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悉尼大学孔子学院主办的“世界华人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经过将近一年的紧锣密鼓的筹备，于2011年5月15日-5月19日顺利召开。

       此次 大会由悉尼大学孔子学院主办，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CSC）、语言与文化学院（SLC）协办，并得到悉尼当地华侨团体如Top Education College、悉尼华文作家协会、悉尼大学新闻中心（Sydney Idea）、澳华文学网和中国驻悉尼总领馆、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大力支持。悉尼大学副校长John Hearn教授致开幕辞，中国驻悉尼总领馆教育参赞白刚教授发表了精彩讲话。会议共收到论文与提要三十余篇，来自中国大陆、香港、新加坡、马拉西亚、美国、德国、日本和澳洲本地近四十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世界华人文学：理论与实践”的主题展开热烈讨论。

        四天的会议吸引了数百位澳洲本地文学爱好者和关心中国文化的专业人士。 Sydney Idea、《澳洲新报》、《星岛日报》、《澳华时报》、《新快报》、《澳华文学网》以及孔子学院网站在会议召开前后和召开期间，都做了大量适时报道。舆论认为，这是孔子学院近来最大的一次面向公众的学术文化活动，时间最长，学术水平最高，影响力最大，可谓盛况空前。

        学者们的发言，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如何看待中国大陆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的关系。

        著名学者、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思和教授对旅居美国的女作家严歌苓的个案研究，复旦大学王宏图教授论述新兴都市文学改写当代世界华文文学版图、复旦大学李振声教授探讨旅居德国的诗人张枣的诗作，上海外国语大学宋炳辉教授分析美国华裔作家陈谦小说的叙事方法，悉尼大学Mabel Lee（陈顺研）教授考察高行健旅法前后的各体文学创作于高行健同时撰写的大量理论文章之间的对照关系从而剖析高行健独特的美学冲动，拉曼大学金进博士《从移民背景看严歌苓小说》，引起与会者对如何阐述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大陆文学的关系产生强烈兴趣。

        悉尼大学中文系主任王一燕教授将这一类关注明确表述为《中国当代文学史》如何处理海外华文文学（包括国内少数民族文学）的问题。对此， 陈思和教授根据自己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的经验坦率承认，虽然目前中国大陆不少高等院校都设有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机构，虽然众多的《当代文学史》教材和著作都试图整合大陆和海外汉语文学，但如何建构一个适当的框架，使海内外汉语文学真正成为一个流传有序的有机整体，还有待进一步努力。但他认为一些局部的整合还是可能的，比如他本人研究严歌苓的海外创作时就受到极大启发，甚至作为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重要支撑的“民间”理论，就与他当初阅读严歌苓小说时受到的冲击有关。事实上他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就专门有一节介绍严歌苓，他认为严歌苓塑造的少女小鱼系列，体现了在中国当代文学中一直作为潜隐结构的“民间”审美精神，与9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一些作家的追求不谋而合。

        本地学者何与怀博士的发言《从“世界华文文学”到“华文世界文学”》，试图正面回应这个问题。何博士反对一个中心的观点，赞成多元共生理论，认为传统的世界华文文学唯一正当的前途，就是融入世界文学，和大陆的中国当代文学一起，成为用汉语\华文创作的世界文学的一部分。

          马来亚大学潘碧华教授的发言《社会转型与人心焦虑：云里风短篇小说的社会主题》通过对马华作家云里风（陈春德，1933--）创作历程的考察，展示马华作家如何用自己的方式记叙马来西亚人民战后积极摆脱殖民统治走上独立自主之路的历史。马来西亚是多元民族社会，各民族都要争取族群语言、文化、宗教和教育的发展机会，国家也面对政治、经济的转型。在适应社会变化的过程中，马来西亚华人面临文化认同的冲击巨大。云里风身为作家和商人，有更多机会洞悉人性和社会，他的小说涵盖40多年马来西亚社会的发展，提供读者及研究者广阔的阅读空间。潘碧华的发言逻辑严密，材料翔实，与会者一致认为她的论文提供对马华作家在独立前后不同发展趋势进行个案研究的一个范本。

         新加坡孔子学院院长、南洋理工大学许福吉教授的报告“中华文化南播与东南亚华文文学母题”，从“文学母题学”的角度，更清楚地阐述了东南亚华文文学两个不可偏废的方面，即中国传统文学包括“五四”新文学传统以及本地社会现实的诉求。和潘碧华一样，许福吉教授也强调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大陆文学的互动关系必须放在华文作家真实的生活环境中来研究。《文艺争鸣》资深编辑朱竞的论文《从专业文学杂志看海外华文文学在国内的影响》、北大中文系博士、著名出版人高秀芹的论文《 从中文出版物看海外华文文学在国内的影响》，主要兴趣点乃是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大陆文学体制（出版与研究）的关系，从另一个角度呼应了上述发言者的研究思路。

2、 海外华人文学的语言分野。

        目前，海外华人文学主要使用汉语，但也有个别华人作家使用英语、马来语、德语、法语等非母语的本地化语言。不同语言依托的文化与社会背景以及所开拓的文学市场差异巨大，引起学者们的注目。

        美国密歇根大学著名学者唐小兵教授的发言《怎样用英语讲中国故事》，根据他对北美一些用英语写作的华人作家的研究，追问“何谓中国故事”、“为何要用英语”、“用英语又怎样”三个可能性的问题，引起与会者极大兴趣。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立大学中文系主任Jon Von Kowallis（寇致铭）教授的发言《记忆中的文化诗学： 赖声川的电影与大流亡》应用后殖民理论家霍米·芭芭（Homi  Babha）的理论，分析赖声川电影文学中迁台大陆人和台湾本地居民生活记忆的“重组”（Re-menbering）在这两人人群的身份确认过程中扮演的关键作用，复旦大学张新颖教授的发言《实感经验与中国当代文学》，则从另一个角度探讨“如何用中文讲中国故事”，与唐小兵的发言相互补充。

        唐小兵、Kowallis、张新颖的发言提醒大家，无论研究中国大陆当代汉语文学、台湾地区的中文创作还是研究海外华人的英语写作，都必须首先关注同一个问题，即作家所处特定社会环境中特定的文学观念、文学生产体制对看似个体化的文学创作的无微不至的影响，按照张新颖的看法，这种影响的关键在于作家的“实感经验”遇到流行的或占据权威地位的文学观念与文学生产体制时，能否获得真实呈现。

        当今世界华人文学已经不局限于“汉语”和“华文”，日益呈现为多语言的态势。但与会者普遍认为，目前“世界华人文学”的语言分野、分化和交融尚未引起足够的学术关切，研究者主要围绕传统的“华文写作”展开，较少关心超越华文的世界华人文学的问题。唐小兵教授甚至特别强调，跨越语言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尤其对华人作家来说，从汉语进入不是母语的另一种语言（比如英语）世界，将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无论成败的经验教训，反过来都会启发母语写作。

          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主任、著名学者许子东教授的发言《张爱玲晚期小说的文学史意义》以張愛玲不同時期的創作等為具例案例，比較分析了會議所要討論的“世界華文文學” 的三個基本類型：在中國用中文寫的中國故事（《傳奇》、《流言》等）、在海外用英文或其他語言所寫的中國故事及其漢譯（《秧歌》、《易經》、《雷鋒塔》等）以及在海外用中文寫作的中國故事（《小團圓》、《色戒》等）。许教授列举张氏在不同語境下反复書寫同一故事的不同文學效果和出版（及不能出版）效應，以討論華文文學創作的經驗和困境。一个用母语写作的优秀作家如何在跨越语言的国界之后，尽管才华和雄心依旧，却仍然可以屡屡失败。而在自传体小说《小团圆》中，张爱玲如何彻底摆脱双语写作的羁绊，真正用自己的语言来为自己写作。许子东绕开学术界惯常谈论的张爱玲晚期写作意识形态纠葛和生活经验缺乏两大问题，专门从作家运用的语言入手，是对唐小兵等人的一个很好的回应。许子东认为对张爱玲来说，语言跨越的困难可能还并非第二种语言水平不高（张氏英文造诣不低），而在于语言背后的文化记忆与读者共鸣的难以简单跨越。他举例说，当张爱玲把“蜜绿”写作“honey   green”时，从翻译的角度看并无大错，但汉语“蜜绿”一词许多言外之意就此失去了。这是50年代以后长期从事双语写作的张爱玲的尴尬。

        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复旦大学郜元宝教授以俄罗斯和东欧旅居美国或欧洲的作家对居住国文学之深度介入为例，探讨当代华人文学对所在国的普遍疏离以及必然导致的对本土中国的“回流”现象，其主要原因，可能还是汉语与印欧语言之间的巨大隔阂，他由此追问“华人作家能否、应否以及如何走出中国而融入世界”，认为掌握所在国语言同时保留汉语文学的优秀传统，亦即语言的跨越与坚守，将是华人作家未来面临的主要挑战。

        悉尼大学中文系主任王一燕教授独辟蹊径，她的发言《趣味的独裁：澳洲和世界舞台上的中国美学》指出澳州首先为华人艺术家提供了成功的机会和文化公民身份，其次离散华人艺术家的作品大多由“居住国”的“艺术体制”按其主流标准来评判，第三在澳华艺术家的创作中不同类型的中国元素扮演了核心角色，他们正是以此在“艺术规则”上与居住国的艺术体制和国际艺术品市场进行“协商”，这三个方面的综合，显示了澳华艺术家跨越文化界限的成功经验。尽管王一燕立足澳华画家的分析是否适合海外华人文学，与会者尚存怀疑，因为绘画不同于语言，画家的“语言”天然地超越国界，但大家认为她上述分析的不少方面，仍然值得海外华文文学家和研究者借鉴。

3、如何吸取现代作家海外写作的经验。

       众所周知，世界华人文学、华文文学的源头在现代，现代时期的世界华文文学和华人文学乃是完成时的存在，经验教训的总结，比起进行时和未完成时的当代华人文学、华文文学，更有值得重视的价值。日本一桥大学坂井洋史教授的发言《陶晶孙新论——离散（diaspora）的语言体验》、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主任许子东教授的发言《张爱玲晚期小说的文学史意义》、复旦大学周双全博士《从<江湖行>看徐訏后期小说的变化》、悉尼大学中文系郑怡博士《游侠江湖：作为游记文学的海外武侠小说及其地方想象》、悉尼大学教育学院王立博士《跨文化视觉下林语堂的创作》，复旦大学张芙鸣教授《新文学语境中的翻译与现代审美形式的本土化确立》，是六篇很有份量的专注于现代文学史经验的论文。

        坂井教授从“创造社”元老之一陶晶孙（1897－1952）的中日双语写作切入，尤其让与会者耳目一新。他认为陶晶孙作为在异国渡过将近半生的人物，其参与的几个问题又脱离“中国现代文学史”作为现代国家意识形态一部分所遵循的叙述秩序，所以身份极不稳定。由于“文学史”原则上只以各个国家语言（国语）写成的文本作为研究对象，陶的双语写作势必被分开写进中日各自的文学史。但如今〈国语＝现代文学史＝现代文学〉这个三位一体的结构由于支撑它的现代性（modernity）受到质疑而动摇，陶晶孙的再评价也并非完全不可能。坂井的陶晶孙新论集中于“离散的语言体验”，他认为陶氏特异的语言体验不以〈母语＝国语＝文学语言〉为自明前提，他将这种体验作为一种杠杆尖锐地指向“五四新文学的局限。五四白话文运动消解传统中国“双层语言制（diglossia）”，赋予口语书面语化的合法性；但由于未将声音与书记媒体＝汉字之间的乖离进一步消除，书写（écriture）的基本权力结构并未撼动。陶晶孙认识到这一点，提倡“大众语”、“大众文艺”，甚至重视摆脱书写束缚、发动音乐和美术等非语言因素的话剧和木偶戏等综合艺术的“操演”（performance），也意味深长。这可能是他借口语文学（oraliture）之复兴建构新的文学的一种探索。离散状态的语言体验不但使陶晶孙得以将〈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此一支配中国新文学的范式予以相对化，甚至给予他一种激进性，将对人的本源体验加以异化的书写同样地相对化了。坂井认为陶晶孙文学活动所体现的这种尖锐的现实性，或许也适合当下世界华文文学创作的某些侧面。

4、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方法与批评标准的问题。

      悉尼本地作家张劲帆的发言《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自称没有多少理论性，但他的务实精神引起大家浓厚兴趣。他认为目前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许多材料和统计数字不尽科学，主要因为学者们获得这些材料和数据的渠道不够完善。尤其因为中国式的人情因素的介入，在大量海外华文文学创作中如果任意抽取研究者乃至研究者所委托的统计者的交往圈子与美学趣味所认可的那一小部分作为研究的基础，所得出的结论自然不会具有多大的客观性。

如果说张劲帆谈论的是华文文学研究的基础——材料收集与整理，那么，从法兰克福经过三十多小时飞行才抵达悉尼的波恩大学教授、著名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的发言《何为好的文学？何为好的文学语言？何为好的汉语文学语言？》，则涉及中国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终极判断及其标准问题。原稿是英文，但顾彬教授临时改变主意，放弃英文原稿，以纯熟的汉语娓娓道来，足见他的准备之充分。

近年来，顾彬教授的“中国当代某些作家的作品是垃圾”、“现代文学是五粮液而当代文学是二锅头”的一系列讲演和访谈，在海内外华文和汉语文学界掀起轩然大波，他这次专门从语言角度追问当代世界汉语/华文文学的批评标准，给大会带来了又一次巨大的学术冲击。顾彬说这个问题最初由著名诗人欧阳江河多年前向他当面提出，从那以后到今天，无论欧阳江河还是顾彬自己，都没能对此作出满意解答，国际汉学界同样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讨论。但不管学术界现在或将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中国当代文学和世界华文文学的语言都将成为一个悬念，留待后人评说。他自己作为一个中国文学的勤奋的翻译者，有一个深刻经验，就是古代和现代优秀作家的作品，他翻译的时候字斟句酌，唯恐遗漏字里行间的精彩之处，但在翻译中国当代文学或当代世界华文文学时，则完全两样。他认为当代汉语\华文文学最大的缺点是啰嗦而不准确，可有可无、不能击中要害的语言太多，他（他相信美国的葛浩文也一样）往往只能翻译作家们的思想而不耐烦去翻译他们的语言。有代表问他，啰嗦和不准确的反面是怎样的汉语，顾彬毫不犹豫再三举鲁迅《藤野先生》为例，他认为这篇散文第一句“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中的“也”字，就符合他的既准确又简捷的标准，看似毫不经意，却绝非可有可无。

在两天的密集研讨和此后一天半的圆桌会议和会后交流中，顾彬教授的追问始终不能绕过，与会者对此纷纷做出自己的回应。李振声、郜元宝认为顾彬教授的语言标准，静止地看确实值得同情，但他有可能忘记中国当代作家（包括世界华文作家）是在怎样的社会历史和语言环境中创作的，他们的语言反映了当代汉语和华文的实际，文学语言的判断标准应该从这个语言实际中抽象出来，不应该凭空以古代或现代某些优秀作家的语言水平作为标准，否则就失去了语言判断的起码的历史性。郜元宝强调，推敲字句以阐明作家的妍媸成败乃是中国古来的文学批评传统，《文心雕龙》将此种方法定名为“指瑕”，更是专门指责作家的用语不当。但这种推敲有时也会脱离具体的语言环境，误解或忽视当时作者的用心。《颜氏家训·文章》就是专门“指瑕”，一口气例举了吴均、蔡邕、王粲、曹植、潘岳、陆机、何逊等许多当世大作家的用语不当，基本都对，但也有失误的地方，比如颜之推说《诗经》有“孔怀兄弟”一句，陆机因此径直以“孔怀”代“兄弟”，属于不通，但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举《南史·刘溉传》为例说明这种“藏词”法乃是当时文人习惯的游戏，陆机的用法符合当时语言风尚，不可谓不通。

        5、专场学术讲演的巨大冲击力。

       会议期间，应Sydney Idea 的邀请，陈思和教授、唐小兵教授于5月16日晚和5月17日晚，分别作了《新世纪十年中国文学》、《无尽的试验：中国现代木刻艺术运动》的公开学术讲演。

        陈思和教授在一个半小时的中文讲演中，  反对不加分析地使用“中国当代文学”一词，他说“新世纪十年中国文学”不等于“中国当代文学”，因它既不同于“十七年”和“文革文学”，也不同于贯穿80年代的“新时期文学”。“当代文学”前三个阶段延续了“五四”到1949年作为“共名”的“现代文学”洋溢着的“少年情怀”，新世纪文学（90年代中期已见端倪）经过艰难的徘徊与选择，终于从“共名”走向“无名”，从“广场”回归“岗位”，显出冷静沉稳的“中年心态”。基于这种宏观叙述，陈教授对“新世纪中国文学”提出独特评价，认为它脱离了“十七年”和“文革文学”的窠臼，超越了“新时期文学”，与现代文学相比也毫不逊色。其中“知情”和“后知情作家”的贡献尤多。 讲演中许多概念术语都是陈教授自创，但这并不妨碍他从自己的理论出发，与近来国内外学界诸多热点展开对话。

         唐小兵教授的英文演讲指出，二十世纪上半期当中国现代艺术和文学横空出世的时候，也正是现代木刻运动在三十年代勃兴之际。新兴木刻艺术乃是当时的先锋艺术精神的正确表达。唐小兵在展示他所收集的大量第一手图片资料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现代中国版画艺术不同发展阶段的艺术经验之逻辑展开，尤其试图将二十世纪至新世纪中国版画艺术的发展和中国文化社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令人信服地说明现当代文化与现当代艺术是彼此相通的，在整个现代中国的文艺复兴中，文学和艺术紧密携手。这对思考当今世界汉语\华文文学与海内外中国人各类艺术实践的关系，不失为一种有待深入发掘的富有启发性的历史经验。

        陈思和、唐小兵的两场面向公众的中、英文公开学术讲演，将此次学术会议对悉尼文化界的冲击推向了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