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们，说好听一点，最有能量的时候，说不好听一点，最具有被西方世界利用价值的时候，是被中国政府关在监狱里，或者被软禁在中国国内，一旦他们出了监狱，尤其是出了国门之后，他们的能量和价值就一落千丈，久而久之就一钱不值了。当年魏京生要是坚持把监牢坐下去，诺贝尔和平奖十有八九是他的。后来被刘晓波夺去，并不是刘晓波对中国的民运有多大的贡献多独特的见解，全是因为他当时还在坐中国的牢，以殉道者的形象出现在西方的媒体上。其实，当年方励之如不躲进美国大使馆，他作为中国民运的精神领袖，也应是当之无愧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这只能说明中国的民主斗士们只有冲动的情绪，没有献身的精神，而对没有献身精神的民主斗士，中国政府是不怕的。
看似类似的事和类似的人，前几天又在北京发生了。中国盲人人权活动人士陈光诚成功逃进美国大使馆。陈光诚的遭遇是令人同情的，他本就是个需要社会关心保护的残疾人，由于他仗义执言，反对地方政府强制实行计划生育，地方政府用黑社会的手段迫害他。令人不解的是，陈光诚维权事件被国内外人权组织和媒体曝光，闹得沸沸扬扬时，中国上层领导们却听而不闻，任陈光诚继续被迫害。在中国这个有“法制”而无“法治”的国度，陈光诚别无出路，只有铤而走险了。
世界本来关注陈光诚的境遇，但自踏进美国大使馆那一刻，他的遭遇就不重要了。一个法律冤案就变成了政治事件，一个维权行为就变成了反暴政的举动，一个本来只是维护自己人权和为他人人权奔走呐喊的人，就变成了与政府政治理念不同的异议者，陈光诚也就成为象方励之、魏京生、刘晓波等人一样与政府作对的人了。或许，在中国政府的眼里，早在陈光诚维权事件被西方媒体采访报道后，性质就变了。而确实在中国政府看来，西方世界对陈光诚的关心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避难躲进外国使馆，这在近代中国是有传统的。清末民初，几乎所有被政府通缉或在权力斗争中失败的人，都毫无例外地躲进列强的公使馆。这是中国的悲哀，这是中国政府无能的表现。时过一个世纪，这样的悲剧依然时不时地发生，这也只能说明是中国政府的不是。不是之一，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基本权利得不到法律和政府的保护，他们只能学习历史的做法，寻求外国使馆的保护；不是之二，中国政府已经失去了人民的信任，他们更相信外国人能够保护他们；不是之三，中国政府对同样违反法律非法进入外国使馆的人毫无办法，无力维护国家的主权。当然，现在的中国毕竟已不是百年前的中国，那些避难外国使馆的人也明白，所以都是选择逃进美国大使馆，而不是其他的西方国家大使馆。
明白人都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也只有面对美国，中国政府做事还有点顾忌。反之也一样，美国政府面对中国，做事也要考虑再三。与中美两国其他大事相比，陈光诚逃馆事件毕竟属小事。中国政府对陈光诚本人没有太大的不良看法，他至少目前还不是极端的反政府异见人士，何况又是个残疾人，很有可能放他一马，只要找个合适的台阶。美国政府也不会像其他西方民间组织和媒体那样，逼中国政府太紧，欲速则不达。毕竟中美关系是大局。
真正争取中国人民的人权和民主是一回事，西方某些组织和媒体积极地摇旗呐喊又是另一回事，因为二者出发点不一样。与其说西方世界关心的是中国人的人权与民主，倒不如说它们更关心共产党政权何时垮台，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许多原本很单纯的反贪污反腐败维护人民权利争取大众利益的事，西方世界一插手就变成政治事件，很遗憾地夭折的缘故。
