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海外华文文学的文化版图构成略述
当我们把审美文化镜头对准包括中国（大陆）文学在内的整个华文文学世界缓缓扫描时，一道道属于散居海外各地的华文文学风景线组成的文化景观，就会清晰地凸现在我们面前。参与构筑这个华文文学海外景观的诗人、作家则如星星之火，燎原于浩淼的星空，无论在北半球的欧美加、还是南十字星座下的澳纽，无论在西方的星辰月色、还是东方的文化星空。海外华文作家们犹如星光缤纷闪烁于辽阔的天幕，或以诗情画意让母（汉）语芬芳在回家的路上。尽管他们的文学成就宛若春兰秋菊，在艺术风格上也是争奇斗妍，但他们笔下的故国想象或异域风光的动人描述，仍然有着其共同的底色，潜藏其中的中华情结则在他们的文本世界中一脉相承。在某种意义上，又与中国本土文学共同汇合成气象万千的“大中华”文学图景。
如果说“海外华文文学”的提出（命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的话，那么，按照华人散居于海外各地的分布状况，以及不同地区的华文文学各具的独特性格和色彩乃至整体发展程度等方面观照，我们大致可以把海外华文文学划分成几大板块。从地理学的洲际视角看，应有亚洲华文文学、美洲华文文学、欧洲华文文学和大洋洲华文文学四大主要板块；从文化学的范畴和背景来看，应有西方文化语境中的华文文学和东方文化背景下的华文文学两大板块，后者以东南亚华文文学为主体，前者以澳美欧华文文学为阵地；若从文学气候和发展格局的视域明确细分和具体界定，应有东南亚华文文学、北美华文文学、澳洲华文文学和欧洲华文文学四个主要板块。由此可见，海外华文文学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流散写作现象和文学存在，与华人散居遍及世界各个角落紧密相关。
二、海外华文文学有别于中国本土文学的特质
海外华文文学毕竟有别于中国本土文学，盖其源在于其生成于异质文化语境中，即两者所处的文化背景、地理位置、作家自身身份等因素而形成差异性。由于空间位移所带来的深层文化原因，海外作家们所呈现的文本世界潜隐着诸多层面的各自不同的价值取向和美学观念。众多的迹象表明，海外华文文学中“异”的文化特质所构成的文学世界异彩纷呈，尤为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事实上，在海外华文作家作品中呈现出来的那种文化的‘混杂性’，在客观上已成为当前世界文学进程中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全球化语境中出现的文化文学的多样性。因为这些作品是介于两种文化之间的，有母体文化的特征，也有‘异’的文化质素，可与本土文化文学对话，也融合有某些世界性的‘话语’，有可能跻身于世界移民文学的大潮中，有助于中华文化文学走向世界。”（饶芃子语）只要我们进行新的理论阐释和探讨，或在相互参照中，就可能发现海外华文文学和中国本土文学两者之间，除了有某些文学共相和作为文学自身的特殊规律外，由于华族文化向外位移和流散于域外之后的创造性转换和重建，在文学形态和审美书写等方面具有自己独特的、有别中国本土文学的新质。基于以上思考，我们不妨以海外新移民文学为例，从共时态的横向关联上，就海外华文文学有别于中国本土文学的特质或因素加以对照探析，并寻找出其中带有启示性的价值意义。
特质之一：具备故土与新土的双重经验，尤其是域外经验，对生命和生存体验拥有更多层面的深切理解并格外动情，视野更见开阔，作品呈现出带有独特情调的另类色彩。
尽管经验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但人在域外，特定的经验对于这些华文作家却如个人心灵的漂流融入历史长河的潮汐之中。这种经验并不一定有固定的形式，甚至不必讲究任何形式，也能滋生出心灵的长度。更多的时候，这种经验像万物生长时暗藏的念想，悄然注入每个人的生命韵律，进入每个人的精神境地。它比现实更梦想一些也更沉重一些，它比梦想更现实一些也更朦胧一些。于是新移民作家对生命、对生存、对梦想的体味拥有更多层面的深切理解，现形于色，现态于行。当经验以母语的形式不断从心灵里漫溢出来，或者可以将人们引领到广阔的新天地，或者可以让我们看见到那遥远的去处。像高行健、卢新华、杨炼、北岛、严歌苓、虹影、桑烨等作家，本来在国内已有着相当丰富的人生历炼，也有过高质量的作品问世。流散于海外之后，即便时过境迁，但多少况味，连同过去的一切在心灵里留下的痕迹，便成为一种记忆，无论是欣慰或苦恼、还是微笑或疼痛，无形中都折射出自己难以忘怀的一段心灵史和命运史，也是对人类文明进程的一种形象反映和凝视。严歌苓曾这样说过：“侥幸我有这样远离故土的机会，像一个生命的移植——将自己连根拔起，再往一片新土上栽植，而在新土扎根之前，这个生命的全部根须是裸露的，像是裸露着的全部神经，因此我自然是惊人地敏感。伤痛也好，慰藉也好，都在这敏感中夸张了，在夸张中形成强烈的形象和故事”。[3]加之海外经验让作家们有机会将昨天与今天、过去与现在、祖籍国与移民国、东方与西方的方方面面形成比照、加以审视。他们一路走来，栉沐欧风美雨，品尝月缺星寒，涌动过念的起伏，闪烁过梦的幻灭，不禁五味迸出，声色俱下。其写作资源更为丰厚，题材选择更为多元，驾驭技巧更为从容，只要注入深沉的思考和独到的眼光，铺展的文字所架构的文本就显得更有厚度和纵深感，自然给人留下更多值得深思和再造想象的空间。如严歌苓的《无出路咖啡馆》、《女房东》、《人寰》等多部长、中、短篇小说，一直在海外新移民文学领域独领风骚，她以经验叙事方式创造性地推出一系列史与诗的张力营造的佳构，标志着新移民文学有着和中国本土文学相同而又有别的文学精神和质地。张翎的《雁过藻溪》、《望月》、《交错的彼岸》、《邮购新娘》等作品，无论是题材的拓展、还是心灵追寻的指向，无论是交错于原乡与异乡之间、还是对一代人命运的理性思考，不仅具有深刻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而且蕴含深远的文化意义。
特质之二：置身异域，中西两种思维方式的碰撞与交融，华文作家看待事物、思考人生和关注问题的视角更趋开放和冷静，海外华文文学日渐凸显出一种新品格。
无庸讳言，海外华文文学和中国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割不断，理还乱”的文化血脉关联，即同文同种的族群意识，文学观念和思维方式同样延续和传承了“五四”新文学的传统，还有作家内心一脉相通的文化意识诉求等等。但空间位移带来了社会环境的不同，华洋文化的交融混杂以及审美价值和文化身份的恍然转变，使得新移民作家的写作行为转化成文学的移植，因为移民不仅是身体或生命移植，也是文化的移植。跨出国门，置身异域，浪迹天涯，眼界开阔，身处多元文化、东西方文明碰撞的交汇点上，可以广览博采世界各种不同民族文化的精华来滋养、丰富和完善自己，具有生物学上的“杂交”优势。于是，立足于两种或多种文化的交叉边缘地带，在非母语的国度用母语来表达自身的文化诉求和精神寄托，让华文作家看待事物、思考人生和关注问题的视角更趋开放和冷静，这是同一时期国内作家有所或缺的。正因为如此，才诞生了像高行健的《灵山》这样的扛鼎之作，同时也产生了一些颇为深刻清醒且富有哲思性的重量级文本。例如，荷兰华文女作家林湄的长篇巨著《天望》，内蕴诸多生存况味和生命意味，其中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其文本更为重视人的个体价值对于自然的理性超越。女作家以人类自身的生存处境与自然天体的相互交织来叩询文明及寻求生命意义之所在。她视宇宙人生为认知存在的对象，企冀在宇宙之外寻找能超越存在的主体。她笔下的主人公弗来得，在贪婪和物欲、冷漠和恐怖的现实中，视金钱为粪土，坚守“人的最高特性是神性”，并渴求对上帝的虔诚和对人类的博爱去拯救世界，争取天国的大奖。而其来自中国的妻子荣微云，身居异域，即便衣食无忧，依然怀着生为渔家女时的神祗信仰，确信保佑她平安幸福的是海神。她需要有一个安定的家，一种实实在在的生活。这是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所体现出的文化差异性和特殊性使然。因此，从她的小说中我们不仅看到了欧洲的异国风情，看到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社会中的影影绰绰，看到离井背乡的生灵的血与泪，更主要的，在她所展开的生活图景和命运波澜中，我们更感受到一种理性的呼唤，一种充满爱和体恤的情感的冲击。这种高远的创作意向，显示了华文文学的一种新品格，也给今天国内文坛一种新的启示。
特质之三：面对国家政治、文化身份和自我认同的观念及在理解上发生质的转变，华文作家的整体心态更为自由，作品中既有自觉的“世界公民”意识，又有强烈的纪实性或自传性色彩。
在中西文化的界限日趋模糊的今天，要真正把握新移民的“自我”的本质和共性似乎变得越来越不可能。对他们而言，“自我”与“中国人”、“中国文化”固然有着深刻的联系，但其实质更多地显示为中西文化、传统与现实关系之间持续不断的互动、对话和调整。尤其是随着时间的嬗变，新移民在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获得提升之后，逐步融入居住国的本土文化，种族观念会越来越趋淡薄，并对“自我”和与自己关系一度最为亲近的文化传统给予重新审视和认识。一方面他们自觉地寻求生活的多元和变化，另一方面又企冀寻找一个可以诗意安居的精神家园。此外，随着新移民作家对生活的体验日渐丰富和深刻，他们关注视角的投向更为广阔，或从眼前返向过去、或由外在走向内心纵深处开掘，得以超越国家、政治、种族和文化的界限，对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性展开深入的思考和表现，摆脱了最初的肤浅和浮躁，重新赋予文学以人文关怀和深度模式，并对自己的文化身份有了更为理性的认知，“世界性”也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悄然地走向他们的意识深处，从而以更加开放的眼光和文化理念，以及更具包容性的胸怀对人类共同的命运加以关注和表现。这种带有世界性的文学具有独特的价值，是介于两种或多种文化之间的文学书写，在本土与他者、看与被看之间，以其另类特征而跻身于世界移民文学大潮中。我们从石小克的《美国公民》、《基因之战》等小说中，可以看到新移民在经历了多元文化价值观的较量与碰撞、排斥与吸引、融汇与扬弃的过程中，具有更加开放的文化理念和更为活跃的文化因子，从而生成更强的文化适应性。这种自觉的“世界公民”意识和生存经验，在严力、严歌苓、哈金、小楂、薛海翔等作家的文本里同样有着大量的尝试。《北美漂流》中的杨帆就时常以“世界公民”来定位自我。她跨国纵情游历，超越种族与人际，热衷于能够超越局部视野的文化混杂，以此来理解或观看现代社会里人类与个体生命存在的意义。这种“世界性”文化视野的确立，让新移民作家透过跨文化语境来构造笔下异国的故事。对于这种情形的认知和表达，是同期内中国本土作家所难以获得的，也是当代新移民作家比起他们同在海外的前辈华文作家最为突出的特色之一。
当我们在共时态中作横向观察，就会发现，海外新移民作家中带有自传色彩或纪实叙事的作品堪称铺天盖地，这是同期内的中国文坛甚为鲜见的一种“奇观”。即便是写故国生活题材的作品，也注入诸多自传性元素。最具代表性的有高行健的《一个人的圣经》和《灵山》，严歌苓的《一个女人的史诗》和《穗子物语》，虹影的《饥饿的女儿》，闵安琪的《红杜鹃》、张戎的《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等作品，他（她）们要么写自己曾经拥有的过去，要么写家族的历史，个人性、倾诉性、经验性成为其显著特色。至于纪实性写作，所占的比例则多不胜数。如旅居美国的沈宁，多数作品是纪实之作，《美国十五年——我如何闯入美国主流社会》、《战争地带——目击美国中小学》、钱宁的《留学美国，一个时代的故事》，等等。这些作品，重新释放了大写的“人”的生命能量，修正过于强大乃至于膨胀的国家话语对个人空间的挤压，使新移民文学成为一种个人话语占上风的叙事模式。其价值取向，我们不妨理解为他们试图在跨文化时空语境中，对于自我意识和个人价值的重构。
特质之四：不同历史境遇与文化语境构筑的“文学场”不尽相同。海外华文文学属于边缘性的第三文化空间，既对中国文化传统进行深刻反思和批判性重建，又为我们带来了一种新的叙事语言空间。
由于海外华文文学本身带有异质性、边缘性、混杂性等特点，又散布在世界各个不同地区，作家们呈现的文学文本千奇百怪，面貌不一，数量庞杂，质量参差不齐，以至于有些学者认为其文学价值不高，未能或不愿纳入学术研究的视野。其实，不同历史境遇与文化语境所构筑的“文学场”是不尽相同，且各有千秋的。或许，存在（在场）的就有其合理性。海外华人所建构的文学场，自有其本身的文学文化价值。借助流散写作和流散现象来加以观照，我们可以从一些优秀作家的文本世界里读出不同的滋味。因为在海外华人作家那里，笔下更多的是展示以华人生活为题材的文学图景。这种流散（写作），驱使华人作家们用中国文学传统、尤其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来唤醒自己的汉语创造力，从而在海外的“旅行”中再造了（re-in-vented）一个和海外（居住国）紧密相连的“文化中国”，即再造了一个自己心目中向往的精神家园。
如果说，我们把海外华文文学当成为独立于中华文化母体之外的边缘性另类文学场域，并称之为“第三文化空间”有其充分的自足性和合理性的话，那么，同是用汉语书写的海外华文文学，既不属于所在国的主流文学，又不同于本土原创的中国文学，而应是在超越了语言、族群、宗教、社会和国家体制后的多元混合体。以此推论，海外华文文学存在的重要意义，乃是其与中国本土作家书写的当代文学之间存在着本质异同，呈现出一种“前连互动”的互文式的对应和关联。从这个角度讲，海外华人作家的域外经验以及所构筑的文学场——第三文化空间，的确在他们的写作中显示出自身的文学特性和独到的影响力。从文学地形图上，将其置于和中国本土文学的联系比较，起码有两大方面值得我们注意。
其一是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深刻反思和批判性重建。由于面对着来自两大文化的挑战，一方面是新移民作家的特殊知识结构及其在国内成长的历程，对文化传统的批判意识已内化为一种经验或精神觉醒；另一方面是他们置身于异质土壤接受着另一种文化的洗礼，对身后传统的反思追问为他们带来重新认识自我和认识世界的契机。我们从卢新华的《紫禁女》、严力的《母语的遭遇》、严歌苓的《扶桑》、查建英的《丛林下的冰河》、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鲁鸣的《背道而驰》等作品中均能或多或少地看到新移民作家对中国文化传统进行批判和反思的态度，尤其是《紫禁女》，在这方面堪称为海外新移民文学提供了一个富有独特性的隐喻文本。“紫禁女”石玉这个人物形象身上，有着太多的象征意味和丰沛的再造想象空间。从紫禁城（封闭而古老）挣脱出来寻机打开自己走向世界（开放而独立），主人公的个体悲剧命运也是一个民族集体遭受的命运悲剧之象征。作家卢新华较之于同时代的反思文学作家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想得更深。他透过跨文化的眼光去观照和检视中国文化传统，融入自己在中西方积淀的切身感受和体悟，以其独有的视角和敏锐的触须，隐约传达出一种历史的纵深感和沉重感，反映了新一代华人移民从艰难跋涉到走向自我解放与拯救、提升与发展的曲折过程。可以断言，这是一部交织着浓厚意味的生命悲痛和文化情怀的力作。有人认为，这部作品是海外新移民作家在反思中国文化和时代命运方面所达到的新高度，是对中国当代反思文学的超越。
其二是为我们带来了一种新的叙事语言空间。海外新移民作家语言叙事空间的形成，主要体现在文本叙事策略与个性化话语的形成，充分反映了人在海外经历的跨文化经验，表明他们因空间位移之后，带来了新视角和新观念所引发的对世界进行重新思考的可能。如张辛欣自传体小说《青春遗址》、张戎《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杨瑞《吃蜘蛛的人：一份关于文革的个人记忆》、虹影《饥饿的女儿》、钟丽思《顽童的时代》、王小慧《我的视觉日记》、曹明华《世纪末在美国》等都是颇具代表性的文本。严歌苓的书写文本所呈现的那些淡雅柔和、淳朴委婉与异国风情的东方神秘并举的叙事方式堪称领异风骚。在《母亲与小鱼》与《失落的版图——告别母亲》中，以一种融入叙事而不着痕迹的笔法状写人生，表面看起来自由松散，如同信马由缰，一路走来却铺展一幅幅人性的画卷。如此体悟精妙之笔，既绵密细腻又步步为营，在一种开放却不露痕迹的语言环境中，探寻作为个体存在的多种可能性，蕴含着现代人的价值选择与精神取向的多样化。从写作视角来看，乃是以人类性的文化大视野，把个人忏悔意识和民族自省意识加以清醒的展示，开创性地对个人心灵自省、成长道路追寻、家族隐私披露和民族精神拷问等维度，进行历史的包括人的精神领域的一系列探究和反思的书写方式，为中国当代纪实性写作提供一个有力的参照。而个性化的生存观念和个性化的生命历程，需要个性化的叙事方式。体现在个性化话语风格的形成上，则与中国大陆纪实文学中的“大合唱式”的同声共音模式不同，其在叙事方式上更新了中国本土纪实性书写的话语模式，拓展出富有个人性和个性化的新的审美表现形态，为我们打造出另一种新的语言叙事空间。
值得一提的是，新移民作家尚有另一与中国本土作家明显不同的优势，即双语写作并行。由是记起德国汉学家顾彬在批评中国当代作家不懂外语的劣势，这观点固然值得商榷。但一个作家，如果能凭借其语言优势，游刃有余地穿行在双语或双重文化两个世界之间，肯定利大于弊。我们从老一代的林语堂、张爱玲等身上、从新移民作家中的高行健、严歌苓等那里可以看出，拥有了至少精通两种语言能力所带来的某种优势是不言而喻的。
三、澳洲华文文学的现状与发展趋势探析
澳美欧华文文学有一个共同点，即其发生发展的历史不太长，或者可以说很短暂，甚至无从查考。譬如只有两百余年历史的澳大利亚，因为年轻，本身积淀的文化显得单薄和稚嫩，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澳洲华文文学便可想而知。尽管澳华文学的形成轨迹，同样走过一段曲曲折折的、来之不易而令人难忘的里程，但真正属于澳华文学时代的到来，那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事实，即大批中国留学生/新移民涌入澳洲之后，因逐渐意识到生活在不同文明的夹缝中有一种不中不西的生存尴尬。在这种独特的历史境遇中，澳洲的华文文学才开始真正热闹起来，从混沌初开到无序单薄到初具形态，逐步形成自身的格局闪烁于南十字星空下。应该说，它刚刚浮出水面，刚刚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期待。诚然，作为海外华文文学大潮中的一脉激流或一道景观，澳华文学正积蓄着自己的生命活泉向新的世纪奔涌。有学者认为，这是文化认同危机的关切使然。
笔者曾以《寻梦与镜像》为题作为博士论文，就澳华文学在多元语境中所展示的“寻梦”流程和精神回廊中的“镜像”进行一番描述式的探析和解说。如果这能使更多的人从澳华文学所创生的“第三文化”空间更好地审视现状，洞察未来，去寻找出澳华文学的真实形态和文本形态的现代性进程，并清醒地意识到澳华文学存在着一个宽阔的处于中西文化交叉的边缘地带，从中去发掘和探索新思路新视角，也许会给澳华文学带来新的展开契机和可能。尽管澳华文学本身真正起飞的历程相当短暂，还处在不断完善和自觉运行的过程中，其深化和发展还有赖于澳华诗人作家们共同营造，也有赖于澳洲多元文化社会的有力支持，当然，更与当地华文报刊杂志等传媒的长足进展相依赖。对此，刘登翰先生在《澳洲华文文学丛书·总序》一文中从横向比较的角度一针见血地指出：
然而话说回来，东南亚华人经济的强势，使华人文化以华文教育和华文报刊为载体，得以延承和传播；而历来华人精英最为集中的北美地区，也使华人文化成为不可忽视的存在。相比之下，以新移民为主体的澳大利亚华人文化，缺乏这样的优势。这使澳大利亚华文文学的存在和发展，面临重重困难。一个最简单的事实是，缺乏财团支持的澳大利亚华文报刊，不仅少，而且时常难以为继。发表园地的严重缺乏，不仅缩小了华文文学的社会影响，也可能挫折作家的创作积极性。这是澳大利亚华文文学后续发展不得不面对的尖锐现实。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尽管澳洲的华文报刊不算太少，单日报就四份，而且集中在悉尼，其他的周报周刊在艰难的挺进中总处于一种“变数”的状态，一家夭折了一家又拔起了，遗憾的是真正让位给文学的阵地实在有限，这与社会高度商业化的运作机制有关。如果当地华文报刊能腾出更多的版位刊登文学作品和评介文章，不仅体现了对自身文化的真正重视，也能体现和尊重作家的追求与创造价值。如是，有了发表的园地，加上澳华文坛潜在着一支阵容可观、质素颇高的创作队伍，澳华作家的作品就会不断面世，甚至有可能出现精品，从而引起海内外文坛的高度关注。
当然，如果仅从外部环境和条件去分析还欠缺足够的说服力。对澳华文学的未来书写与趋势进行前瞻，还必须意识到澳华文学自身内部机制的运作如何更有力地展开。因为，我们没有理由不把今天作为再出发的起点，文学需要而且必须发展。因此，作为写作主体的澳华作家，必须重新对自身生存境遇进行审视和反思，然后蓄势待发，以一种自觉意识参与澳华文学的“革命性”进程，方能给澳华文文学带来根本性的变化和发展机遇。
首先，澳华文学应寻求突破创作中的瓶颈。这个瓶颈包括在生活意识形态、思维方式、价值判断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状态。说严重点，如何摆脱匠气和封闭性，是澳华文学创作中面临的瓶颈；如何因生活感性而漠视全球化时代下多元文化的丰富性所导致的价值取向的判断，是澳华文学创作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的瓶颈。这些致命状均在不同程度上制约澳华文学的整体力量与独特性的深入和形成。
其次，澳华文学必须呼唤和重建原创性。真正的文学作品无一例外地具有原创性。因为诉诸思想与情感的诗文，其本质和灵魂，唯有独创，方能独领风骚，傲视同群。如果作品铺天盖地，精品寥寥无几，那充其量是一种量变，对于澳华文学难以有一个质变的更新飞跃。边缘地带的宽阔，孤旅历程的独特题材，无疑有着许多空白或处女地等待作家们去填补或拓展。当然掌握世界的思维方式和艺术方式，依然需要根据作家自身的禀赋和气质择善而从，才能创造性地去拥有未知的世界，把原创性从形而下世界提升到形而上的精神向度上去。
再者，不断思考如何更好探求新路子新方式。这不仅是对写作和释意方式的重新探求，而是对自身生命意义的更深切追寻。这包括如何寻求大视野新角度，如何摆脱传统手法的数路进行文学的现代性综合创造，如何寻求文化身份和新认知，如何探索写什么和怎样写去建构一种新的叙事话语方式。意识到和未意识到这些面临的状况大不一样。置身其中能洞察其中，方能更自觉地超越自我超越一切局限和桎梏，既不重复别人也不至于重复自己，并对澳华文学的品质提升和未来发展起到真正而切实的推动作用，在朝向现代汉语的磨练和开掘中，真正参与并推进世界华文文学的发展进程。
由于全球化和移民现象的大幅度加速，再加上大众传媒技术的迅猛进展，包括本土中国文学大量写作在内的所有海外华文文学的地位和作用将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明显。“移民性的澳大利亚，在移民潮中生存发展；移民性的澳洲华文文学，也在移民潮中生存延续。”（张奥列语）是的，仅仅迈出一段不算太长步伐的澳华文学，既充满美丽的痛苦、也满怀艰难的梦想，过去的足音只能成为我们的追忆，未来的跫音将在远行中的游子脚下不断延伸。因为，它所走过的短暂而难忘的路程，不仅对于了解、关怀和思索海外华人的生活、现状和文化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而且对于海外华文文学乃至全球华文文学的了解、关怀和思索同样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余论：海外新移民文学提供给中国文学的思考与启示
无论从何种角度出发来审视海外华文文学、尤其是新移民文学，都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文学生长空间，也是当代华语文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生长点。从新移民作家所生产的大量文学作品，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个内容和风格多样化创作群体的成长，而且发现了其写作带来的有别于本土中国文学的特质等态势。尽管海外华文作家不可避免地因为诸多方面的限制尚感乏善可陈，比如有些作家因文学艺术修养薄弱或心理结构脆弱而导致后劲不足，甚或难以突破过多地依赖于母国的生活积累从事创作的瓶颈等，要架构出具有深刻思想意蕴和艺术新质的经典文本，尚需加强更为深厚的文化、生活、理论等方面的积淀。但从文学实验的角度观察，海外华文文学的生长空间有其独特的有利资源，以及多种选择和多向实验的可能。身处“第三文化空间”的海外华文作家，由于人在异域，时空观念自然和国内人有别，想象方式和看世界的视角自然不尽相同。加之在特定的异域空间有着相对自由宽松的文化环境和特殊的文学文化资源，只要其叙述指向人类的普遍性经验发掘，并走出潜意识里文化与传统封闭的屏障，就有可能培植出新的文学思想与富有创造性的种子。如果说中国本土文学目前遭遇到的是缺乏丰富多样的思想空间和世界性元素，那么，要让中国文学真正地步入世界文学的理想殿堂，海外新移民写作的确可以带来诸多新经验和新启示。
作为一种在跨文化语境中出现的历史性文学现象，新移民文学并非不能诞生大作家。在世界文坛上，历史已为我们诞生了索尔仁尼琴、康拉德、奈保尔、纳博科夫、昆德拉、大江健三郎等响亮的名字，并留下了他们各自独特的声音。事实表明，一个作家未必只有固定在自己母语中才能写出好作品，在异国非母语的环境中用母语从事写作并不阻碍伟大作家的登场。相反的，不同语言环境和文化氛围常常触发作家们对自己母体文化产生新的想象和新的思考方式，让身处边缘的作家拥有更多可资利用的创作资源。对于海外华文文学而言，新移民文学的浪潮方兴未艾。大批的海外作家，在坚守文学的同时其实就是坚守精神家园。他们的创作则丰富了整个华人文学世界。“移民作家的鲜明特色正是体现在他们游走在两种文化的边界，在社会责任与艺术诉求之间、在忠诚与背叛、抵达与回归的矛盾中挣扎徘徊。而我们的传统文学和评论，多是在固定的山川下写人事的沧桑变化，海外的作家却是要面对山川土地的巨变来写人的坚守，这显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陈瑞琳语）而这集中体现在跨国写作对传统写作的“挑战”。其拥有的机遇、潜力和亮点，恰恰是海外华文文学提供给中国文学最有价值的思考，也为新世纪全球性文化时空和电子传媒时代的文学创作与批评提供了一个鲜明的参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