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三月，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陈建功先生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来到悉尼。这是陈建功先生第二次以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身份访问澳大利亚。陈建功先生向澳洲华文文学圈介绍了中国文学现状，也考查了澳华文学。由于时间紧迫，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请陈建功先生谈一谈他对澳华文学的印象。为此，在陈建功先生率团返回中国之后的5月20日，我特别安排了一次专线访谈。访谈从澳洲当地时间2009年5月20日下午3点开始，为时40分钟。访谈由澳洲东方华语电台立江主持。
为了能让更多的华人了解陈先生以及他对澳华文学的看法，我们整理了这次访谈节目。由于篇幅所限，在整理过程中做了些删节。谨致歉意。
一、澳华文学印象
东：陈先生，我们很多听众都非常熟悉您，因为您是一位著名作家，一提到您的小说《丹凤眼》，还有《飘逝的花头巾》，还有您的电视剧《皇城根》，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的。陈先生，您可不可以向我们的听众介绍一下您对澳洲，对悉尼，对澳洲人，对华人，对我们华人作家等等的感受，好吗？
陈：好。我刚刚从悉尼回来，回来以后，我感觉大家的音容笑貌依然历历在目，我们悉尼的华人文学创作相当活跃，在悉尼感到了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早在几年前我也曾经去过悉尼，也对那里的华人作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虽然我对悉尼华人的作品读的不算太多，但是我还是读过一些作品，比如早期读过苏凯颐的报告文学集《天高任鸟飞》，王晓雨先生的散文集《人在澳洲》，他还有一部短篇小说《守墓人》。这次去又认识了我们澳洲悉尼华人笔会的会长钟亚章先生，也读到了他的一部长篇小说《活在悉尼》。
东：现在我们的电台正在播讲这部小说。
陈：当然澳洲还有很多很多优秀的作家和评论家，比如更早的，我们所崇敬的梁羽生先生，他在去世之前不久把他全部的手稿和一些书籍资料捐赠给了我所担任馆长的中国现代文学馆，所以我们对梁羽生先生也是非常崇敬的。包括现在活跃在澳洲的文学评论家张奥列，过去他在国内也是相当有名气的文学评论家，现在在澳洲也相当活跃。最近又有一个评论家叫郜元宝，应该说他在国内的文坛也是相当活跃的，评论得非常好，到了悉尼他当了悉尼大学孔子学院的（中方）院长。当然还有田地先生，过去搞过一段短篇小说，他写的电视剧在大陆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有一部电视剧叫《穷爸爸，富爸爸》，也有很好的反响。我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我觉得澳洲的华人作家他们对华文创作的热情，对祖国语言的执着，他们用语言来沟通华文作家和当地作家，中国文化和澳洲文化之间的交流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我回来以后仍然抱有一种非常敬仰的心情向他们表示问候和敬意。
东：我一定向他们转达。刚才听了您这番话语，我也感到很吃惊，您的工作这么忙，负责全国的作协事务，大事小事这么多，我们澳洲的华文文学偏于一隅，可是您对我们澳华作家的作品却是这么了如指掌，真的是令人敬佩。
陈：不敢当。中国作家协会最近也特别关注海外华文作家，包括香港、澳门、台湾，我们中国的作家，也包括海外的华文作家都在我们的关注之列，因为我们觉得全世界的华文作家应该联起手来共同推进华语文学的创造。
二、从作家到作协主席的角色转换
东：海外华文事业也是整个中国文化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陈副主席，以前您是一位专业的作家，现在您是中国作家协会的驻会副主席，是全职负责作家协会的事务，可不可以谈谈您这种角色的转变，您有什么体会？您现在还继续创作吗？我们真希望您能够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陈：角色的转换肯定会影响创作。我从1995年由北京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转到中国作家协会作为管理者之一。我当时在发奖会上开玩笑说，我当作家的时候，和现在当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的时候有三个根本不同的转变。第一个转变是，过去逢年过节是我们等着别人给我们送水果，送花篮，慰问我们。现在我们得带着水果、花篮去慰问那些作家们。第二个转变是，过去我们每个月是往银行里存钱，有稿费，现在我没有时间写作了，我就得从银行往外取钱花了。第三个转变是，过去颁奖的时候都是我们去领奖，当专业作家写作，得了奖要领奖，现在是我们给别人颁奖了。这三个转变概括了我们由一个专业作家向领导者转变的三个特点。其实归根到底就一点，就是我们由被服务者变成了服务者，我们本来是作家，别人为我们服务，为我们写东西提供服务，提供方便，现在我们成了作家协会的负责人了，我们就要为大家服务了，包括看望，发奖等等，都是在为大家服务，这是一个转变。这个转变当然需要一点牺牲，但是我觉得也不尽然。比如从1995年到现在，差不多14年了，应该说还有很多新的体会，当一个服务者、领导者感受和你光从事写作是不一样的，积累了十四年的生活体验，我期盼等到六十岁，我到年底就六十岁了，到我六十岁退休以后，我还可以有一些时间把我这14年的生活感受、生活感悟写出来。
东：您把您从事行政领导工作的这段时间并不当成一种负担，当您将来退休以后，这段经历又是您进行创作的一个生活源泉。可以给我们广大读者贡献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是这样的吗？
陈：是的。更多、更好不敢说，但是我是有感受和体会的，可以写出作品来的，但是否是更多更好，还要看读者的评判了。
东：陈副主席，我听说您现在还在记日记，是吗？
陈：对，每天都要把自己的感受记下来。
东：这是要花时间的？
陈：没有，一天一两千字而已吧。一两千字，在电脑上写，也就是半个小时的时间，每天半小时就够了。
东：这些资料将来都是您积累的素材，对吧？
陈：是的。
三、陈建功的早期创作
东：陈建功先生，您可不可以向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您生活的经历呢？我想您创造《丹凤眼》、《飘逝的花头巾》和您早期的经历是有关系的吧？我在游船上介绍您的时候，说您是当时在高中毕业以后成为了“地下工作者”，是吧？
陈：我在高中毕业的时候，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没有大学可以上，在上山下乡前夕，矿山到我们学校来招工人，我就到京西的煤矿当了煤矿工人。
东：门头沟是吗？
陈：门头沟，对，一直做岩石掘进工作。
东：就是在煤矿里的矿工，对吗？
陈：打眼放炮嘛。我在地下一直干了六年。
东：从事“地下工作”六年！
陈：后来矿上发生了事故，矿车把我腰给撞断了，撞断了之后，我养伤养了一年，然后再回到矿山，就不用下井了，在外面干点杂活。一直到1977年的时候，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了，1977年恢复高考，当时我在煤矿，就报考北京大学，1977年底的时候被北京大学录取，成为了我们恢复高考之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我在北京大学学了四年，到1982年分配到北京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我写作应该说在煤矿就开始了。真正成为一个由自己心灵深处爆发出来的一种情感来写作，那还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开始的，那时候就创作了《丹凤眼》、《飘逝的花头巾》，这都是在北大期间发表的。
东：您当时获得了文学奖。
陈：对，这两个作品都得了，连续两届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四、中国作协
东：您现在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的副主席，您是如何统领全会？有作家协会和分会，还有社会应酬等等方面的工作，您是如何处理的？您一定是很繁忙的，您是不是要经常加班呢？能不能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吗？
陈：中国作家协会的工作当然比较繁忙。我们中国作家协会一共有三位驻会副主席，毕竟我们还有个中国作协书记处，主要负责日常的行政工作，我们都有分工。我主要负责的是繁荣创作这部分内容。我们繁荣创作的方式有这样几种，一个是评奖，像鲁迅文学奖三年评奖一次，茅盾文学奖也是四年评奖一次，评奖主要是由我来筹办组织的。我们每年还要进行一次重点作品扶持，各地各单位作家把他们所写的作品申报到我这儿来，我带领一个委员会进行论证，给他们这些我们认为应该重点扶持的作品提供一些资金上的帮助。当然我们这边已经出版的作品中好的作品，也由我组织开研讨会，工作本身，行政工作本身并不重，主要是阅读作品量太大了。每隔两天就要开一个研讨会，两天都要把这本书读完，要发表我的看法和意见，在会上有好说好，有不足说不足，提出自己的看法。我觉得这个工作本身应该说行政工作量不大，主要还是阅读量比较大。另外我还分管兼任的中国现代文学馆的馆长这样一个职务。
东：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就是巴金倡议成立的，是吧？
陈：对。巴金倡议成立之后，我们又经历了几任馆长，舒乙先生退休后，就由我来接任馆长了。文学馆的管理工作也比较庞杂，但我们有个常务副馆长，组织日常管理，我主要提供一些方针性的意见，重大的事情由我来参与决策。
五、家庭和个人爱好
东：陈先生，采访之前我跟一些听众说了我要采访作家陈先生，他们都说太好了，一定要听。他们说能不能问点什么问题，我说你们想问什么呢，他们说能不能了解一下个人的情况，婚姻什么的情况等等。我跟他们说了，陈先生上次来了，我也见过，给你主持的欢迎会上也见到了您，知道您是非常地平易近人，他们很想知道这些情况，能不能向我们透露一点呢？
陈：我家庭很简单，父母都已经过世了。我母亲过去是北大附中的老师，教语文的老师。我的父亲过去在人民大学教书，后来到中山大学教书，是个经济学教授。我是1982年结的婚，我的太太现在从事文学编辑工作，是个编辑工作者。
东：也是从事编辑工作的。
陈：对，也出版了一些书。我们两个按照中国的习惯，规规矩矩地生了一个女儿，现在女儿也在美国读书。
东：在美国读书，一定很有出息吧？
陈：还可以，知道读书，现在正在读博士课程。
东：读博士，那一定很了不起。
陈：研究的是藏传佛教。研究喇嘛黄教。一家人都是读书人，做学问的人。父母都过世了，岳父岳母也过世了，就是我们三口人。我女儿在国外读书也就是每星期通一次电话，我跟我太太两个人各自忙各自的。每天都忙得很，每天晚上都是八九点钟才到家，才坐下来说说话，也很简单，没有什么更多的琐事，我的个人爱好，也就是游泳。
六、中国现代文学馆
东：您说得非常风趣幽默。谢谢您。陈建功先生，有位听众想了解一下，您负责现代文学馆，也是馆长，现代文学馆的建立非常有意义，这都是巴金的遗愿。一个是建立现代文学馆，另外，巴金还有一个遗愿，是要建立文革博物馆，是不是呢？
陈：是。
东：您对这两个馆有什么看法呢？可不可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交谈一下吗？
陈：巴金先生生前曾经给我们提出过两个遗愿，一个是现代文学馆，一个是文革博物馆。首先巴金给江泽民总书记写信，得到了批示，当时那个时候拨款量现在来看不大，当时是很大了，拨了一亿七千万，建立了现代文学馆。最近又拨了九千万，我们再进行第二期工程，第二期工程到今年年底竣工了，可以布展了。现在总体已经盖好了。现代文学馆成立以后，在国际上也很好的影响，国外很多作家来，看到现代文学馆都惊讶，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学博物馆了。每年除了基础设施一共投资了两亿五六千万以外，每年现代文学馆的拨款是一千七百万。
东：这么大资金量作为后盾。
陈：其中七百万是作为物业管理了，一千万是作为我们现在馆的所有资料都要数字化，以供专家们进行查询，就不用去翻手稿，根据我们数字化的照片和资料进行研究，这都是国家正在做的事情。
至于巴金先生另外一个愿望，关于文革博物馆的事情，我觉得会有时间来做的。首先据我知道，我们国家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个事情应该说党内党外一致认为这是一个民族的灾难，都觉得这是一个错误，是一个错误的运动。其中中国共产党有过一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经明确指出，这是在错误的路线指导下的一次“灾难性”运动，它是和共产党的民主作风，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都是违背的，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这些都是在党内和社会上一致公认的。我觉得建立这个博物馆，不光是建立博物馆的事情，它牵扯到我们全中国人民的注意力在什么地方的问题。目前我们的注意力是在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把国家建设好，建设得国富民强，是这么个注意力。目前，据我所知，我们文化大革命很多的资料工作、分析工作都在进行之中，包括我们管理人员也接到了一些文革中的材料，我们也正在搜集和整理之中，至于什么时候建，也许在我在世的时候可以看到。我觉得得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因为这个事情，我个人认为会把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别的地方来，转移到一些别的争论上面来。我个人理解，这个博物馆，巴金先生的愿望一定会实现的，但是什么时候实现，是要有个时间表的。应该这样理解。
东：感谢作家协会副主席陈建功先生回答了我们听众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巴金遗愿建立文革博物馆的事情。刚才陈建功先生做了非常肯定的回答，只是时机，只是早晚，一定会建立的。
七．澳洲华人和作家们
东：非常感谢您，感谢您中肯的回答。陈先生，在海外的华人，可以说是身在海外心向祖国的，中华文化也包括文学事业，也是我们应该传承下去的。
陈：我想就刚才的话题这样说下去，我们海外的朋友们，据我了解都是心向祖国的，心向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美好前景的。特别是最近我们国家在经济危机中表现非常不俗，表现得非常好，海外的华人也都是非常高兴的事情。我们海外的朋友们会接收到各种咨询的情况，有时候我从海外也经常收到各种不同的提问和疑问，有些提问很具体，有些提问也是因为一些误解，我都一一向大家解释了。我的观点就是说，大家可以往前看，看中国三十年来，不管发生了什么，不管对什么问题有什么征讨争执也好，三十年，我们中国的法制建设，中国的民主建设，中国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都在一步步向前推进。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曲折，遇到什么风波，或是有一些误会，都没有关系，我们只要看着中国是一点点向前进的。不管是内地的人也好，海外华人也好，都是在为之欣喜，为之高兴。我觉得这一点，我对海外的华人和作家们是抱有非常高的愿望的。
东：谢谢。刚才陈建功先生最后一番感人肺腑、推心置腹、语重心长的话语，我想对我们海外华人也是一种鼓舞和激励。时间过得太快了，耽误您这么多时间，但是我想我们的海外的华人听众真是受益匪浅。陈副主席，可以最后再用简短的话和我们听众朋友再交流几句吗？谢谢。
陈：好。我虽然离开你们的时间不长，但是我觉得我的心还留在了澳洲，留在了我们华人朋友中间，我上次在离开悉尼作家笔会的时候，我开了句玩笑，我说悉尼作家们有几大特点：第一，他们爱留影，爱照相。第一次照完了，他们第二天见面又说，我昨天拍坏了，拍错了，再补拍。我说还补拍，我开玩笑，大家都感觉很开心。现在看来，我仍然觉得回顾那段生活，留影还是太少了。不过你们的这种对祖国的炙热情感，对文学的真诚的热爱，给我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我相信不久的将来，不管你们回到祖国也好，或者我再去澳大利亚也好，我们还可以促膝恳谈，畅谈文学，畅谈人生，我们还会度过一段非常美好的日子。谢谢各位。
东：谢谢陈建功副主席，我以后会在电台继续朗诵您的作品，如果以后您有了新的创作作品的话，一定送给我，我一定在电台给您朗诵，好吗？
陈：好，谢谢。
东：再次代表听众朋友向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陈建功先生表示衷心地感谢，谢谢您。
陈：谢谢。再见。
录音文字稿由谭毅提供。陈建功审校修改，立江校订，田地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