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爸﹐他們來了﹗”我輕聲說。
他們一起三人﹐都上了年紀﹐遠遠的三個小人﹐肩上掮着挖鍬﹐甩着一隻手﹐沿着田埂﹑沿着水渠﹐不緊不慢地朝西邊兜過來。大田裡﹐經白花花的水一浸﹐塊塊翹出的被太陽晒白晒硬了的土坷垃﹐就又變成深褐色﹐松軟下去。有時﹐村上的小孩會把鴨子趕來﹐在水裡啄食些蚯蚓﹑泥鰍什麼的。之後﹐堆在田頭的豬圈羊圈或草塘裡起出運來的肥料﹐會下到水裡﹐拖拉機開來一趟趟打過﹐再由牛拖的帶齒木耙趟平﹐蒔秧的季節就開始了。來插秧的﹐都是勞改農場裡刑滿釋放後留場的人員﹐以及他們的家屬。正服刑的勞改犯從沒到這一大片田裡來過。這一點﹐父親非常认真地在村子裡問清楚的。
臉上分明顯露着感激和不敢當的謙卑神情﹐他們已經放下鐵鍬﹐站到了桌子邊。而父親照例已經不早不遲地出來坐在桌旁——我家東邊山牆下涼爽的陰影地裡﹐擺着一張小方桌﹐桌上一把正宗宜興產的紫沙茶壺﹐一迭茶碗﹐他現在便站起來笑嘻嘻地招呼他們“喝口茶”“稍微息個番。”﹔他們照例絕不會一人一條板凳地圍坐下來﹐總是三人只坐兩條板凳﹐ 而留着一條板凳空着﹐說讓我這個常在一旁的小女孩坐﹐很滑稽的。父親也只能由他們去。
已經知道了他們三人中﹐一人祖籍是山東﹐兩人則來自蘇北。山東的年紀最大,50多歲了,身板結實容易開口。父親同他說話也較多。話題多是瑣碎的﹐簡短得很﹐談談天﹑談談地﹑談談時令莊稼﹐談談今年已有的將有的收成﹐有時他們也會問問父親﹐知道父親是有學問的火車頭工廠的工程師﹐工資照領到鄉下向貧下中農學習來了﹐“以後您還會回城的﹐”來自山東的說﹔我知道父親喜歡他這麼講﹐我也愛聽﹐只是很奇怪他不接着講為什麼這樣說的理由﹐五年後倒是應驗了他這句話。在跳來跳去的話題裡﹐有一塊領地是很難進入的﹐就象勞改農場﹐你是可望而不可入。然而接觸次數多了﹐話題就象渠裡的水﹐前面的閘板是放下的﹐水流是會自覺地轉彎折向﹐可沿着板縫還是有水滲過去。終於有一天﹐我望着田野﹐聽見父親溫和地詢問那山東老人——他同父親年齡差不多﹕
“在農場還有家人嗎﹖”
我回過頭去﹐見他搖搖頭。
“在老家呢﹖”
沒有。他說自己很小就是一個孤兒。我聽了便把臉重新轉向田野。
父親默默了一會﹐象是在飲茶﹐片刻﹐又問道﹕
“年青時﹐沒成過家嗎﹖”
“２９歲那年結過婚的﹐在上海.......”
他從茶碗上掉轉眼睛﹐凝望旁邊的原野﹐嘴裡的字句就象農田週邊水渠裡的流水﹐從缺口裡流進我害怕而又好奇的心田。
“我糊涂﹐出了那件事﹐就落到這個地步。那年﹐我也是帶着部隊打進上海﹐被上級任命為一個區的區長。工作很多﹐什麼事都要考慮研究。我就結了婚﹐娶了個很漂亮的老婆﹐她不是部隊上的。這種事﹐許多戰友都是這樣解決個人問題的。那時我隨身有手槍﹐也有警衛員。我也就有了個舅子﹐我老婆的兄弟﹐上海解放時國民黨起義部隊的。有一天
他找我說借手槍用一下﹐第二天還我﹐外面治安不好﹐防防身。我想﹐他是我舅子﹐也算是自己人了﹐回絕面上不好過﹐就從槍套裡取了出來給他。他去參加陰謀暴動﹐結果被部隊連人帶槍抓獲﹐還供出了槍的來源----不說也查得出來的。突然上級通知我﹐要辦移交﹐另有工作。我着急了﹐啥都不缺就缺一枝槍﹐可四處找不到我舅子。上級來人就把槍套收了去﹐這以後﹐......我就上了軍事法庭﹐再之後就來到了這裡。”他從原野裡收回目光﹐低倒頭啜一口茶﹐看我父親一眼﹐繼續說﹕“老婆跟我離婚了﹐刑滿後﹐我孤身一人﹐也無顏面回山東老家﹐九成老家的鄉親當我跟部隊走後犧牲了吧。我就選擇留場了。....”他象說的是不相干的人和事﹐語調就跟那一方水田﹐平平的。說完了﹐也不
看誰﹐低倒花白的頭喝茶﹐父親趕忙替他茶碗添滿。
“噢﹐這樣﹗”父親同情地點點頭﹐又搖搖頭﹐卻沒第二句話說出來。
“他糊涂卻是由不得他﹐我是更糊塗哇﹗”這是三人中年紀輕些的漢子﹐本地的話裡混雜着濃濃的蘇北腔。
“為了一角五分錢﹐我親手淹死了自己的兒子﹐他才６歲啊﹗......我對不起我老婆啊﹗我是自作自受﹐悔也沒有用了啊﹗....那年份﹐蘇北生活苦啊﹗我讓兒子去買點油﹐買點鹽﹐他卻把錢給搞丟了﹗我摔巴掌就把他打哭了﹐還不解恨﹐一把拎起他出後門－－屋後就是條河﹐往水裡一推﹐兒子哭喊着﹐嗆着往岸邊扑﹐這河本不深﹐我又一推﹐頭也不回地回了屋。....我千不該萬不該再推那一推啊!兒子一滑滑到水深的地方﹐等我把他摸到撈起來時....那是我大兒子啊!”漢子用拳頭捶着自己的頭﹐眼淚都出來了。
另外兩人﹐卻出奇沉靜地坐着﹐無聲地喝着茶水﹐仿彿沒有聽見也沒看見﹐父親卻有些慌亂起來﹐忙起身往那漢子面前的茶碗裡添水﹐嘴裡一迭聲地說﹕
“哎﹐哎﹐事情過去了﹐過去了﹐別想了﹐別想了﹐....那你现在...”
“老婆孩子還在蘇北﹐..農場裡國家幹部正在幫我把她倆遷到農場來。我不想回去﹐蘇北不易過啊﹗”
“那好﹐那好﹐團圓了好﹐團圓了好...以後就好了﹐就好了﹐”父親又是一迭聲地說。
第三個也开腔了﹐好像他們的話閘子同用一把鎖。
“我只怪自己不識時務﹐脾氣倔﹐認死理﹐跟錯了人。那時﹐我才２２歲﹐在蘇北黨校當通信員。黨校裡幾個頭頭常叫我送一包包東西出去﹐送了回來還給我一點錢。誰知道這是走私呢﹖”他抬起頭﹐看着我父親﹐說﹕
“事發了﹐他們吩咐我﹐不管怎樣不能說﹐他們會幫我。我還真的相信他們。把我抓起來後﹐我死咬牙關說不知道。上級說我態度惡劣頑固不化﹐判了重刑。我真不該聽信這幾個混蛋的話的﹐....”
父親沒吭聲。一時間﹐誰也不說話了﹐只低倒頭喝茶。
“走吧﹗”有誰說。三隻茶碗被晒黑的粗大的手認真地迭起來﹐小心推到紫沙茶壺旁。照例地他們說謝謝﹐謝謝父親﹐也鄭重地謝謝我﹔父親照例地說別客氣﹐別客氣﹐口渴了就彎進來喝口水﹐茶水都是現成的﹐又不是特意的﹐天天都這樣。父親還對一個說﹐等老婆孩子遷來了﹐千萬別忘記告訴一聲。那眼睛依然濕潤的漢子一連聲地說“一定﹗一定﹗”
......遠遠的三個小人影﹐沿田埂水渠拖鍬走去﹐
一剎時溶在了落照的銅色的光輝裡﹐ 又慢慢地顯出小不點的黑影。我站在那塊大田邊﹐赤腳將一塊翹出水面的土坷垃踩入水中﹐它立刻松軟下去﹐水有些溫熱﹐我再一腳深踩下去﹐深處的水卻很陰冷。
澳洲日報<新洲作協專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