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又参加了本地一些热心人举办的对该剧的讨论会，很有些感触。该剧确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成功作品，可评说的东西很多，我在此只想谈谈李鸿章，我知道，以这么短短的篇幅来谈这么复杂的一个历史人物，恐怕只能触及点皮毛。
俗话说：“盖棺论定”，李鸿章卒于一九O一年，距今已经一百又二年了，不仅棺早已盖上，而且墓木已拱，可是对于他的评价却始终争议非常大，莫衷一是。长期以来李鸿章被中国的各类媒体描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卖国贼，因为他签署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我心里有时不免发出一个疑问：李搞洋务运动，办工厂，建海军，富国强兵，按说总不是坏事吧，这不是与卖国相抵触吗？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开始之后又过了好几年，我才零星地读到几篇文章说李不得已签卖国条约的苦衷，以及他在洋人面前没有半点的奴颜婢膝，摆足了架子让洋人生畏的情景。这动摇了我对他的成见，增加了我进一步了解他的兴趣。我于是读了号称二十世纪中国四大传记之一的《李鸿章传》，作者是一代鸿儒梁启超。电视剧《走向共和》为李也做了翻案文章，但很快遭来“为卖国贼树碑立传”的指责。梁启超说得好：“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谓非常之豪杰矣……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李鸿章就是这样一个非常之人。
自李鸿章之名出现于世界以来，许多外国人把李鸿章看做中国独一无二之
代表人物，几乎只见有李鸿章，不见有中国。李鸿章的才干是非常出众的，梁启超作为李的同时代人，说当时五十岁以上之人、三四品以上之官，无一可望其项背。
李鸿章一生主要做了三件大事：第一件是跟随曾国藩剿灭太平天国，文人出身的李鸿章居然很善于指挥战斗，料敌如神，屡建奇功，从军十五年，几乎百战百胜，他对于属将，亲爱如骨肉，所以将士们都乐于用命。到太平军被平定时，他达到了他事业的顶峰，被朝廷封为一等伯爵，赏双眼花翎。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曾对李鸿章说：“我欧人以能敌异种者为功。自残同种以保一姓，欧人所不贵也。”可见李鸿章干的这件大事功在满清而不在我中华民族。
李鸿章做的第二件大事是办洋务。他因为有机会出访外国，故比其同僚更具有国际眼光，知道中国应该向西方学习富国强兵。他是具有爱国情怀的，然而他的爱国是与忠君混合在一起的。这位实干家身体力行办洋务，具体事项大致有二十六项，包括开厂开矿、建洋式炮台、建铁路、办电报局、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派遣留学生、建北洋水师等。但是他出国只是走马观花，并不深刻了解西方制宪国体才是富强的根本，加之受到传统道德和官位的束缚，故不敢去触动腐朽的专制体制，只学些船坚炮利之类的皮毛，结果专制体制处处对他掣肘，致使北洋水师在中日甲午海战中惨败。许多人认为他浪费了公幣，遂把洋务运动一概抹杀。这是片面而不公平的，因为甲午失败的主要责任不在他，而在慈禧太后；北洋水师只是洋务中的一部分，北洋水师的失败不等于整个洋务运动的失败。洋务运动为中国的近代工业和对外开放打下了基础，在这一点上李鸿章的历史功绩是非常大的。他是一个明白人，同情康党的维新，但是他的官位高，顾忌也多，不敢发挥其影响力助维新一臂，一受到掣肘，就缩回去，而不敢力争。梁启超曾建议他借担任两广总督之机拥兵独立，在两广推行新政。如果他敢于出头，是可以为中国再造新局的，可惜他绝无胆量跨出这一步，回答道“一代人只能干一代人的事。” 这正是他的悲剧所在。
李鸿章做的第三件大事是搞外交。众所周知“弱国无外交”，只有城下之盟。李鸿章何尝不懂得这点？他满可以称老称病回避，仍旧是出于忠君，他接受了这项吃力不讨好的差事。手中无牌，他只好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以夷制夷，短时或奏效，却也导致前门拒虎后门进狼，后患无穷。他签那些丧权辱国的条约，尽了最大的努力把损失减小到尽可能低的程度，尤其是八国联军之乱后签和约只是赔款没有割地。梁启超说人们积愤于国耻，就把怨毒发泄到李鸿章一人身上，假使这些人处于李的位置，他们的所为果真就能胜过李吗？想想如今的中国国力比满清时不知强过多少倍，中国政府还不得不对美国的霸权行径隐忍迁就，就不难理解李鸿章了。在一个专制制度下，一切都是最高统治者说了算，李鸿章只能在他命定的角色权限内行事，做些修修补补的工作。以那个时代的道德准则看，李鸿章的个人人品是不错的，忠心耿耿，鞠躬尽瘁，忍辱负重，临死之前一个钟头，俄国大使还催他签条约，临终遗言未提家事，只切齿说：“可恨毓贤误国至此。”国势难为，李鸿章在外交上是没有什么作为的。
有先哲说过：评价历史人物，不能拿他与现在的人相比，而是看他比他的前人多做了什么。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李鸿章一度是走在时代潮流的前头的，作为一个专制王朝的卫道者，他既有历史罪责，也有历史贡献，其爱国与“卖国”恰似一枚硬币的两面，这枚硬币便是忠君，所以他只能是时势所造之英雄，而非造时势之英雄，但是他至少不应该再被看作卖国賊。
发表于2003年9月30日《澳洲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