌我也不会唱，就唱一首毛主席诗词歌曲《水调歌头》吧”他之所以选唱这首歌，是因为他从事流域经济学的研究，对长江有特别的感情。没想到散场后很快有自称“湖北省社科院一群共产党员”的人，写匿名信向中央和省委的各有关部门散发，指控张思平借用“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诗句，抒发对停刊整顿《青年论坛》的对抗情绪。张思平愕然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文革”结束已有十年了，其遗风居然仍旧在发场光大！
在2月19日召集清理小组的第一次会议上，他瞅着眼前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却突然生出一种陌生感，越是熟悉，反而好象越是陌生，谁知道这里边有没有打小报告的人呢？他沉吟了一会儿才说：“这次清理先一本一本杂志的议，然后一个学科一个学科的分析，至于问题的性质，待理过一遍后再议，要实事求是，严格按小平同志关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准确定义把关，不追究责任”。
清查历时一个多月，论坛人都认为刊物没有“自由化”问题，清理协助小组则好歹挑出了一些“问题”，我手头有一份当时的清理记录，让我们循着基线索看看清查出的一部分“问题”吧。以下的引文是被认为有问题的文字，方括号内是清理组指出“问题”的批注，有的地方只指出了有“问题”的文字，未加批注。
韩小年《理论创新与当代中国》（1984年第1期）：“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时期不同程度地信奉着一种被“左”化了的马克思主义，这种‘左’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居然还被推崇为神圣不可冒犯，成为支配人们思想的最高原则。难道现在不是应该推翻这貌似神圣的东西的时候了吗？”[“貌似神圣”、“左”化的提法不妥。]
“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义，首先必须对我们历来所宣扬的传统的‘社会主义’的概念作出新的评价，对于人们认为是马克思所制订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设想，我们也应该而且必须进行再认识，事实上，马克思并没有给我们描绘出社会主义的任何模式。然而，我们的一些同志却把马克思对于社会主义的大致设想当成了‘经典’教条，生搬硬套，不是用实践来检验和发展它，而是用这种理论去剪裁和否定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用理论上大概的轮廓代替现实世界的丰富多样性，给我们的建设带来一系列被动的局面。尤其是极‘左’思潮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歪曲和篡改，使社会主义面目全非。而这种面目全非的东西，又被蒙上神圣不可侵犯的面纱，给我们的社会主义实践带来极大危害，并弄出了许多荒唐的结论。”[“传统社会主义”的说法偏颇。]
“我们民族有着银多值得永世骄傲的极优秀的传统。但多年来，浸透了封建主义毒计的披上‘民族文化传统’外装的思想文化糟粕，不断毒害着我们的民族，阻碍着社会的发展，当前主要应反对的，究竟是资本主义，还是封建遗毒？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我们说不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而是封建主义的东西多了，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需要更多反对的是封建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因此，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一代人的心里结构和思维方式，改革就不可能深入。”[观点片面、偏激、说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两方面都有。]
於可训《将自由写在文学的旗帜上》1985年第2期：“奇怪的是，在文学领域里，我们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对所谓‘右’。本来可以通过正常的文字批评就可以解决的文学上的问题，我们却不恰当地诉之以政治的手段和方式，结果当然要束缚文学的自由，挫伤文字的生产力。”[当时也存在右，也应反，观点片面，涉及到对“清除精神污染”的看法。]
沉扬《论一九五七年》（1985年第2期）：一九五七年时“要求有科学知识和现代管理技能、现代心理素质的大工业（以及与之相应的商业）产生了，管理它的，却是农民，手工业者出身的干部！……这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的新形态。它的社会表现是管理者与生产工作者之间的矛盾，是官僚主义，瞎指挥。这种社会矛盾，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过完成之前，不大醒目，被我们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掩盖着……土改、合作化、公私合营完成以后，……多年的对立面的消失，地位的日增，使干部和群众之间的距离拉开了，贪图安逸，官僚主义便日益成为突出的问题。……总之1957年的风暴根源，在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所谓的右派进攻，本质上是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体现。”[对经济学不懂，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是国际背景原因。把右派看作代表先进生产力是错误的，写作态度不认真不严肃，轻易下结论。]
前不久，我们又一次看到，我们的一些同志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解现代化是多么困难。他们把世界范围讨论人道主义、人的异化问题，当作资产阶级的“污染”，于是奋起而再次反右。……有人说，清除‘精神污染’，只是清除资产阶级的东西，这必然使改革更健康。——不错！可这只是主观的逻辑。而现实呢？什么是‘资产阶级’人们还不大清楚；一些人不是将改革中的新现象当作了‘资产阶级’。”[否定“清污”，贬低老干部]。
“1957年的反右”，与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背道而驰，它使本来可以及时完成的历史任务，大大后推了；……新是现在，我们常常惊讶地发现，很多问题，1957年早就提出来了，只是可惜，我们没去理会”[全盘否定反右]。
黎鸣《重述历史唯物主义》（1985年第2期——第3期）：现存历史唯物主度范畴表述形式中“潜在的二无论观点形成了长期以来理信纸研究中实际上的停滞”“阻碍了自然科学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的结合，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一体化进程中的绊脚石”[对过去的体系作不适当否定，偏激语言]
何宪《国家资本主义新义》（1985年第3期）：“生产资料的私有或部分私有是国家资本主义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原因。……在较低的生产力水平上，私有制比公有制更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私有企业的优越性主要是通过它充分的经济活力表现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在描绘未来社会时，多次提到在这些条件下劳动会成为吸引人的劳动，成为个人的自我实现。……由于资本主义企业的经营者就是企业的所有者，竞争的外在压力和追求利润的内在动力迫使资本家不断利用新技术，创造新产品、开拓新市场，千方百计管理好企业。而社会主义是生产资料公有，盈利和亏损都不增减经营者的私人财富，企业经营好坏与企业领导的经济利益不直接相关。即使经过改革，最多也只是与其奖金工资或政治地位相联系。这种联系反面压力虽大，但正面诱力则不足。因此他们理所当然的态度就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宁可产品几十年一贯制，也不原冒风险改进产品搞活企业。很明显，这时社会主义企业的动力不及资本主义。再分析个人动力，……劳动者动力的发挥程序，还依赖于企业的经营管理，也就是依赖于企业的动力。如果前面的论证是正确的话，社会主义社会的人个动力也很可能不及资本主义。……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一特定性质，社会主义只能是一种非利益制约经济，才可能有比资本主义更充足的动力推动经济发展。当然很明显，这里指的是按正常发展顺序建立的理想的典型的社会主义”[过分肯定资本主义优越性，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推到遥远的将来。]
陈志龙《我国经济学教学的危机和出路》（1985年第5期）：“目前主要应打破以《资本论》为中心的经济教学体系。除极少数专门研究者外，《资本论》应列为选修课。政治经济学可以考虑撤销，改学当代东西方经济原理。”[明显错误]
刘宾雁《我第三次感到贫乏》（1985年第6期）：“同中国土产的法西斯分子相比，外国法西斯分子对人民的恐惧似乎略少一些。只要看一看1966—1977年间中国有多少学习和信奉马克思主义的青年被枪毙，就看出这个差距了。我的童年时代，一度被日本政府逮捕而又释放出来的日本共产党人，很有一些并未放弃自己的信仰而在东北日本占领区继续从事进步自学成才的。”
“现阶段中国阶级斗争的主要对象是谁？一下子就把我问住了，是呀，我们人人都是搞阶级斗争或被斗争的专家，从青年到老年时间也不短了，那么敌人究竟是谁呢？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不是了，从来就不应该是。那么，究竟是谁呢？从历史实际看，最危险的敌人似乎应该是林彪、四人帮之流。他们造成的祸害比几千年来所有的敌特和新老反革命加在一起还多，这一点，恐怕谁也不能否认吧？但是他们已成了历史垃圾。今天是谁呢？还有没有属于同一血统的后继者呢？”
胡为雄《也论一九五七年》（1986年3月）：“这场‘反右’运动实质上是在一场虚惊之中同一种假想的敌人作战，是一场人为的动乱。……很难说得上右派进攻本质上代表了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因为这个进攻本身不存在。”[全盘否定反右，认识偏差]。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再认识座谈会（发言摘要）》（1986年7月）：远志明发言：“到目前为止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并非本质的否定，仍不时感受到那些被否定的表层现象的阴影在周围游荡，依稀看到上演了‘文化大革命’历史悲剧的舞台上灯光仍在摇拽，台侧幕后的狞笑。中国怎么办？我寄希望于改革——发展商品经济——民主化进程”。
吴学灿发言：“在‘清污’扩大化中，引蛇出洞，捕风捉影，罗织罪名，无限上纲，以我划线这些文化大革命的做法不是统统又来过一遍么？”
陈小川发言：“文艺界不是有人说么：现在对‘文革’是抽象否定，具体肯定；对改革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
陈汉文发言：“‘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历史根源至少有这么几条：一是中国社会关系的维持过程中的非民主化。……二是社会调节机制的硬化……三是社会体制的封闭化。”
李昆峰发言：“‘文化大革命’是我们社会的政治文化危机的一次大爆发，我们缺乏社会民主、政治民主，所以人与人的关系紧张，从上到下无法建立真正的和谐，我们的传统文化不适应新的社会进程”。
远志明发言：“‘文化大革命’与古代帝王时代不是构成了同质同构的中国历史序列吗？”
朱征《也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1986年7月）：“早有中国知识分子在批判儒家思想，实现全盘西化的基础上引进马克思主义，已造成了一条难以弥补的文化裂缝，一方面他们用马克思主义否定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他们的传统心理意识又人为地割裂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和西方文明的天然联系。这样，中国土地上的马克思主义就成为孤立于其他文明现象的畸形儿。”[对我党的指导思想持怀疑态度]
张晓明《经济学家的均衡》（1986年7月）：“要创立我国新的社会经济学家，既要有代表国家利益的经济学家，也要有代表企业利益、甚至代表个人利益的经济学家，既要有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经济学家，也要有代表农民阶及利益的经济学家……”
胡平《论言论自由》（1986年7月，9月连载）[全篇都有问题]
高伐林《一个前〈这一代〉编者与一个〈青年论坛〉记者的对话》（1986年7月）[全篇都有问题]
沉扬《毛泽东的晚年与“文化大革命”》（1986年11月）：“面对‘无私’这禁欲主义的宣传又常常隐藏着垄断政治经济特权的极端自私与专制——他的善良与崇高又在那里呢？”[有损毛主席形象]
闵琦《出版自由与马克思》（1986年11月号）“有些人不理解，为什么要给‘坏意见’出版自由呢？这是因为一种意见在接受实践检验之前是无法确定其好坏的。如果有人硬要在一种意见公开发表之前断定它的好坏，那么，我就要问“你用来判断好坏、是非的标准是什么呢？这个标准又由谁来掌握呢？请回想一下57年许多‘右派’和‘文化大革命’中张志新的意见吧！当它们受到人们主观意志的判断时，哪一个不曾被视为‘坏意见’呢？”
《中国跨向21世纪：步履维艰——“跨世纪的中国”学术讨论会发言摘要》（1987年第1期）：
远志明：“‘苏式马克思主义’一味强调人无能为力的‘社会规律’强调‘必然性’，与我们的传统人格心理默契之极”。
李晓明：“‘全盘西化’的忧虑，对一个成熟成型的民族文化体系来说是多余的，在逻辑上是相悖的”
黄克剑：“失去了人的自由意志的民主就可能变成虚假的民主，建国以来我党所出现的一系列失误也都是历次党代会举手通过的，这就是证明。”
梁治平：“中国法只有镇压职能；中国法以刑为本，西方法与权利有密切关系；……”
黎鸣：“在并没有谁明确提出过‘全盘西化’甚至‘西化’的今天，居然有的人忧心忡忡的要‘警惕全盘西化’，而一些学者也附和论道现代化不等于西化，这种对‘西化’的恐惧心理，实质上是对‘开放’政策的怀疑和抗拒心理”
张奎良：“三十多年来没有很好地进行政治体制建设，政治文明程序不高，民主成为空谈，政体流于形式，党的领袖主宰一切”
王润生：“把某种主义变成信仰从而把主义神圣化、目的化，本来是没有什么道理的……主义问题本来是个道路工具问题，道路是否可行，工具是否适用本来是可以面对终极价值目标作实事求是的研究的，实践目的（价值）是检验工具（主义）的最终标准。现在现实中有人往往忘了主义后面的目的，为主义而主义，只会拿这种主义同那种主义相对抗，而不会用价值目标去衡量，判断各种主义的真伪利弊。……不应将主义信仰化，而应工具化，变信仰之争为工具之争”。
陈晓律《性与观念的变革》（1987年第1期）“当一个人拼命压抑自己的‘性’的欲望，并认为这种压抑是一种道德高尚的行为时，他就已经丧失了一个活生生的人身上最宝贵的东西。一个人连生命中最美好的组成部分都不敢正大光明的追求，他还能追求什么呢？必须用一种理性的观念来看待贞操，既然人在恋爱中可能有多次这样，也就存在着冲动的可能，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因此，真正的贞操是两人在相爱时能以诚相待，不欺骗对方”。“我们认为，第三者的出现是社会思想解放到一定程度，人们把感情看得更重的一种必然的社会现象。”“爱情是一种强烈的冲动。在恋爱中过分理智地考虑后果，本身就是对爱情的嘲弄。因此，我们虽不提倡婚前性行为，但也不必大惊小怪，只要是建立在男女双方自愿基础上的性关系，就应当着重当事者自己的感情。”“如果发生了该遣责的性行为，那么，该遣责的不是性行为本身，而是附加在此之上的各种人际关系”
任何一个刊物要挑点毛病都是挑得到的。以上所引的“问题”还算是挑出的全部“问题”中被认为比较严重的，但是找不出在“资产阶级自由化”定义中的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人民民主专政、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词句，相反，却有很多思想的闪光。深刻的片面比肤浅的全面有价值的多，因为许多个深刻的片面合起来就近乎于深刻的全面，而许多个肤浅的全面合起来却等于全面的肤浅。
“问题”找出后，需要写一份向上交的清理报告，大家围坐在会议桌边，脚下燃着几盆木炭，木炭的质量不太好，边燃边冒烟。但总比无烟的挨冻好过。讨论是热烈而又严肃的。青年论坛的小青年们都一致主张在报告上写“《青年论坛》没有‘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清理小组的大多数同志也都是善意的，为求交差，主张用“学术观点有些错误，但不属于‘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的提法，唯有一位先生持异议，说“虽然不见得具体字句有‘自由化’，但基本倾向是‘自由化’的。”
李明华很冲动地站起来反驳：“我们是为了推动改革才办刊的，你可以硬说有‘自由化’倾向，但在‘自由化’的关键问题上，没有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容。相反，上边随处可见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文字。他随手拿起几期刊物，翻开念道：“社会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抛弃了社会自发发展的消极因素，逐渐成为自由、自觉、自主的积极发展的社会”再看这里：“要发展，既要改造马克思主义以适合中国的国情，也要改造中国的国情适合马克思主义……既要用改革来促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要用马克思主义来为改革服务。”“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资产阶级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全部任务，注定了只能由共产党人来完成。这就是说，中国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不同的地方，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最能引以为自豪的事情，就是它独立地把中国资产阶级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中所应当完成的历史任务全部地放在自己的肩上，由此而引起的必然历史结果，就是中国的社会历史发展直接由半封建半殖民地进入到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李明华放下刊物，目光炯炯地盯着那位先生说：“如果国民党来清这个刊物，肯定会说这是共党刊物。”
那位先生怫然作色，站起身走到李明华旁边，把他脚下火盆里一块冒着青烟的木炭踢出来，嘴里嘟囔着：“熏死人，熏死人。”一边狠狠地将木炭一直踢到会议室门外去。一副恼怒的神态令在坐的所有人面面相觑……
会议不欢而散之后，很快就有一些“智叟”来劝诫李明华：
“在现在这种形势下，你还是承认错误为好。”
“你怎么能把国民党扯出来呢？那不等于说共产党比国民党糊涂吗？”
“你是党员，党籍不想要了？”
面对这些说不清是出于好心还是出于帮闲目的的劝诫，李明华面孔微微涨红地答道：“我认为论坛没有犯政治性的错误，为什么要承认？你们把去年全国各家大报找来翻翻，从中央到地方领导，都在喊‘理论探讨无禁区’，何况我们没有突破实际上存在的很多禁区，有什么错？”
“智叟”们没趣地走了，却把一个大大的问号留给了李明华：为什么时间过去了大半个世纪，康大叔和华老栓仍然有这么多子孙呢？他不由得联想起近来院内发生的一连串反常现象。
——有人捕风捉影地制造了所谓张思平唱歌事件。
——冼守章控制的“独立王国”情报研究所有好几个小青年纷纷找论坛的同志们索要《青年论坛》1987年第1期，遭到了拒绝。但有人到情报所办事时发现，冼守章的心腹，那个像貌和作派都酷似江青的女所长，领着一帮人，每人手中捧着一本《青年论坛》用红笔在上边划杠杠。这里的自愿清查比院里组织的清查似乎更认真。
——有两个一向与冼守章不睦的科研人员由于犯有抄袭错误，受到院里处分，对夏振坤院长、张正明副院长心怀不满，冼守章便突然对他们亲近起来，多次与他们谈话。此后便有告状信出现在省委有关部门的办公桌上。
——有人出差到北京，从内部途径很确凿地得知中宣部收到一封署名“湖北省社科院一群共产党员”的信件，揭发《青年论坛》的问题。
李明华感到青年论坛和它的支持者们走在钢丝上，钢丝下边正张着一张大网，不是安全网，而是猎网。
几经磋商，清理报告最后总算写成了，定的调子是有学术观点错误，但没有“自由化”言论。报告交给省委宣传部后，院党组成员和论坛人都心情忐忑地等待着结果，就象问卦者等待着占卜者开口一样。
2、学习会上剑拔弩张
在对《青年论坛》进行清理的同时，社科院组织了两期副处级以上干部学习中央文件的学习班，“学习班”这个名词对于从“文革”中过来的人来说，记忆犹新，一向比较散漫的知识分子干部们一进入学习班，立时绷紧面部肌肉，正襟危坐，变得严肃起来，没有谁会说不拥护中央的战斗布署，可以谈出一套套自已未必相信的理论，然后扯得老远老远。对于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往往避而不谈，或者轻描谈写地说说。运动大家见得多了，也没有兴趣了，现在的“风”都刮不长，犯得着紧跟政治形势，给自己的鼻子抹上一块白粉吗？宣传部要求社科院组织人写文章批判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的“反动言论”，院里没有人愿意主动担当笔杆子，你推我，我推你。院党组派司机开着小车去接住在院外的科研人员来写批判文章，吃了个闭门羹，空车返回。最后夏振坤拱手求大家看他私人的面子帮帮忙，才勉强凑出了批判文章。
李明华是副处级干部，也参加了学习班，一天上午的学习会上，他向到会的干部们通报了一个统计数字：《青年论坛》创刊以来总共发表了三百多篇文章，其中宣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的文章占了一半以上，比较好的学术文章占百分之三十，观点比较一般的占百分之十几，学术观点有错误的文章只有五、六篇，仅占全部文章的百分之二，也不存在自由化问题。
紧接着，以治学严谨，学述造诣深厚著称的史学专家、副院长张正明发言：“《青年论坛》我每期都看了，我看不出有什么‘自由化’问题。这些同志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办好一个刊物，很不简单。”身为副院长，又是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敢于说出这样的话，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其他同志都没有对《青年论坛》进行为难，顾左右而言它地敷衍了一阵，便到了吃午饭的时间，主持会议的冼守章只好宣布休会。
李明华回到家里，还想着张正明副院长的话，心头一阵阵发热，他今天真正体会到了“渴时一滴似甘露”这句话的深切含义。
他情不自禁地从书桌上拿起一本杂志社内部编的《青年论坛读者来信摘编》。这本《摘编》他读过多次了，但每读一次都有新鲜感受，从中获得无穷的力量，感到自己不是孤军奋战，背后有千千万万读者作为坚强后盾。
下午的会议继续由冼守章副院长主持，他右手摸了摸分头，左手挠了挠胖脸说：“上午的会议有些同志还没有发言，希望都能谈谈，中央和省里都要求学习文件要联系本单位实际，啊——，谁开个头嘛。”
短暂的静场。
“我说几句”开口的是一位身着中山服的副处级调研员金某。此公是由省委宣传部调入社科院的，平时在院里很难看到他的影子，是个不干多少事的闲人。有人多次看到他上班时间提着菜蓝子在大街上转悠。盲肠在人的生理组织中是没有作用的器官，可是它发起炎来却能把人折腾得半死，我们的干部队伍中也有这种“盲肠”。他们最盼来政治运动，运动使他们能够显示自我，展露才华，只要把批判的言语象印子钱一样放出去，就可获取暴利。一来运动他们就精神亢奋，摩拳擦掌，就象稻草人在风中才能获得生命一样。
“我本来不想说，看来还是得说。可以拿录音机来录，我负责。”金的脸上一副杀气腾腾的样子，“我上次在一个会上说了要把《青年论坛》当活靶子打，这有什么不对？省委也是这么说的嘛。《青年论坛》的‘自由化’问题严重得很，篇篇文章都有问题，不批不行……”
李明华听到这时压不住火了。针锋相对，反驳道：“你说把《青年论坛》当活靶子打，是省委意见，我没听说有这种说法。你说篇篇文章有问题。我可以告诉你，有不少文章是经省委领导过目，有的是亲笔改过的，省委秘书长就改过我们的文章。如果是篇篇文章有问题，你敢不敢追省委领导的责任？”
金某惯于以领导的领导的是非为是非，他一听李明华抬出省委领导，气焰立时减弱了大半，嗫嚅道：“我……我是说我看过的文章篇篇有问题”。
与会者中响起轻轻的笑声。
冼守章皱了皱眉头，一声不吭，眼光朝左右扫了一遍。
有那么几个人就叫了起来：
“李明华，你怎么这么不虚心，不识时务，现在是反‘自由化’的时候，你还当是以前哪！”
“你怎么推卸责任，往省委领导头上推？”
“再怎么样，也不该把省委领导牵扯进来。”
“你还是要多检查自己的错误”。
李明华硬梆梆地甩过去一句话：“我说的都是事实，你们可以去查。”他弄不懂，为什么一提到领导同志，就有些人诚惶诚恐地站出来卫护，为什么一些不干事的人，倒好意思振振有词地指责干事的人。他不由的想起一则寓言：一匹千里归来的马对躺在圈里的一头猪说：“唉，今天我迷路了。”猪说：“我可从来不会走迷路”。
自打这次会议后，李明华深深感到“左”的东西太猖獗了，即使今后《青年论坛》能够复刊，办下去也是很困难的，经过慎重考虑，他决意考博士生离开社科院。通过深造，更深入地研究一下中国的问题。于是在一片批判声中，他开始啃荒疏已久的外语，甚至在全院的政治集会上也全然不避讳，他要演出的下一幕，第一个目标是哲学博士。
3、请写明张思平保留意见
社科院组织了一个规格更高的清理协助小组，由夏振坤亲自担任组长，党组第一副书记、第一副院长邓剑秋任副组长，但是对清理工作却采取了敷衍态度。从心底里他们并不认为《青年论坛》有多大了不得的错误，况且清理结果已经摆在那里，再清还是那么回事，关键的问题在于怎样重写一份清理报告，能够获得宣传部的通过，有一点是显然的：对《青年论坛》问题的定性必须比前一稿要严重。
在夏振坤那间兼作办公室与寝室的房间里，院党组召开会议讨论如何重写清理报告，冼守章情绪很好，他首先发言，认为报告第一要写明《青年论坛》问题的性质：（1）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2）鼓吹性解放[所谓“性解放”观点的内容见本章第一节引文——作者注]他特别表示出对鼓吹性解放的反感。严然一副正人君子模样。然而，院内外关于他与那位女情报所长关系暧昧的传闻早已满城风雨，且不论这些传闻有多大真实性，有一点却确凿无疑，他多次与她两人单独结伴出差。动辄十天半月，是毫不遮掩的，全院人所共知。他认为报告中第二要写明责任问题。他说：不能笼统地说党组有责任，我声明，我没有分管青年论坛，我是一点责任也没有的。其言下之意是说，责任应该由分管过青年论坛的夏振坤、张思平来承担。
夏振坤、邓剑秋、李文澜对定性问题没有提出多大异议，尽管明知不那么实事求是，但为了向上级交差，也只好这样了，对于责任问题，他们认为既然宣传部没有明确要求做出交待，所以可以不提。
年轻气盛的张思平不同意照此定性，摆出种种事实进行反驳，认为还是应该坚持第一稿的定性结论，不能在压力下违背实事求是原则。
冼守章与张思平激烈争论起来，彼此僵持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张思平说：“你们硬要这么报上去是你们的事，但是，在会议记录上请注明：张思平保留意见。”
根据包括冼守章在内的多数票通过的决议，很快写出了清理报告，递交给了省委宣传部。冼守章却跑到宣传部说，报告未经他过目，他不同意。宣传部有关领导遂向夏振坤询问缘由。夏振坤拿出会议记录本给他看，说：“报告是未经过他过目，但是报告是忠实地根据党组会的讨论记录整理的，所以没有必要搞的那么烦琐，再让每个党组成员过一次目，不仅没给冼守章看，也没有给其他几位党组成员看。冼守章的说法是没有道理的”。宣传部没有将报告打回，但是对于清理是否合格，是否可以结束，《青年论坛》是否能够复刊等问题，却无片言只语回答，没了下文。
4、乱曰
青年论坛兼职编辑、作者许苏民:
令人悲哀的是，难道中国知识界只能象上世纪未一样，是新世纪的早产儿，只能在今日与明日的矛盾中挣扎？
最令人悲哀的是中国知识分子本身的劣根性。有的人不得志时要民主讲个性，一旦得志，便在自己控制的团体内搞专制，行宗法，或有的人圆滑世故，善观风向，毫无操守，大势所趋时，“咸与维新”，风向稍转则不惜卖论取官；更有甚者，是卖友取官，落井下石，无所不为，而且能够假冒大义，窃取美名。在一些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东方式的嫉妒”使不少精英分子常常不免要受到各种各样的打击和非议，对于被打击者不予支持、不表同情、幸灾乐祸者比比皆是，所以知识分子总是容易被各个击破，而少数已经同化于旧官潦或想爬上旧官潦位置上去的知识分子，整起人来常常比头脑简单的旧官潦们更为残酷而阴险。相当多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在营营苟苟于蝇头小利，为了争夺职称，已经评上的焦头烂额，没有评上的遍体鳞伤。此外，如门户之见等，使中国知识分子中遍布尔疆彼界之私，如果没有一批觉醒的精英作中坚，就很难形成一个为了共同目标而团结在一起的独立群体。见胜兆时纷纷抢摘桃子，见败兆则定作鸟兽散无疑。
改革之难易总是与私利之多寡成正比的，所以不应指责人民缺乏改革的心理承受力，而要首先改革先贵后富，而又不利于发扬人民民主的政治专利，如果能够如此，知识分子当中也好，老百姓当中也好，种种国民劣根性自然也就渐渐消失了。
本文作者:
我们的一些高级领导得多次说过：“理论探讨无禁区，新闻宣传有纪律”。这是一句自相矛盾的话，试问：划出新闻宣传作为保安地盘，不正是一块禁区吗？况且，理论探索同时也是一种宣传，宣传纪律对它不也是一块禁区吗？理论探索本质上是向未知领域的探索，已知领域已被人踏勘过，不成其为禁区，也缺乏探索的价值，没有必要划为禁区，而划禁区必须是划在理论探索所朝向的未知领域上，既然如此，那么在经过探索的和实践检验之前，无法判定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划禁区者，无非自认为是在保护正确，防止谬误，这种先验的自我主观判断本身不就是十分荒谬的吗？
在进行理论探索时，当然免不了会冒出些错误观点。然而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如果不允许人说错话，就必然连用正确的话也一齐扼杀了，因为谁也不敢保证自已绝对不说错话，除非干脆什么话也不说。言论出版自由的真正含义是：即使错话也能说。马克思指出“不耐心地对待自由出版物的短处，也就不可能利用它的长处，不带刺的玫瑰是没有的！请想一想吧，失掉自由的出版物时，你们会丧失什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4页）再说，你认为错了，未必就错；多数人认为错了的，也未必就错。有的无非是话说得比别人早些罢了。
在清查《青年论坛》的过程中，不论是追究者，还是辩护者，双方争论的核心只是杂志上的言论有没有错误，这实际上隐含着一个共同承认的前提：错误的言论是应该得到追究的。他们的差别仅仅是如同争论鸡蛋是从大端打破还是从小端打破更好。这个共同承认的前提隐藏着多么大的灾难啊！回想建国以来历史的政治运动，多少善良的人们出于这一前提，对被宣布为反动的言论群起攻之，当把“阶级敌人”的言论权利剥夺后，同时也不知不觉地把自己的言论权利也一并剥夺了。到了“文化大革命”，被别人如法炮制，一个个收拾。早在十八世纪法国的伏尔泰就说过一句名言：“我坚决反对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而我们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追究者与辩护者们却还站在十八世纪之前的历史地平线上，进行着可以进历史博物馆的争论，不是十分可悲吗？同样可悲的是，追究者搬出省委领导作为尚方宝剑才气焰嚣张，辩护者也同样把省委领导作为盾牌才有恃无恐。
也许论坛人这样做是出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策略考虑，但是，为什么不能更前进一步，甩开官本位盾牌而使用自己的理论之剑？如果自己铸的剑自己都不用，还怎么能指望别人用呢？
第四章 小荷才露尖尖角 早有蜻蜓立上边
游到同客轮平行时，轮船拉响了汽笛，瞬时，停泊在附近的向艘轮般也同时拉响汽笛。雄壮的笛声在江面上久久的回荡着。苦在陆地上，我们的路明会一下子蹦起来半丈高，而现在，他只有含着热泪静静地听这些美的音乐。
路明激动了，真正的激动了，这个在长江边上长大的人，听过不计其数的汽笛，但他感到从来没有今天这样美妙、动听是的这是长江对一个勇于向大自然挑战的人的回报。是长江对它的儿子的赞语。
——亚屏、绍培《向大海》
胡启立同志代表中共中央书记处向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大会所作的祝词，连回来在代表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代表们普遍认为：：胡启立同志的祝词，扫除了前一时期在思想界、文艺界弥漫着的迷雾，明确地批评了“左”的偏向，说出了大家都感觉到，都想说而未说出的话，这对思想解放，同舟共济，实现“大鼓励、大团结、大繁荣”是有力的保证……许多作家，特别是一些老同志，眼圈红了，哭了，他们说盼了辈子才盼到这一天，怎能不高兴！……代表们认为，胡启立同志的祝词，表明党将大大改善文学工作的领导。这在指导思想工作作风和思想方法上都是一个大的突破。
——《作家代表热烈讨论党中央祝词克服“左”的思想影响实现创作自由和繁荣》 1985年1月4日《人民日报》
1．旗开得胜暖风吹
《青年论坛》创刊号印刷出来了，在杂志社的每一个同志手中巡行着：啊，这就是我们的刊物！这就是改革大潮的一簇浪花？就是王一鸣膝盖滴下的鲜血？就是豫园春杯中激荡的酒浆？就是上海滩启航的汽笛？就是紫金山浩荡的天风？就是三遍鸡啼唤起的晨曦？呵，它就是它——《青年论坛》，小小的三十二开本，160页，透着油墨的清香，封面的纸张粗糙而无光泽，上下两组红绿黑相并的色条象征着什么？是破土而出的春笋吗？是巍然挺立的群峰吗？呵，“青年论坛”四个黑色的大字，有几分愣头愣脑的稚拙，可那有棱有色的字形却透着一般蓬勃的力量。把它放到杂志架上，在众多印刷精美的刊物的包围中，它未免显得寒碜，但它那么简洁稚拙的封面风格却又格外醒目，就象茅台酒矗立在晶莹闪亮的西洋酒瓶之中一样。打开封面看内容，就更感到它的与众不同，栏目是琳琅可观的：“前辈寄语”语重心长，“改革前线的报告”气象万千，“改革研究”奇兵突进，“中西文化比较”明辩真伪，“箭响林”射封建之的，“他山石”攻中华之玉，“嘤鸣园”求学术之友，“院校专页”展学府风姿……所发表的文章或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寻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和道路；或着眼于人的思想观念的改造和更新，破除阻找改革前进的羁绊和障碍；或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开避新航道；或从现实的生活进程中预示大趋势；或执著于理论的创新；或不惮于旧弊的针砭；或身体力行；或出谋献策；总之皆以推进改革为已任。文风一改八股腔，活泼犀利，清新酣畅……
创刊号一份份发往祖国的四面八方，很快便有了反响。
《人民日报》、《新华文摘》、《世界经济导报》相继转载，摘登和评介了胡德平的《为自由鸣炮》一文，它确如一声炮响，震动了空气沉闷的思想理论界，引起强烈反响。此文明确提出了关心人民的自由权利就是关心生产力的发展的观点。为自由正了名，冲开了讳谈自由的理论禁区。在武汉大学的一次会上，有人称赞胡德平思想很解放，胡德平说：“耀邦同志说我的思想还远不够解放”。《人民日报》还摘登了韩小年的《理论创新与当代中国》，此文鲜明地提出了要打破一切束缚思想的教条，肃清“左”的流毒，把理论批判的矛头主要对准封建主义，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廓清思想障碍。《读书》杂志对许苏民的《人的现代化》作了评价。此文提出中国要实现现代化，离不开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问题，核心是观念变革的问题，一期杂志中就有三篇文章被这样一些全国性的有影响的大刊物转载和介绍，对于一个新创办的刊物来说是一个奇迹，这是连一些创办多年的老刊物也难得轻易达到的。这期刊物中的其他一些文章也大都触到了改革大趋势中的第三点和理论界的兴奋灶，为人们所称道。
金戈铁马，旗开得胜！《青年论坛》的创刊被理论界认为是1984年青年学术界的三件大事之一（另两件是：莫干山经济研讨会、上海中西文化比较会）。
读者表示支持鼓励的信件和新作者的稿件向编辑部源源涌来，电子工业部部长李铁映（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也写来了鼓励的信，信中说：“青年历来是时代的先锋、号角，风尚如此，艺术如此，许多科学家突破也如此。社会的革命者，改革也不乏其人，那么在理论研究中如何呢？自然科学的理论大师爱因斯坦，创相对论二十几岁，马克思、恩格斯写共产党宣言二十几岁，可以说，几乎在所有领域中青年都大有所为，大有贡献。青年要敢于创新，敢于探索，克服自悲感，青年是未来，是希望。民族的希望看青年一代的精神风貌。”
接着，85年第1期、第2期陆续发出，所刊文章的质量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比如沉扬的《论一九五七年》，《人民日报》、《团结报》都转载了，许多当年的“右派”读了此文，奔走相告，激动泪流。著名哲学家李泽厚后来在《破天下达尊——贺〈青年论坛〉创刊周年》一文中指出，这篇文章提出了“至今学术界似乎还没有或没有人敢碰的问题”，文章的好些观点是有相当深度的。
《青年论坛》为湖北省社会科学院赢得了声誉，省委领导和社科院领导更加重视这份杂志和办这份杂志的这帮青年人。
又是一度春风来，染就一湖新绿，醉红万点杏花，细雨和风嫩如酥，催开蓓蕾无数……
1985年3月，理论界的气氛已经活跃起来，湖北省委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形势，为了理论的进一步繁荣，决定召开湖北省社会科学界第三次代表大会，全省理论界欢欣鼓舞，翘首盼望。
会议召开前的一天晚会，李明华、王一鸣去向省委副书记钱运录汇报《青年论坛》的工作。钱运录特意从家里赶到办公室等他们。自《青年论坛》创办以业，这位四十多岁的省委副书记一直是坚定的支持者，他与青年论坛的小人物们建立了朋友般的友谊，小人物们可以很容易地与他会面，谈论各种大问题。
李明华、王一鸣向钱运录汇报完近期工作情况后，钱运录充分肯定了他们所取得的成绩，接着问道：“这次省里开社会科学大会，你们青年论坛有代表参加吗？”
他们说：“没有被安排”
“有没有安排你上主席台坐？”
“没有”。
“青年论坛应该有代表上主席台”。钱运录斩钉载铁地说，接着又用开玩笑的口吻：不过只能上一个，你们互相之间就得发扬一下风格了，随即哈哈笑起来。王一鸣说：“当然是老李上”。钱运录马上指示秘书给省委宣传部负责人挂电话安排此事。
省委副书记办公室的陈设很朴素，最醒目的是靠壁而立的几个大书架。李明华、王一鸣不由得上前浏览，架上主要是工具书和理论书籍，政、经、文、史、哲等各门学科的书都有，以经济书居多。钱书记是原湖北大学（今中南财经大学）经济专业的毕业生。
“啊，钱书记这里的书可真多啊，好书也不少。您那么忙，有时间读吗？”王一鸣说。
“书不能不读，挤时间嘛，你们可以挑选一些书，我送给你们。”钱运录站在他们身后笑咪咪地说。
李明华、王一鸣在书架上扫视了一遍后，不约而同地瞅中了《当代中国的经济改革》一书，从架上抽下来，说：“就要这本”。
“嗯，我让你们自己挑，就是要试试你们的眼力，看来你们的眼力不错。”
王一鸣说：“钱书记，请您在书上给我们题个字作纪念吧”。
“好。”钱运录拿起钢笔在书的扉页上题词，字写的很潇洒：“送给《青年论坛》的”，写到这里，他停住笔问“写同志们还是写朋友们？”
李明华、王一鸣不约而同地喊起来：“当然是朋友们”。
“好，送给《青年论坛》的朋友们！”钱运录题写完毕，把书郑重地交给他们。
李明华、王一鸣接过书，觉得沉甸甸的，他们捧着的是省委领导对他们的无限信任啊，“朋友”——多么亲切的称呼，愿我们党的领导工作者多与青年交朋友吧，因为青年属于未来。
李明华、王一鸣告辞出来时，正是满天星光灿烂。他们骑车穿过大街，街旁居民楼里飘出录音机播放的欢快旋律：“年轻的朋友们，大家来相会，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
3月18日，湖北省社会科学界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李明华应邀坐上主席台，是上主席台的人中最年轻的一位，这当然有些扎眼。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盛会，省委书记关广富出席会议并作了报告，他在报告中谈到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时说：“他们的成长，是我省社会科学工作大发展的希望之所在，要热情鼓励他们的进取心和积极性。对他们在成长过程出现的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之处，甚至缺点错误，更要正确对待，热情帮助和引导。社会科学院和社联支持他们创办《青年论坛》和成立青年社会科学工作协会，是做得好的，要继续坚持下去……”
说得多么好啊！……
这时候李明华想到了些什么呢？感动？兴奋？以为从此一马平川？还是洞若观火，宠辱不惊？
2、一石激起千层浪
几期刊物打向社会后，《青年论坛》开始成为全同理论界关注的对象，而且在青年理论工作者中有了一定的号召力，杂志社的同志们就商量着青年论坛应该发起组织一个有关改革的理论讨论会，一是可以与青年交流学术见解，二是进一步扩大《青年论坛》的影响，三是广交朋友，吸引稿件。他们的目光自然地投向了广东。广东毗邻港澳，得时代风气之先，经济改革走在全国前列，政治气氛也比较开放，把开会地点放在那里是比较适宜的。经过联络一呼百应，由青年论坛杂志社，华南师大和广东、上海、陕西、湖北、湖南五省市的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协（学）会（湖南为青社协筹务小组）联合发起，于1985年3月25日至4月2日在华南师大召开了“中青年理论工作者广州座谈会”，来自十三个省、市、自治区的80名中青年理论工作者和新闻界代表出席了会议。
繁华的广州轿车如蚁，高楼林立，商贾云集，物品充盈。流行歌曲从早到晚响彻大街，少男少女在舞厅里踩着迪斯科旋律狂舞……
当参加会议的中青年理论工作者们穿着在广州人看来显得肥大的裤子漫步街头，出入商店时，他们囊中羞涩，总是被高昂的物价弄得灰溜溜的，与此地的繁华形成大反差，似乎都是些不起眼的角色。可是当他们聚集在会议室时，个个顿时显得生龙活虎，精神焕发，虽清贫如洗，却心忧天下，价廉物美的中国知识分子啊！他们的议题是“改革中的理论”。在这里，既有众志成城的共同呼声，又有各持一端的激烈争论，各种思想在这里互相碰撞，彼此激发，闪着光，发着热。
“思维自由是创造的前提。创造是从已有中构造未有，是先从观念上，后在实践上打乱旧序组合新序，其基质是破格，是非份之想之举，是自由。”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仅揭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然性是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理论经济学也面临一个战略转移的问题，这不仅有必要性，而且有其迫切性。”
“经济学家的任务就是帮助政府和企业寻找问题，发现问题，而不是对政府和企业的某一政策进行论证和颂扬，而是进行挑剔，寻找毛病，帮助某一政策更加完善和顺利地实施，或者对某一政策进行可行笥研究，甚至打出相反的论题。”
“新的史学理论，将对史学工作者提出更高的要求，要求他们不是从结论出发，而是由他们正在运动发展的思维与认识出发，通过对各种史料的重新估价与辩证……去寻求历史发展的规律，不仅揭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的历史规律，而且揭示它所制约的，又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人类社会历史内容的发展规律。”
青年论坛的同志们在这里结识了那样多才华横溢的青年，他们每个人都是一部历史，开国大典礼炮声中的诞生者，唱着少先队队歌的红领巾，“文革”中的红卫兵，北大荒中的觉醒者，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多么丰富的历史层面，积压着、沉淀着，终于被奔腾的地火熔化，化作滚烫岩浆，渴望着大地的震动，去推动中华峰峦的崛起……
杂志社在这里收集到这么多好稿子，武汉大学哲学系硕士生李晓明交来了《改革中的社会与变革中的价值观》，人民大学硕士生远志明递上言简意赅的《理论的生命：实践与自由》，还有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杨建文的《经济改革与经济学改革》，经贸部国际贸易研究所陈东升的《关于发展建设经济学的几点浅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黄新亚的《新的选择——关于史学发展方向的断想》，更有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胡平郑重捧出了他经多年研究、呕心沥血写出的洋洋六万言的《论言论自由》，一枚沉甸甸的思想核弹，它必会在整个中国思想界造成超级地震，它属于现实，也必将属于历史。
通过广州会议期间结识的新朋友，青年论坛杂志社又在全国各地十多个大中城市建立了记者站，使信息网络、发行渠道分布得更广，进一步扩大了杂志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各地记者站的记者都是义务兼职，分文不取。在上海记者站，刊物售出后，许多老干部都闻风赶来购买，啧啧称赞这刊物办得好。工作最卓有成效的是北京记者站，在他们的宣传推销下，刊物零售额最高时达到五千份。
作者队伍也逐步状大，高水平的稿件越来越多，作者们都是些很优秀、很有才华的热血青年，如果没有他们出思想，光靠几个编者是编不好《青年论坛》的。王一鸣曾对笔者说：《青年论坛》办得有影响，首先要归功于作者们，他们不仅是我们的朋友，也是我们的老师。
广州会议之后，《青年论坛》发展顺利，刊物一期接一期出来，越办越精彩。85年第2期上的《自由的命运及其它》（沈大德、许苏民）论证了自由不止是天赋人权，更不是任何神或人的思想，而是人类的历史实践赋予从事着实践活动的主体的一种本质属性，批判了对于自由的中世纪歪曲和资产阶级歪曲，从政治学范畴，伦理学范畴和哲学范畴诸方面阐明了自由的性质与作用，特别强调提出了我国当前需要以出版自由来保障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创作自由、学术自由的实现。《国家资本主义新议》（何宪）在对各社会形态经济活动的动力进行细致考察的基础上，指出为列宁所实践过的国家资本主义既是一种资本主义形式，又不背离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既适合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又不损害无产阶级及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我国实际的国家资本主义可以有多样的形式。思辩性很强的《我的反思》（远东人）对人的客体性与主体性，人的实质，人的自由与自造，人对社会的责任等问题进行了深沉的哲学反思。《读艾青归来的歌》（小微）对著名诗人艾青新时期的诗作进行了直言不讳的批评，85年第3期上的《关于〈关于人的理论的若干问题〉的若干问题》（克剑）为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作了大胆申辩。《天鹅之歌》（白桦）提出让作家们干自己的事，作家们自己则要保持自由的心思，不受“风”的干扰，对历史、人民和自己负责。85年第2期上的《当代中国的主题》（韩小年）指出商品经济是不可逾越的社会发展阶段，当代中国的主题就是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研究经济体制改革的新思路》（冯仑、盛斌、周为民）分析了在我国现行经济体制下党组织对经济活动的全面干预造成的弊端，指出在维持党的开环组织系统的同时，建立经济系统的具有自组织和自（动）调节功能的闭环回路结构，这才是当前经济改革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提出了设想和建议。《突破中国新文学史现存最大公案——胡风系列研究序（上）》（万同林）重新评估了胡风及其文艺思想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地位，给他以很高评价。《现代民主政治中的了解权问题及其联想与反思》（夏勇）介始绍了当代国际民主政治中的了解权即民众的知政权利问题，指出了解权是选举权、参政权得以实现的前提，政府与民众的“同质说”是进行民主斗争的严重障碍。了解权问题实际上向我们提出了政府工作的公开性问题，它既是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考验，也是对东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挑战。
《青年论坛》进一步引起了异常热烈的社会反响。华中师范大学校长，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在会见美国朋友时说：“你们要想了解中国的青年们在想些什么，可以读读《青年论坛》。”这段话后来被印在《青年论坛》的征订启事上，广为传播。全国五十多家报刊先后介绍和宣传了《青年论坛》走在改革的最前列。《中国文化报》的署名文章说：“凡读过《青年论坛》的人，无不被它坚韧、开拓、敏锐的创新精神所鼓舞，所振奋，这是因为它冲开了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领域理论研究的种种禁区，使新的探索合法化、阵容化、整体化，它的领域极广，它的深度可望不可及。”《深圳青年报》的记者文章称“《青年论坛》在青年知识分子心中的书架上，它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在全国五千多家报刊丛林中获得了一个号角、旗帜形象。”《天津青年报》说“它成为多种年龄层次的理论工作者及各级领导案头的必备书。在大学、机关、企业、报社、研究所，一群青年人聚在一起只要谈起……触及中国社会现实的重大理论问题，就会不约而同地提到《青年论坛》。”《花溪报》载文介绍说：“最近，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城市的调查表明……在青年中最受欢迎的并不是通俗杂志、武侠传奇，而是一本青年理论刊物——《青年论坛》”。
直接来自各个不同层次的读者的反响更其热烈。编辑部收到大量记者来信。让我们作一点简略的摘录吧——
著名学者《历史研究》前主编庞朴：“为青年作者创办园地是造福民族的大好事……你们愿举着旗，可谓中国的福音。我愿作一个老读者，盼望从你们手里得到养份”。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南通分会会长曹从坡：“前在南京，前中央纪委书记，理论家刘顺元同志议杂文写作，推荐《论坛》，转供的三本，见好些文章有他画的红线。我以为，从《论坛》的文章看，不少青年作者现在的思想深度，非但超过我们的当年，且超过我们的现在。”
一位理论工作者：“自贵刊创刊以来，发表了不少很有独到思想和见解的文章，得到广大中青年理论工作者的称道。对繁荣我国学术研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们作为青年经济理论工作者中的分子，为此而感到骄傲与自豪。能在贵刊占一小席位，将是莫大的光荣。”
四川川剧学校蓝露怡：“贵刊已在思想开放中的中青年一代中获得了极高的声誉……我们觉得，就它的大胆、敏锐和深刻而言，在当今理论刊物中是首屈一指的，它属于青年，属于当代，自然也将属于历史。”
安徽大学中文系学生潘建设：“借阅贵刊第二期，大开视野。似乎还没有哪一份刊物，象这样吸引我一口气读下去，刊中文章，庶几篇篇可读，它们汹涌着情感的激流，燃烧着思想的火花。社会面临变革，思想亟需突皮……《青年论坛》所开风气，实在令人兴奋！”
大连远洋运输公司通讯导航处李长锡：“整个航次，我在船上看了100多本书刊杂志，几乎船上的书都被我看遍了，但唯有我自己带的两本书却重读了数遍……这两本书就是贵刊的创刊号和今年第2期……真有久旱逢甘霖那种感觉，每篇文章都那样敏锐而准确地抓住当今改革的主题，反映出我们这代人中那些优秀分子的新观念、新思想，领时尚风气之先……不禁使人对贵刊刮目相待，在当今文化理论界，各种院刊、期刊竟相出版，强手林立，而贵刊能以这样的面貌出现在青年读者面前，真是令人激动、感奋！……你们这两期的文章，我都作了笔记，不少文章都全文抄在笔记上，真真感谢你们给我们编辑了这样优秀的文章，也真真的感谢那些为贵刊撰稿的青年理论工作者，请他们接受一名在北太平洋的风浪中航行的读者孜心的敬意。”
常州教育学院庞家琦：“书是极好的，希望能坚持下去。看了，才知道我是左得多么可怜，于是我感到要奋发起来，而对贵刊，只能说谢谢。其实也不仅是谢谢，如果有什么需要效劳，当然两肋插刀，因为这毕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事业。”
复旦大学经济系81级学生曾瑞祥：“由您们这些创业者冒险创办的自负盈亏的《青年论坛》，在我们周围的青年中引起了最强烈的反响……我们早已在高谈‘青年是祖国的真正力量’之类的宏论，然而，过去了的几十年曾有多少藩篱把青年关在阴冷偏僻的角落，以致差点被人遗忘。我们觉得，您们的《青年论》之所以受到普遍的珍视并非因为她是青年领地上的独株，而是因为她那深沉的思想，炽热而踏实的向往，大胆而慎重的风格令人拜倒，她以改革家的气度向现实的存在进行了再定义。”
南京师院中文系85及学生刘南临：“你们的刊物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旗帜、火炬，有几次学生社团的讨论都是刊物上的文章触发的，同学们一讨论，不离《青年论坛》……说这是最厚实的社科刊物。”
还有的读者更愿以实际行动支持《青年论坛》保定市读者安伟来信说：“我自荐当贵刊的义务推销员……印刷一定要清楚，改成大本更好。一定要在《中国报刊》、《光明日报》等大报上刊登每期目录。我愿与你们建立联系，打算成立一个《青年论坛》学习小组。每期写点东西寄给你们。愿尽力支持你们坚持下去。”湖北省统计局何亚斌说：“每当《新华文摘》选上贵刊一文，我就要着实的高兴一番。……从来没有一份杂志象《青年论坛》，由爱生了恨。她越有名气我越恨，我恨她的校对马虎，白壁染瑕……我突然萌发了一个想法：自荐校对。你们把出版规律告诉我，我们订个君子协定，出了差错我负责。……我义务校对，不取分文。打个电话给我，我上门取货；在规定的时间内准时送回。后来杂志社果真请这位素昧平生的热心读者校对。何亚斌蹬着自行车不管酷暑寒冬，风霜雨雪，按时取稿送稿，刊物校对差错大大减少，他与编辑们结为了非常要好的朋友。”
《青年论坛》能赢得广大读者如此的钟爱，除了“改革”和“青年”外，还能有什么呢？歌德说：“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长青。”其实，理论岂止是灰色的，当理论深深地扎根于现实土壤时，它也是郁郁葱葱，充满着生命魅力的啊！
《青年论坛》不仅在国内名声大噪；其影响还远播到海外。著名华裔学者、美国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指出：“在几个大城市，对中国文化的在问题进行思考的年轻人越来越多，《青年论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他们能有这样的气魄，是令人鼓舞的好现象。”（《读书》1985年第10期）法国国家政治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克洛德·高达乐先生和程映湘先生在给杂志社的信中说：“我们感到《青年论坛》委实是改革浪潮中中国青年一代的讲坛，上面的大部分文章坦诚有力，贻切恰当，涉猎面广，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尔纳·亚诺什给《青年论坛》题词：“亲爱的朋友们！我祝你们在学习和研究工作中取得更大成就。我希望你们在走向生活之后，勇敢地分析问题并在改革和实现现代化的斗争中取得成功。”新华社以《从〈青年论坛〉看中国青年新思考》为题，向国外发了英文电讯稿，在海外有较大影响。英美等国和香港都作了报道。一位在新华社工作的名叫晓岗的读者写信告诉编辑部：“你们的刊物，不仅在青年中，不仅在我国思想理论界中很有影响，而且在海外也引起了较大反响。我曾在海外的一些刊物上看到有关《青年论坛》的文章，有的刊物还全文转载《为自由鸣炮》、《智慧的痛苦》等文章，并加以评论。”湖南读者唐华来信说：“我曾于今年三月份看到一家参考杂志说香港一家报纸援引某外国人士的文章发言，谈及当今中国大陆的小报杂志，均是言情武侠，只有《青年论坛》成为中共实行改革的思想库。……我是从那里得知有《青年论坛》这一杂志并开始留意打听的。”
《青年论坛》的风靡全国，斐声海外说明了什么呢？我们有那么多的党报党刊，那么多为名家占据阵地的理论报刊，那么多全靠国家补贴经费的理论刊物，为什么都不能象这样一份由无名小人物充当编者、作者的自负盈亏刊物一样获得如此强烈的社会反响呢？
3、邓力群严厉批评团中央出尔反尔
1985年冬季，北方的寒潮照例朝南方压过来，纷纷扬扬的雪花把五彩缤纷的世界抹成清一色的白，只有永不结冰的长江凭它那野性的生命力在中华大地上粗粗地划一道金黄。重新修建的黄鹤楼矗立在蛇山之颠，俯瞰着苍茫大地、浩浩长江，仿佛述说着它屡毁屡建的古老故事。江上一艘艘轮船发出的汽笛声，被冻得暗哑而沉闷。
11月下旬在武汉西北方几百里地外的道教圣地武当山下，那闻名于世的汽车城十堰市里，全国企业思想教育工作座谈会正在第二汽车制造厂召开。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长邓力群亲自参加了会议，他在会议期间对一些与会者说：“有的刊物发表很多谈自由的文章，谈自由应该有前提，前提就是四项基本原则。”他特别点到了《青年论坛》上发表的两篇文章，指出：《论一九五七年》把反右说成完全错了，一大批老干部都不能适应现代化，是不是要把老干部们都推翻呀？《重述历史唯物主义》也有严重问题，是要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嘛。”以个人身份发表对文章的批评意见当然是可以的。问题是，在公开会议上，以官方身份介入学术理论探讨，而且扣上那么吓人的帽子，这合适吗？
中宣部的一位副部长也于同月在成都召开的全国理论工作座谈会期间，找到与会的湖北省委宣传副部长李德华，要李向《青年论坛》杂志社转达他对这两篇文章的批评意见。
《青年论坛》遭中央领导批评的消息很快便传到武汉，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气氛显得非常紧张。李德华特意把李明华找去，向他传达了中央领导的意见。
李明华很平静地解释道：“《论一九五七年》并不是全盘否定反右和老干部，只是作了一分为二的理论探讨。我把文章带来了，你看这里明明写着1957年确实有人犯错误了，他们对社会主义不理解，对党的领导有怀疑。这是应该严肃地批评的不可放纵的。可是无论如何，人不应为一时的错误而负一辈子的责任，当然敌人是有的，但我们得看全体，看本质，得有深刻的理论分析。经验式地抓住个别的例证，如列宁所说，是连儿戏也不如的。您不认为这说得有些道理吗？《重述历史唯物主义》是结合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表述形式作了一些探索，只是不同意传统教科书中的表述体系，并不是否定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容。”
李德华听后默默点了点头，没有多说什么。过去的几次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他曾积极响应上级布署，可是等风头一过，他便在理论工作者中失去了号召力，工作起来很被动。他有了经验，不能盲目跟风，要一看、二慢、三通过，注意在理论工作者中保持开明宽容的形象。他只提醒李明华暂避一下锋芒，不要发表涉及太敏感的问题的文章。
在这种形势下，出于策略考虑，青年论坛不得不把触及言论出版自由，政治体制改革等一些敏感问题的文章暂时放一放，等待时机。
没过多久，又有人向中央书记处告了《青年论坛》一状，一位职位更高的中央领导同志在新疆视察时，对随行的青年报刊负责人说：“现在有些小报小刊办得庸俗低级下流，湖北有家《青年论坛》，虽不属庸俗低级下流，但属于政治方向性的问题”。
这话很快传到共青团中央负责人耳里，他们唯恐牵连进去。12月，团中央办公厅给青年论坛寄来一份公函，大意如下：贵刊1985年创刊号上说得到了团中央所属的四个单位（青少年研究所、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国青年》杂志社、中国青年报社）的大力支持，据查，这四个单位都未给予支持，请你们作出说明，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此类事情。
青年论坛的同志们读罢此信，悲愤难忍，那四个单位的确给予过青年论坛的支持和帮助，如《中国青年报》就登载过《青年论坛》创刊的消息。创刊号上的鸣谢是84年底登出的，刊物也给团中央寄过，如果真是凭空杜撰，你团中央为什么不早些追查责任，事过一年之后才来兴师问罪？其实岂止那四个单位，团中央自身也支持过青年论坛，几位负责同志都在青年论坛的书面汇报上批示过“原则支持”。
就在反“自由化”之前，团中央还给杂志社来过信，说团中央要组织振兴中华读书活动，希望青年论坛作为发起单位之一，青年论坛的同志们把共青团作为自己的组织加以信赖和依靠。共青团有责任保护这些中国最有头脑的青年精英，团中央这么高一级的组织，怎么能够形势一变脸就变，出尔反尔，急于与青年们划清界限，落井下石呢？就算这些青年有错误，团中央应该伸出帮助之手，否则要你团中央干什么？如果说对于来自极左方面的压力，青年论坛的同志们还能处之泰然，那么对于团中央的绝情，只能感到寒心，就象弃儿对于母亲一样。
过了几天，从团省委来了一个毛头毛脑的小伙子，手持介绍信，声称团中央责成他们查问青年论坛冒名宣传的问题。
论坛人气不打一处来，七嘴八舌摆出理由一二三，小伙子成了受气包，碰了一鼻子灰怏怏离去。
“一个公民的政治自由是一种心境的平安状态……要享有这种自由，就必须建立一种政府，在它的统治下一个公民不惧怕另一个公民。”这是二百多年前法国的孟德斯鸣的话。二百多年过去了，在中国不仅有些公民惧怕另一些公民，甚至某些组织也惧怕另一些公民，这是怎么回事呢？
某日，省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的一位负责人、社科院机关的头头，以其所在处室工作需要的名义，向编辑部要青年论坛全体工作人员包括兼职编辑的名单。李明华想到此属正当工作范围，就把名单给了他，不料，一二天后，省委宣传部打电话到编辑部，根据那份名单逐一查问每个工作人员的政治面貌，李明华才恍然大悟，青年理论工作者营垒里边也有……不由得背心发凉。
在这样压抑的气氛中，青年论坛迎来了创刊一周年纪念日，同志们决定故意把周年庆祝活动搞得热热闹闹，气氛隆重些。
来吧，都来吧，支持我们的各界朋友都来出席我们的电影招待会吧。最新影片《海盗女王》，当然是免费的，问我们怎么舍得花这钱？钱固然紧张，可是该花的还得花，对各位的无私支持我们还不曾答谢呢。
呵，如果您有兴趣，顺带看看我们办的纪念墙报吧。您看了这些资料、图片，这些记者来信有什么感想？很感动？很佩服？觉得取得了了不起的成绩？呵，您别夸。只要您不认为我们是在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行了。
请柬
XXX同志：
兹定于1985年11月5日在洪山礼堂召开庆祝《青年论坛》创刊周年纪念会，请您届时光临。
此致
敬礼
青年论坛杂志社
夏振坤副院长笑咪咪地来了，武汉大学刘道玉校长迈着稳健的步子来了，众多声望卓著的学者、专家们来了，青年们来得更多，有的是不请自来。省委宣传部、省团委等上级党政部门却一个代表也没来，过去的支持和表扬都到哪去啦？
官方的色彩有时那样慷慨地到处涂抹，有时又如此吝啬不肯施舍。当然，有几位省委领导过后参加了青年论坛组织的另一次不太公开的小规模座谈会，算是有距离地表明了一下他们的微妙态度，这也可见领导层的复杂心态，这是后话。
李明华推让年轻的社长王一鸣代表杂志社作了长篇发言，介绍了青年论坛创刊一年来的情况，引起与会者们极大的兴趣。夏振坤院长和刘道玉校长热情洋溢的讲话是令人感动的，他们对青年论坛取得的成绩予以了充分肯定。并提出了殷切的希望。即使你们不说话，到会就已经是莫大的道义的支持。
武汉大学学生代表的发言更表现出青年们的偏爱：“我们大学生都非常喜欢《青年论坛》，一本刊物常常是传来传去，人歇书不歇，传到后来，新书已经变得破旧不堪了，大家都管它叫做我们的刊物，它发表了很多很有分量的文章，比如韩小年的文章《理论创新与当代中国》、《当代中国的主题》就是站在很高的理论视点上宏观地俯览全局。那探索勇气，那理论深度，那文章气势都是非常令人赞叹的……”他也许不知道，韩小年是编辑部的集体笔名。
政治压力一直持续到86年春寒料峭的季节。压力归压力，只要那悬着的达莫克利斯剑还没落下来，青年论坛照样顶住压力，按着既定的方针干着令多数人鼓掌，令少数人蹙眉的事业。
省委副书记钱运录和省委秘书长吕乃强对青年论坛的关怀和支持，是令杂志社全体同志没齿不忘的。1986年3月27日，这两位领导同志先后同李明华、周晓佑交谈了刊物情况。钱运录说：我前几天跟乃强同志讲了，让他找你们谈谈，主要是两点意见：一，办《青年论坛》是好事，现在国内外都有了比较大的影响，要继续办下去，坚持办好；二、要注意掌握好方向，对青年们要注意引导。《论坛》有几篇文章，有人不同意，不要紧，有的领导同志几次点这几篇文章，这有什么必要，不要老揪住不放。一个人，说了九十九句正确的话，人们都不做声，说了一句错误话，批评就来了。你们要更好地研究理论问题，提高自身的理论水平。对于马克思主义，既要坚持，又要发展。《论坛》不要办成纯学术刊物，要多联系政治思想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多学习党代会文件，学习小平同志讲话。把握好方向，就要尽量不出问题。出了问题，上面领导同志批评，就会批我们省委，谁支持的呀？当然是省委，省委不支持，你们办得起来吗？昨天密加凡同志打电话给我说了一件事，我在电话中顺便讲了，《青年论坛》办得不错，影响比较大，你是老院长了，要继续支持办好。有些毛病，也不能一棍子打死。困难是不少的，你们不要灰心，大胆搞。你们的刊物，我不是每期都读，但读一点，全套《青年论坛》都在我书架上嘛，祝你们越办越好！
4、胡启立大谈民主 朱厚泽光临武汉
四月，春天象是一个曾经弱小胆怯的小姑娘突然长成了少女，健状了，成熟了，浑身充溢着青春的汁液，散发着青春的芳香，穿一身绚烂的花衣裳，袅袅婷婷地走来了，一路拨着柳丝的琴弦，唱着暖意融融的歌，终于赶跑了料峭的春寒——这北风的最后一声残喘，大江南北又是春风骀荡了……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同志在上海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谈话，谈到了经济改革需要政治、文化方面改革的配套，谈到了不能把自由、民主、人道主义、人权等等口号的使用权都让给资本主义国家，他希望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都注重现实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加强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体制改革中所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研究。他说：“一个人写东西，有点毛病算什么，就不能容忍吗？我们这些人讲的话，写的文件就能保证没有错误吗？我们这么大的党，这么大的国家，又实行“一国两制”，要能容人，不要一听到议论特别是尖锐的话，动不动就要查，就要立案，追究、打击、压制，这种恶劣的做法不能再搞了。”
4月22日，新上任的中宣部长朱厚泽在中宣部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鼓励理论工作者大胆探索开拓创新，4月25日，《人民日报》又以显著篇幅发表了朱厚泽在中国青协四届二次党务理事扩大会上的谈话，总的调子是提倡双百方针和宽松和谐的气氛，鼓励艺术家解放思想大胆创作。
顿时好象阴露散尽，阳光普照，理论界、文艺界，新闻界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政治体制的改革成了社会的热门话题，“宽松和谐”成了人们的口头禅，连一些不久前还在写反“自由化”文章的笔杆子，也都连篇累牍地做起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咸与维新”了。
“宽松和谐”固然值得欢呼。渔网撒出去，也很“宽松”，鱼儿在网中也能够“和谐”地游来游去，但是，只要纲绳握在渔人的手中，网是随时都能收紧的，宽松还是收紧，全凭渔人的高兴。自由并不等于民主，尽管民主必然与自由相联，自由是光，它可以发自不同的光源，只有人民自己点燃民主之火炬发出的光芒才是可靠的，即使没有太阳恩赐的光芒，民主火炬也能为人民照亮漫漫长夜，中国需要的是民主，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它不等于人民把民主权利完全让渡给政府代为执行，使政府成为假想的人民的全权代表，而“人民”却成了抽象物，人民中的每个个体反而可能不被承认为人民。真正的民主需要的是在尊重每个公民的民主权利的基础上，让他们有直接的知政权、议政权和参政权。
《青年论坛》象是在狂风巨浪中颠簸的小船，昨天还被抛在浪谷，今天又被举到波峰。4月26日，社长王一鸣应邀到长春参加吉林省青年经济研究会成立暨理论研讨会，途经北京时在中宣部听取了中宣部副部长王惠德和理论局副局长贾春峰及其他领导对《青年论坛》的看法和意见：（1）对《青年论坛》给予了基本肯定，认为刊物能引起广泛的影响即说明问题；（2）《青年论坛》还是要坚持大胆探索；（3）《青年论坛》要注意倾向性，不要在原则性问题上做文章，这一点《青年论坛》的同志们在过去是把了关的；（4）《青年论坛》影响很大，国内国外都有反映，要更加慎重。尽管目前有许多困难还是要坚持办好；（5）请代向《青年论坛》的同志们问好，以后去湖北将去看望同志们。
正当青年论坛的同志们沉浸在欢欣鼓舞中时，一个更加令人兴奋的消息传来，中宣部长朱厚泽亲自带着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理夫、贾春峰等一行人到武汉来了，要看望《青年论坛》的同志们，并与武汉地区思想理论界的同志们见面。很快，贾春峰代表朱厚泽打来电话，约王一鸣、李明华前往他们开会的武汉剧院会面。李明华出差在外地，未能赶回，王一鸣如约前往。中宣部领导委托青年论坛组织武汉地区部分中青年理论工作者与他们一行座谈。5月22日上午，中宣部的领导同民们前往武汉大学与师生们座谈。席间，一位青年教师说：我们湖北有个《青年论坛》在理论创新、繁荣学术上作了许多探索。朱厚泽问《青年论坛》来人了没有？当这位教师谈到《青年论坛》是武汉大学校友们办的时候，朱厚泽大笑，并说：“是武大出的人才啊！”其他许多同志也都谈到《青年论坛》自觉地为改革、为党的路线做了很多工作，经济上自负盈亏，政治上还得担风险，原中宣部领导人就批评过《青年论坛》。朱厚泽说：我也知道这件事。
这天下午，中宣部领导同导们分两拨行动，朱厚泽、理夫等前往华中师范大学和华中农业大学，贾春峰等到省社科院看望《青年论坛》的同志们，并且在简陋的会议室里面与社科院部分中青年理论工作者见面座谈。贾春峰说：《青年论坛》办得很好，说明了青年理论工作者比老年理论工作者更关心现实。理论要发展就要探讨，探讨的失误是不应该追究的，我们应将它看作是通向真理的一个环节。会后，他参观了青年论坛编辑部那狭窄拥挤的办公室，与编辑部工作人员合影留念。
当日晚，朱厚泽一行下榻的东湖宾馆灯火辉煌，青年论坛杂志社在这里主持召开了来自省社科院、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大学、中财财经大学、湖北艺术学院及省直机关，学术杂志的部分中青年理论工作者座谈会。朱厚泽一行和省委宣传部长王重农、副部长李德华参加了会议。
朱厚泽认真听取了到会者们反映的各种情况，意见和建议后，说了一番语重心长，宣有预见性的话：我们应该让各方面的意见互相交流，互相补充，要使我们的改革在奠基性阶段取得一个比较好的结果，不要引起对抗，否则，将会带来某些不必要的损失……我赞成同志们把你们的刊物，你们的事业当成一件严肃的事去办，包括对批评的意见，人家讲得有道理就要听，保持批评和反批评权，保持修改的权利。……别人不对，你们可反对，但尽量做到严谨些。他还指着省委宣传部长王重农对王一鸣说：“这是你们的新部长，以后你们有什么事，可以找他”。
会议一直开到晚上十一点，当人流从东湖宾馆散出时，一轮皎洁的月亮正挂在暗青色的天空上，很圆，很圆……
5、《论言论自由》与“跨世纪的中国”讨论会
朱厚泽一行对《青年论坛》的特别关注和礼遇，使《青年论坛》一下子从弃儿成了时代的宠儿，就象美国影片《百万英磅》里那个百万元巨款失而复得的亚当先生，过去对它避之唯恐不远的某些领导又纷纷来对它表示关怀、支持。
这是《青年论坛》的第二个高潮期，宽松和谐的政治局面给《青年论坛》发表一系列勇敢探索的文章提供了条件，从86年7月号到87年第1期，它先后发表了《论言论自由》（胡平）、《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再认识座谈会（发言摘登）》、《政治体制改革与政治发展（笔谈）》、《政治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本刊评论员）、《毛泽东晚年与“文化大革命”》（沉扬）、《出版自由与马克思》（闵琦）、《首都各界人士座谈〈论言论自由〉》、《“跨世纪的中国”学术讨论会发言摘要》等重头文章，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
需要特别提一下《论言论自由》一文，它的发表可以说是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作者胡平出生于1947年，四川人，与他的同龄人一样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锤炼，下过乡。还是在极左路线猖獗的时候，他就开始思考言论自由的问题，于1975年写出了《论言论自由》的第一稿。粉碎“四人帮”，恢复高考制度之后，他以同等学力考入北大哲学系攻读硕士学位，大量涉及各种理论学说，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1979年北大学生掀起了为某些官方人士所恼火的竞选海淀区人大代表的热潮，他也登台竞选，《论言论自由》成为他竞选演说的主要内容，赢得一片喝采声，所得选票位居第一。尽管当上了海淀区人大代表，但这次大出风头没有给他带来好结果，毕业后居然没有单位敢要他这个“危险分子”，成了无业游民。他苦恼，他愤懑。他不就是说了些真话吗，又没有反社会主义，就落得找不到饭碗的下场。遭遇促使他进一步深入思考中国的社会政治问题和完善他的力作。最后好不容易找到爱才惜才的北京出版社接收他。工作一段时间后，又调入了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他的《论言论自由》前后修改了五稿，国内地没有一家刊物敢接受发表，文章在抽屉里压了一年又一年。《青年论坛》的创刊给他带来了希望，在那次广州会议上他把洋洋六万言的稿子交给青年论坛编辑时提出的要求是：如果能发表请不要删改，否则宁愿不发。他是怕文章遭到阉割，抹去锋芒。编辑们读罢文章，拍案叫绝，尽管发这样的文章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而且32开的杂志篇幅也很有限，但他们仍然决定用六号小字分两期连载。文章发表出来后，胡平这个身材瘦弱却秉性刚强的男子汉竟捧着《青年论坛》哭了。《论言论自由》简直在中国的思想理论界刮起了一场飓风，过去颇受冷落的胡平，成了北京各青年沙龙的上宾，人们以能请到胡平参加自己的沙龙聚会为荣耀。不久，美国哈佛大学邀请胡平去攻读博士学位，他去了美国，参加了王炳章组织的“中国民主团结联盟”，而且成了这个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他已经在中国公安部“挂了号”，成为不受欢迎的人。当我在采访中向李明华问到此事时，李明华说：“据说，胡平出国之前说了要去改造王炳章那个组织，他的那篇《论言论自由》，无疑是20世纪中国的人权宣言，在思想界有重要影响。”
《论言论自由》一文认为言论自由的定义就是发表各种意见的自由，好话、坏话、正确的话、错误的话统统包括。如果说言论自由仅止于以当权者意志许可范围之内为限，那么试问，古今中外，还有哪个国家的言论是不自由的呢？不可把言论自由与行动自由混为一谈。言论自由没有“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之分。言论自由也不是封建的广开言路。言论不是法律惩罚的对象，给言者判罪不符合判罪的正当意义。实行言论自由有利于认识真理，发展真理，有利于造就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有利于国家的统一，有利于巩固我们的政权，而不实行言论自由则会导致种种严重后果，如政府的自我欺骗，人民的虚伪和精神萎靡等，实现言论自由要经过曲折的历程，民主是我们时代的本能，推进言论自由的根本途径，就是让更多的人理解它掌握它捍卫它。以上是此文的主要论点，但是单凭这样的简单概括，是无法看出它的气度恢宏，勇敢无畏、思路缜密、深入浅出，朴实无华的风貌的，让我们引几段原文，略窥一斑吧——
“有人说，任何一个国家的统治者都不允许人们从根本制度上否定它的政权，所以那种针对根本制度的反对意见应该禁止。
这又是一个言论与行动不作区别的典型论调。试问：《资本论》难道不正是从根本制度上否定资产阶级统治的吗？为什么它能够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公开出版呢？可见，在谈论政治问题时，千万不可把言论与行动混为一谈。”
“个人成为某一社会制度下的公民，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是自觉选择的结果，既然不存在有意识的选择，我们又怎么能以某种信念去强求于他们呢？他有服从宪法规定的行为规范的义务，但并没有承诺赞同宪法纲领的责任，所以假如他仅仅通过言论去批评和反对宪法的纲领，并不构成撤销公民权的理由。”
……如果我们硬是不准公民批评宪法，那么，我们就必须不仅给予人们加入和退出国家的自由，而且还必须取消宪法对不承认其纲领的人们的惩罚职能。到头来还是言者无罪。”
“有人说思想解放无禁区，有界限。这些人忘记了，思想本身就是无限的，像宇宙一样，当你发现了界限，就意味着你已经超越了这种界限，这些人忘记了，认识界限便意味着要对界限的两个方面加以思考，这就是说，我们必须考虑什么是不应该思考的。”
“镇压言论往往不是防止错误的行动，倒是防止了深思熟虑的行动。”
“不管我们怎样真诚地表示，我们要禁止的是那些真正反动的言论，然而我们实际上所禁止的，总是那些在当时当权者看来是反动的言论，未必就是真正的反动言论。”
“真正荒唐的言论无须乎防扩散，而那些倘不禁止就会征服人心的思想往往是正确的思想。”
“它认为了解反面意见只会动摇正确的信仰，认为反动的思想比正确的思想更有力量，要纯正必须无知，要正确必须愚昧，要坚定必须痴呆。这种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绝无共同之处，这是一种纯粹的愚民政策。”
“如果为了攻固政权而牺牲了人民的自由幸福，那么这种巩固又有什么合理性呢？”
“如果一个政权宣誓要忠于人民，但是究竟谁算是‘人民’，谁不算‘人民’，又必须由这个政权自己来划定，而它正是以别人是否拥护自己为标准，这不是一种赤裸裸的循环论证吗？假使这套逻辑可以成立，天下就没有一个不受‘人民’拥护的政权了！”
“这种逻辑的结果是：政权成了人民意志的人格承担者，而真正组成人民的那无数个个人却一个个成了无足轻重的东西，共性成了唯一的存在，个性却成了不真实的东西。换言之政权成了人民，人民本身倒变得不一定是人民，只要他们的意见与政权不合的话，在一个‘人民神圣’的地方，人民是可能被判有罪的，其罪名就是人民反对人民。”
“历史一再证明，镇压言论，总是从那些被当时大多数真心真意地认为是反动的言论开刀，这样，大多数人不仅意识不到这种剥夺的非法，反而会支持，去主动参与实现这种剥夺，没有大多数人这种自动充当工具，这种剥夺本来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一旦人民参与了这种非法的剥夺，就意味着自由原则被冲开了缺口。从此后，这种剥夺便会日甚一日，人们既把非法的刑罚加于他人，就使自己处于失去法律确保的可悲境地。”
《论言论自由》发表之后，在社会上尤其是理论界引起的反响是空前的。9月5日，由《青年论坛》北京记者站主持，在北京举行了一次座谈会讨论此文。与会者普遍对此文给予了很高评价。中国政法大学杜汝楫教授说：“胡平同志的文章，对言论自由所涉及的问题，几乎全部谈到了，论文写得很有说服力，既有理论分析，又有实际材料，逻辑严谨。我几乎不相信它出自一位青年之手笔。……在我国，我还没看过一篇象胡平同志那样细微和全面的关于言论自由的文章或论著。”工人出版社何家栋说：“胡平的文章写得雍容典雅，富有理论魅力，称它为现代中国的人权宣言似乎并不过誉”。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梁治平说：“读胡平的《论言论自由》觉得好象在读欧洲启蒙学者的论辩文章，两者的风格实在相近。……中国需要启蒙，非常迫切地需要启蒙，欧洲人弄懂言论自由，花了数百年时间，流过不少的血，而在我们这里，系统、深刻论述言论自由的文章恐怕这是第一篇。”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闵琦说：“它很象那些启蒙学者写的东西，它的意义恐怕不下于穆勒的《论自由》，它的这种意义，过几十年，或上百年，或者更清楚，胡平的文章对我们转变价值观念、增强公民意识，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甘阳称胡文为“当代政治、思想的经典之作”。哲学所的陈子明说：“胡平的文章是一个标志，是中国新型知识分子的典范逐渐形成的一个标志。”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吴知论说：“我以为胡平的文章很适合中国的国情，抓住了当代中国人的心理。在行文上很俗，理论上又十分严谨，是有独特的贡献的。”
《论言论自由》发表后没有受到来自官方的批评和压制，那一阵子，我国的言禁开放到了建国几十年来的顶点，党报的社论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都大力提倡“理论探讨无禁区”，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报刊上连篇累牍发表着各种大胆讨论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自由的文章，各种研讨现实问题的理论讨论会也是遍布全国，此起彼伏，一种热腾腾的气象在中华大地上激荡着，凝聚着，形成推动改革的巨大舆论力量。
《论言论自由》的震波还在弥散，青年论坛杂志社又趁热打铁，于10月底至11月初在武昌组织了一次全国性的青年理论讨论会，名称定为“跨世纪的中国学术讨论会”着重从各学科的角度对中国社会的现状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作综合性的讨论、分析和研究。
这是杂志社作为东道主在本地召开的头一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能不能开好，对于资金匮乏、人手短缺的青年论坛来说，实在是一场考验，最要命的是钱的问题，包旅社要钱，租会场要钱，伙食补贴要钱，往来交通要钱，没有钱寸步难行，而杂志社又赚不来什么钱，怎么办？大家一商量，决定效访别人，采用以会养会的方法，在开会的同时办一个讲习班，由与会学者担任讲师，向全国招收学员，用收取的学费补贴会议开支。但是，那些有知名度的中青年学者肯来开会吗？这样一个非专一学科的讲习班能招收到学员吗？这都是令人担忧的。一张张请柬发出去，一份份招生通知寄往全国各地，焦急地等待着回音，担忧很快被热烈的反馈冰释了，被邀请的中青年学者除少数因故不能来外，大部分都表示非常乐意到会。能被青年论坛邀请，这本身便是一种荣耀，《青年论坛》不知从何时起已经不知不觉成了衡量中青年学者在思想理论界地位的一杆标尺。报名参加讲习班的学员也很踊跃，有一百多人，一计算，所收学费足够补贴会议开支，而且略有盈余。杂志社的同志们着实乐了好一阵子，不仅是因为会议能够按预期召开，更是因为这表明了《青年论坛》在社会上的号召力，增强了论坛人的信心。
组织一个会议可真是千头万绪，把论坛人忙坏了。邵学海和周晓佑负责接待来宾，安排食宿。天上来的，地上来的，水上来的，好些来宾都得去接。他俩在武汉三镇跑得满天飞，刚把一个来宾从武昌火车站接送到宾馆，又马上得奔往汉口船码头去接另一个来宾，象救生队员似的。有两位来宾打来电报叫接飞机，周晓佑和王麓怡跑去没接到。来宾又打来第二次电报，叫接凌晨二点的火车。她们由放心不下的丈夫护送到火车站，停立在冷风嗖嗖的出站口，双手举着写有来宾名字的纸牌，一直等到旅客散尽，也没见到要接的人。回家的路上，妻子们在丈夫们的自行车后架上，听着丈夫们的抱怨，王麓怡的“他”说：奖金嘛没奖金，职称嘛没职称，搞不好还要挨批判，为的哪头？为的事业嘛。事业事业，我还有我的事业，你一忙事业，我就搞不成事业了。周晓佑也在与她的“他”乒乒乓乓，说着说着，妻子们都不做声了，原来在闭上眼睛打瞌睡。丈夫们疼爱地看一眼：也难为她们了，回家睡一会子，又要参加明天的会议。论坛人开玩笑说，每开一次会，每人家里就得闹一次婚姻危机。
客人们一来，又得为他们预定返程车、船、机票，与会者加学员一百几十人就是一百几十张票，方向不同，班次不同，没法一次性大批量订购，杂志社又没有与铁路、航运、民航部门建立集体预购票关系，可真麻烦透了。找路子，托熟人，说好话，跑了无数遍，腿脚都几乎跑断，实在托人搞不到票时，只好自己起早床去售票窗口排队，最后居然除一名学员外，其他人的票全部圆满解决了。也称得是奇迹一桩！喻承祥分工负责讲习班的组织工作，碰到的最大难题是讲课场地问题，本院没有大会议室，租外单位会议室既要考虑离学员居住的招待所近，又要能够保证连续租用约一周时间，中途不致被占用，还要租金便宜。要同时达到这几点很难。先后联系了几处，对方都中途变卦了，眼看要开学，场地还无着落，真是火烧眉毛，急得喻承祥象热锅上的蚂蚁。直到开学的前一夜场地才定下来，他的心总算从嗓子眼里放下，好玄哪！李明华负责与来宾接谈，安排会议日程，主持会议等，也是应接不暇，恨不得有分身术，邵学海等人也都忙得不亦乐乎，但是大家的心还必须却是十分畅快。
这是一次群英荟萃的会议，来自北京、上海、黑龙江、广东、福建、辽宁和湖北等省市的中青年理论家、企业家以及新闻出版单位的代表共40余人出席了会议。开会地点在东湖宾馆。从窗口望出去，辽阔的湖面衬着苍翠的珞珈山和磨山。体育健儿驾着赛艇飞鱼一般从湖面上滑过，水鸟扑楞楞飞起，涛声拍窗而入，不由得使人联想起李清照的词：“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而会议室内话语的涛声更加澎湃，百家争鸣，语惊四座，这些忧国忧民之士站在历史与未来的接合点上，指点江山，挥斥方遒，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刻的批判和反思，对中国现存各种问题加以深入的剖析和研究，对全面改革所面临的重重障碍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对中国迈向二十一世纪的方向和进程作出预测和规划，虽然大家都认为步履维艰，但对改革前景可以持审慎的乐观态度。他们的发言，读者可以从本文第三章的引文中略窥风貌。
会议获得了圆满成功，部分会议代表还应邀到武汉的一些大专院校去演讲，在武汉学界掀起一股热潮。著名人才学专家雷祯孝感慨地对论坛人说：“也只有你们青年论坛有这么大的能量。”
会议开过后不久，李明华倡议杂志社全体人员到东湖之滨的磨山植物园去郊游一次，得到一致响应。
时值深秋，依山傍湖的植物园里幽静雅致，笔直伟岸的水杉夹道列队，枫叶红透了一隅，怕冻的花卉植物都已移到了玻璃温室里，露天只有各色品种的菊花正临风怒放，杆上带刺的月秀仍风姿不减。
大伙儿兴高采烈地照像、开玩笑、抬杠、唱歌、跳迪斯科，在草地上打滚儿……正闹到兴头上时，李明华情不自禁地发了一句感慨：“也许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次郊游了。”众皆愕然：“你听到了什么坏消息了吗？”李明华微微仰起头，目光迷蒙地投向远方：“没有。但我有一种预感。”
不久，他的预感就应验了，几个大城市发生了学潮，风云突变，广播里、报刊上，宽松和谐的字眼被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字眼取代了。
6、乱曰
《青年论坛》作者李晓明:
《青年论坛》对领导者们既可能是一块政治跳板，又可能是一个政治陷井，所以他们原则上可表示支持，具体事都不肯办。他们对《青年论坛》到底是表明支持，还是表明我是它的支持者？恐怕更在于后一点。
湖北社科院哲学研究所所长李步楼:
《青年论坛》发的某些文章确有不足之处，不成熟，它反“左”是积极的，反“右”是不积极的，反封建主义是积极的，反资本主义是不积极的。但我认为从总体上看《青年论坛》是改革的产物，发表了不少有个性的文章，为改革出了力，功大于过。《论坛》的同志们吃苦耐劳，令人钦佩。我们的领导者们常说：“双百方针”，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人们不是看宣言，而是看行动。
王一鸣:
中国的事有意思的很，一切以政治需要为转移。85年底搞了一次全国性的刊物清理，进行重新登记，主要是清理庸俗、低级、淫秽的刊物，省里把《青年论坛》作为好的典型大力表扬，说它办得严肃健康，坚持了正确的办刊方向。可是到87年初反“自由化”它又成了全省出版界的坏典型，受到省里批评，可是《青年论坛》没有变，还是原来的那个《青年论坛》。
本文作者:
既然改革是迎着风暴奔突的狂潮，就决不会是风平浪静，弄潮儿们的荣辱浮沉也就不足为奇了，说到底《青年论坛》成了党内政治斗争（既来自中央，又来自基层党组）的牺牲品，这种政治斗争是由党内不同派别的不同政见引起的。但是从表面上看，不论是对《青年论坛》的批评，还是对它的支持，都是来自同一个中央，同一个省委，同一个党组，究其原因，在于我们党内是不允许标榜不同派别不同政见的，矛盾都被掩盖在“安定团结行动一致”的假象里了。
在这里，我们触及到一个关系到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民主的重大问题，即应不应该允许党的派别公开化的问题，毛泽东倒是说过一句大实话：“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尽管这样，他和他的继承者们仍然是不充许党内派别公开化的，这种求表面“团结、一致”的做法，实质上压抑了党内民主，助长了虚假，掩饰了矛盾，积累了隐患。
政党是一定阶级的利益的集中体现者，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政党，即使在同一阶级内也存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会产生出代表不同利益集团党派或同一党派内的不同派别。
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是资产阶级政党，彼此竞争轮流执政。日本是资产阶级的自民党长期执政，但党内却名正言顺地公开分为几个派系，竞争党内的领导权。不论是多党派还是一党多派制，其政治结构的功能都是权力间的彼此制约。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权力制约就是设置防止滥用权力的界限，是有合理性的。
在社会主义社会，从理论上说，已消除了阶级的利益对抗，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但长期以来，我们对社会结构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描述过于简单化，老是停留下“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在根本利益上一致，共产党代表着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的认识上。如果我们不是从概念出发，而是从现实出发，就会发现，人民因各自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中所处地位的不同而形成了并非平等的利益的群体，其利益间的矛盾是常态的、绝对的，而其利益间的协调是暂时的、相对的。如果说在民主革命时期，劳动阶级的利益要求比较集中，斗争矛头一致对着剥削阶级，共产党能成为众多劳动阶级共同利益的代表者的话。那么到了社会主义时期，人民利益开始分化，人民内部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后，共产党就未必能充当全体人民共同利益的完全代表者，与其说是代表者，还不如说是社会群体利益的协调者，其政党职能已在相当程度上转化为了政府职能，共产党的党员来自多个不同利益群体，不同利益群体的要求就必然反映到党内来，自然就促成了党内的不同派别。事实上，对群体利益的协调并不是由全体党员来执行的，而是由少数当权的党员干部职掌，当权干部的群体又有自身的利益，并不一定能公平地协调好社会群体间利益，因此党内需要有一种制约力量，而且必须确实有力，是某种组织形态，而不是个人单枪匹马，这就应当是党内派别，现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执政党固然也是一种制约形式，但是当着执政党领导人犯了决策错误时，人民代表提出质询和批评，犯错误者总是可以用“集体领导”一词来推卸个人责任，每个个人都不负责，实际上也就成了整个领导集团都不负责。人民代表大会顶多只能通过投票选掉某些个人，却不太可能让整个内阁下台，因为没有其他参与竞争的政党和党内派别来取代。政治民主仍然是一句空话，在当前中国实行多党制，还不容易一蹴而就。但是可不可以先实行共产党内的多派制呢？各派在党的共同宗旨下，提出自己不同的具体治党治国方略，展开竞争，让全体党员和全体人民来选择，这是不是能够成为政治民主化的一条新思路呢？
第五章 人间少平地森耸山岳多
从黄石下来的白浒山，他遇到了长江上最大的花水，水象开子锅，共浊的漩涡象怪兽张着血盆大口，他被巨大的漩涡卷了进去……
——亚屏、绍培《向大海》
国家科委负责人闻近就我国科研体制的改革，回答了新华社记者提出的问题。
……
答：近年来，在党中央关于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进步，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指引下，科研工作初步出现了面向经济建设、面向社会，与生产结合的新气象，出现了许多科研生产联合体，一条龙和各种形式的技术开发、咨询服务、技术交流和技术市场等。
……广泛开展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大大开辟了财源，既弥补了国家科研经费的不足，又改善了科研单位的科研条件和生活条件。有了钱，还可以更多地开课题，为社会提供更多的成果。
——1984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
1、经济官司始末
“法院来人啦，夏院长被牵连到青年论坛的经济案子里了，搞不好得上法庭当被告。青年论坛欠别人的四十五万元钱搞不好得由院里赔偿。”这不无根据的消息在湖北省社会科学院不胫而走，搞得人心惶惶，时间是在1987年3月前后，正是在对《青年论坛》进行停刊清理的关口。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情况是这样：一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位工作人员来到社科院办公室，要求进行对青年论坛经济案件的取证工作，以便对案件进行复审。青年论坛杂志社下属的大学生服务社涉足于一起经济纠纷案，其上级单位青年论坛杂志社作为法人成了被告，但法院在复审中注意到大学生服务社的印章是“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大学生服务社”，按印章推究，法人就应是社科院而不是青年论坛，法院已掌握了刻这枚印章的介绍信存根的复印件，上边有夏振坤院长表示批准的签名，现在需要找存根原件核对一下。
机要员给法院的人看了介绍信存根，上边确有夏振坤签名，在事项那一栏里只写着“青年论坛刻章”，刻的什么章未注明，但旁边有一行补注的铅笔字“大学生服务社”，说明这正是刻那枚印章的介绍信存根。法院的人很满足地离去了，却把一个巨大的惶恐留给了社科院。
夏振坤院长十分焦急，整个社科院党组也惶然不安，这枚名不符实的印章是经合法手续批准刻印的，这就意味着无法人资格的大学生服务社所引起的经济案件，要由具有法人资格的社科院作为直接上级主管单位承担四十五万元的经济赔偿责任，这对于年财政拨款仅八十万元左右的社科院来说，简直是要命也赔不出来的，而且夏振坤可能作为法人代表受到传讯，站到被告位置上，本来这些责任应该是由青年论坛杂志社单独承担。
事情还得从1984年《青年论坛》创办之初说起。杂志社筹备组考虑到自负盈亏办杂志必须要以文养文，通过经营活动获取充实的资金补贴杂志，遂在打给院党组《关于创办〈青年论坛〉的报告》中提出“希望上级有关部门放宽政策，在经营上减少一些限制：一、允许出版增刊（专题论文集、资料等）；二、允许智力投资（包括外来投资和对外投资）；三、允许参与经营企业。”后来更具体地提出了创办“大学生服务社”的要求，这年12月6日社科院下文批复同意。杂志社营业执照上规定的经营范围是：书刊发行和经营文化用品。大学生服务社没有独立的营业执照，不具备法人资格，它只能作为具有法人资格的青年论坛杂志社的二级单位，在杂志社执照规定的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
“10月12日会议”上，杂志社任命汪里程为大学生服务社经理。这小伙子中等个，很精干的样子，有一定的工作能力，他上中专时曾经是李明华的学生，因这层关系到杂志社受聘，他对自己的能力有充分的自信。因此提出了独立承包发行部和大学生服务社，社委会认可了前项。
汪里程提议：大学生服务社的印章最好刻为“湖北社会科学院大学生服务社”，这样牌头大些，出外办事方便。李明华、王一鸣等人并不懂得这涉及到法人问题，便均表赞同。
汪里程找院办公室开具刻章介绍信，执办人说：“开院里介绍信要夏院长签字才能盖章。”汪里程拿着介绍信找到夏院长办公室，没人，出得门来在路上碰见了夏院长，急匆匆地要夏院长签字。夏院长知道大学生服务社是经院党组批准成立的，刻章自是理所当然，便没有考虑许多，匆匆签了字，这应该说是他工作上的一个疏忽，而不能说是他有意承认大学生服务社为社科院的直属单位。然而，名不符实的印章就这么刻成了。
汪里程虽然被任命为大学生服务社经理，但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他并没有受到足够的信用，他的权利范围实际上只限于发行部，大学生服务社这边的事，李明华没有让他插手。
杂志社创办伊始，事多人少，每个人的份内、份外工作不是区分得很清楚。王一鸣因其社长兼副主编职务未得到社科院政治处的正式确认，同时又感到自己太年轻，学问上还无什么建树，需要花些时间在学问上努把力，便把工作推让给李明华主要负责。主编李明华实际上负责杂志社的全盘工作。他出于好心，经手办了两件旨在增收的事：一是在一家工厂订做了一批卡片盒，交给大学生服务社出售，可因为他毫无经商经验，没有进行充分的市场调查，订做的卡片盒价格偏高，没有销路，积压了资金，占住了库房。二是弄到一份图纸，联系到一家乡办小厂，按图纸订做一批读书铁夹，却没有认真考察该厂的生产能力和工艺水平，付出5000元人民币，结果这小厂只能生产出半成品，等于是一堆废铁，青年论坛自然不肯收货，却只追回一半预付款，另外2500元欠付至今。杂志社已向法院提出起诉。这是两桩失败的生意。
蔡崇国推荐了一位五十来岁的武汉水运学校的退休职工担任杂志社的经营顾问，此人名叫程福祥，精瘦，有一张瘪瘪嘴，据蔡崇国介绍说，程福祥精于做买卖，办事能力强，社会关系广，帮他的原单位做成了好几笔大买卖，赚了不少钱，青年论坛可以委之经营重任。于是程福祥成了大学生服务社的实际负责人，他向李明华、蔡崇国提出走马上任的条件是，给他以充分的经营自主权，不要干涉，他保证赚了钱向杂志社上交。他认为杂志社执照上规定的经营范围太窄，要想赚大钱，大学生服务社必须要有独立的营业执照，获得法人地位，而且经营范围要尽可能拓宽些，不能仅仅局限于书刊发行和文化用品。社务委员会本着“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精神，同意了他的要求和建议，并把办执照的任务交给蔡崇国去完成。
当执照还在申报过程中时，程福祥获得一个信息，日本生产的一种电子血压计在国际市场比较畅销。他可以通过关系从香港进货，问题是要搞清楚这种血压计在国内市场有无销路，如果能找到买者，便可望通过转手赚一笔钱，甚至可能是一大笔钱。他知道，执照没办下来，做这笔生意是违法的，不做又觉得有点可惜。于是决定相机行事。一边联系生意，一边申报执照，争取直接经营，若执照批不下来，不能直接经营，就介绍给别家经营，收取介绍费。他通过老关系找到了一些表示愿意购买此货的货主，达成了一些口头的“君子协定”。
程福祥把打算做这笔生意的事向主管财务的副社长蔡崇国作了汇报，蔡表示支持，但据说他俩都没有向社务委员会的其他同志汇报此事。
关于这一个关节点，当我进行采访时，杂志社的职工们说法是不一的。
喻承祥说：“案发后，程福祥和蔡崇国互相推责任，两个人闹翻了，程福祥说他告诉了蔡崇国直接做这笔生意，蔡崇国是社委会成员，所以等于是经过了杂志社同意的，出了问题杂志社也要承担责任，不能由他一个承担。蔡崇国说，程福祥对他说是介绍别人做，收取信息费，没有说直接做，他想到这不会出什么问题，也就没有对社委会其他同志说，还想等赚了钱让大家意外地惊喜一下。后来程福祥却是未经社委会同意直接做，出了问题该由他个人负责。这种事情无第三个在场，所以查无对证，没法说清楚。”
蔡崇国说：“程福祥很早就跟我说想做这笔生意，做皮包商，收取信息费，他对我说起的生意还不止这一笔，当时大家脑子都热得很，谁都希望多做成几笔生意。我没有向社委会其他同志汇报，这有几个原因，第一，我曾经问过会计，我们能不能直接做这笔生意，会计说不可能，因为经营血压计超出了杂志社执照的营业范围，银行是不会让钱进账出账的；第二，社科院并没有承认我的第一副社长资格，名不正言不顺，我当然不便管事，当时青年论坛很多经营活动都没有经过我。我从来没有批过一张条子。我没有正式调入青年论坛，平时也不常在那里，几个月后就离开了，自然而然没当副社长，我认为在这个案子中，青年论坛是一点责任也没有的，责任全在程福祥，当然程福祥主观上还是为了帮杂志社赚钱。他没有瞒我，一直是想间接做，后来事情进展特别快，吴兆强（按：大学生服务社的工作人员）突然弄到了贷款，程福祥才临时改变了主意直接做。当时我正在忙于跑执照的事，也顾不上问他的事，合同签订后我才知道。我打听到武汉有电子血压计卖，价钱比他们的进价低，就赶紧给在广东的程福祥拍了个电报，说：武汉有血压计，价180元，意思是要他们不要付款进货，结果电报没有到他们手上，他们就从咸宁直接把款汇过去了。”
当程福祥决计相机行事时，吴兆强说他可以从他的家乡湖北省咸宁通过熟人关系从银行里弄到一笔贷款，这就促成了程福祥想直接做这笔生意，可望赚得更多些。尽管大学生服务社直接做这笔生意是违法的，但这时程福祥却是抱着种侥幸心理：这种事只要买卖双方同意，做得顺利，不出问题，就不会有谁来追究。1985年1月，程福祥到广东，以大学生服务社名义与港方卖主指定的转手方广东潮阳贵宝联营贸易商场签订了购销308型电子血压计5000台的合同一份，单价360元，计货款一百八十万元。贵宝商场再找熟人关系通过有外贸权的潮阳市对外经济服务公司换汇从香港进货，贵宝商场自然要赚一笔转手费。大学生服务社是绝对拿不出这笔巨款的。为了弄到货款，程福祥于1月31日与咸宁温泉五金公司下属的一家同样不具法人资格的群艺批零商店签订了一份联营协议，规定两家共同做这笔生意，由群艺商店提供五十四万元货款（后来实际兑现四十五万元）其余货款由大学生服务社负责筹集，货物销出后，所得利润由双方按比例分成。这时候程福祥打的如意算盘是，咸宁这边贷到的款先汇到广东做预定金，广东方面就会开始进货，他在武汉这边就可以预收买主们的定金，转付给广东方面作补足货款。一切似乎都非常顺利，成功在望。
程福祥带着群艺商店的人再次南下广东，看了货物样品，决定付款。
返程的火车上，大家都很兴奋，仿佛大笔的利润已是囊中之物。车摇摇以轻扬，风飘飘而吹衣。火车先经过咸宁，群艺商店的人下了车，立即找到银行里的熟人，贷出四十五万元，于2月21日汇往了广东潮阳。火车后抵达武昌，程福祥自然先回家休整一番。待他到杂志社时，方从蔡崇国等人口中得知血压计在武汉没有销路，程福祥急了，赶紧给咸宁挂长途电话，叫他们不要汇款出去。但是为时已晚，钱已汇去，广东香港那边事先早已做好了准备，钱很快汇到潮阳，港商立即将5000台血压计发出了。
3月份货到之后，贵宝联营商场催大学生服务社付足余款提货，程福祥见此生意无利可图，已经不想进货，也拿不出货款提货，至此，大学生服务社与贵宝联营商场的购销合同不能履行，它与咸宁温泉五金公司群艺商店的联营协议自然也不能履行。群艺商店要求大学生服务社向广东方面追回四十五万元预付款。贵宝商场因向港商支付了全部货款，无法从武汉方面收回而蒙受了损失，故坚决不肯退款。
款追不回，群艺商店的上级单位咸宁温泉五金公司便要大学生服务社承担追款责任，程福祥则说大学生服务社不具法人资格，又超越了经营范围，群艺商店事前知道此情，所以与群艺商店所签的协议无效。他拒绝承担责任，而且认为款是由咸宁直接寄出的，当由咸宁方面自己承担责任。温泉五金公司遂于1985年9月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大学生服务社返还联营投资四十五万元，并赔偿经济损失。去年论坛的上海记者站为声援，特意派出一名法学硕士赶赴武汉为青年论坛充当辩护人。
法院进行了调查和开庭审理，青年论坛杂志社起初由王一鸣充当法人代表出了好几次庭，他为此做了大量工作，后因他下派到某县挂职锻炼，1986年7月后便改由李明华担任法人代表。李明华认为青年论坛社委会对血压计生意毫不知情，程福祥违法经营完全应该由他个人承担法律责任。正如同任何单位不应对本单位职工的个人违法犯罪如盗窃、杀人负法律责任一样。此外，群艺商店是在明知大学生服务社不具法人资格的情况下与之签定联营协议的，属自觉违法，协议是无法律约束力的，而且钱是由五金商店直接汇出，未经大学生服务社的手，所以一切损失应该由咸宁方面自己承担。法院则认为，大学生服务社虽不具法人资格，但它是一级单位，签定联营协议是盖有公章的，具有法人资格的杂志社管理不善，自然应对下级单位的违法行为承担法律责任。法人和个人是两码事，盖了公章，法人就有责任，至于程福祥的个人责任，你们可以在杂志社内部对他进行处分。并指出“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大学生服务社”印章名实不符。李明华拿出印章介绍信的存根复印件，证明这是经夏振坤院长签字同意的。
1986年11月26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了一审判决，《判决书》中写道：
本院认为原告所属群艺批零商店，被告所属大学生服务社均不具有对外签订合同的权利能力，且双方均超越经营范围，故联营合同无效。被告对所属单位管理不善，在无资金，无销路的情况下盲目签订购销合同，为了支付货款，以联营名义套取资金，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应承担责任。原告盲目借贷投资也有一定责任。被告与广东潮阳贵宝联营贸易商场系另一法律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七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负责返还原告投资贷款四十五万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付清。
二、原、被告的其他经济损失各自承担。
案件受理费二千七百元，由原告承担八百一十元，被告承担一千八百九十元。
杂志社不服此判决，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了上诉。
1987年底，高级法院驳回了一审判决，理由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要中级法院重新审理此案。时至我写这篇报告文学的今日（1989年4月），二审尚无结果。
一审判决的驳回，多少给青年论坛带来一线得救的希望，但是前景也并不乐观，可以预料，二审判决不一定会使他们完全摆脱责任，大约只是赔多赔少的问题，假使只赔一半即二十二万五千元，也会把杂志社压垮，而且，后来广东潮阳贵宝联营商场也向法院提出起诉，要求青年论坛赔偿他们一百多万元的经济损失。这经济压力是比政治压力更加可怕，更加难于摆脱的，它象一片巨大的阴影，至今笼罩在杂志社的头上。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杂志社内部的团结。当初杂导社即使没有政治压力迫使其停刊，假使得不到经济外援的话，也会倒闭。这正是青年论坛一班人的自身悲剧所在。我不想也不能判定法律责任由谁来负的问题，那是法院的事。但是我认为青年论坛在这个问题上是有教训需要吸取的。经济案件的发生在青年论坛一方说来，难道纯粹是偶然的吗？如果当初杂志社在确定干部人选时事先征求一下院领导的意见，是否可以避免不被承认的窘境，从而使干部们切实负起责来呢？如果对陈福祥多进行一些考察了解后再决定是否委以重任，是不是会要稳妥些呢？如果对大学生服务社不是放手不管，而是有一套妥善的管理制度，是不是可以避免造成这么大的经营失误呢？生活如同下棋，每走一步常常面临几种可供选择的走法，能否做出最佳选择，取决于棋手的素质。好的棋手不仅看一步，而且能够预测几步。当然，好棋手毕竟是少数。学棋者下输一盘棋是情有可原的，青年人的不成熟比成熟更带必然性。他们企图解开生活的乱麻时，往往太莽撞，不自觉地打上了许多死结，给自己制造了困难。这就注定了他们的奋斗常常要遭受许多的挫折，付出很大的代价。生活毕竟不是下棋，输一盘无足轻重，而是可能一失足成千古恨。有时候，真正打败青年人的不是别人，而是他们自己。
2、邓力群问：《青年论坛》处理了没有？
1987年3月，北京。
虽然已经立春，天安门广场上仍然弥漫着一阵阵寒气，四处晃动着游弋的岗哨。
其时，全国宣传部长会议正在京西宾馆召开，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听取各省市宣传部长关于各地区一段时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情况汇报，布署下一步反“自由化”的工作。
一天，在开分组讨论会时，邓力群来到会场，在中宣部一位副部长的陪同下，从一个小组转悠到另一个小组,每到一处，便往沙发上一靠,拖长着音调，发一通关于反“自由化”的指示。当他来到湖北代表所在的小组时，问：“湖北的部长来了没有？”
湖北省委宣传部长王重农起身答道：“来了”。
“你们那里的《青年论坛》处理了没有？”
“正在清理整顿”。
邓力群挥了挥手：“《青年论坛》不是什么整顿不整顿的问题，这种刊物没有起什么好作用。《青年论坛》不就是个政治背景问题吗？现在背景问题已经解决了（意指胡耀邦已经下台了），它有什么存在的必要？”
小组会一散，王重农立即神色紧张地与同去开会的理论处处长商量：“力群同志发了话，我们带来的那个材料看来还是得交上去。”他指的是关于《青年论坛》处理情况的汇报材料，材料的内容基本上就是1月27日省委常委会决议的精神，据说带这份材料进京并非打算主动上报，而是预备万一中央问到《青年论坛》时才上交。现在邓力群已经定下了要停刊的调子，理论处长赶紧在材料的“整顿”二字前加了“停刊”二字，然后将材料交给了中宣部负责人。
在我国，很多事情往往不是凭红头文件，而是凭领导人的讲话来办理的。人们很少被告知这话是只代表领导者个人意见，还是代表某级组织的集体意见，基层就稀里糊涂地贯彻执行。久而久之，个别领导人就成了某级组织的人格化身，他就可以很轻易地凌驾于组织之上，个人署名的讲话常常显得比组织署名的文件更有威力。“文革”中，江青到处信口雌黄制造了多少人间惨剧，现在江青虽然打倒了，但是把领导人讲话作为政策依据的传统却沿袭至今。它那强烈的人治色彩时时嘲讽着纸面上的法制宣传。
邓力群一句话，就把湖北省委集体形成的决议给更改了，彻底宣判了《青年论坛》的死刑，复刊的一线希望成为泡影，后来社科院递上的要求复刊的报告，省里便始终不予答复。
邓力群的这番话后来传到胡德平耳里，他气愤地说：“总说加强党的领导，青年人找到党来领导，我们能够推开不管吗？”
原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现中顾委委员李锐说：“什么背景，胡耀邦还是政治局委员，是背景也是党的领导嘛。”
杂导社为了争取复刊，派出兼职编辑、颇有些名气的青年学者许苏民前往北京活动。许苏民找到人民大学的远志明商量，商量的结果是，先搞一个初步的清理报告，通过国家体制改革研究所呈送给赵紫阳，只要紫阳同志能为《青年论坛》说上两句话，问题就好办了。
许苏民拍电报回武汉，杂志社赶紧派邵学海将院里的第一次清理报告和社会各方面对《青年论坛》的好评的材料火速送往北京。交给了中转者，至于最后是否送到了赵紫阳手中，论坛人不清楚，反正一直未见赵紫阳发话。
许苏民在逗留北京期间，给他的一位女朋友写了几封信，信中透露了他在北京活动的情况，并谈了他对反“自由”运动的反感，不料，有好事者撬开了那位女士办公室桌子的抽屈，把这些信寄给了湖北省委宣传部和湖北社科院政治处，社会院政治处负责人勒令许苏民写交待材料，揭发李明华。许苏民坚决不写，说：“难道你们还要象打胡风集团那样把私人信件加上按语发表？”政治处负责人问：“你信上说找胡德平。到底进行了些什么活动？”许反问：“找胡德平怎么啦？难道他是反革命？”
许苏民旋即找到夏振坤说：“政治处逼我写材料，要我揭发李明华，我声明，去北京的责任我一个人揽了，不要再纠缠李明华。”
政治处仍旧催他写交待材料，屡遭许苏民严辞拒绝。政治处遂宣布许苏民停职反省，一直到后来赵紫阳出来讲话，申明反“自由化”的范围，降调子，政治处才不再追究许苏民与《青年论坛》的关系。
3. 风流云散，各奔前程
复刊的报告送给省委宣传部后，迟迟没有下文，论坛人在等待中无所事事，昔日的大忙人们一下子仿佛成了无业游民，闲得发慌，于是，打牌、下棋、神聊、看电影、抱孩子……好好地补偿一下两来年的辛苦，表面上穷快活，内心里都非常苦涩，时不时从嘴里冒出“风声雨声读书声，我不吱声，家事国事天下事，关我屁事”之类的调侃。
杂志一停刊，就没有资金进项，为查封刊物，直接损失三万多元，还欠着邮局一万六千元无力偿付，四十五万元的经济赔偿还象乌云一样笼罩在头顶，随时可能炸响万钧雷霆。账上钱所剩无几，仅够开半年的工资，周英姿患严重心脏病住在医院里，开刀费就要八千元。真是愁得几位负责人一筹莫展。
他们向省委宣传部打了一个报告，要求对因停刊造成的经济损失给予补贴。省委宣传部理论处的批示是：“《青年论坛》是自负盈亏刊物，损失由他们自己处理。”
李明华气愤地说：“让我们办下去，我们当然能自负盈亏。停刊破坏了我们实现自负盈亏的条件，怎么还能要求我们自负盈亏呢？这不就好象不让商人做生意，却又要他交税一样荒唐吗？刊物不是我们要停的，为什么损失要由我们来负担呢？”
没有人回答他的问题。
是的，国家太穷，百废待兴，银根吃紧，但是可以几百万几千万地替官僚主义者交“学费”，可以被特权者大把大把挥霍，可以进口成百万辆豪华轿车，可以把老干部活动中心盖得那么富丽堂皇，还每年出大笔的钱让他们游山玩水，进行权力赎买，为什么就不能拿一点零头救济一下这份倡导改革的小小刊物和十几位忧国忧民的青年？倒是曾经有外国的某组织要给《青年论坛》非常可观的经济援助，被论坛人谢绝了，他们为的是维护祖国的体面，免得让别人说中国的刊物得由外国人支撑，也是为了避免授人以柄，说他们里通外国，可是他们的拳拳赤子心换来的是什么呢？
这么多号人，要吃饭，要养家糊口，怎么办？眼看复刊无望，大家商量了一下，狠狠心只有典卖家当了，除此别无他法，向院里请示，院里也无良策，同意照此处理。一辆“小三马”汽车买入时花了五千多元，而现在价钱跌到二千元也难得卖出去，最后是通过熟人关系找到一个农村专业户，才出了手，书柜、办公桌椅、电器等都折价在杂志社内部处理，回收来的一点点钱又作为工资发给大家。有同志惨然道：“我们拿的是安葬费”。昔日拥挤的办公室，一下子竟变得空空荡荡，一派分家散伙的悲凉景象，好不令人伤心！
“叮铃铃……”闹钟把陈刚从昏沉迷朦状态中唤醒，他勉强撑开疲惫的眼皮瞅了一眼闹钟，身子却一动不动，已经在床上躺了两天，感冒、发烧，脑袋象铅一样重，清鼻涕直流，举举手都觉得费劲。没有人给他端茶送饭，他的新婚的妻子远在宜昌工作，没有人知道他生病，因为他是自负盈亏的集体编制人员，没有资格在院里分住房，只好租住郊区菜农的房子，同事们难得到这里来，渴了，他只好避着房东，用电炉烧点开水；饿了，泡两袋方便面充饥。他不能享受国家统筹医疗待遇，为了给杂志社省几个钱，不敢去看病。杂志社太穷了啊！也不光他一人这样，集体编制的周晓佑、王麓怡也常常是有病不看，能挺就尽可能挺过去。
今天上午要开会，善后会议，得去啊，真不想动。
他还是拖着病体去了办公室，大伙儿面面相觑，都是一副苦相。
李明华兵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望着这些难兄难弟，难姐难妹，不知话该怎样开头，迟疑了好一会，才语调沉重地说：“大家都知道，杂志复刊目前是毫无希望的，账上的钱也维持不了多入，我们不得不考虑每个人的出路问题了。我已经跟院政治政处联系过，希望能把诸位安插到院里各个部门。政治处的答复是，正式事业编制的几个同志可以自己在院里联系接收单位，集体编制的同志因为体制问题，就很难安排，只能到集体所有制的印刷厂和咨询服务公司、劳动服务公司去。如果谁愿意调出社科院，可以放行。”
如此结局，是大家早已预料到了的，可是当它真的摆在面前时，他们仍然觉得如五雷轰顶。辛辛苦苦好不容易办起来的杂志就这么完了吗？摊子就这么散了吗？象一颗流星，在夜空中辉煌一闪，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呵！这一闪会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中，这流星会深埋在历史的断层里，他们做了历史要求他们做的和历史允许他们做的，这就够了，“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是的，两年来，他们个人损失了很多，有的人放弃了晋升职务的机会，有的人牺牲了深造的机会，有的人本可以在做学问上有更大发展，却甘愿默默无闻地为他人做嫁衣裳，有的人丢掉了铁饭碗，有的人舍弃了优厚的物质待遇，有的人该评中级职称了，却因反“自由化”和停刊，连初级职称也没评上（社科院各研究所有好些与他们同样资历的青年都评上了中级职称）。他们象老黄牛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他们也有委屈和牢骚，但他们不悔。
听完李明华的传达，大伙儿是悲愤的：“停刊是组织上造成的，组织上应该负责给我们安排工作，凭什么要我们自谋出路。”
“我们集体编制的就是后娘养的，象他妈印度的种姓一样，为什么不能让我们去干专业对口的工作？”
“能不能先给我们评了职称再走？挪了窝就难办了”。
牢骚归牢骚，有些问题也不是社科院不愿解决，实在是因为在现行体制下无法解决，还是只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李明华选择了考博士研究生这条路，居然就考进了武汉大学哲学系，重新回到母校去深造。当然，过程并不平坦，因经济官司未了结，社科院不放他走，后来还是省委副书记钱运录出面疏通，李明华才得以入学。
王一鸣在杂志停刊前就已挂职下派到某县担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他一头扎到最基层的一个村庄里，和另外两位同志一起，花了差不多两年时间，解剖“麻雀”，整理编写出几十万字的关于这个村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社会生活状况的详尽调查报告，被武汉大学出版社作为《农村经济丛书》之一出版。他完成二年的下派后回到院里，被安排到经济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
美术编辑邵学海被借调到院科研处编辑内部刊物，干得还挺欢。
编辑喻承祥始终没能自己联系好接收单位，在院政治处帮忙下，硬寒进了文学研究所。
编辑王绍培联系调入了哲学研究所。
周晓佑是集体编制人员，文学研究所乐意接收她当行政秘书，院里却不准她去，因为文学所和院里都开不出这位非在编人员的工资，院领导让她到印刷厂当副厂长，她却对此毫无兴趣，要是她想当副厂长，用不着调入青年论坛，在原单位也早当上了，僵持了好久没有着落，院里的一些临时机构今天把她借去搞分房，明天把她找去搞纪检，后天又把她弄去搞院庆展览，可工资却仍然由青年论坛开。最后，她没有办法，以三十八岁之龄考取了武大插班生，企盼两年后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重新投胎，除去“集体”胎记，成为国家干部。
陈刚当初调入青年论坛时，院政治处是不同意的，青年论坛自己作主将他调入，这会儿散了伙，自然也难得在院里找到安身立命之所，最后考虑到为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只好调往宜昌市某机关工作。想当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调入武汉，这会儿一无所得灰溜溜地离开。让人感慨的是，当他为着所钟爱事业调入青年论坛时，他的“国家干部”资格失去了，当他走投无路时，却重新恢复“国家干部”资格。
秘书王麓怡在院里唯一可去的地方是到印刷厂当排字工，她不愿意，自己联系调到院外一家函授大学当秘书，但还是临时工，人事关系仍无法转去。
最惨的要数周英姿，她患有严重心脏病，随时可能突然死去，没有那个单位愿意接受这个包袱。青年论坛已在她身上花了几千元医疗费，这对于穷得叮当响的杂志社来说，简直是一场灾难，现在再也无力背这个包袱了，但是她的处境令人同情，杂志社与她协商，付了她五千元离职费，给了一台中文打字机让她以此自谋生路。小周最后眼泪汪汪地走了，象一头折了腿骨、命如游丝的小鹿，前面等待着她的是什么？她不敢想，也许死神正在向她招手哩……
平心而论，湖北省委和社科院对人的处理还是宽容的，没有搞无情打击残酷迫害那一套，他们的“问题”若是放在“文革”中，是能够整死人的。历史毕竟进步了。社科院在善后工作上，还是为他们分了一些忧；有些问题未解决，实在是因为在现行人事制度下难以解决，或者是由于青年论坛没有注意搞好与院里的关系，院里才未肯下力去解决。
《青年论坛》轰轰烈烈一场后，终于夭折了。
4、余波未尽
《青年论坛》虽然停刊了，杂志社虽然解体了，但余波未尽。
1987年秋，湖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夏振坤被社科院全体选民推选为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候选人，名单报到了省人大讨论。
冼守章副院长是上一届省人大代表，有资格对候选人问题发表意见。他在人大小组会上鼓舌如簧，说什么夏振坤与被查禁的《青年论坛》的经济案件有牵连，问题还没有了结。应该说冼守章是相当高明的。你能说他是恶意诽谤吗？说不上。他似乎是在非常客观地陈述事实，并没有夸大其词，妙就妙在他充分地利用了事件的不确定性，调动听众沿着心理定势进行丰富的想象，《青年论坛》被查禁了，自然问题严重，政治问题再加上经济问题，那就是双倍的严重。夏与这样的刊物这样的事情有牵连，想必是不会干净的，而且问题还没有了结，那么他最后落到什么样的坏结局都是可能的。可能性是可以无限夸大的，既然夏振坤可能是坏人，那么为稳妥起见，还是不选他为全国人大代表为好。这就是各位与会代表容易产生的心理。
周晓佑的父亲周兹柏是省人大常委会委员，他从女儿那里知道夏振坤是清白的，冼守章是在恶意中伤，但是他没法为夏振坤辩白，因为他的消息出处是不便于摆列到桌面上的，只好干着急地看着夏振坤落选了。
夏振抻当初提出封存《青年论坛》时，大约怎么也没料到，抛出去的球会反弹回来砸伤他自己。
夏振坤的落选使冼守章好生得意，胖脸上又开始阳光灿烂，可是不多入便乌云满面。
省里传出信息，要免去他的副院长职务，他跑去找夏振坤乞哀告怜，保证只要让他继续当副院长，他一定配合夏干好工作，同时又一遍遍找省委有关领导谈话，表明恋栈心迹，直到有一天，省委有关部门正式找他谈话，告知要免去他副院长职务，转任社科院顾问，他还在说要和领导谈个人意见。领导说：“谈可以，我们听，但决定已经不能更改了。”他愣了半响才说：“既然如此，谈也就没有意义了。”他的全部人生意义也许就是当官，官职丢了，人生意义也就没了。
在全院的中层干部会上，他发表了一番告别演说，陈述了自己的“政绩”后，厚着脸皮说：“外事方面的工作、情报所的工作过去是我在抓，有些事我还不能完全放手……”与会者中响起一片嗤之以鼻的窃窃语声，有人称其演说为：“丑恶的最后表演。”其实，他的最后表演现在还在继续，不肯赋闲在家，常常叫司机开小车接送他上下班，到院里到处转转怕人们忘记了他的存在，司机们厌烦之极，说他不知趣。臧克家诗云：“有的人活着，却已经死了。”省委领导早已知道冼守章在社科院人心丧尽，这回终于下了决心让他靠边站，这与中央的某几位显赫一时的大人物的命运何其相似乃尔！害人终害已，历史是公正无情的。
至于那位要把《青年论坛》当活靶子打的金先生，如今照旧回家提菜篮子去了。
而那位有江青风度的“女强人”因为失去了靠山冼守章，也在社科院难以立足，加之剽窃他人文章被揭露，只得逃之夭夭到别的单位去了。
政治运动没让这类人捞到好处，这也许比说一百遍不搞运动更能防止运动。
5. 乱曰
李明华:
我们办刊物，既获得了一些经验，也有一些教训：一是要深入探讨中国走向现代民主的现实道路，中国自近代以来，民主运动有几个高潮——戊戌变法、“五四”运动、五七年大鸣大放，七六年“四五”运动、最后是我们现在，但是都没有一个有好结果，在中国这种特定国情下，到底需要怎样的民主，进程怎样把握，采取怎样的策略推进民主，都需要认真研究，这既是实践问题，也是理论问题。二是在办刊的具体措施上，有些文章的取舍得斟酌，有的不必要的锋芒可以回避一些。三是在用人问题上和制度方面还需要更完善一些。在杂志社内部对某些工作问题存在过不同的意见分歧，有些人便把这种正常现象说成是争权夺利，他们的有些说法是不实之词，我不想帮过多的辩解，那没有什么意思。
喻承祥
杂志社的领导成员形式上是民主选举，实际上是李明华、王一鸣指定的，在人的任用方面，李、王是有些独断专行的，比如李明华不想分管经营，就甩给我搞，但是又不放心我，于是插手卡片盒、书铁夹的事，造成了经济损失，我名为管经营的副社长，毫无实权。
李明华知道王一鸣缺乏经验，要大家帮助他、支持他，后来王一鸣好多份内事都不管，比如打官司，他应该是法人代表，却推给了李明华，李明华实际管了全盘工作，但不能管到底，也管不好，造成了一些内部矛盾。
我认为应该实行社长负责制，设计了一个工作流程图，给李明华、王一鸣看，他们都表示说是科学的，但在工作中实际上一点也没有采纳。
他们每个人都多少抱有一些个人目的，客观上又能干成些事。
王绍培:
《青年论坛》的经验教训应该说是很多的，应该以办刊为目的，不要热衷于争荣誉，遭遇困难时，应该敢于承担责任。《青年论坛》要按照理想化、官僚化的路子办是不可能的。外面有一种说法：《青年论坛》就是李明华、王一鸣的，应该给每个人发展机会，应该采取集体决策。我出于对刊物的责任心，我提出过一些意见，后来李、王好象就对我有防范心，这就比较狭隘了。客观上有些人很想当领导，人事方面，不在于争不争，而在于争得合不合理，争的方式对不对。
《青年论坛》编辑王振亚:
客观地评价，刊物本身是无可厚非的，这么快夭折了是很可惜的，创办之初有凝聚力，后来是离心力。青年论坛乱，是某些人怀有个人目的与无经验兼而有之，即使没有外界政治影响，青年论坛也迟早会垮台的。
社科院哲学所所长李步楼:
在我看来，青年论坛并不存在争权夺利的问题，因为没有多大的权，也没有什么利可争。
青年论坛杂志社副社长周晓佑:
总的来讲，不能说争权夺利，但不能说没有矛盾。办刊初期，王一鸣与李明华基本上是一致的，王一鸣挂职下派锻炼后，由我担任副社长，与李明华也基本一致。到后来，王、李之间在对《青年论坛》的评价上有一些不同看法，主要是关于官司和当初怎么办才好有些分歧，但是不存在争权夺利的问题，因为刊物已停，没有什么权利可争了。
青年论坛杂导社社长王一鸣:
我承认在办刊过程中是有些矛盾的，其实岂止青年论坛，那个单位敢说没有一点矛盾呢？矛盾的存在是具有普遍性的，我们可以应用白猫黑猫论，且不管我们有什么矛盾，只要看我们编的十四期刊物质量如何，影响如何就行了。
本文作者:
人类社会好象一块食物，无数的个人动机象搬运食物的千万只蚂蚁，有朝同一方向运动的，也有朝不同方向乃至相反方向运动的，力的融汇，力的抵消……所有意志力的合力决定着人类社会的运动方向和速度，其结果就是历史事件，它可能是谁也不曾期望的结果，谁能看清这一点，谁就能对历史抱科学的坦然态度，但这决不等于说，每个人在历史面前是无能为力的，单个人的意志力固然渺小，但都对合力有贡献，决不等于零。许多相同的意志力的集合就能构成一股伟力。一个缺乏个人动机或者压制个人动机的社会是不会有活力的，就象没有水珠的流动就没有大河的奔腾。问题不在于应不应该有个人动机，而在于个人动机是否与历史应有的前进方向同轨。
然而，我们常常走进迷谷，如同我们的前辈一样，我们的心知道应该往哪个方向走，我们的眼却很难看准路径，于是在不断的碰壁中摸索。历史的前进是要付出代价的，也许我们这一代人注定要作为历史的代价存在，甚至写不进历史，因为历史总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如果我们这代人不仅仅成为代价，还能够在改革大业中有所成就，那将是我们的幸运，但假使我们连代价也不曾是，那肯定是我们的悲哀。
并非尾声
我——终于征服长江啦！把水壶扔在沙滩上，路明憋足了气，大喊起来。“不！”他双眼凝视着江面，喃喃地自语：“我能征服长江吗？长江是不能征服的，我只是从长江吸取了力量！”
路明，我们这位同长江搏斗了十七天的勇士，没有力气再站起来，他躺在沙滩上，不，躺在长江的怀抱里，睡了。
他是长江的儿子。
——亚屏、绍培《向大海》
本文作者补叙：艾路明并不满足于征服长江的中下游，他后来又实行了“ID”计划的第二步，乘皮划艇从长江源头飘流到武汉，他命名皮划艇为“青年论坛2号”他心目中的1号就是青年论坛杂志社本身……
不要把思想一时跟不上改革步伐说成是僵化，也不要把思想解放中讲了点过头话说成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仍然是我们的基本口号。
——赵紫阳《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全国千家万户的老百姓通过电视屏幕看到了大会召开的基本过程，从赵紫阳总书记的政治报告，从代表们直率的发言和敢于公开地投反对票，从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的名单，从频繁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人们明显地感受到开放的气氛不同于年初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气氛，胡耀邦仍然是政治局委员，反“自由化”最起劲的邓力群却连中央委员也不是，进了顾问委员会，而且只是普通委员。这无疑成了政治形势的风向标，大会结束时，赵紫阳领头出面的记者招待酒会，把大会推向了高潮。看上去总书记似乎打了一场胜仗，满面春风，神采奕奕，谈笑风生，对答如流，充分展现了一个共产党政治家的风采。稍微敏感些的人都能判断：宽松和谐的政治环境复苏了，或者说历史再次出现了缝隙。
十三大之后不久，又召开了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它以更大程度的公开性和开放性证实了人们以上的判断。
在这样的大气候下，中央又主持召开了全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会议，夏振坤院长借此机会向胡启立同志汇报了有关情况，在谈到《青年论坛》时，他拍着胸脯说：“我以党性向中央保证，《青年论坛》没有违犯紫阳同志说的那些原则的话，偏激的话有一些，但不属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这担保虽不是小苗干旱时的甘露，却也是春天归返时并不算多余的一滴雨水。
湖北省社科院再次向省委宣传部递交了要求《青年论坛》复刊的报告。《青年论坛》的编者们也自动聚到一起为争取复刊而奔走呼号。
王一鸣专程到北京拜访那些关心和支持《青年论坛》的社会名流，寻求他们的舆论声援。
中央顾委委员李锐给湖北社科院的前任老院长密加凡写信说：“《青年论坛》的王一鸣同志来京，找到许多支持该刊的同志请教（包括宣传小组组长鲍彤同志和中宣部负责理论的副部长龚育之同志），大家都很关心这个刊物能否早日复刊。”龚育之、于光远、谢韬、戈扬、厉以宁、王若水、黎树、董辅礽、胡德平、徐四民、李崇淮等名流要人都在王一鸣的本子上写了鼓励性的题词。
1988年3月湖北省社联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社联主席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作社联工作报告，在提到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成长时，他离开了讲稿，专讲《青年论坛》的问题，《青年论坛》是很不错的刊物，发表了很多好文章。我们作为老一代理论工作者，应该支持青年人。社联有这个传统，我年青时就得到社联支持嘛，《青年论坛》停刊，很多人认为是学术不自由，我认为不仅仅是，还是一个法律问题。某个人的一句话，就可以把刊物停掉，还有没有法律可言？前几天，《青年论坛》有两位同志到我那儿去了，要求我支持他们复刊，我对他们讲了，我一向支持《青年论坛》，你们现在要复刊，我也支持。当然，你们有些作法也是不妥当的，把我的话（按：指称赞《青年论话》的话）写在广告上，到处散发，没有经过我的同意。这个广告还是香港朋友告诉我的，本来这个事情我也可以打官司的（众笑），但是，当时反“自由化”已经开始了，我不会做这种落井下石的事（众大笑），我下午就要到北京开人大会议。明天，省社科领导小组要开会，我建议在座的同志当中如果有参加明天会议的，把《青年论坛》的复刊问题正式提出来。
我曾向论坛的一些编辑们询问过院里是否积极支持他们复刊，以及复刊是否能保持原班人马和刊物的原有风格。他们认为院里的态度并不积极，一是因为论坛人以前寻求上层支持，使院领导感受了冷落，二是怕经济官司的事越来越麻烦，即使能复刊，院里也会严加控制，防止越轨。我又采访了社科院秘书长李文澜，李文澜说：“我认为院党组对《青年论坛》采取的处理态度是妥当的。院里已经先后打了两次报告要求复刊，但是复刊不是一切照旧。青年论坛过去是有错误的，绕开基层组织，到上头找后台。我希望今后不要专靠找要员、权威，看上边眼色办刊，不要抛开一级基层组织。应该是对真理负责，对所有读者负责。”这番话点明了青年论坛过去与院里关系处理的不太好的症结所在，确实是值得论坛人引起注意的。
目前，省委宣传部已批示同意复刊，省委常委们也都分别在接待论坛同志的拜访时表示同意复刊。复刊的最后一道程序是要经常委会作出集体正式决定（如同停刊时的程序一样），但迄今为止，这一决定尚未作出。
当我对夏振坤院长进行采访时，夏告诉我：“我多次向钱（运录）书记催问过复刊的事，钱书记说：老夏，你别催得太急了，他这么说，肯定有他的苦衷，我也就不好再催了。”
李文澜秘书长告诉我：“今年（88年）下半年要开省党代会，进行换届选举，在这个节骨眼上，哪个头头会愿意碰《青年论坛》这个敏感问题呢？因为搞不好就会成为被人攻击的口实，在党代会召开之前，复刊肯定没有指望的。”
时至我给本文定稿，省党代会已经闭幕四个多月了，《青年论坛》复刊之事仍然毫无动静，对复刊抱最积极态度的王一鸣出于无奈，调出社科院，到省科委的一家内部刊物当编辑去了。王绍培、喻承祥也正在考虑挪窝。
1989年初，夏振坤在应邀出席省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的一次会议时，很动感情地当众发言说：“我感到遗憾的是《青年论坛》被迫停刊后一直未能复刊。我向省委反映，并且一直反映到中央书记处，但是至今没有下落。我们湖北中青年理论工作者的声誉曾经是很强大的，因为有《青年论坛》。现在《青年论坛》停刊了，我们的声音就小多了，而北京中青年的声音渐渐大起来，我看着心里为我们湖北着急。我还要继续为《青年论坛》的复刊呼吁。但这不单取决于我，也希望大家通过各种渠道（包不包括你所不赞赏的上层路线？——本文作者注）帮忙呼吁。《青年论坛》不复刊，是我终生的遗憾。”他首先应该遗憾的是，连他也无法弄清楚，为什么省委常委们个别表态都支持复刊，却又始终不在常委会上做出一个集体决议？
神秘的中国政治啊！
1988年在兰州召开的一次理论会议上，湖北社科院哲学所所长李步楼向中宣部秘书长李传华询问中宣部为什么不发话让《青年论坛》复刊。李传华说：“这件事大家都很清楚，当时力群同志管中宣部说了就是为了耀邦同志的关系，现在是启立同志主管中宣部，你们省里不必给启立同志出难题，省里自己决定复刊就行了。”这番话倒是道出了关键所在。中宣部无非是不愿承担责任，以免《青年论坛》复了刊，万一今后又惹出麻烦，使中宣部与胡启立难脱干系，只要他们不承担直接责任，省里复了刊，他们是不会干涉的。而在湖北省委方面，各位头头大概是认为停刊是中央领导发了话的，现在复刊也应该由中央出来说话，担担子，免得省里作主复刊了，今后有风险。一个小小刊物的恢复哪会比仕途于自己更紧要呢！《青年论坛》不能复刊的症结大约就在这互相推诿之中。
“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就算省委常委会做出同意复刊的决议，《青年论坛》能顺利复刊吗？实际上困难重重，一是钱的问题，账上已经空空如也，还欠着一屁股债，经济官司尚未了结，国家事业费控制得越来越紧，恐难给予根本性的援助，而纸张费、印刷费、发行费、差旅费一个劲暴涨。若不能从根本上摆脱经济困境，很难复刊，即便复刊，也难以维持下去。二是人的问题，杂志社原班人马已风流云散，调出社科院的已有大半，另换人马能否保持刊物的原有风格就很难说。三是与社科院的关系问题，如果青年论坛不能改善这层关系，复刊就可能会遇到许多具体的不顺利。
我们期待着奇迹的再现，它并非完全不可能，但需要人们去创造。也许《青年论坛》会获得第二次生命，象涅盘的凤凰；也许只是重新挂出招牌，却失去了昔日的灵魂。
或者《青年论坛》就此成为历史而不复在现实中存在，但它所针砭的社会痼疾还未消除，它所追求的社会理想远未实现，人们对真理的探求就不会完结，改革就不会完结，争取民主的斗争就不会完结，时代精神的号角总会有人吹响。我们已经隐约听到了四处响起的号角声，北京有《中国青年论坛》，还即将推出《太平青年论坛》和《二十世纪评论》，上海有《思相家》、四川有《走向未来》杂志、南京有《青年学者》、湖南有《新启蒙》、《国情研究》、《新闻图片报》，深圳有《蛇口通讯报》……1989年4月至5月北京和全国各大城市又掀起了风起云涌规模空前的学潮。
坠落了一颗启明星，却点燃了一大片朝霞！现实给我们提出了那么多前人不曾遇到的难题，马克思主义面临着全球性的严重挑战，这也就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发展机会，我们的时代应该是一个出理论巨人的时代，而我们的民族却是一个缺乏理论兴趣的民族。我们不仅需要杰出的理论家，还需要把理论灌输到大众中去，我们急需宣传鼓动家和带领他们行动的实干家，否则将一事无成。
这是跨世纪的艰难的苏醒，胜利与失败交替，希望与失望并存。然而，悲观是没有理由的，尽管我们这代人可能看不到中国落后面貌的根本改观，但是中国毕竟在扭着秧歌前进，二十世纪毕竟是我国有史以来进步最快的一个世纪。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在下一个世纪，当整个中国彻底苏醒，彻底改革，特别是建立起了真正的民主政治，她就会放弃传统的秧歌舞步，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迅跑。
让我们的子孙踏着由我们的身躯铺平的道路去迎接新世纪的太阳吧！
1989年5月脱稿于湖北社会科学院
附录说明：本纪实文学完稿时，中国某大型文学杂志已准备发表，后因“六四”事件的发生而不再可能在中国发表，后来我将此文缩写为八千多字，以《<青年论坛>停刊始末》之题目，发表于香港《争鸣》1996年10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